高欢之所以纠结起义和暴乱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真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度怀疑史学家或者业余史学爱好者解读历史伟人的高度和能力。比如对始皇帝的解读，他们有那个高度和深度吗？
惠子曾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这句话可以简单化理解为：你不是鱼，岂能知道鱼的快乐呢？
延展开可以理解为，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揣度或指导或想当然的以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进一步嫁接，可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联系在一起，当作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座右铭。涉及到官场或职场，甚至可以借鉴为：不要简单理解主官的决定合不合理，正不正确，而要把控主官做出这个看上去明显不合理或者非常合理的决定的思维逻辑。因为你不是他，你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从短期看，也许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放到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许因为你格局不够，或者没有设身处地的原因，限制了你的眼光和高度也不一定，不是吗？
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军事家相比，看待事物的标准和角度很多情况下是背道而驰的。当事人和旁观者同样如此，感受不同，决定就不尽相同，结果自然大相径庭。西汉早期有位政治评论家名叫贾谊，他的一篇《过秦论》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其中的中篇有这样一段评论：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这话听上去颇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马后炮，或者是战后总结战场经验的参谋人员。嘴上说的叭叭的，实际与事实相去甚远。纸上谈兵那货叫什么来着？
生活当中人们也习惯于说一句：如果我是他，一定会如何如何。你若有这种想法，那你一辈子只能活在假设中。因为从来没有一个靠假设别人的作为比照自己想法的人能够成功。比如被历代文化人诟病的“焚书坑儒”，真的错了吗？
秦始皇为什么要将自己花大价钱请回来的“一众饱学之士”坑杀了呢？除非他是疯子，或者意识到了某种针对大秦帝国的巨大威胁而采取的断然措施。
如果他疯了便不做讨论，神经分裂连现代法律都免于惩戒。说说他何以在清醒状态下干这种既不讨好，又不能泄愤的蠢事呢？
公元前213年和214年，秦皇下令焚毁书籍，坑杀犯禁四百六十余人。这两件事不是同一年发生的，前因后果《史记》里都有。再说，本身也没烧多少书，真正有用的书籍都流传了下来。
高欢或者说是夏天，曾经将自己设定为当时的始皇帝，将心比心的暗自发问，那样的情况下，自己会不会如始皇帝一样所为？结论是：会！
试想，一个刚刚统一了六国的君王，整个国家亟待休养生息，涵养民力，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天之下不服管理，不尊秦帝国法律的六国之人大有人在，甚至意图复辟者亦不知凡几。始皇帝的身体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能够继承自己宏图大业者在他眼里可谓后继乏人。这时候，有几个双手不沾阳春水的酸腐文人整天在耳边瞎BB，提出的见解不是幼稚可笑，就是目的不纯。为了不留下一个残杀有识之士的恶名，始皇帝一直忍着。但博士们却因为始皇帝没有采纳他们的高明理论心怀不忿，试图将秦国用万千生命换来的锦绣江山给毁了，他不杀你杀谁？他不挖坑埋了你埋谁？
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六国？六国是那么好统一的吗？国土统一了，民心归顺了吗？认同秦人的统治吗？从文化的角度讲，齐国、楚国、赵国的文化底蕴相较于秦国深厚得多，两千年之后的中国依然沐浴在上述几国产生的文化阳光之中。秦始皇曾经希望六国的这些博士为大秦的发展出谋划策，可得到的结果不是徐庶进曹营，就是要求始皇帝推行自家的学说，还有满世界不服王化的游侠方士四处游说要复辟六国。依法治国的秦国，怎么可能容忍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左右大秦帝国的走向？
贾谊一介儒生，岂能体会始皇帝的心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包括始皇帝推行的郡县制，两千年后不也还在实行吗？相比较分封制之类的政治制度的弊端，不把江山分封给子女的秦始皇，才是真正的“无私无我只有天下”的君主，德才配位，他就应该是始皇帝！舍他其谁？
贾谊之流被汉文帝重用之后，首先推举“儒家理论”治天下。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搞的那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何尝不是私心过重？
始皇帝心目中的天下，不单单是土地，还有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什么是仁？有时候妇人之仁是“仁”，惩罚罪恶更是“仁”。贾谊不能贯通。
其他人怎么看不重要，高欢自己认为，中华大帝国当由大秦帝国开始，此前三千年的历史都是大秦帝国的铺垫。此后两千年的历史当中，只有汉武帝、唐太宗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先生三位后辈勉强算得上没怎么给始皇帝丢人。其他历代君王，简直呵呵了。所以，他很想找机会去始皇陵看看，看看这位把三皇五帝当作笑话的狂傲君王能不能给他一些启迪。
贾谊出生于汉高祖七年，即公元前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享年33岁。少有才名，汉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鲁迅称贾谊的文章为“西汉鸿文“。
汉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商人就成了贱民，以后会愈演愈烈……
从贾谊受人排挤被谪为长沙王太傅这件小事来看，简直就是一介毫无手段的弱鸡文人。这样的人体会始皇帝心怀天下又睥睨天下，虽亿万阻力不能阻挡前进脚步的冲天豪气，岂是他可以感受其中万一者？所以说，《过秦论》是一篇难得的文人看了以后觉得不错的好文章，但对真正的开国君王来说，毫无价值。
秦二世而亡，错不在始皇帝，更不在严苛的大秦律！错在嬴政死得太早了！连一个纠偏的机会都没给他留下。以始皇帝的胆略和智慧，与时俱进的修改国策以及调和大秦律当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秦统一六国后的那段时间，就不是一个施行仁政的国情，只有严惩峻罚才能保持国家稳定。
高欢一直纠结于这些认识，又不能拿来与人讨论，很为之难受。由陈胜吴广起义，到针对始皇帝焚书坑儒的评价，沿引出来的就是“六镇起义”的定义。如果说六镇起义是“起义”，那他会加入起义军对抗朝廷。如果是暴乱，他会帮助朝廷剿灭乱民。如果是有野望的政治家，他必须将“六镇之乱”作为契机加以利用，让其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大而化小，也意味着他要不要杀了眼前的阿巴泰、拔胡、乌都等人。杀了，简单，几秒钟的事。不杀，怎么利用这些人把破六韩孔雀和拔陵钓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