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冬日的细雨绵长得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抽泣，雨丝中夹杂着冰冷的惆怅。头发蓬乱的黄松穿着肥硕而陈旧的棉衣，从检票口逆流而上。尽管他客气地对每一个人说“请让一让，谢谢”，但还是没人让他半分。拥挤的过道里，男男女女都一脸疲惫地往前挤，担心错过远行的列车。用了七八分钟，黄松才艰难地从人群中逃离。十五年过去，他不知道回家的列车已经改在另一个车站。十三年前，黄松曾经故意放慢脚步，等待回家那趟列车在轰鸣的汽笛声中远去。当“您乘坐的列车已经停止检票”的声音传来时，他长出一口气，在车站广场兜一圈后又默默离开。现在，归心似箭的黄松却无法从这个车站顺利抵达故乡。
九年前，这个城市修了一个新车站。
黄松从车站广场一路小跑来到街上，手里的车票被捏得皱皱巴巴。一辆出租车疾驰而来，他使劲地挥舞着手臂，生怕司机看不见。跳上车后，他对那个络腮胡司机说，师傅请开快点，否则我就赶不上回家的火车了。司机看都没看黄松，对着对讲机吼了一句：“看样子这天是要下雪咯。”黄松扭头看了看窗外，觉得这不像是要下雪的天。不过，他也不知道城里下雪到底是什么样子。关于雪的记忆，黄松记得的还是站在故乡的山顶眺望天地之间的一片苍茫。
出租车的速度不慢，但黄松总觉得还可以更快。离家十五年来，现在的黄松比任何时候都想回到故乡的老屋。这种情绪来自前几天获知的消息。一个星期前，社区民警在登记外来人口时发现黄松没有身份证，便敦促身份证丢失已经半年的他补办。黄松不想回到在记忆中空缺十五年的故乡，但他又与那个凋敝的村庄切断了所有联系。他想把资料寄回老家找人补办，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熟悉的人。后来，在民警的帮助下，他终于查到村支部书记的办公电话。这个电话让黄松刹那间被悲伤和绝望笼罩，也让他想马上要回到曾经生活了十七年的山村。村支部书记还记得黄松，电话一接通他便急吼吼地问：“你还活着呀？”
黄松“嗯”了一声。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
黄松没吱声。
“你爸十年前就被你气死啦。”
黄松差点哭出来：“你说什么？”
“你妈三年前也被你气得瘫在床上啦。”
黄松一愣，号啕大哭。
“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没想到你真的还活着。”
村支部书记还想说什么，但被黄松鲁莽地挂断了。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他不顾周围往来的人群，肆无忌惮地仰天长啸。半晌，他突然收住哭声，然后是一长串令人窒息的沉默，仿佛整个城市都停止了呼吸。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黄松在漂泊了十五年的城市茫然地行走。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村支部书记的话不断地在耳边回响。当天晚上，黄松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二十五分钟后，出租车顺利从一个车站到达另一个车站。拉开车门后，黄松捂着胸口一路狂奔，最后一个冲过检票口，风一般跳上即将关门的火车。上车后，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火车便在汽笛声中缓缓前行。用了好几分钟，黄松才疲倦地在第八排第六号坐下来，争分夺秒带来的紧张情绪慢慢平静。
车厢里人头攒动，各种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而密闭的噪音储藏室。黄松旁边坐着一对中年夫妇，看样子与对面的两女一男认识。他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好像在说老家村子里的一桩见不得人的风流韵事。听了半天，黄松才明白他们说的是某家女孩未婚先孕，举办婚礼当天因为挺着大肚皮不好意思见人，其父便让儿媳妇代替女儿完成仪式，结果儿媳妇与未来女婿情投意合假戏真做，一桩喜事变成一场闹剧。在五个人嘎嘎的笑声中，黄松成了一座孤岛，木然地坐着。他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好像就发生在十五年前自己生活的那个村子里。
火车已经驶离市区，窗外是萧瑟的田野。干枯的树木，刚从褐色泥土中冒出的麦苗，泛黄的枯草。风一吹过，漫山遍野都飘飘忽忽。一切都很熟悉，一切都很陌生。偶尔有座孤零零的小山一晃而过，引得黄松扭头瞩目，直到它在轰隆隆的车声中消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天空中开始飘舞着雪花。黄松的思绪一下便回到十五年前，想起那个大雪封山的夜晚。那场大雪的记忆让他终生难忘。埋藏在心底的往事一层层泛起，泪水在黄松的眼眶里慢慢沉积，最终顺着脸颊默默滑下来。
2
十五年后，黄松孤独地坐在回家的列车上，脑子里全是十五年前逃离故土的记忆。那时候，他才十七岁，在镇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成绩谈不上好但也不差。尽管整个冬季都被阴冷笼罩，但是千禧年即将到来的喜悦依然让村子里的年轻人欢呼雀跃。从天南地北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光鲜亮丽地走家串户，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谁家的儿媳妇漂亮，谁家的女孩找了个长得帅气又有钱的男朋友。孤独的黄松看着这一切，就像在看冗长而乏味的电视剧。
腊月二十三那天，几个在外打工的老同学约黄松在镇上的小酒馆里过小年。他本来不想去，但待在家里又十分无聊。参加聚会的有刚刚辍学打工半年的张晓波、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跑江湖的陈正涛和在广州一家电子厂当领班的王科，他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和光亮的皮鞋，搂着花枝招展的女朋友在黄松面前谈笑风生。刚坐下来，黄松就感到氛围不对，全身上下不舒服。他们一个劲儿地聊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再关心读书的事，甚至只字不提童年那些令人回味无穷的往事。每隔几分钟，他们都会与自己的女朋友旁若无人地做出亲昵的动作，让黄松感到十分尴尬和刺眼。
张晓波、陈正涛和王科口若悬河地吹嘘大城市里的美好生活，体面的工作、高额的收入、在KTV唱歌的痛快和刺激。王科刚说到泡妞的事情，他的脸就被身边的女朋友掐了一把，这个话题便在哄笑中结束，然后举杯喝酒。聚会的前半段，黄松坚决拒绝喝酒。但是，当同学们的夸夸其谈让他越来越感到烦躁时，不知道在谁的怂恿下他悄然地喝起来。后来，当他醉醺醺地往家赶时，才恍惚想起第一口酒下肚的苦涩和灼热。
参加聚会前，父母对黄松千叮万嘱，不准喝酒抽烟，天黑前一定要回家。但是，他直到晚上九点才醉醺醺地往家走。乡村的冬夜弥漫着雾气，零零星星的犬吠从黑咕隆咚的山坳传来。黄松拨开在冷风中飘绕的迷雾，摇摇晃晃地走着。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气喘吁吁地站在院子门口。熟睡的老狗只哼哼了一声，便对着黄松欢快地摇着尾巴。他拍了拍它的脑袋，蹑手蹑脚地钻进屋子。父母的屋子里还亮着灯，他不敢惊动他们。
躺在床上，黄松全身酸软头痛欲裂。
这个夜晚的相聚，给黄松的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是来自三位老同学描绘的花花世界和炫耀的西装、皮鞋和手表，而是他们对读书的贬损。在杯盘狼藉时，黄松听见王科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们车间有五六个大学生，都被我管得服服帖帖。”
已经成为装修公司项目经理的陈正涛接话说：“我初中都没读完，依然能当上项目经理。”然后，他又对张晓波说，“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是辍学的打工仔，外面的世界不认这一套，只要努力就有大把机会。”
张晓波嗫嚅道：“这几年大城市里的确是天地广路子宽，只要努力干都会出人头地。”
黄松没说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一股强烈的灼烧感从喉咙蔓延到胃里，呛得他咳嗽咳得后脖根子上青筋暴起。
夜越来越深越来越静，仿佛整个村子只有黄松一个人。虽然他双眼紧闭，但是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几个小时前在小镇酒馆里的场景。他努力抑制自己，不去臆想大城市的美好生活和困顿的前途。在昏昏沉沉中，他开始无聊地对比三个老同学的女朋友，她们的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唇，以及各种各样的表情，像照片那样一张张闪过。最终，黄松还是觉得王科的女朋友最漂亮，不仅脸蛋好看，性感的身材也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是，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又开始纠结人生选择的难题。
三位老同学关于读书无用的言论在黄松心里形成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如一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让他不得不直面山村的凋敝和家庭的困境。这个偏远的村子，教育十分落后，几十年没有出一个大学生。当黄松考上高中后，羡慕的声音中不乏冷嘲热讽，大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读高中，因为终归考不上大学。虽然黄松的父母为儿子的成绩感到骄傲，但是他们心中有数，儿子上大学的机会十分渺茫。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周末回家后，黄松偶尔能听到爸爸妈妈悄然地谈起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黄松明白，自己读书给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这些年来，靠卖猪肉、花生、小麦和大米获得的微薄收入，仅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和黄松的学费。当那些孩子没有读书的家庭靠着儿女在外挣钱修建起二层楼房时，黄松一家人还住在低矮的土坯房里。以前，黄松对于这些仅仅是看在眼里，昨天晚上聚会回来后便堵塞在心底。他开始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许外出闯荡也是一条出路。
这个念头就像潮湿而凛冽的空气那般缠绕着黄松，使得他骨髓里都渗着焦躁的寒意。气温越来越低，山风如刀般削在每一个人的脸上，天空似乎在酝酿一场大雪，小小的村子完全被阴沉套住。迷茫的黄松完全没有心思学习，每天在荒芜的田野上走来走去。羊肠小路纵横交错，弯弯曲曲地交织着，勾勒出一种奇怪的图形。他埋着头，仿佛在循着地图的指引寻找某种改变命运的宝藏。
第三天，黄松打定主意放弃读书；第七天，他决定悄然出逃，不告诉任何人。
大年三十，蓄谋已久的雪终于落下。早上起床后，雪花便在空中恣意飞扬，安静地落在黄色的泥土和干枯的树枝上。这场雪来得看似在情理之中，但又有点令人措手不及。吃过午饭，整个村子就完全被积雪覆盖，四顾之下一片刺眼的白色。从下午一两点开始，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年夜饭，被积雪包围的烟囱里冒着缕缕炊烟。父母忙着准备饭菜、打理清洁，黄松心不在焉地坐在屋子里，脑子里想着什么时候离家以及到底去哪里。他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每天都想飞出牢笼，但是真正把门打开后，广阔的天空又让他不知何去何从。
暮色慢慢降下，鞭炮声零零星星地响起。黄松从遐思中回到现实，仿佛听见有人扯着嗓子眼说“瑞雪兆丰年，明年挣大钱”。他打了一个冰冷而疲倦的哈欠，确定刚才那个大嗓门就是住在村子东头的王科。他磨磨蹭蹭地来到堂屋，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爷爷奶奶和二伯一家都已坐在桌子上，他们热情洋溢地招呼着黄松，叮嘱他过年就不要学习了，一年之中总要休息几天。黄松木讷地笑了笑，呆呆地坐着。父亲在院子里摆弄鞭炮。一连串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后，全家人开始了这顿年年岁岁都雷同的年夜饭。每个人都感到欢欣，说了很多笨拙而真诚的祝福，唯独黄松沉默着扒拉饭菜。
吃过晚饭，屋子又安静下来。爸爸妈妈盯着那台陈旧的电视机，看着淡如白水的联欢晚会。黄松沉闷地坐在卧室里，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敲打着窗户，搅扰得他心神不宁。突然，他想出去走走。
大年三十晚上，白雪封山，夜色如水。黄松推门而出，沿着院子外的小路缓缓走着，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积雪很厚，一脚踩不到底。自由延展的乡村小道，牵引着这个迷茫的小伙子走向不知名的方向。黄松边走边想，自己到底应该去哪里才能闯出一番天地，像张晓波、陈正涛和王科那样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半个小时后，黄松不知不觉地爬上村子的后山。这是村子里最高的山，仿佛一座沉静的人物雕像，宽厚的肩膀上耸着一颗硕大的脑袋。村里人喜欢把那颗脑袋形容为凳子，闲暇时喜欢爬上这个巨大的凳子眺望远方。这个白雪皑皑的夜晚，黄松踏着鞭炮声来到凳子上。放眼望去一片苍茫。不过，在混沌之中，黄松的心里却是一片清朗。他终于明白自己将要去向何方，北京成为最好的选择。
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工厂密集的南方打工，从未听说有人在北京。黄松不想去南方，他不想重复别人的道路，他不想在陌生的城市遇见熟悉的人。所以，他希望到北京闯荡，到经常在电视上看见的大城市追逐自己的梦想。然后，他张开双臂紧握拳头，朝着朦胧的远方大声呼喊：“北京，我来啦。”
声音穿越苍茫的夜色，一缕一缕飘向远方。
从山顶回到家后，黄松还没来得及关好门窗，便听见了密集的鞭炮声。他知道现在时间是十二点，新的一年已经来到。每年春节，十二点时村子里就会沸腾起来，鞭炮声仿佛要将盖在村子上面的天空炸开。黄松站在窗前，透过锈迹斑斑的铁栏杆看着天空中闪烁的火花，心里荡漾起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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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像一头眼神浑浊的老黄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奔跑，累得大口大口地喘白气。黄松趴在桌子上睡了一觉，醒来时外面的雪花早已不见踪影，但依然是一片冬日的萧瑟。他问了旁边那个神色倦怠的男人，才知道火车刚过南阳。黄松半天都没有估算出南阳到家还有多少公里，但他明白现在只走了一半路程。
回家路很漫长，就像当初离家的路一样。
千禧年第一天，黄松在凌晨离开了万籁俱寂的山村，一步步走向远方。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摸了摸安睡在院子里的老黄狗，头也不回地走了。黄松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因为他无法忍受分离带来的哭泣和泪水。但是，他不知道雪地里深深的脚印会给含辛茹苦的父母留下多少伤痛。来到小镇车站后才深夜两点半，唯一一趟开往县城的汽车六点才出发。雪已经停了，但风吹在脸上好像可以刮去一层皮。黄松安静地蹲在路边，心里一直在规划自己的未来。三个半小时里，他给自己制订了严苛的计划，如果混不出名堂，这辈子坚决不回家。在黄松的眼里，出人头地的标准就是像王科那样在工厂里当个小领导，或者像陈正涛那样当个包工头，回家过年时穿着时髦的衣服、带着漂亮的老婆。
从小镇到县城，然后转车到市里，第二天傍晚时分黄松才买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正月初四那天，他终于筋疲力尽地来到梦寐以求的北京。不过，从双脚落在偌大的城市那一刻起，彷徨便围绕在黄松身上。他分不清东南西北，找不到地铁出口在哪里。没有像样的学历，没有谋生的手艺，黄松像只迷路的蚂蚁在高楼大厦之间徘徊。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即便头破血流也只有一路向前。
两个星期之后，当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差不多快用完时，走投无路的黄松只得选择在一家餐馆打杂。这家藏身在小巷子里的餐馆不大，吃饭的人基本上是漂泊在北京的外来务工者。虽然那条悠长的巷子总是遍地垃圾，但是餐馆的内部环境还不错。老板是河南人，五年来一直靠着餐馆养家糊口。他对机灵、勤快的黄松很满意，发工资时总是背着其他员工悄悄多给两百元。
安定下来后，黄松曾想过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不过，思来想去后还是无奈地放弃。他能猜到电话打通后对话的内容和结果，他们无非是苦口婆心地劝自己回家读书，然后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争吵。黄松不想听见父亲的咆哮和母亲的哭泣，因为自己内心早已断了继续读书的念想，一心只想混出个样子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多次拿起电话又放下，矛盾一直持续到春节。
春节前两个星期左右，餐馆的生意便冷淡下来。腊月二十六那天，老板带着妻儿回老家后，餐馆便正式停止营业。发过年钱时，老板特意多给黄松发了八百元，叮嘱他给父母买点礼物。接过钱时，黄松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告诉老板今年过年自己不回家。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如王科那样体面，收入也没有陈正涛那样多。是否回家过年成为黄松年前最痛苦的思考，最终还是决定明年再回。
2001年的春节黄松过得孤零与落寞，独自一人窝在出租屋里看电视，看到腰酸背痛眼冒金星后就在大街小巷里穿梭。拥堵与嘈杂的城市，似乎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一路走过去，车稀人少，店铺大多关门歇业。这让忙碌了一整年的黄松极不习惯。在一条幽深的巷子里，黄松看见一条黄狗夹着尾巴慢悠悠地走着，蓦然想起一年前离家时那条喂养了九年的老狗温顺地看着自己，泪水情不自禁地落下来。
整整二十天假期，黄松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他想念家乡，却不想回去；他牵挂父母，却没有勇气给他们打个电话。
开年不久，黄松便着手寻找第二份工作。他要找个更体面的工作，他要找个更能挣钱的职业。两个月后，黄松到一家电器公司做销售。在黄松看来，这次应聘有些侥幸，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但那个肥头大耳的营销部经理居然同意自己入职。回到出租屋后，他兴奋得手舞足蹈。看着窗外一幢幢耸立的大楼，他神情严肃地发誓要干出成绩来。但是，事与愿违，三个月试用期结束后，他失去了这份工作。虽然黄松有些失落，但是他对公司的决定并无怨言。离开公司那天，找他谈话的还是那个越来越胖的经理。他耸耸肩膀说：“如果我不辞掉你，我就会被老板辞掉。”
黄松颤巍巍地说：“明白。”
三个月时间，黄松的业绩在团队里最差，尽管他想尽了办法踏破了客户的大门，但是依然没有签下一笔单子。灰溜溜地离开公司后，他倒在床上蒙头大睡。可是，起床后内心的沮丧并未消散。而且，这种打击带来的消极情绪持续了大半年。
九月中旬，连续在几家公司经历了应聘、试用和辞退之后，黄松终于在一家地板销售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主要是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与销售相比，维护客户关系要轻松得多，至少没有经济指标的考核压力。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黄松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几乎没有客户能挑出他的毛病。
黄松现在的月收入比以前略高，年终奖也比在餐馆打杂时领得多，但是这一年因为好几个月都在飘荡，整体收入还不如第一年。这让黄松回家过年的愿望成为泡影。年初时，他计划带着一笔不错的收入，回家给父母一个惊喜。遗憾的是，囊中羞涩的黄松只得像去年那样，独自待在陌生的城市回味着童年的年味。小时候，他每年都会穿着新衣服，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到亲戚家拜年。
唯一的安慰来自幻想，黄松认为明年应该可以体面地回家。按照现在的月收入，加上一笔不错的年终奖，明年可能是他来北京打工后收入最多的一年。不过，春节后刚上班没几天，残酷的现实便击碎了黄松美好的幻想。老板觉得地板销售利润太薄，准备改行开餐馆。听到老板要开餐馆后，黄松的情绪十分低落，他不喜欢餐馆的工作。不过老板也没有给黄松机会选择，直接辞退了他。
再次失去工作的黄松比以前平静很多，他已经不再惧怕寻找新的工作。短短两年时间，他前后在七八个公司工作过，发现每个公司的人员流动性都很大，对失业已经见怪不怪。黄松逐渐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也愿意接受命运的挑战。接下来的十三年里，他在不同行业和各个单位兜兜转转，艰难而又顺利地生存了下来。横在黄松面前真正的障碍，是十五年来从未返回过故乡。在那个贫瘠的村子里，他成为莫名消失的人。整整十五年不见人影，所有人都认定他已经死了。
4
黄昏时分，火车已经来到安康站，停留三分钟后又马不停蹄地飞驰起来。黄松知道，三四个小时后他便能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故乡，看见那座孤独而又骄傲的山。他已记不清十五年前到北京时是否走过这条路线，但此刻的心情却与当年完全相同。有些忐忑，有些不安，有些期盼火车长出翅膀直接飞到终点站。黄松歪着脑袋望着窗外，陌生的乡野不断进入眼帘又瞬间消失，干枯的树叶和光秃秃的远山与故乡的景象重叠在一起，牵扯着他的神经。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电话，黄松会一直沉溺于对故乡的回味与幻想。
黄松觉得电话号码有些熟悉，但又想不起到底是谁的。他正琢磨电话是谁打的时，一声哭泣和呼唤便如一颗炸弹炸得他支离破碎。一个老人在电话里说：“松儿呀？”
“妈……”黄松的泪水决堤而下。
“松儿，你还活着吗？”
“妈，我还活着，我在和你说话呀。”
“松儿呀，你啥时候回来？”
“妈，我在回来的路上了。”
“松儿呀，还有多久能到家呀？”
“妈，我马上就到家了。”
黄松无法抑制巨大的悲伤，仰头号啕大哭。
十五年后，黄松与妈妈刚说几句话便泣不成声无法言语。他不知道，电话那端的母亲把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泪水哗啦啦地流淌。片刻后，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黄松听出来了，是村支部书记。他嚷嚷着：“你别哭啦，快点回来吧。知道你还活着，所有人都高兴着呢。”
黄松挂断电话，哭泣慢慢停下来。突然，他想起支部书记刚才的话，心里一阵莫名的慌乱。黄松的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当自己出现在院子里时，全村老老小小都前来围观，院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家争相对自己品头论足。他非常清楚，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来打听自己赚了多少钱，或者是否结婚生子。这样的情形曾经多次出现，当某个年轻人打工几年回家后，人们都会集中起来七嘴八舌地讨论。只要穿得时髦并且带个女朋友，一定会赢得羡慕的眼光。
火车的速度似乎越来越快，窗外的一切都是一晃而过，无法在黄松的脑海里留下印象。
黄松问刚好从过道经过的服务员还有多长时间到终点站，那个声音甜美的女孩说：“最多半个小时。”黄松说了声谢谢，默默地望着窗外。他盘算着，下火车后坐一个小时大巴车便能到达小镇，然后走大半个小时乡村小道就能回到家中。那么，两个小时后，黄松就将接受村里人的检阅。这让黄松感到惶恐。在外漂泊这么多年，他没有多少积蓄，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三十多岁了还孤身一人。离家越近，黄松越觉得自己可能是全村活得最糟糕的人。此刻，他想起十五年前那个满地积雪的凌晨，混不好就不回来的誓言还在心底回荡。
十五年来，黄松一直没有回到故乡，的确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好。这种誓言如一座孤傲、冷酷和荒芜的大山。黄松无法翻越，也没有能力将它推倒。他只能沉默地站在山的一边，想象着山那边的风景。
离开家乡第三年，黄松重新在餐馆找到熟悉的工作。但是，一年下来没有存多少钱，依然不敢回家过年；第四年，他在一个工地当监工，收入还不错，但过年时又不想回家；第八年，他在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卖房子，刚刚入行没有经验，缺钱的他又选择在城里孤独地过年；第十三年，他进入房屋中介公司，但随着市场的萎靡工作越来越开展，他又没有心情回家过年；第十四年，他从普通业务员做到片区经理，收入和职位都有所改观，当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时，他已经忘记了还需要回家过年。
十四年来，每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无论黄松在什么地方、抽什么烟、穿什么衣服和吃什么饭菜，他都会在十二点来临之前想起离家出走的那个夜晚。那一声坚定而悠长的呼喊，透过泛黄的岁月从记忆深处穿越而来，在心底卷起巨大的回响。这种回响与现实的窘迫交织在一起，引发的共振把对回家的念想震成飘在异乡天空的粉末。
第十五年，时间不是春节，也没有任何人敦促，黄松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父亲去世留下的遗憾，母亲病倒在床带来的焦急，如一根巨大的绳索紧紧地勒住他的脖子，使劲地把他往千里之外的小山村拉。
一个半小时后，黄松从那辆污迹斑斑的大巴车里钻出来，站在十五年前离家时的车站。旧日的景象不复存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狭窄的街道两边耸立起了楼房。冬日的黄昏暮色沉沉，小镇的街道冷冷清清，如果不是几丝寒光从楼房里射出来，黄松感觉不到这里真的有人居住。
夜色仿佛一瞬间从天空倾倒而下，天说黑就黑了。黄松一声长叹，迈着蹒跚的步子朝回家的路走去。
5
这条路很熟悉，他曾经多次往返；这条路很陌生，他已十五年没有踏足。
原来的泥土路已经变成水泥路，两边土地上种满了各种树木。手臂一般粗细的树木掉光了叶子，突兀地站立在夜色里。漆黑之中，他叫不出那些树的名字，只能回忆着曾经麦苗葱茏的景象。两天一夜的奔波让黄松极度疲乏，但藏在鞋子里的两只脚却充满力量。它们匆忙地交替着，把黄松沉重的肉身带向生命出发的地方。
走过一个山村，翻过一个小山坡，黄松终于回到自己所在的村子。站在天鹅绒般的夜色里，他远远地望着那座孤独的高山，再次想起那个雪花飘飞的大年夜。十五年前的呼喊再度在心底回响，但此刻他已毫无顾虑，急切地想回到母亲的身旁。山脚下就是黄松的家，低矮的土墙房子被夜色淹没。天空散发出寒冷的星光，他依稀看见家里亮着。灯光十分昏暗，若隐若现。黄松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明白那是母亲在等待消失十五年的儿子。
一股热血在黄松浑身上下涌动，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不知不觉地，他居然跑了起来，行囊在背上左右摇晃。从水泥路分叉后，黄松已经很难在黑黢黢的夜晚看清荒草丛生的小路，只能望着远处微弱的灯光凭着模糊的记忆往家跑。转过一个小弯便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慌乱之中黄松一脚踩在路边的野草上，整个人顿时向前倾斜坠入深不见底的漆黑中。他紧紧地抓住背包，毫无反抗地一路滚下去，直到掉进约有三米深的坑里。
半晌，黄松才缓过神来，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什么东西刮伤了。从泥坑里爬出来后，黄松放慢了脚步，战战兢兢地走在熟悉而又陌生的小路上。
距离越近，灯光越亮。灯光越亮，黄松的心情就越激动。当他站在院子里时，听见屋子里有人在说话。他不想猜测与母亲说话的人到底是谁，一边敲门一边说：“妈，我是小松。我回来了，你快开门呀。”他忘了村支部书记的话，母亲三年前就已瘫倒在床，根本无法走出来为他开门。
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后，门吱呀一声开了，苍老的二娘出现在门口。她说你是小松吗，黄松说是我。二娘又说，你总算回来了。说着，她低垂着头悄悄抹泪。黄松说二娘别哭，我回来了。然后，他径直往里屋钻。当他看见母亲斜靠在床头泪水长流时，咚的一声跪在地上。黄松说：“妈，我回来了。从此以后，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陪着你。”
“回来就好……”喜极而泣的母亲已经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十五年的悲伤和期盼突然转换成巨大的幸福，她感觉这像是在做梦。她说：“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她伸出干枯的手想要抚摩儿子的脸庞。黄松站起来靠近母亲，伏在她身上哇哇大哭，声音如一条老狗被打断双腿后的嚎叫。
这个夜晚，黄松不顾旅途的劳顿，站在母亲的床前看着她幸福地进入梦乡。
黄松已经决定不再去北京，外面任何地方都不去，就在凋敝而宁静的村子里陪母亲终老。从第二天开始，他开始收拾家务，给母亲做最好吃的饭菜；他开始翻耕荒芜的田地，补种农作物，希望来年能够丰收。有太阳的日子，他就把母亲抱出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说那些以前觉得枯燥无聊的家长里短。
从妈妈的口中，黄松得知了这个村子十五年来的变化。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加起来还剩下不到二十个人，几乎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残疾人。即便是老人，平常都在镇上陪孙子孙女上学，周末和放寒暑假才回来。村里的小学早已因为学生人数不够无法正常开课，孩子们都集中到镇里的学校读书，留下来照看孩子的人都在镇上租房子陪读。
母亲的牙已掉光，说起话来口齿不清。她慢慢地说，他耐心地听。黄松看着杂草丛生树木葱茏的村子，张晓波、陈正涛和王科三个人家的房子几乎难以看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问道：“张晓波现在怎么样？他有几个孩子？”
“上次听说在湖北打工，具体也不是很清楚。周末他妈要回来，你去问问吧。”母亲说，“波娃有三个娃儿。前面两个是女儿，后来又生了个儿子。”
“最大的娃娃应该都读高中了吧。”
“他结婚晚，大女儿才上六年级，二女儿上三年级。最小的那个儿子，他带到外面去了。”
“王科去年过年回来了吗？”
“王科的父母都死了，他好像有几年没有回来咯。”
冬日的暖阳金灿灿的，母亲眯着眼睛看着黄松，突然话锋一转：“你都三十二岁了，怎么还没有成家？”
黄松没吱声。
“有没有女朋友？”
“本来有一个，后来又分了。”黄松想了半天才这样回答，其实他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这些年来，他与几个女孩交往过，但都还没有进入恋爱阶段便无疾而终。
“过几天，我托媒给你介绍。”
“妈，不急嘛。”
“三十二岁了，你不急我都为你着急呢。”接着，她又叹息地说，“不过，现在的人都在外面打工，村子里好像都没有年轻女子了。”
“陈正涛呢？”半晌，黄松突然问道，“这段时间你从来没有说起他。”
“他死了好多年咯。”
“死了？怎么死的呀？”
“我听他妈说，在外面包工程亏了，欠了一屁股账，被讨债的人砍死了。”停顿片刻，她接着说，“他死后第二年，老婆丢下两岁的女儿嫁给莫家村的李海林了，听说又生了一儿一女。”
黄松看着太阳下荒芜的田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很想大哭一场，但悲伤的情绪始终像淤泥那样堆积在心底，激发不出一声哭泣和一滴眼泪。
没事的时候，黄松经常独自一人来到父亲的坟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不说话也不哭泣，就那么沉默地看着被青苔和荒草缠绕的坟墓，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那张朴素而又严肃的脸。每次，黄松从父亲的坟前离开后，都会顺着弯曲的山路爬上村里那座最高的山。站在巨大的石头凳子上，他神情凝重地眺望着远方，十五年前的呼喊像洁白的云朵，从记忆深处翻越群山飘过来，巨大的回响将他紧紧地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