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公元前156—公元前87），即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之子，16岁时继承皇帝位，在位54年（公元前14O-公元前87）。他统治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
从胶东王到汉武帝
刘彻公元前156年生于长安未央宫猗兰殿，他的生母是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人王仲之女，名臧儿，早在汉景帝做太子时就被选入宫中，后来被封为“美人”。公元前153年汉景帝封刘彻做胶东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赐封，刘彻又是汉景帝的第二个儿子，本无做太子、更无做皇帝的可能。可是汉景帝的薄皇后没有儿子，于是，汉景帝于公元前156年立他宠爱的栗姬的儿子刘荣做太子。薄皇后于公元前151年被废，本来该栗姬当皇后，然而汉景帝有个姐姐刘嫖，被封为长公主，经常在汉景帝面前出主意，汉景帝对她十分信任。当时刘嫖有个女儿，与刘彻年龄相仿，长公主刘嫖有意将女儿嫁给刘彻，就尽力想把刘彻推上太子的位置，于是在汉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栗姬于公元前15O年失宠自杀，刘荣也被废为临江王。汉景帝又根据长公主的建议立王美人为皇后，刘彻也被立为太子。刘彻做太子时受到太子太傅卫绾的教诲，卫绾是个儒生，因此，他的儒家思想也影响着刘彻。刘彻幼年又喜欢文学，年纪不大便能作赋。这些经历与他后来推崇儒术及重视文才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是为孝武帝，史称汉武帝，由于年纪尚小，无力控制朝政，出现了他的生母王太后和祖母窦太后争夺权力的斗争。窦太后想让她的侄儿窦婴主持朝政，而王太后想让她的同母兄弟田蚡主持朝政。结果，窦婴做了丞相，田蚡做了太尉。窦太后提倡“黄老无为”思想，而王太后支持卫绾、田蚡的儒家思想，这就必然与窦太后发生矛盾。建元三年，窦太后强令孝武帝把信仰儒家思想的大臣赵绾、王臧打入监狱（后来两人自杀），连窦婴、田蚡也被免职。在窦太后的淫威下，汉武帝只好忍气吞声。但是少年的汉武帝很有主见，而且有旺盛的精力和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立即重新任命田蚡为丞相，开始了独立执掌政权的时期。
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中央集权是汉武帝一生活动的宗旨。而削弱地方势力，集各种权力于皇帝一人是最基本的，也是当务之争。因此，汉武帝继位不久就从政权上着手，收归权力于中央。
当时最难解决的就是王国问题。汉初，刘邦平定了异姓王的判乱，但同时又分封了大量同姓子弟为王，这同样造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以致汉景帝时出现了“七国之乱”。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努力，汉武帝时期，诸侯王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以控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严重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因此，汉武帝决定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令推行“推恩令”。即诸侯王除了由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这样就使侯国的地位与县相当。“推恩令”颁布后，诸侯王纷纷把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王国的直接辖地缩小了。武帝以后，王国辖地只有数县，地位与郡相当，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王朝相抗衡了。王国封地愈来愈小，已经名存实亡。汉武帝又派人监督诸侯王国，一旦抓住把柄，立即予以打击而废除。如此，以各种名义被除国的不下1O人。元鼎五年，汉武帝又利用“酎金事件”，把已经没有多大权力的诸侯王狠狠地打击了一下。按照汉制，皇帝每年都要到宗庙主持大祭，叫做“饮酎”。所有参加祭礼的诸侯王，要奉献助祭的黄金，称为“酎金”。“酎金”要有一定的份量和成色。以前，各诸侯王都偷工减料，以少充多，以次充好。元鼎五年八月的祭礼中，诸侯王们又如法炮制，企图蒙混过关。不料汉武帝早有准备，使他们的伎俩原形毕露。汉武帝利用这件事削夺了1O6位王侯的爵位。此外，汉武帝还利用诸侯王无后代的办法，废除了一批王侯。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措施，汉初遗留下来的王国问题被汉武帝解决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对如何加强皇权，削弱相权想了不少办法。丞相是秦代官制，汉代沿用。表面上看，丞相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实际上是整个政权的负责人。皇帝在宫廷内接见大臣，处理国政，称为“内廷”；宫廷之外的事，都由丞相掌握，称为“外廷”。汉初的丞相大都是开国功臣，如萧何、曹参、陈平等，皇帝尊敬他们，百官更是恭敬从命。没有大过，丞相是不得更换的。因此，汉初的丞相都是终老相位，这势必会分散皇帝的权力。于是，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为了在“外廷”削弱丞相的权力，必须在“内廷”加强皇帝集权，逐步将“外廷”的权力转移到“内廷”来。于是，汉武帝从贤良文学、上书言事的人以及现任官吏中选拔文才出众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让他们出入宫廷，随侍左右，参与大政。又任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一切文书、奏章、政令，都由内政官吏掌握，而丞相只能承旨顺命。这样就使“内廷”的作用大于“外廷”，丞相的地位和权力大为削弱，汉武帝开始独揽大权，亲自过问一切。
在政治上集权的同时，汉武帝又开始在军事上进行集权。汉制规定：男子自傅籍之年至56岁期间，服兵役两年，称为“正辛”。一年在本郡，另一年屯戍京师。在地方上，军事上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率本地的士卒，进行军事训练。皇帝发派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在京城驻有南北两军。北军守卫京师，士卒多由三辅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从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二军军力都不大。按照这种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京城无重兵，这无法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必须扩充中央兵力，建立由中央随时调遣的军队。
元鼎六年，汉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常驻京师及其附近。七校尉兵都统一于由中尉属官中垒令演变而来的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八校尉属北军系统，每校兵力约数百人至千余人。宫廷中皇帝的仪卫称为“郎”，也是一支武装力量，由郎中令率领。建元三年设期门军，约千人；太初元年，设羽林军，约7OO人，这些兵力也由郎中令率领，属于南军系统。期门、羽林军后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汉代名将多出于期门、羽林，可见它们在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地位。八校尉和期门、羽林军的建立，使京师军力得到加强。
到了元封五年，汉武帝已年届五十，在国内外成就了许多文治武功，就在他晚年时，又采取了一项重大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决策。即把全国除三辅、三河和弘农郡外，分为冀、青、兖、徐、扬、荆、豫、盖、凉、幽、并、交趾、朔方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没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辖郡国，考察吏治，惩奖官员，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刺史在年底返回京师报告监察情况。汉武帝任用一批执法苛严的官吏，依靠他们狠狠地打击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
征和四年，汉武帝又设司隶校尉，率领官徒捕捉巫蛊，监督奸诈之人。后来又监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职权与刺史相当。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作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的几位皇帝都信奉“黄老无为”思想，就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过多地打扰农民。到了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是继续推行道家的“无为”思想，还是改用其他思想来统治人民就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汉武帝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对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和“无事无欲”的淡泊生活很不习惯。相反，对儒家的学术思想有浓厚的兴趣，他要进行政治上的大一统，也只有儒家能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汉武帝逐渐有了以儒家思想作为汉王朝指导思想的想法。为此就需要搜罗一批推崇儒家思想的人才。
建元元年十月，汉武帝签发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谏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又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为此，朝廷设置了管理上书事务的公车司马令，称为“公车上书”。诏书下达后，上千件议论朝政的上书从全国各地送到了京城长安。通过上书言事，董仲舒、主父偃、徐乐、严安、朱买臣等思想家、政治家都成为汉武帝倚重的人才。与此同时，汉武帝还任命崇信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其中虽出现过像窦太后打击儒家思想的事情，但汉武帝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建元五年，汉武帝又下诏设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提高了儒家经书的地位。
元光六年，汉武帝再次下诏，命举贤良之士上书对策。一时间，很多读书人上书应诏，其中儒生董仲舒的上书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少年时代就攻读《春秋》，曾做过荀子的学生。汉景帝时，他当了博士，收了许多学生。董仲舒曾刻苦研读过儒家经典，相当深入地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能把儒家思想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汉武帝时，他写《天人三策》，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儒家哲学思想和尊君的政治思想。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天命是可畏的，国家治理不好，上天就降下灾难来谴责、警告世人，世人如果不知反省悔过，天下就要败亡。因此，人君必须“勉强行道”，这就是“天人感应”学说。他又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提倡儒家的“礼乐教化”，用儒家的“礼乐”教化百姓。为此，他提出在国都长安设立太学，在地方上设立各类学校，用儒家经典培养人才，教育百姓。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希望汉武帝坚持不变的天道，在此基础上，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确保永恒的封建秩序。他又根据《公羊春秋》立说，提出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因此，他建议，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其他各家学术思想一律摒弃禁止。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窦太后死后，汉武帝任命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不学儒家五经的太学傅一律罢黜，排斥黄老等各家思想于官学之外，又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使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此，它不断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武帝就不采用法家的“法治”思想了。相反，他执法非常严厉。汉武帝知道，只依靠法治是无助于巩固封建统治的，而仅有儒家的德教，封建国家也无法实现统一和强大。因此，他采用的是儒表法里的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相适应的，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巩固和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
整顿财政发展农业
汉初的几位皇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聚积了大量财富。到武帝时，生产继续发展，经济繁荣，但汉武帝连续发动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使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国家几十年的积蓄几乎用尽了，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汉武帝曾被迫下令，百姓可以用钱买爵位，罪犯可以用钱赎罪。但这种救急措施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财政危机的根本问题。元狩四年，汉武帝重用桑弘羊、东郭威阳、孔仅等大商人主持财政工作，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特权，统一货币，穻盐铁，建立均输、平准制度，抑制商业活动，以此来稳定农业生产，扩大财政收入。
汉初以来，货币质量低劣，而且私人铸币也被政府允许，市面上货币轻重大小不一，各地郡县各不相同，货币不统一，折算困难。这就破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制度，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汉武帝即位后曾铸三铢钱来代替以前的半两钱。同时禁止私铸，盗铸者处死，但盗铸之风不减。三铢钱通行一年多以后，又恢复使用半两钱。元狩五年，又下令停止半两钱，开始改用五铢钱，使货币的实际重量与币面文字一致。元鼎四年，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郡国以前所铸的钱一律取消。政府又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锺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新钱质量高，又有严令加以保护，因此盗铸者无利可图，从而使币制稳定下来。汉武帝就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统一了货币，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
除了统一货币外，汉武帝又实行了穻盐铁和均输、平准法。
穻盐铁，就是实行盐铁专卖，穻盐就是在产穻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统一发卖。穻铁是在产铁区设置铁官，统管开矿、冶炼和铸造三个环节，对铁的质量、产量、规格、产值，定出一定的标准。煮盐冶铁及其贩卖，全部收入归官府，私人不许经营。全国设置盐官的有二十八个郡国，三十六个县；设置铁官的有三十九郡，四十八县。盐官和铁官统属中央的大农令，各地盐铁官吏多为盐铁商人担任，盐铁专卖政策是由孔仅和东郭威阳等人制定的，他们本人也是大盐铁商人，这样既发挥商人所长，又有法律约束，有效地保证了盐铁专卖政策的执行。
盐铁专卖虽增加了国家收入，但不久就出现了质量问题，卖出的盐都是苦的，铁制工具价高质劣，引起百姓的不满，汉武帝一怒之下，撤了孔仅的职，任命桑弘羊为治栗都尉，统管大农令的事。桑弘羊建议向各郡国派遣均输官，把各郡输送中央的贡品，除部分供应京师需要外，其余的运到行市最高的地方去销售，把卖得的钱上交中央。这样，既消除了运输的不便，又减少了大量运费支出。桑弘羊又建议在京城设置平准官，专门收罗各地的货物，按照京城市场的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贱则买，从而平准市场价格，国家的收入也增多了，这种方法叫做“平准”。
盐铁专卖和均输、平准法的实行，使中央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的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物价不致暴跌暴涨，百姓的赋税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大大增加了。这完全符合汉武帝的重农抑商思想，起到聚敛财富的经济作用和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除了以上抑制商人的措施外，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打击大商人的政策，就是算缗和告缗。元狩四年，汉武帝开始实行“算缗钱”。规定：商人、高利贷者的资本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百二十钱，为一算；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每四千钱纳税一算；商人乘坐的轺车，每年抽税二算；普通人的轺车，每年抽税一算；船长五丈以上者，每艘收税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没收资财，罚戍边一年；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其土地和童仆。元鼎三年，汉武帝又下令“告缗”，就是告发商人隐匿的实际财产，告发者可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资财。一个商人只要被告发属实，立即被捕入狱。在这次告缗中，中等以上的商人几乎全部被告发，政府没收的财物数以亿计，没收的奴婢成千上万，没收的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许多商人因此而破产，受到沉重打击，但是政府的财富却大大的增加。通过算缗和告缗，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作用。
在进行财政方面改革的同时，汉武帝也加强了对农业的管理。无农不稳，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因此，汉武帝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良，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西汉的水利事业很发达，汉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汉武帝时，各地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使灌溉和航运都有了很大改善，保证了农业稳定发展。
汉武帝时最重要的水利工程是治理黄河。历史上，黄河曾多次决口。元光三年，黄河在瓠子决口，经巨野泽南流，再通往淮河、泗水后入海。遭受大灾的达十六郡，良田被淹，庄稼被毁，百姓流亡。汉武帝下令立即堵塞决口，但由于丞相田蚡从中阻挠，使黄河泛滥达二十多年，直到元封二年，汉武帝亲巡决口处，并命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背土木，亲自参加堵塞工程。经过这次大规模修治，黄河水终于被制服，以后8O年间没有大灾。
汉武帝晚年时，号召全国官吏和百姓，把注意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上来。公元前89年，他任名著名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管理农业生产。赵过推行代田法，改变了过去的休耕的耕作制度，使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代田法在全国推广很快，提高了农业产量。另外，赵过还创制了两种新农具，耕地用的耦犁和播种用的耧车。两者可以结合使用，是一种耕、播结合的复合农业机械，而且使用起来既轻巧又便利，生产效率很高。生产工具的改进，使牛耕和铁制农具的使用得到普遍推广。汉武帝时，牛耕和铁农具已传播到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使汉代的农业生产出现一次巨大的革命。
抗击匈奴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迁徙，有少量的农业生产。汉初，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在首领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族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统治区域，东自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与羌相接，向南延伸至今晋北、陕北一带，与汉相接。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左、中、右三部，自己居中，左、右两部由左右贤王分领。
战国末年以来，匈奴就不断南侵。汉高祖时，发生了“白登山之围”。之后，西汉政府被迫与匈奴和亲，开通关塞，每年给匈奴很多馈赠，但仍无法阻止匈奴南犯。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国力有了很大增加，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抗击匈奴。于是，汉武帝决定狠狠打击匈奴奴隶主。
元光二年，汉武帝派马邑人聂翁壹出塞，引诱匈奴进占马邑，汉军三十余万埋伏近旁，企图一举歼灭匈奴主力，匈奴兵1O万入塞，中途发觉汉的诱兵计划而退却。此后，匈奴多次大规模进攻边塞，汉军也多次反击和进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
元朔二年，匈奴入侵，汉武帝派卫青、李息出兵云中郡，在河套地区大破匈奴军队，俘虏数千人，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汉在那里设朔方郡，并修缮了秦时的边塞。同年迁民1O万，边务农，边守卫。元溯年间，匈奴连年入侵，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沉重打击了匈奴军队。
元狩二年，汉武帝命霍去病领兵远征匈奴。霍去病从陇西出击，过焉支山千余里，歼敌8OOO多人，杀匈奴二王，缴获了匈奴的祭品金质佛像。同年夏，霍去病又与大将公孙敖出北地塞外2OOO余里，直到祁连山，斩获匈奴3万余人，迫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4万余人归汉。西汉王朝在其故地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不但隔绝了匈奴与羌的联系，还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使双方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变化。
元狩四年，一场决定匈奴命运的战争开始了。这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率1O万骑兵，近1O万匹马负载辎重，几十万步兵殿后，分道北征。西路卫青军从定襄出发，在漠北击败单于，歼敌1.9万人，一直攻打到今蒙古高原杭爱山以南，缴获大批粮食而还。东路霍去病军从代郡出发，行军2OOO余里，以灵活多变的奇袭，生擒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前后歼敌7万多人，一直打到狼居胥山。在那里霍去病代表汉王朝举行了封禅礼。经过这次大战，匈奴已无力再到大漠以南进行侵扰，西汉王朝开始对北方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巩固边防，恢复农业生产。从此，汉与匈奴十七年间没有发生战争。
抗击匈奴的战争，是汉武帝最重要的“武功”。它打击和抑制了近百年来匈奴对中原地区的烧杀掠夺，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他保证了汉朝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一次正义的行动。
“凿空"西域
西汉时，把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年，西域共有三十六国。
汉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张骞率领1OO余人离开长安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O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西迁了，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呆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元溯三年，张骞回到长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后被封为博望侯。此次西行前后达1O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身毒，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打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
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从此，汉同西域的联系频繁起来。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王剧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企图联合协迫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西域道路畅通后，使西域与中原地区联为一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汗血马及各种奇禽异兽和名贵毛织品传入中原。中原的铁器和牛耕技术、凿井技术传入西域，特别是向西域输入大量丝织品，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开疆拓土
汉武帝是以“大一统”为己任的。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他要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封建大帝国。在解决了北方匈奴和西域的问题后，他把眼光转向了东南和西南边疆。
我国的东南地区长期以来居住着越人，秦朝时曾在这些地区设置郡县，在秦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各地的豪强官吏乘机独立称王，形成割据势力。当时，这些割据势力，有在今浙江南部的东瓯，今福建境内的闽越，今两广地区的南越。
建元三年，闽越出兵攻打东瓯，东瓯向西汉求救。西汉出兵后，闽越退去。东瓯王决定归附西汉管辖，汉朝把他们的一部分迁至江淮之间。从此，东瓯人同中原人民共同生产，建设着祖国的东南地区。
南越王赵佗原是秦朝的一个校尉，后来，他自立为王，他的后代也继续称南越王。汉武帝中期，赵兴即位，因年少，大权落入吕嘉手中。吕嘉怕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保不住，于是起兵叛乱，杀死赵兴和摎太后。汉武帝决定消灭吕嘉割据势力，元鼎元年秋，十几万驻军进攻南越，吕嘉被生擒，南越政权到此灭亡。
闽越政权在三个政权中势力最强，曾围攻东瓯，出击南越，后来摄服于汉朝的威势，表面上受汉朝的节制，暗地里与南越勾结。汉武帝调整大军进攻闽越。闽越王余善被部下杀死，闽越归汉。
在进攻东南地区的同时，汉武帝又开始了开辟我国西南地区的行动。从此以后，中原的人民到西南地区的越来越多，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下诏自谴
汉武帝在位5O多年，建立了一系列的文治武功，但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其中也做了不少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对人民有害的事情。比如在他晚年时兴起的“巫蛊之祸”，就曾逼死了自己的儿子。
汉武帝有个儿子叫刘据，性情宽厚仁爱，被立为太子。他常规劝武帝少兴征伐之事，不要严刑苛法，滥杀大臣，这些都使汉武帝感到不快。正好这时汉武帝重用一个奸臣江充，他曾与太子刘据结怨，于是乘机陷害太子，说太子在背后使用巫术咒骂汉武帝。太子刘据一气之下杀了江充。汉武帝误认为是太子怕获罪，才杀了江充，派人捕捉太子。刘据被迫反抗，兵败自杀。
作为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为了炫耀威势，他到处巡行、封禅。元封元年，他北率18万骑兵，旌旗千里，封禅泰山，东巡海上，所过之处，大肆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几万万。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耗费极其沉重地加深了人民的负担。汉武帝大兴土木，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造首山宫、明光宫、建章宫等雄伟殿宇。他又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大量钱财被方士骗去。他统治期间又多次发生大规模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
战争、灾荒，加上汉武帝生活上的过份奢华，使阶级矛盾激化了。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在汉武帝晚年时，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
经过一系列的打击之后，汉武帝开始认识到自己政策上的一些失误，决定改弦更张。征和四年，汉武帝下诏表示追悔既往的过错，拒绝了大臣烦劳百姓的建议，认为当前的正事在于禁止对百姓的苛暴行为，不准擅自加重人民赋税负担，而应致力于农事，鼓励百姓多养马，免除徭役赋税。之后，汉武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的措施。他晚年的追悔之心和他推行的“富民政策”对当时和以后起了积极作用。
后元二年，汉武帝在陕西境内巡行时，一病不起。他召来霍光等人，立少子刘弗陵为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将军，叫他效法周代周公辅助成王的故事，辅佐小皇帝。不久，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69岁。之后，汉武帝的灵榇移殡于未央宫前殿，18天后葬于长安西北八十里的茂陵。
汉武帝在位54年，使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上都达到了完备，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成熟和定型。汉武帝时期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也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局面。当时，涌现出诸如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卫青、霍去病、唐都、落下闳、赵过、张骞等一大批各方面的著名人物，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汉武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