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没有回到香港，书已经先到了。
在北京住了十年多，陆陆续续买了大大小小六个柜子的书，没有点数过，“一味靠估”，大约也有两千本左右吧。不多，一年不过两百本，一月不过十几本。平日不觉得，一到了要走，这却是个问题。弃之可惜，带走又麻烦，装了成十个大的纸皮箱，准备托运，还有不少，“额满见遗”的。朋友见了，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替你寄。就还样，开始时每天三几包，最多时一天二十多包，这个邮局寄了，改天又换另一个邮局寄，直到我临走的前两天，她也要回家过春节，邮局也表示不肯再收了，这才停止。算了一下，一共寄出了八十多包。
除夕前一天回到香港，已经有几包书先我而到，心头一阵快意，好快，过了春节，邮局不再送上门了，一次又一次通知去取书，有时一次一两袋，有时成十袋。好不容易才运了回家。当八十多包书都到手时，心头又是一阵快意，真好。另外那成十纸箱还不知几时可以运到呢。
记得在北京收拾行李的日子，一屋子乱糟糟的，不是书，就是刊，就是报。六七麻袋的报纸卖了几十块钱给了小褓姆，换来满脸的笑容；六七板车的杂志送给新认识的朋友，换来满脸的笑容。书也有送的，刊物也有留的。就这样，算是打发了我的十年书。
“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是我的座右铭——壁上联。
说来惭愧，这十年并没有好好地读书，尽管读了一些，比起三千六百多天的悠长岁月来，却是太少了，而且又是杂乱地读，不求甚解地读，和做学问真是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书，没有给我增长多少学问。这当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有学问的朋友要在背后叹一声，“斯人亦不足畏矣”，也是免不了的，没有骂没出息的东西已经算好了。
但我却从书本中得到了一个最大的好处，破除寂寞。
在北京一被羁留长住下来，就有朋友安慰我说，有书，就不会有寂寞。
唔，这是诗歌。我心头想到的是一直欣赏的何其芳的一句诗，“有声音的地方就没有寂寞”。这时候甚至觉得，这句话比这句诗更有诗意。
从此，我就更加要买书、买报、买杂志了。
买书就得上书店。但书店里常常没有你要买的书。要买的书往往没有，又不知什么地方有。住处近大学区，但书店不大，书不全。老远到城中心的大书店去，还是扑空。不少书店甚至连自己新出的书都没有，真想骂他们一两句，这当然是空想，他不骂你已经算好，你看他那副脸色！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住处附近渐渐有了小吃摊，也有了书摊，在供应物质的和精神的食粮。书摊上五颜六色，书本多的是言情和武侠，有琼瑶，也有亦舒，更多的是岑凯伦，我还是从这些书摊中才知道香港女作家中有这一位的。当然有金庸，有梁羽生，居然还有全庸和梁生羽，不要说全庸和梁生羽了，就是金庸和梁羽生也有伪作，一看书名，就知道不是他们的作品。
这以外，也有钱钟书、王蒙、刘心武以至王朔……的作品，也有哈代、萨特、罗曼·罗兰、昆德拉……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市部买不到的《围城》，书摊上也有。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不朽》，书摊上也有。
我左托右托朋友而买不到的《历史的潮流》、《防“左”备忘录》……这些据说是“禁书”的书，居然在书摊上无意得之，当时真是不禁大喜，连忙多买几本，转送旁人。
“你是北师大的吧？”一次，书贩问我。我支支吾吾。他又笑着说：“回去告诉学校里的人，说我这里有这本书，快些来买。”他指着摊子上的那本《防“左”备忘录》。我也笑着说“好”。这还不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有时书贩还肯接受我的订购，替我去找我想要买的新书。
这使我免于进城的劳碌，免于进城而扑空的失望。
由于它们是“便利店”，使我买书的兴趣更增加，使我的藏书也就更增加。
而我的寂寞也就因此而更减少。
不过，我花在报刊上的时间也不少，尤其是两份来自香港的报纸，到后来两三年更是当天的港报——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那是晚餐后的又一顿晚餐，细细咀嚼，大快朵硕。
报也好，刊也好，书也好，总之是人因此颇不寂寞了。
我虽然为现在家中的十几柜子的书和将要自北而南运来的十个纸箱的书本如何安置而发愁，但我还是要继续买书的。
书是生活的盐。
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