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以前，是徐訏先生逝世的十五周年。我想写点什么，终于未写。那也是叶灵凤先生逝世了十周年的日子，我也有写点什么的想法。因此而又想到逝世已经二十三年的曹聚仁先生。
想到他们，是因为我彷佛记得，我的第一次和徐訏见面，好像就是曹聚仁邀请我们几人小酌。他们三人是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就相熟的朋友了。
我们叫曹聚仁做“曹公”，我和他一见面，就爱说笑，“欲破曹公，须用火攻”。我们叫叶灵凤做“叶公”，免不了要笑他“叶公好龙”。只有徐訏，并不熟，没有叫他“徐公”，徐公在历史上也找得出，那就是有美男子之名的“城北徐公”。徐訏也可以算是美男子吧，有人说他长得像周恩来，他自己也爱说“同遮不同柄”，同相不同命的笑话，自叹是远不如“周公”了。
他们三人都是从上海来的。叶灵凤来时是抗战之初，时间最长。曹、徐两位都是解放之初来，谁早些谁迟些，我也不清楚。只记得曹聚仁来得喧哗，徐訏却是来得沉默的。曹聚仁以他公开发表的“南行篇”在报上开路，对中共有议论和批评，事情本来平常，却引起了左派的声讨，我也是参加声讨的一人，直到多年以后，才悟昔日之非。
曹聚仁和徐訏后来合作办过《创垦》、《热风》，似乎还有《笔端》这些杂志。但两人都是常怀异见，时有讥评，见面时也还是不免有顶撞的，印象中以徐对曹的批评为多。但两人还是不失为朋友。
我和徐訏认识以后，有时也就在朋友的宴集之中和他相见。我倒没有他往往显得神情落寞的印象，见他还是有说有笑的，最爱说的是他长得和周恩来有些相似，而命却大不相同，他说的是古代一个当朝宰相和寻常百姓的故事，两人都有一把大胡子，那做百姓的常常被人笑骂，就只得一把胡子还像个样子。他说时往往自己先就笑了起来。
他这个大作家并不是我约稿的对象。“文革”开始之年，我们办《海光文艺》这个刊物，当时还不怎么认识他，我是认为他太顽固反动，没有把他列入“统战”约稿的对象。到后来比较熟悉了，也没有想到他可以替《新晚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只有一回，我约他写了一篇不算文章又算文章的文章，那却是为内地的一本书约的稿。
那是北京语言学院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参加编辑工作的朋友委托香港的人替他们向香港作家征求小传，我是受托去约徐訏的人，他写了交来，还附了一张素描的画像。《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刊出的徐訏那一篇，就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尽管写得干巴巴一点，像一篇材料，不像传记，但还是可以当做他的佚文吧。《辞典》中有关香港作家的部份，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作家们自己写自己，不是他人的笔墨，都可以算是他们的佚文。其中如有赞许之词，多数都带有自赞的成份，至少是作家自己认可了的他人的赞许。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事。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我提出了一件私事，问能不能帮忙。他希望把在上海的女儿葛原接到香港来团聚。我答应他试一试，就把情况向上级反映，从此就没有下文。他告诉我，申请早已进行，只是批准看来不易。他说，像他这种情况是有困难的吧。孩子生下来不久他就来了香港，几十年不见，已经成人了，人老了，很想看看她长成了一个什么样子，也想尽尽为人父的责任，培养她成材。
我一直在等消息，没有消息就不敢和徐訏提起这件事。到了第二年，到了徐訏因肺癌去世，消息才传到我的耳中，葛原已经得到批准，来了香港，而且又快要回上海了。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是司马璐。他一边告诉我葛原来了，但是不见容于这里的人，不让她住进徐家，甚至初时也不想让她参加丧礼，后来同意她出现灵堂，但要她在丧礼第二天就回上海去。司马璐另一边就向我建议，要我也不必去参加丧礼，因为台湾方面生前虽然对徐訏冷落，死后却包办了他的丧事，整个气氛不适宜我也插进一脚，踏进灵堂。他还说，有人还不愿葛原和我接触，怕会横生枝节。
司马璐是好意，但我考虑以后，还是决定去殡仪馆，向徐訏作最后的敬礼，但不作更多的逗留，行完礼就告退，免得有人多心。我当时也不知道葛原处境的困难，不想多事，也就没有要求见她一面。
出殡那天，我匆匆去了，又匆匆回报馆，当天亲自写了一段新闻发刊在晚报上，由于并没有派记者去。第二天，又在副刊上写了一篇短文，“徐訏离人间世”，以表个人的悼念。
我当时采取的是不挑战也不回避的态度。报道和副刊文字是表示于公于私我们对一个著名作家的尊敬。
我本来不怎么记得写过这篇短文，是翻看《徐訏纪念文集》中刘以鬯的“忆徐訏”，他提到丝韦当时写过一篇“徐訏离人间世”，谈到鲁迅写过两幅字给徐訏，我才记起这篇短文，但不记得具体还说了些什么。
徐訏写过一篇“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说到这两幅字。后来上海出版鲁迅的手迹印了出来，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还在他手边，他说没有带出来。
《纪念文集》中有这两幅字，显然是翻印上海出版的集子。其中一幅是横幅，是从左传到右的直书四行字：“金家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另两行落款，“李长吉句录应伯訏先生属，/亥年三月鲁迅。”写在右下角。这样的写法少有。亥年是乙亥，一九三五。
我那篇小文用“离人间世”做题目，是因为我早接触到徐訏的诗和文，就是从《人间世》和《论语》看到的。我那时还是中学少年，他已是名满南北的作家了。
徐訏去世后好几个月，我收到了葛原写来的一篇文章，不记得是司马璐还是别人转来的，写她从上海一个人孤零零到香港会父的遭遇，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凄凉，总算在襁褓中和父亲生离几十年后，得再和他作了十几二十天的惨惨戚戚的死别。我这时才深悔当时没有设法和她见一面。
葛原的文章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了，我至今不知道引起了什么反响，只是心中有个结，总希望有机会见到她，向她表达我的一点慰问和歉意。但我没有和她联系的线索，因为后来司马璐去了美国。
再过一年，我去了北京幽居。后来好像是通过苗子、郁风，才和葛原联系上的。这时才知道她为什么叫葛原，因为母亲姓葛。从小就“失去”父亲，她只有从母姓。就算没有“失去”，像这样一个“反动文人”的父亲，她们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是不适宜对他表示认同的。
我也是在刘以鬯的《忆徐訏》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抗战胜利“那时候，徐訏心情很好，结识了一个女朋友，姓葛。”她就是葛原的母亲了。猜想当年两人的感情还不错，要不，徐訏就不可能“心情很好”。
我九二年为看学林出版社《聂绀弩诗全编》最后的清样，从北京去过上海一趟。这就有机会见到了葛原和她母亲葛老师，多年来她一直是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现在退休了。母女都是老实人，老实得不像“上海人”。
在北京的时候，我决定送一套台湾出版的《徐訏全集》给葛原。她手边根本就没有父亲的著作，一本《徐訏纪念文集》也还是我把自己那一册转送给她的。我托香港的家人办《全集》的事，她们分几次才买齐了或基本买齐了一套。为了进口的无失，又转托了一个大出版机构，以他们的参考用书的名义进口，谁知许久都没有下文。追问之下，说是已经运进多时了。左查右查，没有下文还是没有下文。我只好另起炉灶，从头来过，再买了一套，总算完成了送到葛原手上的心愿，总算让她不辜负是徐訏女儿的身份。
徐訏是不止一个女儿的。在香港，人们知道的是在美国的徐尹白（她的哥哥徐尹咫在台湾）。听人说，徐訏还有一个女儿在湖南，可能是他最大的孩子。《纪念文集》上有一张照片，是一九三五年拍摄的，其中有徐訏和林语堂两对伉俪，这位夫人看来当是徐訏的第一春，湖南小姐的母亲。葛老师是四十年代的第二春。年谱记载，一九五四“在台湾与张选倩女士结婚”就是五十年代的第三春了。
但徐訏还有一个女儿，那就是女作家三毛。三毛是叫徐訏做“爸爸”的，而不是“干爹”。她实际上是徐訏的义女。
这个“义女”后来有一件事似乎欠一点义。她到了上海，去结交另一个“干爹”、漫画中男孩子三毛的“生父”张乐平，葛原知道有这么一位大有名气的“同父”异姓的姐姐时，满怀热情去看她，希望从她那里知道多一点自己生父的情况，谁知受到的却是十分冷淡的对待，不知这是三毛对葛原的身份有怀疑，还是对她的地位有轻视，总之是显得不怎么友爱。葛原终于把初见三毛时受到的一点薄礼，折价购物送还，来而有往，礼也。事情做得对，事之宜者，义也。葛原人不错！大陆上虽然有许多人“团结一致向钱看”，却也并非人人都是势利小人。
葛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母女两人生活是清苦的，多年来她们没有得到徐訏经济上的什么照顾，徐訏也顾不了她们。葛原在最后为父亲送终时，也没有得到什么遗产。她离开香港回上海时，带回去的一件礼物——一个电视机。这当然也是一种善意的表示。此外，那就真是身无长物了。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重印了一些徐訏的著作，其中也有就在上海出版的，但作为徐訏的女儿，葛原却得不到丝毫的版税，由于她并不是徐訏遗嘱上的承继人。至于香港、台湾、海外出版物，她当然更沾不上边了。但看来，经济上最陷于窘境的却是她和她的母亲。
内地好像也有人改编徐訏的小说为电视片，不知道已经拍成了、放映了没有。当然，那也是和葛原不相干的。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也就不该由我们这些旁人多所饶舌了。
徐訏，訏是宏大、和乐。
想起葛原，我总是想吁。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