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永远是个谜，而女人则是这谜中之谜。
朱丽兰是个女人，但朱丽兰是个谜吗？
在人们的印象中，朱丽兰是个“女强人”（尽管她本人最讨厌这个强加在她身上的名词）。她每天只要一出家门，一走进国家科委机关的大楼，就像是被打了一支强心剂，在工作中总是表现得风风火火、精神百倍、劲头十足。特别是她披挂出征“863”、担当国家科技部部长之后，这一点给人的影响尤为深刻。
然而，她每天只要一下班，只要一回到家里，往沙发上一躺，便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完全判若两人。
她实在太累太累了！
不错，她是部长一级的领导。但问题是，作为妻子的她，再大的官回到家里也是妻子；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她，在外面再怎么风光回到家里也得过普通人的日子。她既要尽到当妻子的义务，还得负起做母亲的责任，一个普通中国女人要面对的现实，她都必须面对；一个女人要经历和承受的一切，她都必须经历，必须承受。
因此，当我们避开她强者的一面，打开她女性世界的另一面时，便不难发现，朱丽兰其实依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女人，依然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女人。在她身上，既有中国女性的淳朴、贤慧、善良，也有中国女性的勤劳本分、似水柔情；女人所具有的一切，她都具有。别看她在外面时，满世界的风光，可一回到家里，就整个变了样——朱丽兰会做得一手好饭，烧得一手好菜。她的几个拿手好菜，总能成为家里过节时的保留“节目”。尤其是她做的红菜汤，始终受到丈夫和儿女的一致好评。外人若有口福喝上一次，也必会留下难忘的印象。她下班回到家里，先将工作包一放，然后围裙一系，袖口一挽，该洗的洗，该擦的擦，该干的干。应该说，由于她实在太忙，加上长年开会出差比较频繁，所以她干家务活不算太多，也不可能太多，但她属于那种能干、会干的女人，不干则已，一旦干起来，就像她在外面干工作一样，敏捷、利落、干净、漂亮，有条不紊，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她说：“我干家务的办法是，首先把家庭生活简单化，然后尽量减少家务。但我只要一有空，还是尽力多干点家务，免得爱人心里不平衡。”
朱丽兰会织毛衣、毛裤。儿子的，女儿的，还有丈夫和孙女的，都是她亲手所为，且出手不凡，别具一格。一次，国家科委机关搞手工艺品竞赛活动，凡是参赛者都得交一“作品”。谁也没想到的是，朱丽兰不但积极上台参赛，而且，她为孙女织的一套毛衣毛裤，居然还在这次参赛中获了奖！
朱丽兰会做针线活儿。她自己的衣服坏了，从来都是自己缝，自己补；儿子、女儿以及丈夫的衣裤一旦出了问题，也是由她解决；至于家里的被子、床单、蚊帐等有了毛病，自然更是由她大包大揽了。一次，她发现女婿的衬衣领子破了，便让女婿脱下来。她先把领子拆开，把破了的一面翻进去，把好的一面翻出来，只一会工夫，原来破了的衬衫领子经她重新“改革”之后，便如同新的一般，令女婿女儿好不感动。
朱丽兰会理发。她家有一把理发推子，说不清已经跟了她多少年了。她去德国学习时，身边就带着一把理发推子，每到礼拜天，她便给中国的留学生们理发，既省钱，又省时，大家都亲切地管她叫“朱大姐”。后来，时间长了，她理发的名气越来越大，找她理发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但只要有时间，她总是来者不拒。在家里，儿子和女儿的头，从小就由她全部承包了。儿子长大后，她偶尔还给理上一次。丈夫的头，也是由她负责的。她的丈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平常在家，家务活可没少干。丈夫很关心她，她也很关心丈夫。丈夫的头发长了，总是由她亲手“处理”。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苦惯了，朴素惯了，头虽然重要，但只要“处理”得差不多，也就行了，没有那么多的穷讲究。有时，她一边给丈夫理发，一边还为丈夫挑剔白头发，每挑出一根，便会心疼地说上一句：“瞧，又有一根白发了！”但她对丈夫也有苛刻的时候，比如，她的小汽车，就从来不让丈夫用。难怪她的秘书说，她一心疼起公家的车来，就不心疼自家的老头了。
朱丽兰很勤俭。别看朱丽兰大权在握，手上攥着国家数以亿计的人民币，但东方女性天生的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她身上依然体现得十分鲜明。作为共和国部长一级的领导，如果她真想像有的“领导”那样，想方设法让国家变穷、费尽心机使自家变富的话，凭她手中的权力和那满脑袋的智慧，可以说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但她对家的要求很简单，说：“我只要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就行。”她的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家一样，相当简朴。她平常在家，用水用电，都很注意节约。离家上班之前，她总是先把水龙头拧紧，把电灯关灭，然后再走。她上下班时，若见机关走廊里的路灯没关，她会一个一个地给关掉。在科委旧机关大楼上班时，通向她办公室的二楼楼梯通道上的电灯，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由他关掉的。甚至，她在出国访问期间，每次离开宾馆时，也要将房间的灯一一关掉。有时时间紧了一点，秘书就说，算了吧，别关了，你在国内给中国人省，到了国外干嘛还要给外国人省？她说：“嗨，该省就省吧，外国人的电也是电麻！”说完，啪、啪、啪几下，把一个个电灯开部关掉后，这才心安理得地离开房间。
朱丽兰吃饭也不讲究，有什么吃什么，一碗稀粥外加一盘青菜豆腐，便心满意足了，只要能省时间就行。她唯一的一点嗜好，就是喜欢吃几块巧克力。至于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事情，她毫无兴趣，也从来与她无缘。有一年春节，丈夫出差，女儿在上海，儿子也不在家，全家都走了，只剩下了孤零零的她一人在家。她买了一堆白菜，再买几块豆腐，一日三餐，全是白菜炖豆腐。活食上虽然简单了一点，可做起来快，吃起来也快，涮起碗来更快。每顿一收拾完毕，她就趴在写字台上写稿。少了家务，多了清闲，好不快哉！远在上海的女儿怕妈妈一人在家寂寞，便从上海专程打来电话，问她过得好吗？她说好好好，一日三餐，白菜炖豆腐，好极了！女儿一听 当场便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她问，女儿你哭什么呀？女儿说，过春节了，大家都是大鱼大肉的，你却一人在家吃白菜拌豆腐，太苦了你了！她一听，反而扑嗤一声笑了，说，女儿啊女儿，你真是个傻丫头，生活简单使人长寿，也使人长乐。白菜拌豆腐有什么不好？既省事，又爽口，还省钱。告诉你吧，我这几天已经写了2万多字的演讲稿了，这个春节我可赚了一把！
在人们的印象中，朱丽兰是个“厉害的老太婆”。其实，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东方女性特有的善，特有的爱，她都具有。比如，有人犯了错误，她可以当着面狠狠批你，绝不留一点面子，可轮到处理的时候，她又总是从帮助、教育的目的出发，决不乘机整人一把。所以人们说，朱丽兰不是个整人的官。而她自己的说法是，谁都有可能犯错误。如果一旦发现谁有了问题，就应及时指出，当面批评，当面教育，而不要等到别人犯了大错误之后，你再去变着法子处理别人。
她对丈夫，对儿女，也是爱意绵绵，似水柔情。无奈的是，她很想投以更多的爱却苦于没有时间。女儿生下来才几个月的时候，由于工作太忙，她就无法给女儿更多的时间了。一次，她急着要上班，可又想再抱抱女儿，慌忙中刚一抱起女儿，却脚底一滑，一下摔在了地上。奇怪的是，她自己虽然重重地摔倒了，女儿却依然还紧紧地搂在她的怀里，安然无恙。后来，她实在不能照顾女儿了，只好将女儿送到上海奶奶家。在那段时间里，她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女儿的照片。有时在睡梦中，还呼叫着女儿的名字。甚至，每次只要有人去上海，她也总要托付别人去替她看看女儿，并嘱咐别人说：“你就去看看吧，去帮我数数，看我的女儿又长了几根头发了？”
不少人都说，朱丽兰是个典型的事业型的女性，干起工作来，简直就是个“工作狂”。但真正的朱丽兰，其实是个爱好广泛、感情相当丰富的人。朱丽兰喜欢体育，年轻时特别喜欢锻炼，有好几个体育科目成绩都较出色。尤其是乒乓球，打得相当不错。当年在苏联敖德萨学习时，她曾在市级的乒乓球比赛中，夺得过冠军。她出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后，一次由吴仪等女部长组成的“巾帼软式网球队”，她也是其中的一位。她开始并不怎么会打，可不久后便挥拍自如。到了后来，在四次比赛中，她竟连续四次蝉联冠军”。有人问她连连夺冠到底靠得是什么？她说：“其实我的技术和体力都不如别人，我是胜在了心理素质上。”
人们可能还想象不到的是，朱丽兰居然还会弹钢琴。在朱丽兰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样与一般的高级领导家不同的东西，这就是钢琴。朱丽兰早在上海教会学堂念书时，便开始学弹钢琴了。能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钢琴，是朱丽兰少女时代便有的梦想。但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这个梦想她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后来她虽然成了家，可由于经济的原因，家里也一直没能出现一架钢琴。所以，每当她在一些公共场合偶尔看到钢琴时，心和手，都会同时发痒。有一次，她出访德国，被安排在了一个高级套间。她一进屋，见房间里摆放着一架相当高级的大钢琴，马上兴奋得手舞足蹈，掀开钢琴盖，便情不自禁地弹了起来，足足地过了一把钢琴瘾！直到90年代，她有了一定的积蓄，才终于下决心买了一架钢琴。遗憾的是，还是经济的原因，所买的这架钢琴是旧的。不过，在她的眼里，钢琴就是钢琴，新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弹出新曲。
正因为朱丽兰从小就喜欢弹钢琴，所以音乐一直陪伴着她的生活，并成为她精神的必需。她说，听音乐不仅可以消除疲劳，消除烦恼，而且，在音乐声中，还能让我感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和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只要她在家，音乐就会陪伴着她——音乐，成了她最好的休息方式。只要有时间，她要么听听音乐，要么自己弹弹钢琴。她最喜欢听的曲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最喜欢的弹的曲子，还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不知什么原因，她太爱这首曲子了，爱得几乎不能自已。每当在人生的紧要关头，总是这首曲子伴着她度过难关。在德国学习时，她孤零零一个人漂泊在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唯一陪伴着她的，就是贝多芬的这首《命运交响曲》。而她也正是靠着这首曲子在德国度过了两年孤寂的留学生活。所以，每当一弹起这首曲子，她的内心深处，就会掀起感情的狂涛巨澜，就仿佛能够获得一种与命运抗争的神秘力量。于是她说：“我不能战胜别人，却可以战胜自己！”
然而，几十年来，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她一直努力工作，身心搞得很累很累，不少的业余爱好都只好放弃了。 尤其是她出任国家科技部部长之后，随着各种外事活动的日渐增多，与钢琴“会晤”的机会就更是越来越少了。尽管她很想静静地坐下来，好好听一听音乐，好好弹一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可又实在没有时间。再说，她一想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一想到许多亟待要解决的问题，一想到应该强大的国家还没有强大，就睡不着，就没了心情。对此，她深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活着，就得要有精神，要有追求，要有活力，要有能力。无论干什么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干好！一个人的真正财富是自身的价值，而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祖国的事业发展中才能得到体现和增长。我之所以要努力地去做，就是为了一点，中国早日富强，我们的明天更好。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我的信条是：身为女性，我不能输给男性；做人要老实，但不能窝囊，要追求卓越。
这就是朱丽兰。一个具有战略眼光、战略思想的朱丽兰；一个具有真才实学和创新精神的朱丽兰；一个具有挑战性格和开拓意识的朱丽兰；一个不讲空话只干实事的朱丽兰；一个具有人格魅力和人生大境界的朱丽兰；一个卓越不凡而又普普通通的朱丽兰！
§§第三章 不与上帝和谈
生存与生命，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主题。
探索与发现，是科学家们最神圣的职责。
为了探索生命的奥秘，科学家们发明创造了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就是应用生命科学的基础原理，去操纵生命的一门综合的科学技术。今天我们说的生物技术，指7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技术，即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基因克隆技术。1978年，当美国一种有活性的人脑激素在大肠杆菌中生产成功后，曾让全世界为之轰动。因为若用常规方法提取1毫克这样的人脑激素，需要10万只羊的下丘脑才能取得，而通过基因克隆技术只许300美元便可获得。因此不少科学家认为，基因克隆技术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深远意义绝不亚于当年原子能的发现。
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生物技术对解决人民的疾病防治和吃饭等问题，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宣布：世界上每5个人中就有2个人感染过乙肝病毒，造成每年有100万人死亡！中国是个典型的乙肝大国，乙肝病患者多达1亿2千万人！而基因工程乙肝疫苗的问世，便可大大降低乙肝的感染率和发病率。此外，粮食问题也是全世界的一大难题，而通过生物技术工程，改变植物品种，则可大大提高产量和质量，从而让懒惰的地球重新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食物。故此，有人预言，生物技术将是21世纪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器取代手工，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脑取代人脑，那么即将由生物技术带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便是人工生命取代自然生命。
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的863专家，都是一批敢于同上帝挑战的人，都是一批不肯与上帝和谈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正改变着上帝本来的主意，改变着自然原有的本色，从而也改变着我们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
A、谁来养活中国？
生存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
人活着，就要吃饭；人要生存下去，就得先填胞肚子——这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事情。所以自古道：“民以食为天。”
“天”，在西方人的眼里，就是上帝；在中国人眼里，就是万物之长。中国人把“食”比喻为“天”，当然就是说，吃饭问题是老百姓最根本、最要紧的问题。
可见，粮食问题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农业大国，而且已有12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人多嘴就多，嘴多吃粮就多，如果每个中国人每顿哪怕多吃上一小口，国库都会发生倾斜。再者，由于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发展史上，饥饿始终像影子一样紧紧相伴，因而中国的老百姓对饥饿问题有着更多的敏感，饥饿的恐惧，已深深植根于了民族的血液之中。回首往日那饥饿的岁月，每个炎黄子孙都会感到沉重而又暗然。
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国土上，在历史的档案里几乎每一页都能找到“天灾”和“饥荒”的字眼；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这样对“饥饿”有着如此沉痛的记忆。有人作过统计，从公元前18世纪至今，4000年时间里中国共计发生了各种灾害约5500次，即是说，平均半年左右，我们的民族便遭到了一次灾难。1877年到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连遭三年大旱，光饥饿而死的就达1300万人，占当时全中国人口的1/10；1942年至1943年出现的一次旱灾，仅河南一个省便饿死亡了数百万人！难怪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欧洲学者在50年前便十分惊讶地发出感叹：拥有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饥饿的国度”！难怪“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偏偏出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粮食问题不仅被当做经济问题的中心，同时也被看作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对历史深有感悟的毛泽东比谁都懂得，中国历史上每次由灾荒所引发的农民起义，几乎都是以饥饿和抢粮为前奏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农业部便把增产粮食确定为1950年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但尽管如此，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心里留下的阴影，更是难以抹去。
实事求是地说，在50年代早期，中国的粮食并算不上十分的紧张，可从1958年以后，直到1979年，不仅粮食的进口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加，而且食品糖、食油、棉花和羊毛等也都要进口。重要的原因在于，大跃进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整个中国错误地理解了“以粮为钢”的政治口号，到处毁林种粮、毁草种粮、围湖种粮。这种愚蠢做法的结果，不但没把粮食搞上去，反而还使粮食逐年下降。
此外，人口的急剧增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据1994年统计，我国的粮食产量虽然从建国初期的1000亿公斤增加到了4500亿公斤，但人口却从4.5亿增加到12亿，从而导致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增长缓慢，到70年代初期才恢复到清朝后期的水平。
因此，建国后尽管中国人强温饱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但无论是当年的毛泽东，还是后来的邓小平，及至今天的江泽民，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依然还是个沉重的话题。
关于中国人的饭碗问题，湖南湘西一所农校的一个教书匠，想了40来年。
这位教书匠，就是如今被世界公认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的专家。这是一位与中国的土地和粮食有着特殊感情的地道的农业专家，一位衣着普通、相貌平平、朴实得像湖南湘西的一块泥土、因而无论在任何场合出现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土专家”。
然而，正是这位土得不能再土的“土专家”，经过多年的苦苦探索，终于破天荒地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而这震惊世界的“水稻革命”，恰恰是从饥饿开始的。
1953年8月，袁隆平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南湘西一所十分偏远的农校，从此开始了长达19年的教书生涯。袁隆平当然希望自己能分到农业研究所之类的单位去，以实现自己立志要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远大理想，可没想到自己却被分配到了湖南乡下来当一名中专教师！
但袁隆平在一边教学的同时，一边仍然坚持搞一些科研，并尽可能做到教学与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只是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想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离实际，不时也会流露出一点伤感的情绪。好在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拉小提琴，所以每当他心存忧虑之时，便躲到山里一棵古老的香樟树下，举起琴弓，奏响自己最喜欢的《梦幻曲》。随着《梦幻曲》在夜幕下缓缓飘荡，他的心才慢慢获得一点安慰。
1958年，“大跃进”之风开始刮遍全中国，也刮向了袁隆平所在的农村。1959年，“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运动更是来势凶猛。结果，到了1960年，饥饿便像瘟疫般降临中国大地，当然也降临到了袁隆平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再也无心上课，开始挖野菜，寻草根，袁隆平也被饿得东倒西歪，没有力气走路，没有精神看书，只好上街买上几块水果糖维持生命。
一日，袁隆平刚走出校门，发现旁边围了许多人，便走过去想看过究竟。等他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两具臭哄哄的尸体，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人是活活给俄死的。
当晚，袁隆平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活了30岁，还从没见过因为没饭吃而被活活饿死的人。一想到饿死在路边的那两具骨瘦如柴的尸体，以及其他地方无数已经被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尸体，他心里就不寒栗。但由此使他第一次想到的是，中国人多地少，饭碗问题，对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是何等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肚子都填不饱，又怎么可能去强国呢？
从此，如何解决中国人的饭碗、怎样才能填饱中国人的肚子问题，成了袁隆平的一块心病，也成了他决心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袁隆平每天都处于饥饿状态之中，可一想到中国不知有多少人正在饿着肚子，他就拼命地学习农业知识和钻研各种农业技术。一天，受到遗传学启发的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高粱玉米都可以杂交，那么水稻又可不可以杂交呢？
袁隆平当然知道，早在1926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便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此后日本于50年代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接着美国和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展了此项研究工作。但终因难度太大，至今未获成功。于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便成了世界公认的一道难题。
但袁隆平想，外国人没有搞成功的东西，未必中国人就搞不成功。因此他决心向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发起冲击！
此后，为了寻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株，他顶着烈日，昼夜兼程，披星戴月，用一双沾满了泥巴的腿，几乎走遍了整个南中国。1964年7月5日这天，他经过连续16天在农场稻田的苦苦寻找，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株！
然后，他又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把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撰写出了第一篇重要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的《科学通讯》第四期上。
这篇论文的发表，不仅证明袁隆平的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而且迈开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甚至有人还说，袁隆平的这篇理论，吹响了世界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的号角。
然而，就在袁隆平刚刚吹响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号角之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也骤然吹响了。由于袁隆平有一个在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当过科长的“历史反革命”父亲，和一个曾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的“洋奴”母亲，再加上他犯下了一个“矛头直指最高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罪——在春播之际，上级指示必须在几天之内完成稻谷的播种。由于当时正是寒潮南侵之时，所以只要按上级指示播种的秧苗全都烂了，唯有袁隆平按天气的实际情况推迟了播期的秧苗保住了。事后袁隆平感慨地说了一句：“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时’字，以便让领导们都知道‘不务农时’的重要性。”结果有人告了状，袁隆平的这段话便成了篡改“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依据。于是，批判袁隆平的上百张大字报很快便刷满了学校的墙内墙外，“黑崽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臭老九”等帽子，一顶接一顶地扣在了他的头上。
一心在埋头搞杂交水稻研究的袁隆平开始并未引起注意，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批判他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他教室的门口，他才趁食堂开饭之机看起了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当他刚看见一张写有“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的大字报时，猛然想起自己培育杂交水稻秧苗的60多个坛坛罐罐，于是转身便向自己的“坛坛罐罐”跑去。可等他跑到实验地一看，他的60多个坛坛罐罐全被砸了个西巴烂，所有的秧苗也被扔得满地皆是。望着自己好不容易才培育出来的雄性不育秧苗被践踏成如此模样，袁隆平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当晚，袁隆平趁天黑无人之际，在妻子的掩护下，又偷偷摸到实验场地，将残存的部分秧苗搜集起来，藏在了苹果园的臭水沟里。真是苍天显灵，臭水沟里的雄性秧苗没过几天，又绝处逢生，奇迹般地生长起来……1970年10月的一天，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一个叫荔枝沟的地方终于发现了一株雄性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当即将它命名为“野败”。但要将“野败”转为“不育系”，进而实现“三系”配套，然后再直接用于大田生产，其间还横着一道道的难关。
袁隆平当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发现的“野败”这一最新材料实行全封闭，师徒三人关起门来，独自悄悄进行研究；二是将这一最新材料公布于世，欢迎更多的科技人员来共同研究，共同攻关。
一向把科研成果当做全社会共有财产的袁隆平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他及时而又毫无保留地向全国的育种专家公布了自己的最新发现，紧接着又无私地把自己辛勤培育的“野败”材料奉献了出来，分送给了我国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于是，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湖北、福建、新疆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单位的50多名农业科学工作者先后感到了海南，开始与袁隆平他们一道进行研究、试验。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上，正式宣布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从此，在中国这片拥有灿烂古文明的土地上，拉开了杂交水稻大增产的序幕。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是湖南出现了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动人局面。当年全国多点示范便达5600多亩，第二年示范推广面积又高达208万亩，并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
从1976年到1988年13年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共12.56亿亩，累计增产水稻1000亿公斤以上，为国家增加了总产值280亿元，从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仅1987年一年，袁隆平和他的同事们培育出来的杂交水稻，就给国家增产300亿斤粮食，而一个辽宁省一年的产量才255亿斤。
由于水稻的增产，老百姓干枯的锅里又有了米粒的跳动，饥瘦的脸上又开始泛起了红润，无望的眼里又透出了光泽，于是老百姓都把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称之为“翻身稻”、“幸福稻”。湖南的一位老农甚至还说：“我们现在能填饱肚子，全靠‘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
袁隆平看见杂交水稻在全国出现了喜人的景象，也自豪地说：“利用水稻亚种间杂交优势，是各国育种同仁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过去，它只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捞不到。现在，我们不仅已将它变成水中的鱼，而且连网也做好了，只是打捞起来的问题了！”
然而，30年前因饥饿而萌发了杂交水稻这一惊人设想的袁隆平，当杂交水稻在全中国得到广泛推广并因此而填饱了不少中国人的肚子、减少了饥饿对许多中国人的威胁之后，却依然每时每刻还在为饥饿问题而深深忧虑着。
袁隆平对饥饿的忧虑有着足够的理由。
饥饿、疾病、战争，从来就是人类的三大敌人。有人甚至断言，人类的历史，其实几乎就是一部求食史，一部与饥饿的斗争史。饥饿，从来就是高悬在人类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给人类以毁灭性的一击。
难怪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1届全体大会正式决定：从1981年起，每年的10月16日定为“世界粮食日”。并提出让“粮食第一”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行动口号，以期唤醒世界公众的“饥饿意识”，警醒地球人类努力发展粮食。
的确，人类同饥饿的斗争延续了几百万年，直到100万年前有了农业社会之后，人与饥饿的斗争才稍有缓解。
但缓解并不等于消除。
1974年，世界粮农组织曾经提出，要在今后的10时间里，做到没有一个儿童因饥饿而死亡，没有一个家庭害怕第二天没有面包，同时也不再因营养不良而产生严重后果。但10年已经过去了，情况并无大的改观，今天的现实依然是：第三世界有8亿人在饿着肚子，其中有1.92亿是不到5岁的儿童；全世界还有88个国家处于缺粮状态；全世界每年有1800万人因饥饿而死去！
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不断增多，粮食问题越来越成为下个世纪的大难题，因而饥饿将毫无疑问地继续困扰着着人类。据可靠资料表明，本世纪初，全世界的人口大约只有15亿，可到了1994年，全世界的人口则增至56.42亿，1995年又增加到了57.42亿。根据专家们的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90亿！到2050年，全世界的人口将增至100亿！是现在人口的一倍之多。在今后的20 年到30年中，世界人口仍将以每年8500万的速度往上递增。到2010年，一些非洲国家因粮食供应不足而引起营养不良的人口，将由现在的1.8亿猛增到3亿！
地球如此之小，人口如此之多，人类，将从哪里去讨取粮食？人类，将用什么来填充肚皮？
更何况，地球上可耕地资源的开发和开采，早已超过了限度；随着水土的不断流失，环境资源的愈加恶劣，粮食的生产，还会大打折扣！
美国农业部的一份统计表，更是令人怵目惊心：1995年9月12日凌晨1点30分，一个由美国华盛顿高层农业专家、气象专家以及遥感卫星专家组成的世界农业考察组，根据世界上100多个农业国家提供的报告和卫星观测的数据，对全世界粮食作物的产量和市场供给情况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分析，而后用一份统计表的形式，完成了关于世界农业的最新报告，并当即通过国际交换网络发往世界各地。上午8点30分，当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在自己的电脑上看到了这张统计表，并将它与全球的人口数联系起来考虑时，突然惊讶地发现：留给1996年的世界粮食储存量，只够全人类吃上49天了！
于是，布朗先生惊呼：在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世界，留给下一年的粮食储存量，已经成为衡量我们这个小行星能否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关键指标。随着世界人口的剧增和粮食储备的下降，人类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度过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
甚至有的专家还大胆宣布：未来的真正威胁，将不是军事侵略，而是饥饿问题！
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饥饿的威胁也并非空穴来风，袁隆平的忧虑自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的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7%，却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70%，却必须要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近20多年来，尽管中国始终坚持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但人口这个包袱仍是一个巨大的负担。1988年7月1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赠送了中国一个人口钟，这个人口钟上的液晶数字显示：中国每一分钟，增加人口25人，每一小时净增加人口1459人，每年净增加人口1500万人，与澳大利亚总人口相等。有关部门统计，照此下去，到2040年，中国的人口将增至15.6亿！因此，已有12亿人口的中国，对世界来说，肯定是一个庞大的胃口！
此外，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早已发出警告，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到2025年将面临严重的缺水。从1990年到2025年之间，亚洲的人均可用水量将减少40-60%，中国已被联合国列为世界13个缺水的国家之一。而全世界的大米90%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亚洲，如果到时真的缺水严重，水稻何以生长？
何况，1990年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已用确切的数据向国人证实：中国的土地沙漠化每年正已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国际土壤中心则已经把中国列为全球生产用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不少数据说明，中国现有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正“带病”坚持生产，地力正日渐衰竭，若不给予有效的治理，有朝一日很可能就会寸草不生！
还有让袁隆平深感忧虑的，是全球性的粮食耗费问题。
中国是个产粮大国，同时也是个耗粮大国。据统计，中国人光是一天，就要吃掉15亿斤粮食！然而口粮还仅仅是耗粮中的一部分，那些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每天都在吞吃着数亿斤粮食！光以白酒为例，酿造一公斤特殊的白酒，需耗费10斤粮食；酿造一公斤一般的白酒，需耗费5斤粮食。据1994年统计，中国年产白酒共651万吨，也就是说，光1994年一年，中国人就喝掉了1432.2吨粮食！相当于北京市1100万人口三年多的口粮！
据有关权威部门透露，全国目前登记在册的酒厂就有4万家，光四川就有白酒厂6900余家，广东也有白酒厂6000多家。以致于1996年3月14日上午，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听取一次汇报时插话说：“现在的粮食不是多了，而是很不够！现在我们白酒的产量相当高，一年要用掉500多亿斤粮食！”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粮食的耗费同样十分严重。按照联合国农组织的统计，发达国家每人每天平均摄取的热量高达3340大卡，超过了人体需要量的31%，每100人当中，就有5人营养过度；而一个肥胖患者，便意味着会有16个孩子营养不良。
据有关资料表明，美国人一天浪费和扔进垃圾箱的食品，就足以供非洲大陆的各国人民食用一个月。美国养有4000万条狗和2300万只猫，而一只狗或猫所消耗的粮食，比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均消费的粮食还要多。联合国在《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公布：富裕的国家只占世界人口的25%，粮食的耗费却占去了60%。由此而形成了人类的一大景观是：一小部分人吃掉了大部分人的粮食，多数人的骨瘦如柴，换来的是少数人的大腹便便和肥头肥脑！
而且，在这个本来就缺粮的地球上，与人类竞相耗费粮食的，还有老鼠！
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全世界现有8.4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全世界每年生产的粮食，有1/10却被老鼠白白吃掉了！仅尼罗河两岸每年生产的小麦，有一半都被老鼠吞吃。
据中国农业部有关材料披露，我国在80年代中期，鼠害曾一度猖獗肆虐。经过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灭鼠斗争后，鼠害在80年代末明显有所缓解。但进入90 年代后，鼠害又逐渐开始回升，全国农田鼠害面积已高达4亿亩左右！
1989年，海南省水稻鼠害面积8.4万公顷次，损失粮食6560吨；水稻病虫害面积近21万公顷次，损失稻谷2.7万吨。甚至，1992年青海湟中县曾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野鼠吃人惨案，受害者竟达400余人！
于是，鼠类专家们不得不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人类要想在新的世纪里更好地生活，就必须消灭老鼠！”
……
可见，粮食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重要；饥饿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潜藏着多么大的危机！
于是，粮食成了20世纪末最为敏感的沉甸甸的话题。各国的首脑和百姓，无不为此深感不安。而关于人类明天的饭碗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明天的饭碗问题，不仅令袁隆平这样的专家深感担忧，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恐慌。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这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自1994年9月以来，针对中国未来的粮食问题，相继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看法：
——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用十几亿人口乘以任何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每个中国人多喝两瓶啤酒，那么挪威的全部粮食产量就被消耗掉了；如果中国人像用日本人一样的水平来消费海产品，那么全世界从海洋捕获到的海产品，都将被中国人全部吃光；——中国的粮价上涨，将导致世界粮价的上涨；中国的耕地缺乏，将致使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耕地缺乏；中国的水资源不足，将影响整个世界；——正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向工业化社会并已经拥有了12亿人口中国，将会成为巨额的粮食进口者，这将向整个世界发出一声响亮的醒世呼唤。它将给我们这个已经拥有57亿人口的星球带来巨大的生态冲击，它将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安全”的定义，因为食物匮乏和经济不稳定带给我们的威胁，将比武力侵略更为可怕；——如果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依靠世界市场来获得他所需要的大部分粮食，那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粮食出口能力将会显得力不从心，从而会大幅度哄抬起粮食价格，让世界每一个有人生存的角落，都会深受影响；——到2030年，中国将减少一半的良田，而今后40年中人口却会增加4.9亿人，中国的粮食缺口将达到2.07-3.69亿吨，而世界却无法向中国提供足够的粮食。因此，21世纪的中国将陷入一个饥饿的绝境，中国将会出现无法养活自己的局面……于是，根据上述理论，布朗先生提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到大吃一惊的问题：
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这一问题的提出，可谓惊世骇俗。世界各国，对此反响极大，中国的震动，更是非同一般，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科专家和庶民百姓，无不对此投以了极大的关注。的确，中国人口如此众多，对粮食的需求数量很大，且越来越大，若要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自己。
对此，江泽民总书记说，要始终抓紧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12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来解决，我们也完全能自力更生地解决。李鹏总理也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很大，我们能够立足国内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农业部长李江也对外宣称，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中国人真的能自己养活自己吗？
中国人究竟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对享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来说，最好的外交辞令，便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袁隆平虽然大半辈子都一直与农田和秧苗打交道，但却是一个心胸广阔、眼光高远的人。他认为，下个世纪究竟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不仅对中国人很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很重要，不光对中国是件大事情，对全人类也是一件大事情！他作为国家863计划生物领域的一名科学家，作为中国的一名农业专家，必须超越人的果腹之最低需求，超越国家与民族之界线，从整个人类粮食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如何生长更多更好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虽然看起来还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问题——吃饭问题，但今天的粮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粮食问题了，它和一个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文明新的飞跃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发明的杂交水稻尽管已经在全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目前的中国，毕竟还有58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当下的世界，毕竟还有8.4亿人在饿着肚子，而明天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也依然还要靠粮食来填充肚皮！
因此，对国外某些专家高谈阔论的事情，袁隆平没有什么兴趣，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只让他懂得了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老百姓饿了，就要有东西来填肚子；而这填充肚子的东西，只有从地里才能长出来。于是他只想做到和一定要做到的，就是用行动和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在下个世纪里，不仅自己能养活自己，而且还将比现在生活得更好！
于是，面对世界性的饥饿问题，面对中国人明天的饭碗问题，早在1984年，袁隆平便提出了超高产育种的战略思想。只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这一思想当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1985年，袁隆平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写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他在此文中明确指出：面对国际上的育种新动向和我国在本世纪末要把农产值番两番的任务，我国杂交水稻育种必须制定超高产育种研究计划。1987年，他又惊人地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新的战略构想。他认为，杂交水稻的育种，无论在育种方法上，还是在杂种优势水平上，都具有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因此要挖掘杂交水稻增产的巨大潜力，以及更优良的品质，就必须冲破“三系法”的框框，向“两系法”发展，最后再向“一系法”冲击。
袁隆平这一新的战略构想公布后，很快得到了国际国内科学家们的认可和响应，被人称为“袁隆平思路”、“袁氏设想”，并成为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的一种指导思想。甚至国外有科学家还声称，“袁隆平思路”是水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国家科委对袁隆平的这一新的战略构想十分重视。1987年，袁隆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攻关课题被正式列入了863计划，并由他出任了主题专家组成员和专题组组长。此后，由袁隆平率领着全国22个工作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开始了对杂交水稻的新探索。
为了攻下“两系法”杂交水稻这个难关，年过六旬的袁隆平只要没有出差，每天都要去试验室，下试验田，凡是去找他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记者、官员，还是外国的专家、学者，总是要在试验田里才能见到他。一次，一位外国记者去找他，当有人指着试验田里的袁隆平向这位记者作介绍时，这位记者见袁隆平蓄着个平头，打着个赤脚，挽着个裤腿，全身上下还沾满了泥巴，竟然不敢不相信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闻名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亲眼所见的袁隆平与那些当地农民实在没有什么两样。
1991年3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南考察，与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进行了座谈。袁隆平向江泽民汇报了杂交水稻研究和推广的情况，他说：“1990年全国种植杂交水稻2.38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而稻谷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杂交水稻平均单产440公斤，比全国水稻平均亩产增加85公斤。”江泽民一边听，一边了作了笔记。
袁隆平接着汇报说：“杂交水稻从三系到两系，再到一系，还大有发展前途。目前生产上三系杂交水稻起主要作用，但我们科研的重点放在两系杂交稻的研究上，先已初步取得了成功。两系杂交稻去年全省示范2000多亩，平均亩产达507公斤，有的达600多公斤。今年我们要示范2万多亩，等搞出个单产600公斤的1000亩示范片，再请总书记来验收。”
江泽民听后，即兴说道：“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我看了你们研究中心的杂交水稻，就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
此后，袁隆平又开始向着更大的目标冲击。为了杂交水稻，为了中国今天和明天的饭碗，他常年奔波于海南、长沙等地，几乎到了痴谜的状态。有一次，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农校的水田边散布时，发现自己的战略设想完全变成了现实：田里的稻子长得比高粱还高，谷穗比扫帚还长，谷粒比花生米还大。后来他就想，要是把国家杂交水稻工程中心建在湖南长沙就好了。但他算了一笔帐，建立一个这样的水稻研究中心，需要2000万元！
他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呢？
为此，从不发愁的袁隆平整天愁眉苦脸。
1994年12月16日上午，李鹏总理来到了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会见了袁隆平等科学家。袁隆平向李鹏汇报说：“自1973年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以来，全国累计种植面积达到24亿亩，共增产粮食2400亿公斤。目前用两系法育出的新组合比原来的增产10%。”
而后，袁隆平向李鹏谈了希望在湖南长沙建立杂交水稻工程中心的构想，并希望李鹏总理能帮助解决1000万元的经费。
李鹏听后当即表示：“我愿意拿出1000万支持你们！但有个条件，3年内要培育出亚种间杂交水稻新组合。”
袁隆平高兴地拍着自己干瘦的胸脯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做到！”说完，精明的袁隆平马上便将建立杂交水稻工程中心的申请报告递到了李鹏的手上，并将早就准备好的一支钢笔也递了过去。
李鹏接过笔来，当场签下了“同意。李鹏”四个大字。然后李鹏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搞好了，国家就稳定。到本世纪末，只有6年的时间了，我们要再增加500亿公斤粮食，任务艰巨得很呀！中国，12亿人口吃饭的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若是到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就是买100亿公斤也受不了。所以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说完，李鹏把报告递到了袁隆平的手上。
袁隆平接过李鹏签有字的报告，心尖都禁止不住微微颤抖起来。因为他深深感到，他得到的仿佛不是1000万人民币，而是国家总理把中国水稻的命运交到了他的手上。
1996年，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又一个特大丰收年。尽管这一年也遭受了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却出奇地好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850亿公斤，比1995年增产3.4%，增产超过200亿公斤！而从1986年到1996年10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推广了1.6亿公顷，增产稻谷2.4亿吨，每年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中等省份的粮食产量！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汤。巴来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对袁隆平曾有这样一段评价：
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际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同时，他给那些保守者上了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这就是怎样在农业科学事业上去创造功绩。他把西方抛在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的确，如果说中国古代真有传说中的神农氏，那么袁隆平便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的神农。
从1981年起，袁隆平先后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家奖、英国让克奖、美国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等国际国内若干大奖。1992年，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还授予袁隆平“功勋科学家”的称号。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仅为中国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为了让杂交水稻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经他提起并发起，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湖南省科协和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6年10月6日在长沙联合举办了“长沙杂交水稻国际”讨论会，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0名外国代表以及国内24个省市的15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1992年初，联合国粮农组织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借助中国的力量，把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杂交水稻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来实施。并开始在几个主要水稻生产国家优先发展杂交水稻。于是，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人口仅次于中的印度已作出规划，在本世纪末种植1000万公顷的杂交水稻！而小小的越南，也计划在本世纪末推广750万亩的杂交水稻。
袁隆平还亲自到美国进行杂交水稻指导。中国的杂交水稻经过在美国两年的试种，在美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一家公司还到中国专门拍摄了一部彩色记录片，片名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该片中的解说词称，“袁隆平先生解决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吃饭问题！”摄影组的组长还说：“这个影片如果拿到西方去放映，将会震动西方世界，将会吸引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国！”
在邻国日本，中国的杂交水稻更是引起了强烈轰动。日本人在《神气的水稻威胁》一书中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给日本带来了风暴！”甚至还有人宣称：杂交水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
于是，一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桂冠，便恰如其份而又当之无愧地戴在了中国的袁隆平的头上。
作为一个科学家，袁隆平一生中能获得这样一个称号，恐怕并不比获得诺贝尔奖容易，也并不比诺贝尔奖获得者逊色。中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李国杰就说过，袁隆平对中国的贡献，并不亚于“两弹一星”！但他在通向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路上，却并不顺当。
1991年5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候选人，但1992年公布的新增210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生物学部新增了34人，袁隆平却榜上无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再次推荐袁隆平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候选人，结果袁隆平再次落选。
1994年11月23日，国家科委领导向国务院汇报全国农业科技问题时，李鹏突然问了一句：“湖南的袁隆平为什么没评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人答道：“中国科学院院士得凭外文和论文。”
李鹏又问：“是不是袁隆平的外文不行？”
有人答道：“袁隆平的外文也不错。”
……
此后，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中国作物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科协、中国资源委员会等单位同时推荐，袁隆平于1995年5月被批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其实，袁隆平从来就不在乎这些，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看重的是自己的科学成果，而不是那些徒有虚名的各种桂冠。他淡泊世交，淡泊名利，一年四季，只管埋头于田间搞他的试验，而对那些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头衔，他一惯采取的态度都是：能不沾边的就坚决不沾，能辞掉的就坚决辞掉！他曾先后婉言辞去过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和副院长等若干头衔。因为他想的是，在21世纪里，各方面的情况远比过去复杂得多，为了今天的中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同时也为了21世纪16亿中国人的饭碗，他必须扎扎实实地多多做好今天要做的事情。
作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的战略家，袁隆平总是比大家站得高、望得远。超级杂交稻终于实现了第一期大面积亩产700公斤的目标后，他并没有就此停步，或者松一口气，而是马不停蹄地又开始思考和实施把单产提高到800公斤目标的战术措施。2000年秋天，他从外文资料中获得了一种水稻强化栽培体系法，叫做SRI方法，他不但亲自翻译，而且以极大的热情赶赴海南部署试验，甚至自己坐阵海南，指挥长达两个月。当使用这种方法栽培的杂交稻在2001年4月的海南年会上亮相时，立刻成为众家瞩目的焦点——谁也没想到第一期超级杂交稻取得重大进展的轰动效应还未过去，短短时日内竟又涌现出了如此惊人之举。从海南回来后，他又进一步改进了SRI法，信心十足地在长沙等地摆开了试验，默默而自信地开始了超级杂交稻第二期甚至第三目标的规划。
前不久，他的一位学生在谈到对他的印象时这样说道：
最诱人的莫过于他的灵感。不论是从那“鹤立鸡群”的特异稻株悟出天然杂交稻，还是从“叶里藏金”的表征中挖掘出“超级杂交稻”的形态模式，那看似微弱的屡屡思想火花，使杂交水稻得到一步步升华。不久前，袁老师去北京参加院士大会，这里有众多学术思想汇聚在一起，而他的思想里竟又跳跃出一个灵感，他兴致勃勃打电话回来，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们。刹那间，我们顿感豁然开朗：低温加短日照的双重机制，给两系杂交稻上了双重保险，从而使两系杂交稻制种风险等于零。可想而知，这个灵感解决了多少疑感，将为两系杂交稻的制种扫除多少障碍！
袁老师远不只在科研实践中给予我们最佳指点，在日常的其他工作中同样让人领略他师道的厚重。袁老师英语水平很高，我最佩服他能听懂各地老外说的英语，就连那说得像鸟语一样的印度、孟加拉英语对他来说也毫无问题；他的词汇量超过我们多少不得而知，只知道许许多多的生僻字他信手写出，还给我们讲出它们的词性、用法等等。单看他那本厚厚的英汉辞典被翻烂了，就可想像出他对英语的熟识程序。袁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学习外语的方法，比如他教我利用循环记忆法和零碎时间背单词，教我学英语的好办法就是每天背一个纯正的英语句子，教我练习听力就是要将英语广播录制下来，并反复播听等等。他反对死板地学教科书，而认为在应用中学习才是有用的。他对我从严要求，记得有一记，袁老师布置我给国际水稻所的所长回封信，说他下田回来看。可是不巧天下起了倾盆大雨，袁老师一时回不来。可他没忘布置给我的这项任务，他用身边同事的手机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说到：Hell，this is Yuan Longping speaking。这突如其来的电话，真使我有点手忙脚乱，袁老师在考我啊！但同时也使我十分惬意地感受到袁老师是多么风趣和幽默！紧跟着他继续用英语讲他由于下雨回不来，要我将回信的内容念给他听，而且边听边改，最后还给了我一个鼓励：much improved。
由于袁隆平首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产量高，米质优，特别适合大面积种植，所以目前我国有一半的稻田里播种的都是他亲手培育的杂交水稻，而且每年收获的稻谷，有60％都源自于他培育的杂交水稻，每年增长的稻谷可养活6000万人口，相当于3个澳大利亚。于是，袁隆平这个“中国农民”的名字，越来越受到了国际上高度的重视。
2001年，袁隆平荣获菲律宾拉蒙·麦格西西奖。这是一项被视为“亚洲诺贝尔奖”的国际性大奖。同事们都为他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可他却不愿为名利所累，在媒体未公开前，郑重其事地对同事们说：“保密！千万不要让记者们知道。”
袁隆平对一些虚荣的东西总是看得很淡很淡。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超脱，都可以舍弃，唯有杂交水稻，才是他心中不死的上帝！如他自己所言：“杂交水稻这一科研成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希望这项成果能为解决人类仍然面临的饥饿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他心里，除了杂交水稻，就是农民。他可以推脱许多冠冕堂皇的要事，却欣然为面向农民的报纸题词：祝农民朋友早日致富。他语重心长地给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说，农民光靠种粮是富不起来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种粮的单产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腾出部分土地种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谓之种植结构调整，从而实现致富目标。
为了这一目标，他甘愿奉献自己的一生。
B、让你活得更好
袁隆平一生考虑的是人的饭碗问题。
候云德一辈子考虑的，则是人的生命健康问题。
候云德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863生物领域第一、第二和第三届首席科学家。863计划实施十多年来，在所有的专家中能连任三届首席科学家的，只有两人，一个是蒋新松，再一个就是候云德。
40年来，候云德一直从事分子病毒学研究——通俗点说，就是专门研究人的生命的奥秘，专门研究人的某些疾病发生的原因，然后再找出预防、根治这些疾病的最佳办法。
一句话，想方设法，让你活得更好！
生命问题是自然界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生、老、病、死，是这个世界人人都逃脱不掉的烦恼。据说，当年的佛主释迦牟尼，就是为了要解除人的这四大烦恼，才出家修炼、创立佛教的。佛主释迦牟尼能否解除人的这四大烦恼，不在我们讨论之例；生、老、死的问题，我们也用不着去过多的忧虑；而只有病，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人只要活着，就会生病，无论是你和我，或者他和她，谁都逃脱不了疾病的苦恼和纠缠。疾病既是人类最“忠实”的“伴侣”，也是人类最可恨的敌人！
因此，人为什么会生病？怎样才能使人不生病？生病后又如何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尤其是癌症和艾滋病之类的病，便成了一些生物学家终生苦苦探寻的问题。
候云德决心献身医学事业，以解除疾病对人的痛苦，是在他刚满18岁那年的事情。
18岁，一个稚嫩而调皮的年纪，也是一个充满了梦幻的年纪。 就在这一年，从小就怀有一颗慈善之心的候云德，由于受了当医生的哥哥的影响，所以中学毕业时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将来当一名医生，好给人间拂去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阴影，便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并一举中的。
经7年的寒窗苦读，候云德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跨进了中央卫生研究院的大门。两年后，即1958年初冬，他又有幸被选送到苏联，在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研究所攻读副博士。
在苏联学习期间，候云德最后留给俄罗斯专家们最深的影响，就是刻苦。留学4年，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试验室和图书室熬过的。伊凡诺夫斯基病毒研究所每天是下午4点30下班，每天下班时，用候云德先生自己的话说，别人都走了，就他一个人死活赖在那儿，硬是不走，直到午夜最后一班地铁时间到了，他才匆匆乘车赶回宿舍睡觉。后来，他的行动终于感动了门卫，每次总是破例对他给予“宽待”。再后来，再被感动的门卫竟然将研究所试验室的钥匙偷偷塞到了他的手上！于是，他每晚的“越轨”行为，得到了巧妙的保护。
而他的导师——一位博学而善良的苏联女教授，更为候云德刻苦钻研的精神出众的才华所深深打动，为了支持他的工作，竟在他到苏联不足一月的时候，便为他专门配备了一位助手和一名小工。
候云德除了埋头搞试验，还坚持撰写论文。在此期间，他共发表了17篇论文，有的论文还影响颇大。由于他频频发稿，以致于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们竟专程跑到研究所来打听：候云德到底是何许人也？而与他同处一个研究所的一些苏联同事，一旦遇到了什么难题，当导师不在时，也把他这位“中国留学生”当成了可以信赖的老师。
由于候云德的努力，他在研究呼吸道病毒和细胞融合机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美国学者在他的这个研究基础上作了发展后，成为60年代到70年代世界杂交瘤细胞的重要技术之一。为此，苏联高等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了他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苏联病毒史上是第一次。当晚，他的导师还专门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晚会，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彻夜未眠。20年后，当他以中国863计划生物领域首席科学家的身份重返莫斯科时，他当年的导师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的光临。
留苏回国后，候云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呼吸道病毒病的病因的研究上。因为现代医学早已证明，引起人类感冒的主要病原是病毒。而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对感冒病原的研究。他认为感冒这种病虽然看起来并不严重，可它却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病，令人讨厌的病。中国人口多，患这种病的人相当普遍，如果能为中国的感冒病患者找到医治的办法，当然是他最大的欣慰。
不久，他通过对我国传统中药黄芪的抗病毒作用开拓性的研究，发现黄芪可以抑制某些病毒的繁殖，可以诱生干扰素，并在临床上得到证实，黄芪可以预防感冒。这为副流感的分类和感冒的病原学诊断提供了新的依据，为后来研制可预防感冒的黄芪干扰素并推向市场奠定了基础。此后，他又编写出了一部30万字的《感冒气管炎的病原与防治研究》一书。
然而，当他风头正劲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位能想法抑制自然界病毒侵袭的高手，却对政治病毒的攻击毫无抵抗之力。很快，他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遭到了批斗，并要他“老实交待”：苏联为什么会把医学博士的帽子给了他而没给别人？这一看似孩子般的提问，候云德却感到相当复杂，怎么说也说不清楚。但说不清楚也要说，说不清楚就更要说。书呆子的他这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他的病毒研究室外，原来还有一个比病毒研究室更为复杂的“政治病菌所”。
真是祸不单行。已经倒霉的候云德这时又遭不幸：1970年，女儿生下来刚8个月，还为来得及认清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更未来得及叫上一声“爸爸”，便被白雪病残酷地夺去了生命！
在那一时刻，望着心爱的女儿夭折的惨状，听着夫人凄惨的哭声，想起自己眼前的命运，候云德悲痛欲绝，极少流泪的他，忍不住流下了苦苦的泪水。
女儿的死，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个世界上，人的生命太可贵了！人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更宝贵。他作为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对每个人的生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决心为保护人的生命、增强人的生命健康而更加发愤努力！他想，只要能为他人解除病痛，造福天下百姓，他哪怕就是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愿意，也值得！
然而，他研究病毒的权力被取消了，他的研究工作被中断了，他为此深感痛心不已。1971年，他又被弄到江西的永修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每天挽起裤腿下田种稻子。直到1973年，政治的风雨稍稍缓和一些后，他才又重新开始他的研究工作。
一天晚上，他到办公室时，发现办公室的墙角边上扔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资料，出于好奇，他蹲在地上慢慢翻看起来。突然，他被一篇论述“干扰素”的文章吸引住了，于是干脆一屁股坐了下去，慢慢看了起来。
看完这篇文章后，他被压抑了多年的大脑顿时兴奋起来。从事医学研究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次接触“干扰素”。但凭他的敏感，他感到“干扰素”的出现，是人类医学上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用“干扰素”来治疗疾病有着极大的优越性。而且，人类病毒学的研究很可能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干扰素”时代。于是，尽管他当时担任的是感冒和气管炎病研究室主任，与干扰素这一课题相距甚远，但他决定把“干扰素”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为中国填补这一空白。
然而，要想研制出“干扰素”，谈何容易！
“干扰素”的诞生，在国外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
如果你坐在某个试验室里，举起显微镜，便会看见：一滴水珠，竟犹如一个偌大的湖泊，其中游动着数不清的小动物。这些小东西能小到在一颗沙粒上排满100万个！生物学家把这些小东西称之为“微生物”。
科学家证明，微生物中的病菌和病毒无时不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吃的食品上、用的饮水中以及我们的皮肤上和血液里，时刻侵袭中我们人体，从而致使肝炎、伤寒、肺炎、等传染病不断出现。本世纪初，压力山大。弗莱名发现了青霉素之后，才基本制服了这一猖狂的病菌，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新的生机。
病菌制服后，猖狂的病毒却依然还在猖狂，还在威胁着人类肌体的健康，直到本世纪50年代，英国的爱撒克斯和爱德蒙两位科学家经过无数次艰苦的试验后，才发现了降服病毒的武器：“干扰素”！
“干扰素”的发现，如同当年的青霉素，很快轰动了世界。
1974年，芬兰有一位骨癌患者被迫截肢后，根据以往的病例，这位病患者最多再能活上一年。但当科学家们在这位病患者身上使用了“干扰素”后，这位患者却依然活着！这一事实证明：“干扰素”不仅能低御病毒的侵害，而且具有抑制肿瘤生长和调节肌体免疫等多种功能。
然而，像“干扰素”这种可以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开始只能从血液中提取，其造价昂贵得惊人：从600毫升血液中提取的“干扰素”，仅能供一次注射使用，且需花费上百美元！于是，为了大大降低血本，更大批量的生产“干扰素”，以达到普及推广使用之目的，科学家们又着手搞起了基因工程技术。
1976年，候云德所领导的科研小组终于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了人白细胞干扰素。这无疑给候云德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但同时也让他深感不安，因为他用人血细胞制备的“干扰素”，须用800毫升的人血才能制备出1毫克的“干扰素”，而一支1/250毫克的“干扰素”，就要100多元的人民币！如此昂贵的药品，即是疗效再好，中国又有多少百姓使用得起？
候云德为此苦苦地思索着。
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又一次轰动了世界。因为这一成功证明，人类完全可以用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于是，世界各国立即开始了“干扰素”基因工程的实施，且形势逼人，进展神速。
一直关注着这一动态的候云德对此当然不会等闲视之。1978年，他带领着他的助手们也开始紧急行动起来。他的想法是，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干扰素”有着更广泛的用途，一旦研究成功，便会给10亿中国人民带来福音。
但当时中国的生物技术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实验中更是充满了重重难关。比如，国外检验“干扰素”的基因活性时，必须要用非洲的蟾蜍，因为这种动物生长在热带，产卵很多。可这种动物价钱高，又远在非洲，候云德他们拿不出这笔钱去买，既使想法搞到一点钱，也不可能大老远跑道非洲去买；如果用中国的赖蛤蟆，价钱倒是十分便宜，可一年只产一次卵，又实在太慢。
后来，有一天候云德突发奇想，想到非洲的鲫鱼也是多卵的，那么能否用它来替代呢？于是他便跑到自由市场，到处打听这种非洲鲫鱼，最后总算在北京养殖场买到了这种非洲鲫鱼。经过试验，获得了成功！197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这篇论文时，还获得了世界许多专家的好评。
1981年，候云德到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三个国家进行访问。当他看见这三个国家为“干扰素”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并已经攻下了基因工程这一难关，而再联想到自己的祖国落后太远，甚至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时，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回国时，他除了肩上背了一大包资料外，脑子里也装满了一大堆的问题，同时还诞生了一个新的设想：创建中国自己的“干扰素”基因工程实验室。
不久，“干扰素”基因工程实验室总算如愿组建起来了，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一切得靠自己从头做起。候云德先模仿外国的样子做了几项，尽管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可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同。绞尽脑汁查到最后，才终于发现，原来是北京的水质比美国的硬的缘故。
怎么办呢？总不能从中国坐飞机到美国去买水吧？只好从头另辟蹊径。
至于实验的条件，就更是难以启齿了。如，有一种盛同位素的容器，形状像圆珠笔筒，国内没有这种产品，候云德只好从国外带回一批。类似这样的小玩艺儿，在国外都是一次消费，用完就扔，可为了节省起见，候云德他们每次用过之后，得先用肥皂水泡上，接着用酸性中和，再用蒸馏水反复冲洗，然后再继续反复使用。这种形式有点像家庭妇女每顿洗碗刷筷，却比洗碗刷筷更为精细，还要麻烦。时间长了，谁都嫌烦，但兜里没钱，又有什么办法呢？
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和无数次的失败，候云德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在1982年的夏季，使基因工程“干扰素”获得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将人的干扰素克隆的国家。
1984年，候云德与有关生产单位合作，进行中试开发研究。经50多个临床单位和2700多例严格的疗效对比，证明国产“干扰素”对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白血病、慢性宫颈炎等常见病，具有十分明显的疗效作用。同时，为考核“干扰素”对病毒病的实际疗效，候云德又与天坛医院合作，治疗了300多例与病毒感染有关的子宫颈糜烂病人，有效率为90%。这一结果表明，“干扰素”对病毒确有良好的疗效作用。
1986年，候云德被推选为863计划生物领域首席科学家。
当了首席科学家的候云德更是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对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知道，由于生命科学与人口问题、人类生存问题和健康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生物技术在国际上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世界各国都把它作为主导科学来研究，并已经和正在实现一定规模的产业化，开始大量渗透到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有人估计，到2000年，全世界的生物技术市场，至少可以达到600亿美元！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生物技术对人民的生存、健康和社会的发展、环境、粮食等问题同样密切相关。但中国与国外相比，各方面都还存在着差距，而最大的差距，是产品的产业化是个空白。
因此，863计划生物领域专家委员会在候云德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三个联合研究开发中心，选定乙型肝炎疫苗、“干扰素”以及白细胞介素-2作为首选目标产品，进行研究、开发和中试生产，决心与国外的产品一争高下。
于是，候云德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以致身体渐渐不支。他本来就患有严重的糜烂性胃窦炎，过去偶尔发作一下，也无关大局，可如今太忙太累，就免不了经常犯病；一旦发作起来，便连饭也吃不下了，顶多只能喝点稀粥或面条。有时实在忙了，只好凑合着咽上两片面包。
家人和同事们都劝他去医院治疗治疗，休息休息，可为了能早日生产出“干扰素”，以解除更多人的病痛，他整天忙得根本顾不上求医寻药，更舍不得把时间白白扔在医院的病房里。晚上有时胃疼得实在不行了，他最多在桌上趴上一会儿，或者用手捂上十几分钟，等稍有好转，再继续伏案工作。
有人问他，你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干吗还那么亡命工作？他笑了笑，说，不容易呀，我能赶上一个尊重科学、同时也尊重科学家的好时代，实在太不容易啦！我现在既无人为的阻扰，也无旁顾之忧，国家对我还如此的重用，让我担任863计划生物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我没有理由不尽心尽力地为国家效力。
1989年，候云德又将第一个人aIb型“干扰素”产品研制成功。人aIb“干扰素”系世界首创，属国家一类药物，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基因工程高技术药物。此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比较，具有副作小的优点，在生产菌种和适应症方面，均有创新。
1993年，该产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已推向市场！对此，候云德兴奋地说：“基因工程aIb‘干扰素’的研制成功并推向市场，是我从事病毒科学研究一生中最感欣快的事情！”
是的，863计划实施10年来，中国的医药生物技术产品市场，从一片空白到现在的初具规模，无不渗透了候云德先生的心血。目前，经过国家批准投放市场的生物高技术药物已有7种，年产值达1亿元人民币以上；经国家批准进行临床一、二期试验的生物技术产品有19种；正在进行临床前或生产前开发研究的生产技术产品有29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的还有约50种。全国已经建成了10几个从事生物技术新药生产的厂家，还有10多个厂家正在筹建之中。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生物新技术产值将达到50亿元人民币左右！
而今，已过“古来之稀”年纪的候先生依然十分忙碌。他每天还是和从前一样，一大早便推起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悄悄行进在西城的一条小巷里，7点30分准时跨进自己极其简陋的实验室。晚上回到家里，他也依然和30多年前一样，每晚伏案工作至深夜。
候先生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唯一的一点爱好，就是空闲时写上几首诗。而他的夫人钱止维女士也同样笔下生辉，写得一手好诗。别看候先生对自己的研究课题始终专心致志，但对男女之爱，也同样一往情深。年轻时，他和夫人交流感情的最好方式，就是互相写诗。尤其是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他与夫人两地飞鸿，频频互赠诗词多达数十首以上。
1985年8月4日，是候先生和夫人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头天，夫人钱止维对他说：“明天是我们结婚40周年的纪念日，好久没有写诗了，我俩各写一首留作纪念如何？”
候先生答：“我现在太忙了，哪有闲心写诗哟！”
夫人又说：“毛主席那么忙，还早上爬起来写诗呢！这样吧，我们也明天早上写，不占用工作时间。”
于是，次日一早，二人各写诗词一首。
夫人写的是一首《满江红》——赞夫婿。诗中这样写道：
颖质天生，
双眸凝，
精气盈溢。
细看来，
布衣藏秀，
眉梢英集。
历尽磨难剑锋出，
壮志即酬功名毕。
纵然是，
聚少离别多，
长盼切。
……
候先生则为夫人和诗一首。他在诗中诉说了两人昔日的情感后，又抒发了对壮志与人生的感怀之情：
俩小壮志兮均实践，
几多酸辛兮何需言，
沧桑人生兮恨晚知，
朝青暮雪兮奈何天。
如今，候老先生已不再感叹人生的艰辛，而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紧迫。863计划一晃已实施了15年，他尽管已不再是863的首席科学家，可他依然还在为863计划中的种种问题日夜思考着，整天忙碌着。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初要有10-20种新药取得国家颁发的证书和生产号，以此形成生物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是的，据科学家们的预测，以基因诊断、基因疗法、基因工程药物为内容的“基因时代”将于2010年以前到来，并有望在21世纪前半叶使各种顽疾得到有效治疗。到21世纪末，人类将摆脱疾病的困扰，人的寿命可以健康地活到150岁。
当然，这只是一种预测。但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已经成为现实。目前，我国10种基因工程药物已通过了国家药审，并进入临床试验，另有20余种新药正在开发。其中，抗艾滋病药物、乙肝疫苗、人工血液代用品等已经得到应用，且效果显著。将来人们生病时，完全可以利用基因技术，对照“天书”找病因，既快捷又准确。而且，从新世纪起，国家“863”计划将在我国人群中选择5000个重要疾病功能基因，将其与已知人类基因组框架图相对照，其中的差异可能就是致病根源。这一计划将阐明我国人群主要疾病的易感性，并找到适合黄种人的药物和治疗方法，可以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因此，随着高新生物技术药物逐步推向市场，13亿人民的生命健康问题必将得到大大的改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将更加得到尊重，得到爱护。相信，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活得更好！
C、守住国人最后的遗产
金银财宝，房屋土地，森林草原，煤矿油田，等等，曾被人类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产。
然而，历史进入80年代后，人类基因资源，却成了这个世界最热门的抢手货！
于是有人说，基因资源才是人类最珍贵的财产，也是人类最后的遗产！
早在19世纪，科学家孟德尔便证明，生植细胞中的“遗传因子”，决定着生物体的形状。后来，人们便将这些“遗传因子”称之为基因。自然界中的花草鸟虫，虽然岁月流逝千年，可它们的形状和行为至今依然不变，就是因为遗传基因作用的结果。还有，儿子像父亲，孙子像爷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等等这些生命现象，也均是遗传基因携带的遗传指令行事的结果。
20世纪初，科学家们又进一步发现，基因是按照顺序排列在细胞核的染色体上的，每一个基因，都携带着遗传密码；而每个人通过46条染色体所能表达的遗传密码，可以说几乎是不可限量、无穷无尽的。一个人从受精卵发育起，直到生命结束，一生中始终受到自己身体中的遗传基因的支配。因此，人类若是一旦弄清了所有基因中所携带的遗传密码的确切含义，便可揭开生命和各种疾病的秘密。
然而，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由细胞组成。人类的细胞中有24种染色体，上面含有10万至20万个遗传基因，使用着约30亿个碱基对，要想把其中蕴藏的遗传密码信息全部破译出来，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极其艰难的浩大工程！
从本世纪70年代起，NDA（脱氧核糖核酸）体外重组和淋巴细胞杂交瘤制备单克隆抗体两大技术的出现，至1982年基因工程药物——人重组胰岛素产品的面世，再到1986年的生长激素、干扰素、白细胞介素等一系列基因工程药品和上百种单抗技术的相继出现，短短几年里就有一批生物技术企业在欧美一些国家展开角逐，以医药生物技术产品为主体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开始形成，从而使基因的研制开始走向了商业化的慢慢之路，进入80年代后，随着巨型计算机的问世，每秒上亿次的运算已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因此人类开始对基因这个秘密王国发起了攻势。早在1984年，美国一些科学家便提出要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随后美国能源部便开始组织几位科学家进行了研究。1986年，美国又率先提出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于第二年正式列入国家预算。之后，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巴西、日本、突尼斯、印度等国也先后纷纷响应。于是，1988年便形成了跨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从而使这一计划成了国际性的庞大组织。
90年代以后，生物技术加快向农业、环境、海洋等领域的延伸和产业化，美国等发达国掀起了生物技术的“第二次浪潮”。由于转基因植物的头号种植大国美国不断地向其他国家出口技术，引发了各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激烈竞争。作为对全社会最为重要并可能改变未来工业和经济格局的生物技术，以其日新月异的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1990年10月1日，美国将“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列入国家重大项目，美国国会还通过了3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正式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并预计在15年时间内将人体总共10万个基因的图谱全部描绘出来，旨在破译人类全部遗传基因和全部碱基排列次序，帮助人类找到治疗癌症、艾滋病等绝症的有效途径，从而通过基因治疗保证人类身体健康，使人类在分子水平上认识自我。据报道，现已确定了3万个基因的方位，并知道哪些基因属于哪个器官。估计到2005年，人类基因图谱将彻底查清，基因与疾病的对应关系也可逐步查清。目前，有关人的性格的基因的研究也有初步的结果。在美国、欧洲、以色列发现约15%的人有追求好奇、容易冲动、好走极端这种基因。而且还发现自杀也与基因有关，如作家海明威极其父亲、兄弟，都是自杀的，与家族遗传基因关系甚大。
无疑，“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本世纪末最大的生物工程研究计划，被称之为人类史无前例的“胆大妄为”之举，甚至有人说，此计划完全堪与美国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媲美。因为它不仅通过提示人类生命活动的遗传学基础而带动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将为21世纪的分子医学奠定基础，6000多中人类单基因遗传病和危害人类健康的多基因病——如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都将可能由此得到预测、预防和治疗，并且农业、工业和环境科学也将从中获益；如果人类全部基因的遗传密码都能被破译完毕，并能编著成书，则足足相当于1000本《辞海》！显然，这是一本“人类生命百科全书”，有了这本书，人类便真正掌握了一把洞悉了解自己的钥匙。
由于高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度现已大大提前。1986年上半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第一阶段工作便已顺利完成，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宣布，它将开展试验性的基因研究。目前，科学家们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基因功能分析，对癌症、早老性痴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病态反应等疾病有关的遗传基因已能辨认。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巨大的商业价值越来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因而引起了全世界对基因的高度重视。据统计，因遗传基因的缺陷而引起的疾病大约有6000多种。近几年来，基因疗法的治病范围正在逐渐扩大，截止1995年底，全世界已有700多名患者接受了基因治疗，治疗的疾病有血友病、严重贫血病、关节炎和心血管病等15种以上。
因此，如果说被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农业基因工程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那么人类基因工程的再度掀起，则正在改变着人类自身。
早在国际人类基因计划刚刚启动时，中国的一批遗传学家们便敏感地意识到了研究人类基因的重大意义。著名的医学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 先生，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吴先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头儿。几年前，有一次他被邀请去外地参加一个活动，报到时，对方要求他在签名薄上留下自己的座右铭。对方的这一提议令他颇感意外，但他稍稍想了想后，还是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狗在吠，骆驼队在前进！”
的确，纵观吴先生一生留下的脚印，若将他比喻为沙漠中一匹跋涉不止的骆驼，倒是十分的贴切。
关于这匹“骆驼”，有不少有趣的小故事。
儿时的吴先生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天起，仿佛就是忙着生病，且病情总是不断。3 岁那年，他因患了伤寒竟然病了整整一年！等他长到刚背上小学书包时，一到冬天，又总是低烧不止，咳嗽不断。上中学后，又染上了疟疾，每次发作，吓得老师总是向校医频频告急。初中毕业考试刚一结束，由于精神过度紧张，便引发了胃大出血，自个呻吟了一夜，第二天拉出一堆像墨汁样的大便，还以为是自行排了毒。
也许是老天注定了要吴先生与疾病打一辈子的交道，高中尚未毕业，被同学们称之为“老病号”的吴先生居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同济大学医学院。可已经成了大学生的他，由于长期患病，身高虽然1.70米，体重却只有可怜的45公斤。且骨瘦如柴，面色泛青，似乎只要有风刮来，便随时都有被掀倒的可能。所以他与同学们初次相见后，同学们心里想的都是：看来此人活不了几天了！
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吴先生先生被迫选择了两个办法：一是发奋读书。他每晚在只有两根灯草的桐油灯下坚持啃大部头的德文解剖学、生理学等，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起来咿咿呀呀地练习德语的发音。如此这般，长年不断；二是坚持游泳。同济大学当时位于四川宜宾的长江边上，他每天坚持到长江里去游泳。无论刮风下雨，雷打不变。即使到了冬季最冷那几天实在无法下水时，他也要跑到江边打上一桶水冲它个冷水澡。此后，游泳的习惯吴先生从不间断。
游泳的习惯吴先生不但一直坚持至今，而且还总是用游泳的办法与疾病作斗争。1965年，吴先生被传染上了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500单位。从医院出来后，他既不卧床休息，也不吃药打针，而是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游泳计划：先每天游50米，再逐渐增加，以游泳后肝区的感觉作为增加运动量大小的标准。半年后，他一次可游上1000米，且肝区也不再疼痛。1992年底，年已77周岁的吴先生又患了糖尿病，他还是用每天坚持游泳的办法予以对付。结果，两年下来，糖尿病也出奇地得到了控制。
也许吴先生对疾病的痛苦有着比常人更多更真的体验，因而攻克疾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便成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49年，吴先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从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了。由于他各门功课全优，留校任了病理学助教。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吴先生调往该所病理室担任助理研究员，开始了我国最早的实验肿瘤学研究。1958年，吴先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习，三个月后，他便将人体肿瘤细胞克隆成功！三年半之后，苏联医学界18名权威专家又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破格授予他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他因此而成为中国留学生中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196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吴先生便决心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1966年，吴先生和凌丽华对70名从新生儿到61岁正常人的8031个核型进行了有关参数的测量，提出了中国人体细胞染色体的基本数据和模式图。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最详尽的染色体基本数据，也是当时世界上这方面最为详尽的参数资料。
但1969年，吴先生一家被下放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安家落户，劳动改造。初到青海，正值酷冷的严冬，吴先生一家却连炉子都生不着，全家人冻得浑身发抖，只好缩在屋里搂成一团。不久，吴先生双手双脚都长了冻疮，由于无医无药，44岁的大男人了，还痛得直抹眼泪。但吴先生到底还是挺了下来，并在青藏高原立住了脚跟。后来的他不但成了当地一名出色的赤脚医生，而且还学会了骑马、做酥油茶和青稞糌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最苦的岁月，让他更懂得了中国老百姓生存的疾苦与艰辛，从而更增强了他要为人民排解疾病痛苦的信念。直到1973年，当国家要重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时，吴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才从青海返回北京。
回到肿瘤研究所不久，吴先生便和同事们一起，建立起了细胞生物室。他除了恢复对人类细胞遗传学研究外，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从遗传学的角度，探讨肿瘤病因和癌变原理，向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再次发起了进攻！过去，大多数科学家们都只从环境因素上去寻找肿瘤的病因，而吴先生通过多年的研究，则得出了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结论。
但像恶性肿瘤这样的疾病，许多年过去了，科学家们也未寻找到有效的治疗和防治手段，因而成了全社会的一大敌人。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类疾病的起因离不开基因的突变和缺失，于是便想，如果用正常的基因去取代突变基因或补充缺失基因，岂不就可以治疗此类疾病吗？这就是所谓的基因治疗。
从80年代起，国际上开始了基因治疗的尝试。但人体内的基因毕竟是先天铸成的东西，如今，科学家们却要对它进行改变，所以一时难以让人接受。许多人还从道德伦理上对此加以抨击，认为人是上帝造的，对基因组的触动，就是对上帝的亵渎！
但科学家，就是一批专门与上帝作对的人，一批不肯与上帝和谈的人。随着基因治疗取得的成就，基因治疗这一新的科学治疗手段逐步被人们所认可，美国等一些先进国家还为基因治疗专门公开立法。
在中国，吴先生是最早对基因治疗引起重视者之一。早在70年代，他便在他的重要译著《人类遗传学原理》增写的最后一节中提出了基因治疗问题。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对于基因缺陷而导致缺乏某种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设法把正常基因补充到患者的基因组里去呢？这就是所谓‘遗传工程学’的人物之一……这一工作虽然离临床使用尚有一段距离，但却开创了一条治疗基因的全新途径。”
1985年，吴先生再次撰文，向国内介绍生物技术的新方向——基因治疗！并提出中国基因治疗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肿瘤。因为他认为，比起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来，肿瘤的患者更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更大。而国内现有的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手段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晚期甚至某些较早期的恶性肿瘤仍然束手无策。因此，他一方面在各种会议和报刊上呼吁中国要提倡开展基因治疗，同时从1987年起，他在他所领导的研究室里便开始了对基因治疗的探索，为我国日后肿瘤基因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时，吴先生等中国的科学家们便敏感地意识到了基因研究的重大意义，于是总是在各种场合强烈呼吁中国也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可当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同时提出时，限于国家财力有限，只好先将水稻基因组计划列入了国家计划，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则暂时搁浅了。但吴先生认为，中国拥有世界22%以上的人口，人类基因组如果没有中国各民族基因组的数据，便不成其为人类基因组。因此他并不为此而放弃努力，依然为尽早启动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而积极努力。
1991年底，美国人类遗传学者和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科学家们联名紧急呼吁，要求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立即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和保护，否则人类基因组项目即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借此大好形势，吴先生等中国科学家便在国内再三强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寓于世界民族和各遗传隔离群之中，研究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基因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有56个民族和许多遗传隔离群，他们在遗传上均有其特点，因此中国各民族是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丰富资源，人类基因组项目不能缺少中国；鉴于各民族已经逐渐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经频临消失，所以保留各少数民族的基因组便成为当务之急；如果中国现在不做，将会永远失去这一机会。
接着，1992年底，吴先生又以保存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迫切性作为契机，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递交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课题建议书，而后又在全委会上成功地进行了答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终于通过了吴先生的建议书。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了题为“中华民族基因中若干位点基因结构的研究”的重大项目，由国内19个试验室共同协作研究。同时，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也被列入国家863计划。至此，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得以正式启动。
由于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跨世纪的长远计划，所以吴先生因年事已高，便退居二线，出任该计划的顾问，而由较年轻的强伯勤和陈竺两位专家担任了863计划人类基因组研究课题负责人。
强伯勤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这位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的专家，从1980年起，便一直在从事基因工程的研究。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在分离与脑发育相关基因中有着很多新的发现，为我国基因组的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陈竺则是上海血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位曾留学法国、并获得过巴黎国立医院外籍住院医师头衔和科学博士的年轻专家，自1989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便开始了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 他在对白血病的研究上，克隆了数种染色体易位所致的融合基因，丰富了对白血病原理的认识，为形成我国特色的肿瘤治疗新体系体系做出了贡献。同时，近两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还为我国引进了一批研究基因的关键技术，克隆了一批与正常造血以及白血病分化相关的人类新基因，并初步明确了其结构和功能。
863人类基因组计划启动后，在这两位专家的指导下，全国863计划基因课题的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像上海肿瘤医院的顾健人、复旦大学的余龙等专家，以及北京医科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等单位，一直都在积极地努力之中。此外，还有杨焕明、王琳芳、缪时英、袁建刚、沈岩、郑德先、朱立平、刘德培等一大批教授们，也在为中国的基因研究工作做着自己积极的贡献。
然而，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基因热的蓬勃兴起，中国的科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中国的基因资源既面临着新的大好机遇，也面临着历史性的严峻挑战，同时还潜藏着深重的危机！因为许多迹象表明，一场史无前例的听不到炮声、看不见硝烟的“基因争夺战”正在全球悄然打响，并正向着东方的中国步步逼近——80年代初，美国一家公司有一个叫林福昆的台湾人，成功地复制了促红细胞生长基因后，便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并投放市场。这种治疗肾性贫血的新药因疗效明显而大受欢迎，致使全世界年销售额高达10-12亿美元！这是生物技术商业化最成功的例子，它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基因工程的巨大商用价值。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般的有趣，当金银财宝在某写人的眼里已经变得熟视无睹、一钱不值时，基因又成了人类争抢的宝贝。自1990年美国率先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科学的竞技场和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从此便不得安宁；而东方的中国，更是成了“多国部队”眼中的“基因新大陆”。
《青年周刊》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基因资源在世界上最为丰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列强掠夺基因的守猎场，人类基因工程正在中国大地上流失。中国百姓在浑然不觉的时候，自己的遗传物质已被取走并很快转化为商品，中国人却永久性地丧失了制控权，反而不得不出巨资购买其产品，沦为材料提供者与利润丰厚的市场。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也撰文指出：大肆采集中国人血样基因的活动如任其发展，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基因组资源转瞬成为外国财团的囊中宝物，而中国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遗传物质被取走后很快成为商品，自己却失去了制控权，沦为附庸。
一封署名“山西一个共产党员”的来信，也这样反映道：自1994年以来，一位留美中国人与一位美国研究人员每年数次来山西某食道癌高发区，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买我国食道癌及胃癌家系资料和标本，并从有的医院购买肿瘤病人的病历和外科手术记录以及各种检查记录，随后将这些资料非法带到国外。据反映，目前他们已收集标本和病例600例子左右，计划在1997年收集该地区食道癌家系1400例。
连美国最权威的科学杂志《科学》，也于1996年7月19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美国某大学已与中国大陆的6个医学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计划在中国大陆抽取2亿个中国人的血样和基因。该项目主要由美国数家制药长和药品公司赞助，预计在1997年投资1000万美元，主要用于分离和鉴定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症等所谓的“文明病”和复杂遗传病的基因。
上述6个中心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沈阳、安庆、成都。该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对此声称：“中国提供了低成本的研究途径，同时巨大的群体也许能使科学家花费较小的代价得到基因。而且这个国家有明显的城市和农村差异，从而有可能看出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健康效应。”据有关报道，所谓的“低成本”，指的是他们在大陆每采集一份中国人血样，只付给中国人10钱的人民币！
顺便需要提及的是，在美国做基因研究工作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美国人在登陆中国“基因新大陆”的过程中，利用的有力“助手”不是别人，恰恰又正是中国人——尤其是少数在外国专家手下工作的留学生。这一少部分中国人轻车熟路，知彼知己，来回穿梭期间，常常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应。为此，对其中个别图谋不轨、唯利是图者，被国内一些学者斥之为“买办”和“内奸”！
美国人率先登陆中国“基因新大陆”后，生物工程较为发达的德国人也来到中国，并深入中国腹地，开始寻求“合作”和“资助”对象。随后，嗅觉灵敏的法国人也挤身于中国大陆，以开办基因公司的名义，与中国有关单位合股，而后利用中国的基因资源和病种资源，以及科技人员和有关的场所，分离新的与疾病有关的基因。据有关情报表明，法国人至少在北京和上海已经站稳了脚跟，而且很快还有新的计划和举动。
那么，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基因为何如此迫不急待呢？
首先，从广义上讲，人类基因组只有一套，即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而这个基因组所包含的基因是有限的，其总量只有5-10万个。所以说，人类基因组是一种有限资源，而非再生资源。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基因的研究工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谁一旦率先研究发现了某个有用的基因，后来者即使又发现了，也是图劳。而且，据目前所知，人类基因组所包含的全部基因中，大约只有1%的基因是有用的。
因此，基因争夺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在争夺有用的基因。这些有用的基因一旦抢夺到手后，就能获得知识产权，就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美元和极大的社会效益。在西方，一个新发现的有用的基因一旦问世，光是这个基因的转让费，就高达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所以有人说，抢夺别国的基因，就等于是抢夺别国重大的财产；保护本国的基因，就是保护本国重大的财产。
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拥有12亿人口，56个民族，病种最多，几乎任何一种疾病均可在中国找到突变基因，因此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大国。由于人口多，家族隔离群也最多，因而拥有大量的疾病人群，使得疾病谱系十分广泛。再者，中国过去由于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社会，人口比较稳定，且流动量小，因此，寻宗找祖，确定家系，就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容易得多。
而且，中国有不少地区都是疾病的高发区，就是说，某一种疾病全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流行。比如，河南的林县，是中国食道癌有名的高发区；江苏的启东县，是中国肝癌的高发区；还有山东的半岛，是胃癌的高发区。外国人之所以对中国的基因格外感兴趣，正是因为中国有如此众多的疾病高发区；有了这些疾病高发区，查找起基因来就要方面得多，准确得多，也更有价值得多！
为此，国外的许多基因公司正以巨大的投资在世界范围尤其是中国，千方百计地寻找家系，有的甚至还打出了大幅广告！
显然，西方国家和一些企业不惜巨资投入这一事业，并非完全是为了科学上的意义，有的也是为了捞取更多的美元。因为研究基因就像开发各种专利一样，是有知识产权的，谁一旦拥有了基因图谱，就会禁止别人复制、发行；若是谁想来利用，那对不起，请先付美元。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不加紧对自己民族基因的研究，不编写出自己的基因图谱，便会始终受制于人。不光样样都要向人付钱，而且自己还被别人了解得一清二楚，从而最终丧失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
为此，一些发展中的国家发出强烈呼吁：“过去，西方人抢走了我们的黄金钻石，现在，又来掠夺我们的基因，这太不公平了！”
然而，要想防止这种掠夺并非易事。因为它不用枪不用炮，更不用原子弹之类的核武器，而完全靠的是彬彬有礼的现代科学技术。你自己如果无能破译基因密码，那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破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无能为力，软弱好欺！
面对世界如此激烈的基因争夺战，同时也面对中国基因潜藏的极大危机，中国的科学家们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等闲视之。
外国人登陆中国“基因新大陆”后，863计划生物领域和医科院系统的科学家们十分着急。他们深知，中国56个民族的基因，乃我中华民族最宝贵的遗产，它与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绝不容许任意流失到国外。
然而，他们同时也明白，像基因这种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研究课题，科学家们只有把个人的研究兴趣想法变成一种国家行为，并以科学的献身精神，积极投身到国际竞争当中去，才会有所作为。所以，近几年来，中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生命科学家们，围绕着中国的基因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积极呼吁上级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保护住中国自己的基因资源。
863计划生物领域首席科学家强伯勤教授对此深有感慨地说，近年中国基因流失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外国的一个研究所在我国有的地区以50美元购买一个糖尿病例资料，并由当地负责临床检查；一个美国公司在一篇关于成功定位喘息基因的新闻报道中透露，他们应用了来自中国南方某地一个喘息病的大家系的资料。
为此，强伯勤教授还在一份报告中建议：中国政府应迅速制定有关法规，保护我国人类基因资源，防止非法外流。他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对此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应加大专项资金的支持，确保重要家系资源在国家部门中开展研究，或用于在确保中国知识产权基础上的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
中国人的基因资源流失情况，甚至还引起普通国民的不满。一封来自安庆的检举信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克隆出自己的基因而让人家抢走，将来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我们这代人必须做好这件工作，否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同时也为了积极参与国际竞争，1996年11月26日，我国20多位在基因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科学家，云集在北京香山，针对中国的基因问题举行了专门的会议。
这次会议为期3天，专家们对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后，达成了如下共识：
1.中国作为基因大国，如果外国有人企图染指中国基因组资源的话，必须坚决进行抵制，绝不容许中国基因组资源外流和被掠夺；2.中国科学家应该立即参与抢救基因的行列之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必须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3.应该尽快做好基因知识的普及工作，使中华同胞都了解人类基因组与疾病相关基因研究的意义、目的、现状和前景，了解世界基因争夺的厉害关系，为保护中华民族的基因组资源而知觉地做出努力；4.欢迎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和机构与中国进行真诚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欢迎外国投资支持中国科技者进行新基因分离和基因研究，并欢迎进行技术帮助；5.对某些可能不利于中国进行基因组研究的言行，中国科学家将通过科学的、道德的和伦理的途径，向世界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与此同时，《人类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这一重大项目，也被正式列入了国家863计划。本重大项目拟在863原有专题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加强对中国重大疾病基因资源的采集和保存，加大对最有希望在近期获得突破的重大疾病基因和重要功能基因研究的支持的力度，同时加快在自主研究和知识产权保护基础上的对外合作步伐，从而使我国的人类疾病基因研究迅速接近和达到国际水平，使中国跨入世界基因研究大国的行列，为下个世纪我国分子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通过863计划和其他国家计划的资助，中国在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很快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不仅为人类重大疾病基因的研究培养了一支科研队伍，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技术体系，而且在肝癌、食道癌、白血病等相关基因的分离、克隆和结构、功能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国际人类基因组数据库中，终于输进了第一批中国人的数据。同时，在国内有关肿瘤、心血管疾病、精神神经疾病高发区，还建立起了现场样品采集的网络。
正是基于对生物技术发展趋势及市场前景的认识和把握，1986年制定的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长期目标（到2000年）是：更好地满足人民营养需求，特别是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以及提高健康保障水平。在生物技术的一些重要方面，包括动植物基因工程技术，基国分离、修饰、表达技术能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在杂交水稻、养殖鱼新品种的培育、乙型肝炎和肝癌防治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整个“七五”和“八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生物技术在“863计划”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取得了一批较有竞争力的成果。
然而，随着国际生物技术领域竞争的日趋加剧，以及国家加大对生物技术的需求，到“九五”期间，“863计划”也审时度势，在坚持原有的战略目标的同时，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措施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首先是指导思想的调整：战略上由跟踪转变为创新，战术上由单一转变为集成，视野上由国内转变为国际，经费投入上由主导转变为引导，机制上由计划转变为市场。其次是对组织管理、经费投入和研究内容的调整：“九五”期间，减少管理层次，克服了以往专家管理机制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三员不分”的弊端。生物领域加大了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投入，所占比例超过了50％，重大项目课题经费达数千万元。在源头创新方面增加了对人类基因组测序、重大疾病相关基因、重要农作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组学研究的投资，还及时增设了一批国际热点、前瞻性强的项目，如生物信息、生物蕊片、组织工程、超级杂交稻、环保生物技术等。同时在关键技术突破和重要技术平台方面，通过组织重大项目实施，初步建立了基因组织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和基因功能分析、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基因转移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等技术平台。根据国家需求，人工血液代用品、治疗性乙肝疫苗等重大产品的研制也在立项中突出体现。
应当说，“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15年来获得的成绩，是与该领域的战略性决策分不开的。因为有了明确的方针，才使这一领域成果累累。）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人类基因组研究若与国际上相比，仍存在着种种问题。
问题之一，是经费不足，投资太少。目前国内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的投资每年只有420万元人民币，而国外一个人类基因组研究实验室一年的经费就是中国的数十倍之多。据报道，在未来的3 年时间里，有6 家美国的研究机构将参与一项耗资6000万美元的试验性工作。一旦这项研究达到预期目标，则有可能在2005 年完成人类基因总图谱的绘制工作。国外由于投资雄厚，对人类基因组的研究都是自动化：机器人加样，自动测序，各种计算数据结果，由计算直接机输入人类基因数据库。可中国由于经费少，就不可能购置先进的设备，不可能有好的技术条件，因而绝大多数的研究组都只能靠作坊式的人工操作。
问题之二，是国家各个计划之间的协调不够且投资较为分散。目前，我国人类基因组以及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的研究，分散在全国各地30多个研究组进行，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因此，这种各自为战、零打碎敲的格局，很难与国际上基因组研究的中心化、自动化、集成化抗衡。近年来，我国一些很有积累的疾病相关基因，就是由于研究速度跟不上，在即将成功之际被国外实验室抢先发表，结果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问题之三，是国际合作有待加强。目前，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已日趋国际化，发达国家对此极为重视。中国只有在保护好中国基因组资源的基础上，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快与国际合作的步伐，才能提高研究进度，有所作为。因为像这样的尖端学科，只有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才可能引进资金，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从而使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否则，一些有用而又有限的重要基因若是都被别人提前发现了，你手上的基因即使攥得再多，也等于是一堆废物！
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毕竟正式启动了，而且在863计划的带动下，近几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已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基因工程研究不仅参加了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而且在依靠基因工程技术来改良动植物品种、治疗人类重大疾病以及药物研究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做出了贡献；转基因羊、牛的获得和基因抗虫棉的成功，标志着我国转基因动植物技术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工作正式加入国际合作计划，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五国共同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完成了其中1％的测序任务，并在我国建立了人类基因组研究基地；重点针对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的重大疾病相关基因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同时，还克隆了一个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神经性聋致病基因；确定了一个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的基因位点；百个可能与鼻咽癌、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相关的基因片断序列被国际权威数据库接收并予以保护，30个完整的新基因已被克隆。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的科学家们只要经过努力，中华民族的基因资源不仅会牢牢地守护在我们的手里，而且还必将为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发展，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第四章 科学就是献身
追求美好与舒适，是人类的天性。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努力提高生产力，试图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生产中解脱出来，从而以获得更多的富裕时间，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于是渴望生产的自动化，便成为人类千百年来一直追寻的梦想。
从原始的手工作坊，到现代的工业自动化，人类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而又漫长的崎岖小道。从本世纪70年代末起，国外在自动领域方面的研究成果，才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宇宙探索、资源开发、生产过程中的高度自动化以及大规模的经济计划管理等等。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机器人的大量使用。
中国对自动化真正的研究，在70年代才处于起步的阶段；而机器人，就更是一片空白了。于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从而加快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进程，智能机器人被列入了国家863计划。
然而，11年来，为了中国的机器人，为了中国的工业现代化，863自动化领域的科学家们有的献出了大半辈子的心血，有的献出了毕生的智慧，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眼睛，有的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既是中国的科学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献出的一腔血情，也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