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拉车的那匹马一定是世界上最懒的一匹马了，你看它耷拉着脑袋，拖沓着步子，一步一步磨磨蹭蹭地往前走着，好像它就打算让那些望眼欲穿的邮包接受人干等着似的。我仿佛觉得，有时候它一面这样盘算着，一面不由得咯咯地笑出声来，可是车把式却说，它那不是笑，而是犯了咳嗽病。
车把式也和他那匹马一样，老耷拉着脑袋。他赶着车的时候，还喜欢把腰向前弓着打个盹儿，两只胳膊放在膝盖上，一个膝盖上一只。我说“赶着车”，其实，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即使没有他这个车把式赶着，那驾车照样到得了雅茅斯，只要有那匹马，这一切就都办了。至于说说笑笑嘛，他一窍不通，只会吹吹口哨。
佩戈蒂的膝上放着一篮子点心，假使我们是坐这驾马车去伦敦，这篮子点心也足够我们吃一路了。我们睡了吃，吃了睡。佩戈蒂总是没等下巴颏离开篮子把儿，就睡着了，抓篮子的手从没有个松开的时候。要不是我亲耳听见，我绝不会相信，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女人，打起呼噜来，竟会声如雷吼。
我们在乡间小路上拐来拐去，在一家客店往下搬床架子的时候耽搁了不少工夫，在别的地方又停过那么多的次数，直折腾得我精疲力竭，所以望见雅茅斯的时候，我高兴极啦。我放眼河对岸那片广袤的荒滩，只觉得它看上去松软软、湿漉漉的，心里不由得嘀咕，要是果真像地理书上说的那样，地球是圆的，那为什么有的地方会变得这样平展呢？不过转念再一想，也许雅茅斯正好坐落在两极之中不定哪一极上呢，这样不就可以把道理说清了吗？
我们走得更近一点儿了，四周的景物尽收眼底，只见那片景物像摆在一条直线上那样，横亘于天空下面。我向佩戈蒂表示，那里若是有一个小丘之类的东西，也许会大为改观呢。我还说，如果海和陆地离得稍远一些，城镇和潮水也不像水泡烤面包那样混杂在一起，也许会比较好一些。但是佩戈蒂却口气比平时更坚决地说，我们应当随遇而安，并且说，就她个人而言，能作为一个“雅茅斯熏青鱼”，她感到自豪。
我们走到街上（我瞧着这种街道很眼生），闻到了鱼腥味儿、沥青、麻刀和焦油的气味儿，瞧见水手在街上逛来逛去，大车在石铺的路上叮叮当当来来往往，我才觉得，刚才的想法实在是冤枉了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于是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佩戈蒂，她听见我说喜欢这地方，便美滋滋地对我说，谁都知道（大概只有那些有幸生来就是“雅茅斯熏青鱼”的人才知道），雅茅斯大概要算得上是普天之下最美的地方了。
“瞧，那不是我的哈姆吗！”佩戈蒂忽然喊道，“长得都认不出来了。”
其实，哈姆是在小客栈门口等着接我们呢。我们一见面，他就像老相识一样，嘘寒问暖。起初，我觉得，我跟他的熟劲儿可远不如他跟我的熟劲儿大，因为自从我出生的那天晚上，他就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家里，自然他跟我熟，而我跟他不熟了。不过，他把我背起来，驮回家去，这样一来，我们两人也就亲热了。他现在长得又大又壮，身高六英尺，膀阔腰圆。但是他脸上憨态可掬，头上又长着淡色的卷发，因此显得十分腼腆羞涩。他穿着一件帆布夹克，一条硬邦邦的裤子，硬得好像不必腿在里面撑着，只凭裤子自个儿就可挺起来。与其说他头上戴着帽子，倒不如说顶着一件像一所老房子屋顶似的、涂了沥青的东西，更为贴切。
哈姆背上驮着我，胳肢窝里夹着我们的一只小箱子，佩戈蒂提着我们的另一只小箱子，我们就这样穿过一些到处都是碎木片和小沙堆的胡同，走过了一些煤气厂、制绳厂、造船厂、拆船厂、粘船厂、船具厂、铁匠炉，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地方，最后来到了我刚才瞧见的那片死沉呆板的荒滩。这时候，哈姆说道：“大卫少爷，那就是咱们的家！”
我朝四面八方张望，尽力往远处看，往海那儿看，又往河那儿看，但是无论怎么看，却都看不见有什么房子，不远处只有一只黑漆漆的平底船，或者另一类的废船，搁浅在陆地上，伸出一个像漏斗的铁玩意儿作烟囱，暖烘烘地往外冒烟。除此而外，我就再也看不见有什么可供人住的地方了。
“不会是那儿吧，不会是像一条船的那个东西吧？”我说。
“怎么不是，就是那个，大卫少爷。”哈姆回答。
我当时觉得，即使是住在阿拉丁的宫殿里，即使是看见大鹏鸟的蛋，也不及住在那条破船里，更叫我着迷，更富有浪漫色彩。只见船帮上开了一扇很有趣的门儿，船上面盖着顶篷，旁边还开了小窗户。但是，它之所以令人着迷，令人惊奇，就在于它是一条真正的船。毫无疑问，它下过几百次水，从来没有人打算把它放在旱地上，当房子住。如果它当初打算住人，那我也许会觉得它太小，太不方便，太冷清了。但就是因为没人打算叫它作这种用途，它才成为一个再好不过的住处哩。
里面洁净得令人喜欢，要多整齐有多整齐。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架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立着一个茶盘儿，茶盘儿上画着一个打阳伞的妇人，在那儿散步，旁边一个雄赳赳的男孩儿，在滚铁环玩儿。还有一本《圣经》挡住茶盘儿，免得茶盘儿滚下来。茶盘儿如果当真滚下来，那么，放在《圣经》周围的好些茶杯、茶托儿，还有一把茶壶，就都要砸碎了。墙壁上挂着几幅普通的彩色画，镶着玻璃框子，画的都是《圣经》里的故事。后来，每逢在小贩手里看见这种画，只要看上一眼，佩戈蒂哥哥房内的全部陈设布局，就会立刻历历呈现在我眼前。这些画儿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幅：一幅画着穿红衣的亚伯拉罕要杀穿蓝衣的以撒祭祀诸神；另一幅画着穿黄衣的但以理被人扔进绿身狮子的洞穴。在那小小的壁炉搁板上方，挂着另外一幅画儿，画的是在孙德兰那地方建造的一艘叫做“莎拉·捷恩号”的双桅方帆船，船尾是真木头做了粘上去的。那真是一件艺术品，把绘画技巧与木工技艺完美结合在一起，我认为那是世界上难得的最令人羡慕的收藏品之一。房顶的椽子上钉着几个钩子，它们的用途，当时我没猜出来。屋子里还有小矮柜和箱子一类的家具，又盛东西，又坐人，可以顶好几把椅子用。
所有这一切，我一跨进门槛儿，就看在眼里——按照我的理论，这是小孩子特有的本领——接着，佩戈蒂打开一扇小门儿，让我看我的房间。那是我所见过的设施最完备、最招人喜欢的一个房间——它在那艘船的尾部，有一扇小窗户，是利用原先船舵穿出去的那个洞改做的。墙上钉着一面小小的镜子，镜框镶嵌着贝壳，高低对我正合适。还有一张小小的床铺，大小恰好能容我躺下。还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的蓝盂子里盛着海藻。墙壁粉刷得像牛奶一样白，用杂色花布片拼成的被子，五光十色，花哨得我眼睛生痛。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房子里，有一件事儿格外引我注意：就是那一股鱼虾味儿。那股味儿无孔不入，我掏出手绢来擦鼻子的时候，发现手绢有一股好像包过龙虾的味儿。我把这一发现悄悄地告诉了佩戈蒂，她对我说，他哥哥就是以贩卖龙虾、螃蟹和喇蛄为生的。后来我发现，船外有一个存放锅碗瓢盆儿的小木棚，平常就可以在那儿看到一堆一堆的龙虾、螃蟹和喇蛄，它们挤在一块儿，滚成一团儿，不管什么，夹住就不放松。
一个很客气的女人，系着白围裙，出来欢迎我们。这个女人，当我还在哈姆脊背上，离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远的时候，就站在门口，朝我们屈膝行礼了。欢迎我们的，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儿（或者说，我认为她很漂亮），脖项上戴着一串蓝珠子项圈，我要上前吻她，她就是不肯，跑到一边儿藏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正大吃大嚼清炖鳊鱼、稀黄油、土豆（给我另加了一道排骨）的时候，一个浑身毛烘烘、慈眉善目的大汉走了进来。我听他管佩戈蒂叫“小妞儿”，见他亲亲热热地在她脸颊上吧地亲了一口，而我知道佩戈蒂素日行为拘板，礼貌有度，因此毫不怀疑，那人一定是她的哥哥。果不出所料，佩戈蒂紧跟着就给我介绍，说他就是这一家的主人佩戈蒂先生。
“很高兴见到你，少爷，”佩戈蒂先生说道，“你会觉得俺们粗鲁，少爷，可你也会觉得俺们爽快。”
我道了谢，然后说，在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我肯定过得很快活。
“你妈好吗，少爷？”佩戈蒂先生说，“你离开她的时候，她快活吗？”
我委婉地对他说，她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并且说她还嘱咐我给他捎个好呢——这当然是我自己编造的客套话啦。
“我谢谢她惦着，真的，”佩戈蒂先生说，“喔，少爷，你要是能跟她，”朝着他妹子把头一点，“跟哈姆，还有小爱弥丽，一块儿在这里待两礼拜，俺们可就脸上有光啦。”
佩戈蒂先生用这种热情好客态度尽过地主之谊以后，就提着一壶热水，出去盥洗，一边嘴里嘟哝着：“冷水根本去不掉他那份脏劲儿。”不一会儿，他回到屋里，这回外貌倒是大大改观，只是脸却红得厉害，我不由得想道，他的脸和龙虾、螃蟹、喇蛄有个共同点：进热水前，黑不溜秋，出了热水，红不棱登。
吃完茶点，关好了门，一切都安置停当（这时候，夜色茫茫，寒风嗖嗖，雾气沉沉），我觉得，这乃是人的想象力所及的、最惬意的退隐之地了。耳边回响着海面上乍起的风声，心中想着夜雾悄悄弥漫了外面的荒滩，眼望着壁炉里熊熊燃烧着的火焰，想到在这一片宽广空旷的海滩上，四外再没有别的人家，而这一家则是住在船上——此情此景，真令人心醉神迷。这时候，小爱弥丽已经克服了她的羞怯，和我并排坐在一个最小、最矮的矮柜上，这个矮柜放在壁炉的一边正好合适，我俩坐上也正好合适。佩戈蒂太太，系着白围裙，坐在壁炉另一边打毛活。忙着做针线活儿的佩戈蒂，用起那块小蜡头儿和画着圣保罗大教堂的针线匣来那种得心应手的劲头儿，就好像她从来没把这些东西带到任何别的人家似的。哈姆给我上过纸牌游戏的第一课，又想试着回想起用那副脏牌算命的把戏，他一张张翻着牌，把大拇指上的鱼腥味儿都沾到了牌上。佩戈蒂先生就坐在那儿抽旱烟。我觉得这正是闲聊天儿，说说体己话的时候。
“佩戈蒂先生！”我说。
“什么，少爷？”他说。
“你给你的儿子起名叫哈姆，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像诺亚方舟一样的船上哪？”
佩戈蒂先生好像认为这个问题很深奥，但他还是回答说：“不是这么回事，少爷。他的名字不是我给起的。”
“那么，是谁给他起的这个名字呢？”我说，我这是把《教义问答》里的第二个问题向佩戈蒂先生提出来了。
“哦，少爷，是他爸爸起的。”
“我还只当你就是他爸爸哪！”
“我的兄弟乔才是他爸爸呢。”
“他是不是不在啦，佩戈蒂先生？”我恭而敬之地停顿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
“在海里淹死啦。”佩戈蒂先生说。
听说佩戈蒂先生不是哈姆的父亲，我感到愕然，跟着就怀疑，我对他和这儿别的人的关系是不是也弄错了。我的好奇心驱使我，非要跟佩戈蒂先生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小爱弥丽，”我说，一面瞅了她一眼，“是你的女儿吧，难道不是吗，佩戈蒂先生？”
“不是，少爷。她爸爸是我妹夫汤姆。”
现在我觉得势不可收，不问下去也不行了。所以我又恭而敬之地停顿了一会儿，以试探的口气问：“是不是也不在啦，佩戈蒂先生？”
“在海里淹死啦。”佩戈蒂先生说。
我感到这个话题不好再谈下去了，可是打破沙锅还没有问到底呢，而无论怎样都非问到底不可。于是我说：“你跟前没有孩子吗，佩戈蒂先生？”
“没有，少爷，”他一面回答，一面哈哈大笑，“我还打着光棍儿呢。”
“打光棍儿！”我吃了一惊，说，“那么，那是谁呀，佩戈蒂先生？”我一面说，一面往那个系着围裙、坐着打毛活的妇人那儿一指。
“那是格米治太太，”佩戈蒂先生说。
“格米治，佩戈蒂先生？”
在这当儿，佩戈蒂——我说的是我自己的那个佩戈蒂——对我做了那样明确无误的姿态，叫我不要再问下去，因此我只好坐在那儿，瞧着那几个默默无言的人，一直瞧到睡觉的时候。后来，在我那个小房间里，佩戈蒂私下告诉我，说哈姆是佩戈蒂先生的侄子，小爱弥丽是他的外甥女，他们都从小就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所以佩戈蒂先生就先后收养了他们。格米治太太是个寡妇，她丈夫当年和佩戈蒂先生一块儿使船，后来死了，死的时候也很穷。佩戈蒂先生本人也很穷，佩戈蒂说，不过他人像金子一样好，像铁一样实在——这是她打的比方。她还告诉我，佩戈蒂先生从来不会发脾气，不会赌咒起誓，可是一听见有人说他收养孤寡是慷慨义气，就会火冒三丈，指天誓日。若是他们当中有谁提到他这端好处，他就手往桌子上使劲儿一拍（有一次把桌子都拍裂了缝儿），恶狠狠发誓说，谁要再提这活，他就溜之大吉，一去不回，他“就遭天打五雷轰”。我追问“天打五雷轰”这个可怕的诅咒语的来历时，他们好像都不得要领，但总之他们都把这看做是最厉害的一个誓。
我深深领悟到了佩戈蒂先生那份侠义心肠，因之听见女人们到船的另一头一间和我的一样大小的屋子里睡觉的时候，听见他和哈姆在我先前注意到的钩子上挂起吊床来的时候，我心情很舒畅，而睡意又加深了这种舒畅感。睡魔慢慢向我袭来，我听见狂风在海上怒号，又听见它猛烈地吹过荒滩，我脑子里迟迟钝钝地想道，恐怕夜里要涨大潮了。不过又一想，我毕竟是在船上，如果真有什么事发生，有佩戈蒂先生这么个人在船上，还怕什么。
但是睡了一夜，除了晨光来临，并没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晨曦刚一照到我那镶着贝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弥丽一起跑到海滩上拣石头子儿玩儿去了。
“你的水性很不错吧，我想？”我对小爱弥丽说。其实我一点儿也没那样想，只不过觉得没话也得找点儿话说，才显得有男子汉的风度。而这一会儿，恰好不远处有一张光闪闪的船帆，在小爱弥丽的眼睛里映出了一个很美的小影子，因此我才想起刚才那句话。
“我嘛，一点儿也不会水，”小爱弥丽一边说，一边摇头，“我怕海。”
“怕海？”我说，说的时候，装出应有的勇敢神气，同时挺着胸脯对着大海。“我可不怕！”
“啊！你不怕！不过海可凶得很哪，”小爱弥丽说，“我亲眼瞧见过，海对我们的人是怎么凶来着。我亲眼瞧见过，海里的浪头把一条和我们那个家一般大的船打得粉碎。”
“但愿那条船不是——”
“——我爸爸在那上面淹死的那条船？”爱弥丽说，“不是，不是那一条船。我从没见过那条船。”
“也没见过你爸爸？”我问她。
小爱弥丽摇摇头：“不记得了。”
真是无独有偶！我接着就对她说明，我也没见过我爸爸。我老是和我妈两人在一起过日子，过得再没有那样快活，现在那样过，还打算永远那样过。我爸爸的墓，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教堂墓地里，墓上有树遮荫。天气晴和的早晨，我常常在树下散步，听鸟儿叫。不过，我和爱弥丽虽说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情况却有些不同。她妈死得比她爸爸还早，她爸爸的墓在哪儿，谁也说不清，只知道在深深的海底下。
“这还不算，”爱弥丽说，一面四下里瞧着，寻找贝壳和石头子儿，“你爸爸是位绅士，你妈是位太太，可我爸爸是个打鱼的，我妈只不过是个渔家女儿。我舅舅丹尔也只是个打鱼的。”
“丹尔就是佩戈蒂先生，对不？”我说。
“对，就是丹尔舅舅——瞧，就在那儿。”爱弥丽一边说着，一边把脑袋朝船做的房子那边一歪。
“对，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这个人一定非常好。”
“好？”爱弥丽说，“要是有这么一天，我作了阔太太，那我就要送给他一件带钻石纽扣的天蓝色外套，一条紫花布裤子，一件天鹅绒背心儿，一顶卷边帽子，一只金壳怀表，一只银烟斗，还有满满一箱子钱。”
我说，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佩戈蒂先生对于这些宝贵的东西，是受之无愧的。但我也应该承认，我当时觉得，如果她这位感恩图报的外甥女果真送给他这套行头，他穿戴起来是否觉得得劲儿，却叫人难以想象。我对叫他戴卷边儿帽子的做法，特别怀疑，不过我只在心里这样嘀咕，并没说出口。
小爱弥丽数说这些物事的时候，停住了脚步，抬头望着天空，仿佛那些东西是光辉的幻景似的。她说完了，我们又往前走，去拣贝壳和石头子儿了。
“你想当一位阔太太吗？”我问。
爱弥丽看着我，一面笑，一面点头，意思是“想”。
“我很想当阔太太。那样一来，我们就都成了有体面的人了。我自己，舅舅，哈姆，还有格米治太太。那时候，暴风雨天气来了，我们就不用担心啦。我意思是说，用不着为我们自己家的人担心了。当然还得为那些穷苦的打鱼人担心，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给他们钱，帮助他们。”
她这番话，在我当时看来，是一幅令人满意的从而也就是并非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前景。我把我想到这个前景而感到的喜悦告诉了小爱弥丽，她受到鼓励，怯生生地说：“你听了我的话，是不是也怕起海来啦？”
当时海上风平浪静，足可叫我放心，不必害怕它。但是我相信，如果有浪头打过来，即使不是大浪，一想到她的亲人们淹死的可怕情景，我也会撒腿往回跑的。话虽如此，我当时却回答“不怕”。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你虽然嘴里说怕，看来你也不怕嘛。”——因为，这时候我们走在一条旧栈桥或者木埂道上，她紧贴着栈桥的边儿走，我真怕她掉进水里。
“我怕的不是这个，”小爱弥丽说，“每逢半夜里大海呜呜吼叫的时候，我就被惊醒，想到在海上的丹尔舅舅和哈姆，就浑身打哆嗦，我好像听得真真儿的他们在喊救命。就是因为那个，我才想作个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可不怕。不信你瞧！”
她说完这话，就倏地从我身边跑开，沿着从我们站的地方延伸出去的那道木埂道跑去，而那条道坑坑洼洼，下临深水，全没遮拦。此时的情景在我脑子里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若是位画家，我敢说，现在就可以把当时的情景分毫不爽地画下来，画小爱弥丽脸上带着一种永远使我难忘的神气，眼睛盯着海上老远老远的地方，纵身跳向她的死地（当时我觉得是那样）。
爱弥丽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飘然转过来，安然回到我身边。我想到我刚才的恐惧和发出的喊声，不禁觉得好笑。附近连个人影都没有，喊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从那以后，在我的壮年时期，曾不止一次想到：在那个孩子突发的莽撞行动中，在她那狂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像其他深不可测的事物一样，也有可能包含着一种慈悲地引她进入危险，诱使她遵照父命归于她父亲的去处，从而在那天结束生命的力量呢？从那以后，有一个时期，我曾反复思索，假如她未来的生活昭然若揭，并为幼稚如我的孩子所理解，假如她的性命依靠我举手投足之劳而得以保全，我该不该伸手救她呢。从那以后，有一个时期——我不说这个时期很长，但的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我曾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哪一天早晨，小爱弥丽当着我的面儿，遭了灭顶之灾，是不是更好呢？而我的回答是：不错，是更好。
这话也许说得为时过早。这话也许还不到该说的时候。不过既然说了，就让它留着吧。
我们溜达到很远的地方，把我们认为稀罕的东西都拣起来，装进口袋。把几条搁浅的星鱼放回到水里——直到现在，我对这种鱼还不甚了解，所以不敢说，它们对我们是感激，还是相反——然后往佩戈蒂先生的家走去。走到盛虾的棚子那儿，在背风地儿里站住了，天真无邪地亲了个嘴儿，脸上红扑扑、心里乐滋滋地进屋吃早饭。
“跟一对小留鸟儿一样。”佩戈蒂先生说。我知道，佩戈蒂先生说的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说我俩像一对画眉，他这是夸奖我呢。
我当然爱上了小爱弥丽。我现在敢说，我那时对那个小女孩儿的爱，与长大成人后的爱相比（尽管那也是崇高的、贞洁的），一样地真诚，一样地温柔，但是却更贞洁，更少利己之心。我相信，那时我想入非非了，在我的幻觉中，那个蓝眼睛的小姑娘，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变成了一个小天使。倘若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张开两个小翅膀扶摇直上青云，我会认为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常常漫步在雅茅斯那片凄迷苍老的荒滩上，一点钟又一点钟地游荡。时光老人也在我们身旁玩个不歇，好像他自己还没有老，仍然是个孩子。我对爱弥丽说，我很喜欢她，如果她不承认她也同样喜欢我，我就只好找把刀来抹脖子了。她说，她也同样喜欢我，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喜欢我。
至于说我们的身份门第不相配，我们两个都太年轻，我们还有别的困难阻碍我们，我和爱弥丽都不为这些问题烦恼，因为我们就根本没想过将来。正像我们不去考虑越长越小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考虑越长越大的问题。我们是格米治太太和佩戈蒂羡慕的对象。晚上我们两个亲亲热热并排坐在小矮柜上的时候，他们两个老嘁嘁喳喳地说“哟！多美呀！”佩戈蒂先生抽着烟斗，笑吟吟地瞧着我们。哈姆整个晚上，除了把嘴咧着，啥事都不做。我想，他们在我俩身上感到的快乐，就好像他们发现了一件好玩儿的玩具或者看到古罗马竞技场的袖珍模型所感到的一样。
不久我就看出来，格米治太太寄居在佩戈蒂先生家里，本应使人愉快，而实际却令人大失所望。她这个人生就的火暴脾气，动不动哭天抹泪，嘟嘟囔囔，在那样小的一个住处，叫别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很替她难过，不过，有时候我想，如果她有自己的一间屋子，有独处的方便，犯了毛病就躲进去，待到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出来，那样对别人也许好一些。
佩戈蒂先生偶尔到一家叫什么“陶然居”的小酒馆去。我是在来到这儿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注意到的，因为那一晚他不在家，还因为八九点钟的时候，格米治太太抬头看了一下那只荷兰钟，说他在酒馆那儿，还说，那天早晨她就知道他要上那儿去。
格米治太太一整天无情无绪，上午炉火冒烟的时候，还哭过一场。“我孤苦伶仃的好命苦呀，”一碰上丁点儿不遂心的事儿，她就这样说，“大事儿小事儿都跟我找别扭。”
“哦，烟一会儿就散了，”佩戈蒂——我指的是我那个佩戈蒂——说，“再说，你也知道，你嫌呛，俺们大伙儿不是都嫌呛吗。”
“我觉得更呛。”格米治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格米治太太在壁炉旁占的那个特意留给她的地方，在我看来要算是最暖和、最适意的，而她坐的那把椅子，毫无疑问，也是最舒服的。可是那一天，她什么都看着不顺眼。她一个劲儿地抱怨“冷啊，冷啊”，说冷风把她叫做“哆嗦病”的老毛病又勾起来了。到后来，她竟因为冷，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起来，边哭边说：“我孤苦伶仃的好命苦呀。大事儿小事儿都跟我找别扭。”
“一点儿不错，很冷，”佩戈蒂说，“俺们大伙儿不也觉得冷吗？”
“可我觉得比别人更冷。”格米治太太说。
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是贵宾，当然优待我，先给我上菜，然后紧接着就给格米治太太上。那天的鱼，个儿又小，刺儿又多，土豆也带点儿煳味儿。我们大家都承认，说我们也觉得扫兴。但是格米治太太却说，她比我们更觉得扫兴。说着说着就又擦眼抹泪，含着满肚子委屈似的把那句话重说了一遍。
因此，九点钟左右，佩戈蒂先生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坐在她自己那个角落里打毛活的那位苦命的格米治太太，依然处于一种悲哀凄苦的状态。佩戈蒂一直兴致勃勃地在那儿做针线活儿。哈姆在补一双大水靴。我呢，和爱弥丽并排坐着，念书给他们听。格米治太太，除了唉声叹气，始终没说过一句话，从吃了茶点以后也没抬过头。
“喂，伙伴们，”佩戈蒂先生一边落座，一边说，“你们都好哇？”
我们大家，或者用语言，或者用表情，对他表示欢迎。只有格米治太太没作任何表示，只是依然打着毛活，摇一摇头。
“又怎么啦？”佩戈蒂先生说，同时把双手一拍，“打起精神来，老太婆（佩戈蒂先生的意思是说老姑娘）！”
格米治太太好像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她掏出一块黑绸子旧手绢儿，用它擦眼睛，擦完了，并没有放回口袋里，仍旧放在外面，又用它擦了一回眼睛，擦完了，还是放在外面，预备下次好用。
“又怎么啦，嫂子？”佩戈蒂先生说。
“没事儿，”格米治太太回答说，“你又上陶然居去来着，是吗，丹尔？”
“哦，不错。我今晚是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说。
“我很难过，把你逼得老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
“把我逼得往那儿跑？我还要人逼？”佩戈蒂先生诚心实意地笑着说道，“我巴不得往那儿跑哪。”
“巴不得往那儿跑，”格米治太太说着，一面又是摇头，又是擦眼抹泪。“不错，不错，你是巴不得往那儿跑。我很难过，都是因为我，才叫你巴不得往那儿跑的呀。”
“都是因为你？绝不是因为你，”佩戈蒂先生说，“你千万可别这么想。”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格米治太太喊着说，“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孤苦伶仃，命比黄连苦。我知道所有的事儿都跟我找别扭，我也跟所有的人找别扭，我心里的不痛快比别人多，脸上露出来的也比别人多。我苦就苦在这里。”
我坐在那儿听着这番话的时候，不禁想到，这种苦命推而广之，除了格米治太太，也波及到这个家庭其他成员了。但是佩戈蒂先生并没有拿这话反驳她，只是再次请求她打起精神来，作为回答。
“我本来也不希望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格米治太太说，“远远不是。我心里清楚我是个什么样人。我的烦恼叫我什么事都看着别扭。我觉得烦恼，是这些烦恼叫我这个人别别扭扭。我要是不拿它当回事就好了，可我办不到。我要是能狠一狠心，由它去，倒也好了，可我也办不到。我闹得全家不宁。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今天我就闹得你妹妹一整天不痛快，还有大卫少爷，也不痛快。”
我听到这儿，心一下软了，深感内疚，不由得大声说道：“没有这话，格米治太太。”
“我这样做太不对了，”格米治太太说，“这样报答你，太不应该。我最好是进救济院，在那儿死掉算啦。我孤苦伶仃的，最好别在这儿闹别扭。要是凡事都要跟我别扭，我自己也非别扭不可，那就让我回我那个教区去，到那儿去别扭好啦。丹尔，我最好是去救济院，在那儿把眼一闭，省得连累你们！”
格米治太太说完这番话，起身走开，睡觉去了。佩戈蒂先生一直没露任何别的感情，只一味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待她走后，他点着头，看了我们一遭，那种怜悯的神情依旧跃然脸上，低声说道：“她又想她那个老头子了！”
我不大明白格米治太太想的那个老头子是谁，后来佩戈蒂打发我上床的时候，才告诉我，说那就是死去的格米治先生。她又说，每逢这种尴尬场合，她哥哥就把这句话当做公认的事实拿出来，而这种想法往往使他深深地感动。那天夜里，他上了他的吊床以后，过了很久，我听见他对哈姆说：“可怜哪！她这是又想起她的老头子来了。”我在那儿居留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格米治太太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就老说这句话来打圆场，说的时候，永远是带着最温柔的同情心。
两个星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潮涨潮落，没有什么别的变化。潮水的变化改变了佩戈蒂先生出门儿和回家的时间，也改变了哈姆工作的时间。后者无事可做的时候，也偶尔陪我们散散步，带我们去看小船和火轮船，还带我们划了一次船。我不明白，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何以常常会给人们留下对某个地方的深刻印象，而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确实如此，尤其是说到有关童年时代印象的时候。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只要听到雅茅斯这个名字，或看到雅茅斯这个名字，我就会想到一个礼拜天早晨在海滩上的情景：教堂钟声■■，招呼人们去做礼拜。小爱弥丽依偎在我的肩头，哈姆懒洋洋地往水里扔小石子。海对面，太阳冲出沉沉浓雾，照见了影子似的几条航船。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跟佩戈蒂先生和格米治太太自然是难分难舍，而和小爱弥丽分离，那份痛苦，真好似钢刀穿心。我们两个臂膀挽着臂膀，一起走到车夫落脚的客栈，在路上，我答应她，一定给她写信（我后来履行了诺言，写给她的那封信上的字，比平常手写的出租招贴上的字还要大）。我们分手的时候，悲不自胜。如果我一生中，心头的肉剜去过一块的话，那就是那一天剜去的。
我在外边做客的这段时间里，我又背弃了我的家，根本不去想或很少去想它。但是现在我刚一朝着它转过身，我那童年的良心，就好像以责问的态度，用坚定的手指，指着那个方向了。我觉得，低沉的情绪使我益发觉得，家才是我归宿的窝，母亲才是我知冷知热的人，才是我的好朋友。
一路上，这种心理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离家越近，眼前的景物越熟悉，就越急于要回家，要扑向母亲的怀抱。但是佩戈蒂，不但不分担我这种心情，反而想要压抑我这种心情（虽然她的态度很和蔼）。她看起来好像心烦意乱，六神无主。
不过，不管她怎么样，只要马肯走，我们总归是能走到布兰德斯通的“鸦窝”的——而且最后真的到了。我们到家时候的情景，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灰蒙蒙的下午，天气寒冷，彤云密布，预示着大雨即将到来。
门开了，我怀着快乐、兴奋的心情，半是哭，半是笑，一心期待着一眼就看见我的母亲。但开门的却不是她，而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佣人。
“这是怎么回事，佩戈蒂？”我懊丧地问，“妈妈还没回家吗？”
“回来啦，回来啦，大卫少爷，”佩戈蒂说，“她早回来啦。你等一会儿，大卫少爷，我有——我有句话跟你说。”
佩戈蒂当时心烦意乱，加之天生的笨手笨脚，下车时把自己的衣服弄得褶褶皱皱，活像一只大彩球。不过我当时一片茫然，满怀诧异，顾不得跟她说这个。她下车以后，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厨房，并把门关上了。
“佩戈蒂！”我战战兢兢地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啦？”
“没出什么事儿，我的乖乖，我的大卫少爷！”她故作轻松快乐的样子回答说。
“我敢说，一定出事啦。妈妈在哪里？”
“妈妈在哪里，大卫少爷？”佩戈蒂重说一遍。
“是啊，妈妈在哪里？她怎么没到大门口接咱们呀？咱们到厨房里来干什么？你说呀，佩戈蒂！”这时，我满眼含泪，觉得就要一头栽到地上了。
“哎呀，我的乖乖！”佩戈蒂喊道，一面抱住我。“你怎么啦？说话呀，我的宝贝儿！”
“别是她死了吧？哦，别是妈妈死了吧，佩戈蒂？”
佩戈蒂以大得令人震惊的嗓门儿喊道：“没有！”接着她就坐下来，开始大喘粗气，一面说，我叫她大吃了一惊。我使劲儿抱了抱她，给她压惊，或者说，叫她恢复常态。接着我站在她面前，以急切的、探询的目光望着她。
“你知道，乖乖，我本该早点儿告诉你的，”佩戈蒂说，“可是我没有机会。其实没有机会我也该找个机会才对，可是我确系”——在佩戈蒂所能调动的词汇中，“确系”是用来代替“确实”的——“下不了狠心。”
“说下去，佩戈蒂。”我说，比刚才更怕得厉害。
“大卫少爷，”佩戈蒂用一只颤抖的手解开帽带，一面好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猜是什么事？你有了爸爸啦。”
我颤抖起来，脸变得煞白。好像有一种东西——我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怎么就会——跟教堂墓地里的坟墓联系在一起，跟死人复活联系在一起，它像一股腐臭刺鼻的风，扑到我身上。
“一个新的。”佩戈蒂说。
“一个新的？”我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佩戈蒂倒抽了一口气，好像要咽什么很硬的东西却又咽不下去似的，接着便伸出手来说：“跟我来，去见他——”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妈妈哪。”佩戈蒂说。
我不再往后倒退，跟着佩戈蒂径直进了我们那个最阔气的客厅，她把我送到那儿，就离开了我。我的母亲坐在壁炉的一边，另一边是摩德斯通先生。我母亲一见我，把手里的活儿扔下，急急忙忙地，但我觉得也是怯生生地，站了起来。
“我说，亲爱的克拉拉，”摩德斯通先生说道，“冷静点儿！要控制自己，永远要控制自己。大卫，孩子，你好哇？”
我和他握了握手，接着，我愣了一会儿，然后才过去亲我的母亲。她吻了我，轻轻拍一拍我的肩膀，然后就又坐下接着做活儿。我不敢瞧她，我也不敢瞧他，因为我知道他在拿眼盯着我们母子两个。于是我转身走到窗前，往外面那几棵小树那儿看去，只见小树在寒风中低着头瑟瑟颤抖。
一得空儿，我就溜上楼去了。我那个亲爱的老卧室换了地方，人家把我给安置在一个冷僻的角落。我溜达到楼下，要看一看还有什么没变样，因为好像一切都大变了样。我又溜达到院子里，但一下又缩回去，因为原先狗窝里并没有狗，现在却有一条大狗趴在那儿。这条狗，像他一样，声音浑浊，毛皮深黑，一见我，就呲牙咧嘴，跳出来扑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