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有些老了。不仅自己老了，周围的朋友们好像也都同时老了。小聚的时候小呷的时候，自觉不自觉都要说到过去说到童年。比较现在的孩子，感觉两样童年如两个世界，不可比。想来想去，我们的童年应该叫作是自己找乐的童年吧。有许多不如现在的地方，也有许多现在不如的地方。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小时候即使做最大胆的梦也不会想到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而现在的孩子们对于我们的童年也是做梦也想象不出来的。
曾经想过，其实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实在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有着两个坚实的基础。其原因一是避开了枪林弹雨的战乱，不须在惶惶之中过日子；其原因二是极其贫苦的童年，让人懂得了感恩。识得人生苦难，再历花样年华，自会对人生有更为深切的体味和更为平和的心态。
模糊的轮廓
远远望去，小村掩映在绿树之间。那时的村庄不像现在红砖辉映的浮躁的颜色，而是青黄相间，青的是砖瓦，黄的是土坯色——那个时代建筑材料的主色调。而那些绿树并不怎么名贵，主流是杨树和柳树，间了些枣树和桃、梨什么的果树，很张扬，将砖木结构的小村包围了起来。超过树梢的，只有袅袅的炊烟。柳树和现在的不同，我说不来是不是叫漳河柳，但它一定是一种传统品种——如古画上的那种，给人以一种苍远的感觉。杨树已非作家茅盾礼赞的白杨，那时品种多了去了，如什么新疆杨、钻天杨、北京杨、毛白杨等等。细细看，这些品种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那时的小村就是被蜿蜒的土路的尽头遮掩着。汾阳城东的村庄大致类同，一是有高高的将村子围得结实的护村堰。因系汾河和文峪河泛滥区，所以想来古代的雨季大多是在泽国中度过。护村埝是古人传下来的防洪设施，也是不知多少先辈人汗水的结晶，全部依靠人工用黄土堆积，它的用途大约是在1958年文峪河水库建成后才逐渐失去了功能；二是有一个或两个水塘，是雨季时村中雨水的汇聚处。
回忆这些的时候，耳中突然响起了鸟或者是虫的鸣噪。踽踽独行在杨柳构筑的土路上，听着耳边蝉鸟的歌唱，走向那个冒炊烟的地方——这基本是中国农民数百年的生活模式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炊烟和现在的炊烟颜色完全不同，白色的，是柴火做燃料的结果——烧煤是相当奢侈的，以后再细说。而这白色的炊烟也不会像现在煤烟那样地呛人，隐隐有一种禾草味儿。白烟、青屋、绿树，构成了一幅古典中国画的意境。
那时的冬雪似乎比现在的白些大些，也是纷纷扬扬遮盖全世界。但下雪后路上的行人就绝少了——那是一个几乎没有机动车的时代。车辆少，但牲畜不少。生产队里有骡有马有牛有驴，家户里有羊有猪有鸡，想起来，这些动物发出的声音是那么和谐，独唱或合唱，从天宇中突然响起，又悄悄消寂在房前屋后。
春天，地里看不到现在那些飞舞的红红绿绿的塑料袋。天上有一字或人字排开的大雁，耳边是子规鸟不厌其烦的歌唱。村里的水塘解冻了，麻雀换了羽，燕子筑新巢。
夏天是一个可以歇晌的时节。到中午的时候，满街都会静悄悄的，干热风在街面上吹，人们在家里睡觉或者是在葡萄架下乘凉。而天上有盘旋的鹰隼，一不小心会俯冲下来把谁家的鸡叼走；水里有唤作“捞鱼鸪”（也许就是鸬鹚吧，小时候有“捞鱼鸪，脖子长，×××娶了个懒婆娘”的俗语）和野鸭、水鸡的水鸟，安心地在游弋和捕食鱼虾。每到雨季，村人就开始紧张了，一众人挥镰进地抢收麦子，号称“龙口夺食”。
大雁排着一字或人字的队形再飞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大雁原来是从南到北，现在是从北到南飞的，田野里到处是成熟的味道。现在想起嫩豌豆、烤玉米的味道依然是两颊生津，叫作是终生回味吧。
村庄是千年的村庄，大家的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过下来。比起现在，分明那时的天要蓝得多，房子要低得多，耳朵要清静得多，同时道路也要泥泞得多。
衣物
恍惚记得那时衣着和现在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知道有一个古词叫绫罗绸缎，但真的没见人穿过，那时人们无论穷富衣着全部都是棉布衣服。
其实那是人们衣着上的一个重要变革的时代。经过民国的西风渐进和长时间的战争，人们的生态和业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长袍马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与现在不同，传统民族服装特别是平民服装还留有很重的传统痕迹。记忆中能数得着的有好几种。羊肚子手巾。应当说，所谓羊肚子毛巾是棉织机器的产品，不应叫传统服饰，但显然是古代男子头巾的遗风。裹毛巾的地区很大，好像山西全境、陕北、宁夏男人都是这副打扮。裹这毛巾是否与古代的襆头有传承关系，没有研究不敢妄语。总之那时男人们大都有一条大抵是白底蓝条的毛巾裹在头上，年轻人巾头朝前裹，老年人巾头朝后裹。结队而行的时候，远远看去，确像一道风景。陈永贵同志的不少照片都在提示着那个时代北方农民的头饰装扮。上衣分为单衣、夹袄、棉袄几种类型吧，是用扣圪搭、扣门相系的，现在作为一种文化元素留下来仍然被搬在舞台上使用。印象中这些衣服一律纯棉、一律纯手工。冬天出门，人们在外面要套穿羊皮袄，腰系一条布腰带。裤子，传统的是大裆裤，染做黑的、蓝的，腰部锁了一条白边，穿的时候对折一下再系裤带。袜子不少人家并不穿，穿的也是用白棉布手工缝制的。而鞋子比较有意思。见过最贵重的传统冬鞋叫毡窝子，用毡擀成的——那应当是当年晋商远涉北地的时候穿用的。那时鞋子是最费工的，是许多妇女煤油灯下的主业（部分人家已经可以买得起商品鞋了），记得有实纳帮鞋、山鼻子鞋、松紧口鞋、气眼鞋、暖鞋好多种，一开始全部是千层底的，麻绳纳，做好了再用楦头楦。到后来塑料便宜了，才改做塑料底的。所以，塑料可以说是改变人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一种材料。说到塑料，想起来那时人们并不叫塑料，是称塑料叫作“化学”的，着实有些莫名其妙。
到70年代，衣服渐渐还是起了些变化，最革命性的，应该是“的确良”的出现，后来还有涤纶、涤卡什么的。材料的变化引发了服装式样的变化，虽然在颜色上被人称作全国上下一片灰，式样也呆板单一，但衣服变得越来越合身，而传统的大裆裤之类渐渐没了踪影。棉布渐渐远离平民，也可以称作是告别传统的一个时代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花衣，衣料上的花纹也都“文革”味十足。有一种图案是镰刀斧头和枪杆子拼合的碎花，远看是花，近看很“革命”。90年代初被一位先生发现一农妇身着此衣后，重金购下，裁成块裱糊成条幅，被称为独一无二的“‘文革’文物”。
关于衣服还必须说的是，当年的普通人家的衣服是和“年”挂在一起的。孩子多，总是小的拾大的来穿，总是打了补丁来穿。要穿新衣，就得等到过年。细算起来，当年妇女就衣着方面花费的脑力、体力就不知比现在人多到哪儿了。也许因此，古人才有了《游子吟》这样的好诗。
到现在，服装可以说是完全地全球一体化了，民族服装几乎演变成了礼服——节庆服装，世界大同，保留一些文化确实很难。而我们汉民族原先宽袍大袖的服装，能在电视剧里复原使用，就很不错了。
食物
那个时候，人类似乎是纯种草食性的。
有一个朋友说童年。有一次亲属来家，母亲居然买了肉待客，他碗里居然有两块肉。馋涎欲滴，第一块一不小心就被他吃下去了，第二块搁在嘴里咬着的时候，想了半天没有舍得咽下去，又放到碗边看着。直到到了上学路上，那块肉依然一会被吐出来看看，一会吸回到嘴里去。这故事我们听了信了，当时也笑了，笑得心里酸痛。那个时代人类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
现在是一个逼小孩吃饭的时代，所以，现在的小孩对吃不上饭是怎么也想不通的。面对一个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换了谁，其实也想不通，怎么会没有饭吃呢？不会用钱买吗？不会在家里做吗？
野菜
汾阳的四月份还是早春，杨柳刚刚泛绿，可一大早，城周围就多出了些似农非农的人。人手一把小锄头，或篮或袋的，满地里在寻找什么。寻找什么？一开始是寻找茵陈，一种有药性的食材——据说是做蒸食吃，改善食谱，调节胃口。后来便是找苦菜了，这时的苦菜汾阳话形容得最好，叫作“甜苣芽”，只是丁丁点点的草芽儿，哪能经得起每天遍地的人来挖？所以城周边苦菜居然能被挖尽。
我是相信苦菜救过人命的。看过说唱本的《光绪三年》，知道光绪元年、二年、三年山西大旱，颗粒无收，人们从吃野菜到吃树皮到吃土到吃人，惨不可言。书中虽没有写到苦菜，但我相信当时一开始吃的野菜一定是苦菜。好像是1972年罢，汾阳也是连续大旱，和现在的汾阳城外一样，整个汾阳东乡满地都是找苦菜的人，只是当时挖苦菜的人和现在挖苦菜的人衣着面貌大不相同。当时的人们刨回苦菜不仅当菜吃，更重要的是把苦菜当饭吃——菜里和面或者面里和菜，以填充深不见底的胃。当年人们把苦菜当饭，没有见过什么书上有记载，却也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惨事。可见饥荒岁月挖苦菜充饥，应该是一种和文明史一样悠久的传统，是历朝历代通过老百姓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只不过正史上没写罢了。
苦菜同属还有一个十分相近的品种，叫苦苣芽。与甜苣十分相像，但味凄而苦，无香味，所以我们没有吃过。但是当年见邻村的人是挖食的，可见也能食用。还有灰灰菜，当年传说吃了肿脖子，可是前年我在终南山农家乐吃过，至今脖子也没有肿过。还有灯笼花，是当年吃红面时的黏合物，没有单独做过菜品、食品，现在也没人食用了，地里好像也不见了——突然想起听人说过——好些能食用的野菜是饥荒年间长得满地都是，好年景就难找了，说得哲学而宿命，我不太相信。苍耳子，幼苗可做猪羊草，农村孩子是很熟悉的。但我说的是它的果实，苍耳子籽，挺刺人手的那种东西，1981年，我用手捋了不知道多少斤，只知道后来榨了三十多斤苍耳子籽油，供炒菜用。
肉食
前面说过关于肉食的小故事，是真的。当年的牲畜喂养，和现在专业化不同，是家家零星散养。记得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些鸡、有些羊、有些猪甚至有些兔。有文化意味的是，当年庄户人家养牲畜，基本上都给它们起了个昵称，类似于今天人们说的网名什么的。也许是因为有了名字，喂养者是不吃它们的肉的，并不是易子可食，实在是吃不起呢。想起来吃肉有几种情况。一是过年。“二大妈二大妈，我家的花头（羊）今天早上杀啦，我妈说咱们分的吃了吧，这是二斤。”孩子放下肉就走了。这是当年典型的汾阳农家做法，自家宰了羊，分送给各家，也不敢说要钱，只说分着吃。而收到肉的人家不一定没有羊，只是把羊卖出去了或者计划卖出去。而这二斤羊肉钱是得给的——一种温情脉脉的生意。而二斤羊肉，也大约就是当年农家过节食用的标准了。胡萝卜大点，吃三五顿饺子没问题，还可匀出几个虾酱羊肉盅盅。二是婚寿宴席。当年农村汾阳的宴席我记得人们戏称“耍水席”，谑指没肉的席，忘了具体三斤还是二斤肉了，反正是用很少的猪肉便可置办，琳琅满目一大桌，只见油花漂，不见肉块在。但即使这样的席，也不知多少时间才能遇上一回。有一个小朋友当年在城里亲戚家吃了一顿席，回来告我说：他家很有钱，席上的牛肉都是真的，很过了大快朵颐的瘾。我至今都记得他当时吧嗒嘴的样子。总之，那时即使条件好些的人家，一年吃肉的日子也不会超过十次，而即使吃，也只是意思意思而已，没有谁家敢于管饱让人吃的。
席绝对是汾阳高档饭中的精品，即便当年没有足瘾，想起来，那席的味道依旧很馋人。而最好吃的肉——当然，鸡肉牛肉兔肉什么的基本上吃不到，不算特点——想来想去应该是煨羊肉。汾阳的传统煨羊肉不动锅，是用夹砂陶罐——新石器时代人类就熟练使用的饮器来慢火炖的。
说到慢火煨羊肉，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折磨。出出进进，闻着满屋的香气，听着肚子咕咕的鸣叫，不许吃，不算折磨也应算是一种刑罚。肉炖好后，一般是连罐带肉一起放于冷处贮藏，待有客人了或者什么特别的时候才能食用，羊油会在表面结成个白色硬壳。想起小朋友某发现奶奶家里炖了一罐肉，于是得空儿便打开白色硬壳偷食——直接用手掏食，直至把下面的羊肉全部吃完，直至他奶奶待客时才发现成了一个空壳子，于是一顿好打。
吃饭以外的荤腥，还是有一点的。
如鱼。那时候人们好像不懂吃鱼。大人不让捉鱼（那时水里鱼真多啊，几乎是有水就有鱼），只好捉鱼回来后，到别的小伙伴家里偷做偷吃，是别的一种味道。
如田鸡。汾阳话叫水淹子，用短竹竿、线绳和昆虫钓回去，像做鱼一样将后腿炖了吃，十分味美。
如蛇。那时候的菜花蛇好像比现在多得很，捉了，架起火来烧，看那油花滋滋地外冒，也不放盐，就那样剥了来吃，也香。
如麻雀。一般是冬天的晚上，从窝里掏了或仓房里用手电蒙红布（红外光）捉拿了，用泥糊了烤熟了吃。
如蚂蚱。直接火烤了吃，焦蛋白的香味很强烈。
现在想起来，这些偷食的荤腥真还算得上高档菜了。
瓜果蔬菜
汾阳东乡属于平原，除了特殊年景的大旱，瓜菜是比较丰富的。而“果”显然就差远了，要从西面边山贩来或者亲戚送来才见得上吃得着，所以实际上吃得就很少。吃得最少的水果应该是苹果，因为汾阳几乎不产，产的苹果是伏苹果，生长期短，现在已经淘汰掉了。记忆中小时候好像只吃过小半个，大约是国光苹果。而其他梨啦桃啦枣啦什么的，便没感觉有太大的稀罕。而汾阳瓜果中有特点的应该是槟果，中秋节的时候家家要买不少，使家里家外都洋溢着阵阵香气。还有大红，也不多见了，不过口感要差。传统甜瓜印象最深的是七月黄，现在好像完全绝种了，香气扑鼻，沙而绵，金黄金黄，最适合没牙的老人食用。而柿（音）瓜，也比现在脆得多甜得多好吃得多，也许是品种的原因吧。
小时候吃蔬菜没有缺过，甚至应该是叫过度食用了。
小队里有一块地，因为种菜，所以被称之为园子地。想起来那里就像个百宝园，是什么菜都种过的。一畦一畦，高高低低，也好看也实用的。隔不了几天，队里就广播去园子地里领菜，家家一担一担地往家里挑：长茄子圆茄子、西葫芦老窝瓜、辣椒芫荽配大蒜、韭菜茴子白、西红柿白萝卜、胡芹长豆角……真的是应有尽有。除了近几年时兴起来的些蔬菜比如生菜、空心菜、西芹什么的，真的品种十分齐全——只隐约觉得那时好像不种大葱，大葱是在家户里面种，现在也想不出是因为什么。
当年粮食是生产队往户里发，叫作“够不够，三百六”，换到现在，人均三百六十斤粮食应该是够了。可当年锅里没有油腥，三百六是家家都不够的。所以，就用蔬菜来代替了。所以那时人人碗里都是菜多面少，倒符合了现在的营养理论。
那园子地也是孩子们的乐园。最诱人要算是大人们精心扎起来的西红柿架，当西红柿秧长到一人高的时候，西红柿从下到上第七排花开的时候，便是头排花的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上午放学后，那时下午上课很迟，我们放学后得去地里割一回猪草羊草才可回家吃饭。当空空的肚子遇到红红的西红柿，自然是不好放过的。所以当年偷西红柿似乎是很家常的，猫了腰，大家鱼贯而入，摘了西红柿就用衣服裹了，溜到高粱地边大吃一通，算是午加餐。
面
比较起来，我在山西走的地方不少，而且也比较深入，所以才敢说汾阳面食应该是甲山西的。小时候的面食主要有红黄白三种。红是高粱面，是那时人们的主打食品。传统高粱“大散动”“一把抓”到晋杂五号在我们的童年里都过度了一把。传统高粱个子高产量小，秸秆可打仰尘（天花板）用，穰穰可做笤帚，且质量上乘——现在好像一株也见不到了。晋杂五号大概是70年代培育的，个矮但产量很高，亩产超过千斤的，现在种的高粱好像也是晋杂五号。隐约记得当时大人们总在说晋杂五号的坏话，说不是人吃的东西。红面因为没有黏性不能单独食用，须拌了榆皮面方能和得起团、入得了锅。后来榆树皮也被人剥尽了，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唤作灯笼花的野草可以替代榆皮，成了红面的另一种伴生物。家境好点的，红面只吃头、二遍（当年都是小钢磨磨面）面，想起来确实也不难吃的。后来才听说高粱在欧美国家是饲料。黄是玉米面。主要充作早晨的主食，制品是著名的窝窝头，全国有名。白是小麦面。记得那时每人每年好像是发五斤小麦。
但当年小杂粮品种可是不少。红薯、山药蛋这些代粮品不说，其他如绿豆、红莓豆、黄豆、豌豆、黑豆、谷子、糜子或倒茬或在地塄上都要种一些，秋收的时候琳琅满目的，挺上眼。村里甚至还种过薏米、枸杞、冬花等类药材，算是经济作物吧。
当年基本上各地的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而为什么汾阳饮食会独树一帜呢？我想大致原因有三：一是汾阳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的地势，使汾阳农业物产十分齐备，原料丰富。二是汾阳人因为明代两王府和后来汾州府的原因，人们见识过大餐，舌尖能辨识出味道的高下。三是汾阳女人不下地，基本都是全职太太，从小比花红、到大比厨艺。
所以才在当年以红黄为主色调的日子里，制作出了诸如擦尖、抿尖、剔尖、包皮面、猫耳朵、掐疙瘩、斜旗旗……数不清的面食品种。
此不赘述。
居舍
汾阳人把家里的房子叫居舍，和把天花叫作仰尘一样，都是远古口语的痕迹。
当年听长治人说汾平介孝人“吃的是料、住的是庙”很不理解，料大约是说高粱——因为晋东南人不吃高粱只吃谷子。庙就有些想不通，后来路经沁源农村，才发现那里的民居都是悬山顶，果然有三分庙的样子，可见是他们把地方搞混了。
我家居舍很普通，是20世纪60年代初兴建的。稍大点听大人们说是“盖不起立木房，只好墙上凳梁梁”，实际上是那种半砖、半土秸的没有柱的瓦房，而且很矮——据说当时起房盖榭的人家极少，那是一个饿死过人的年代。
汾阳传统居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曰瓦房、二曰窑洞、三曰平房。
但要说房子必须先说院子。在理论上，汾阳民居被统称为晋陕窄院。虽也是三合院、四合院的格局，但比北京四合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即一般上房（正房、北房居多）左右梢间窗户面对的是厢房的山墙，看不到院子，被人唤作“窄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了。虽然院窄，但大户人家往往是二进三进，中间以仪门相隔。从院子的布局上，封建传统等级观念便一目了然，充分显示出山西传统文化的顽固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保守。三合院和四合院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第一进院，如果有倒座的，便是四合院。倒座一般是南房，功能上做客厅使用，室内悬挂字画、摆放茶具及待客桌椅。
而这些建筑，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它的建造过程，从小到现在，印象中它们都是老房子。
瓦房
瓦房可分两类，一类两出水，一类单庇顶。两出水房子一般为硬山顶，极个别为悬山顶（遗存时代要早），面阔三或五间，进深二或三间，不设斗拱（设斗拱者也为纯装饰品）。有前檐柱、后檐柱及山柱，柱顶大小额枋（俗称普栏、嵌板），额枋承托梁（汾阳话称柁，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名词），梁上承檩（汾阳话为梁），有前后檐檩和脊檩，柱、梁、檩构成了房子的间架，直接效果是“墙倒屋不塌”，具有很好的抗震性能。檩上承接椽和望板（汾阳话称苫板，大多以芦苇秆乃至高粱秆代替，上抹泥灰挂瓦）。墙体依财力不同而不同，有钱人家全砖结构，贫苦人家用土秸代替砖，用白灰罩面。还有一种做法是犹抱琵琶，唤作“里生外熟”，即外面用砖砌，里面用土秸垒，主要因素都在于财力上的不同。门窗等装修，随时代不同而不同，见过格扇门窗，也见过所谓“四大空”玻璃时代的窗户，也见过过渡性的门——民国时期的帘架门——专做了一个帘架，用于挂门帘或竹帘。较有特点的是窗户，外设外窗——大约是防尘的，内设室门——大约是防盗的，三保险。
单庇顶也叫一出水，常见于厢房。木构件上与硬山极类似，只是它的后檐柱要高很多，脊檩置于最后。所以在外观上形成了一个单坡，后墙要比前墙高很多。这种结构往往室内空间要小，显得很逼仄。产生原因我想有二：一是符合水为财的理念，雨水不会流到院外；二是高高的后墙使人难以攀爬，起到了防匪防盗的作用。
上述瓦房是一个基本形式，但现实中各家是各家的样，因位置和实力不同显得相异其趣，但总是在上述框架下变化而来的。
窑洞
窑洞应该是黄河文化的产物，常见于华北、西北地区，建筑学家说它是人类穴居的遗痕。窑洞形态最早的是土窑洞——和黄土高原有直接关系，是利用黄土特性形成的产物，是真正意义上的穴居。砖砌窑洞也称拱券，显然是对土窑洞的模仿——据说元代以后才在地表建筑中使用。土窑洞的名声到现在也很响亮，比如冬暖夏凉、利于贮藏等等，但近年来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被淘汰了。
我的家乡因为是平川，所以小时候只见过砖窑洞。砖窑洞比起瓦房来要雄伟高大得多，往往窑洞顶上还要建阁楼，形成一个楼院，所以在整个乡村建筑群中就显得很惹眼。这种建筑大部分是纵向发券，大多为三孔，墙壁和窑顶都很厚重，所以也便有了土窑洞冬暖夏凉的同一优点。一些极个别的窑洞则纵向、横向都发券，形成汾阳人所谓“枕头窑”结构，使得室内可利用面积大大扩大。窑洞虽然体量比瓦房要大好多，但因为结构所限，四壁直立，不能遮雨避阳，所以，不少人家在窑洞前加了插廊，既丰富了视觉，也强化了居舍的功能。
可是那个时代实在是太贫困了，盖瓦房的见得很少，兴建窑洞的就更是几乎没见过了。
平房
平房应该属于瓦房和窑洞的变种，一般不为居舍所用。常用于厨、厕、库房之类，结构上大致相当于窑洞不起券，顶部用木过梁承托椽子，然后以青砖覆面。只不过平房顶子并不是平的，一定是有一定斜度，以利出水。
以上瓦房、窑洞、平房只是传统居舍的基本样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人字架结构的工用建筑等等形式，八九十年代大批量地出现了预制板平房民用建筑，进入21世纪，楼房几乎将要一统天下了。
而我们的童年，早已经写进瓦房、窑洞的青砖和白灰缝中。那檐下有我们的燕子窝，一排排黄口雏燕的叫声似乎还响在耳边；那椽孔有我们的麻雀之家，麻雀蛋的香味仍然留在口颊；那山墙上的蜂窝不知安好否，记得它们曾经蜇疼了包括我在内的太多太多的人。
关于童年的居舍，也是汾阳民居最独特的地方，我看不是外形和结构，应该是土炕与灶台。有个嘲笑算卦先生的俗语是：“（经掐算，你家）九层火火（即灶台）十层炕，烟囱安在房顶上。”这叫一算即准，因为确实不论是瓦房还是窑洞，可谓家家如此。灶台砌砖九层，六十多厘米高，基本适合各种身高的人操作。土炕砌砖十层，外加一层木头炕楞，比灶台高十来厘米，是一个适合人坐卧的高度，对于小孩，又比较安全。和外地的不同主要在于灶台上：一般家庭都用尺三、尺四的大锅，锅前为火口（搁柴放炭）所用。火口下是炉膛，是火源地，炉膛下为燎支。燎支之下，是一个与炉膛分隔的空间，谓之燎窝，是炉灰的下脚处。而汾阳特别的一个物什是燎窝中的一件夹砂陶器，谓之燎窝盔，作接炉灰之专用，正符合现代公共卫生垃圾不落地之理念。灶台上还有三个地方得特别说明一下。一是炭仓，顾名思义是放置柴炭之用，与燎窝平行，置于灶台平面之下。二是唤作“火堂堂”的所在，在炉膛隔壁，是用于偷闲火烘干食品之用。就在这个“火堂堂”里，我想，是写下了太多人关于童年的吃的回忆，就在这里不知发生过究竟多少个生动的故事。三是炉口，当然做饭的时候是坐锅之用，但在冬天，生火又不做饭的时候，这里要搁一件现在似乎已经失传的家什，汾阳话唤作“砂鏊”，夹砂陶器，也能让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砂鏊的作用主要是封闭炉膛、散发热量，当然，也可以炒黄豆、花生——香味会溢满整个家里。灶台最里端的部位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功用，即神位之所在。此神谓之灶王爷，好像平时不怎么工作，只在腊月二十三的时候，上天说说主人不舍得吃之类的闲话。所以灶王爷神龛前亘古不变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土炕也叫热炕，实际上是烟道的所在，所以冬天才会热乎。汾阳土炕部位不同名称也不同，典型的如“火火头”“炕头起”，睡下的感觉是大大不同的。直到现在，那些睡惯土炕的人，还是不习惯暖气居舍。
出行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代的出行真的很有意思。从交通工具上说，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都有了，而且也成了人们远行的主要工具，但在汾阳乡下并不算太偏僻的农村，我小时候还是见过那种木辐条铁皮箍轮子的牛车、独轮推车以及后来的胶皮（橡胶轮胎）车、小平车，特别是由十二根木条框成的“擦地”。
记忆深刻的是牛车的车辙，后来学成语“南辕北辙”时，一下子就理解了词的本义，就是因为那牛车是有车辙的，而且很深，车走过时被磨得黑亮黑亮。牛车在古代是出行工具，但在我小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功用，也是生产工具。而独轮车、胶皮车、小平车，则都是生产工具，唯胶皮车可兼作出行之用。“擦地”这玩意儿现在应该是失传了，是牲口下地时用于搁置犁、耧一类的农具，由牲口拉到田间的一件重要工具。
具体到出行，上面说的飞机、火车、汽车什么的是很有新闻性的事或者说是书里戏里的事，说起来几乎有些匪夷所思，而那时的人们基本也是不出行的。记得我在十一岁前，一共进过三次汾阳城，现在想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人们最基本的出行工具有两种：一是自行车，二是两条腿。
腿作工具出行，其历史大概与人类历史同龄，但我小时候真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徒步出行的，也至少有另外三分之一出行的人是借用别人家的自行车的。现在倡导低碳生活，想来当年那应该算是极低碳生活了。
讲两个关于出行的小故事。
步行
有一次一个人从十五里外的姐姐家步行回家，因在路上贪玩，到邻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虽然只有三华里远，但对于一个八周岁的孩子，感觉还是很漫长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中有很大一个成分是鬼故事，到这个时候，一个个鬼故事就都浮想在脑海里。可这是没奈何的事，只好自己给自己壮胆，一会儿哼两句歌，一会儿装咳嗽，但越是这样越是觉得路更长了。就在这个时候，隐约总觉得后面有一个人跟着，停下脚看，却一个人也没有。再走，就又听到有“沙拉——沙拉”的声音伴我而来，顿时感觉头皮发炸，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敢走慢，又不敢走快，那种感觉真的是十分吓人。快回村的时候，听到了晚收工的大人们说话的声音，才敢回头细看——原来是裤腿上挂了一根沙蓬。
骑行
邻里有一个残疾人家庭，大队照顾他家，让他家养了一头小毛驴，做点驮炭倒卖的小本生意。我从小老在他家玩，所以关系很好。而他家的那头小毛驴，确实是小毛驴，小到我们小孩子一跃就能骑到它的背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骑着它在院里兜两圈。有一次我和他家的小主人记不得因为什么要到五里外去，而且牵了毛驴。一出村，我们便交替骑行，高兴得忘乎所以。但那毛驴终于有点不堪重负了，慢慢它开始小跑起来，颠、颠、颠。也真是时代产物，那时我长得很瘦，毛驴也长得很瘦，骨头对骨头，颠来颠去，到下驴时屁股被颠得出了血，疼了好些天——但也没舍得告人。
后来有年夏天打草回家，正好碰上生产队的马车，便和小伙伴们一样，把草放到车上捎脚。看到散赶着的马群，因为有骑驴的经验，便一跃上了马背。没想到这马和驴是大大不同，见背上有了人，它突然开始小跑并不断地尥蹶子。第一次上了这么高大的动物身上，又没有缰辔可抓，手挽马鬃可能更让它不安，于是被这家伙一下子从马脖子处掀了下来，亏是摔到了路旁的草丛里，有惊无险。
车行
毫不丢人地说，我第一次乘坐汽车是十八岁的时候，所以说车行，当然地是指自行车。学会骑自行车是十一二岁的时候吧，但骑车就很少了。因为家里只有一辆车，还得紧大人们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去镇上，回来的时候赶上下暴雨，那叫是天、地、人、车合一了。路是土路，走一步远，车轮里的泥便塞满了刮泥板，推也推不动了。人小，扛车是扛不动的，路泥，推也是推不动的。只得一个人站在树底下，听凭雨水不停地劈头盖脸而下。直到雨停了，听好心的路人说从草上推能走得动，才一步三寸地挪回了家。
还有一种出行算是出行游戏，是现在孩子不会理解的。突然在路上看见一辆前行的拖拉机，孩子们一股脑儿扔了手里的家什，飞奔过去攀缘。爬上去了，便兴高采烈，唤作“坐美气”。“哒哒哒”拖拉机一溜烟走了好远，我们再灰塌塌地下来，步行回到原地。
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地渴望车行啊。
趣事
高也罢低也罢贫也罢富也罢，寻找乐趣，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终极追求。富作乐，骄奢淫逸，是针对人的；穷作乐，苦中找趣，是针对物的。逝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但有的是纯洁的绿禾、黄土、蓝天、白云，比之现在，是多么鲜亮的一种风物！
音体美
如果武断推测的话，那个时代似乎应该是没有音、体、美的。但实际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音体美课程很重要，比文化课似乎还重要。学校音乐课上教唱歌、识谱之外，还教乐器，比如我就学过笛子和二胡，只是因天生没乐感，所以都是入门即退了。当时的小学大多办有红宣队——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队，都能拿出一定数量的节目，现在有时仍然觉得匪夷所思。体育，某种意义上说要比现在的条件要好。那时的校园虽然没有橡胶操场，但贵在都有操场，又因为学生的兴趣大，体育课经常会挤占文化课时间，跳高、跳远、长跑、短跑、铁饼、铅球、手榴弹、篮球、乒乓球……真的项目多得很，又都设置了年级达标界限，所以很是活跃。美术很重视，我也天性喜欢，但是好像上的课不多，现在想起来，一定是师资缺乏的问题了。但也用蜡笔涂过画，拓着“页”写过“仿”，就算是有过个入门过程吧。当年城里的孩子条件就好得多，因为有王捷三、靳冠山老师的缘故，还是有不少人学画并终成硕业。
那时的文化生活据说是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改善。除学校组织一些小型的活动外，其余的主要内容是看电影，重复着的那几部电影总是让人百看不厌。我们会成群结队到五华里之外看外村演电影，也去看场子里青年男女趁机的嬉闹。而那些样板戏之类的戏曲因为看不懂，就有了一边站着看戏一边睡觉的经验。不过真正的戏曲似乎只看过一次，好像是省晋剧团的《龙江颂》，是些习惯了听晋剧的中老年人在看，一点也不好看，只记得布景十分逼真，让我感到很吃惊。
游戏
现在的孩子一说游戏，一下子便会想到电脑。确实，游戏的完全脑力化已有很长时间了。比起来，我们小时候的游戏甚或可以称为是一种体育。人和人的较劲比之与机器的较劲，不知要有意思多少？而且来自天性的那种大呼小叫、你哭我笑的过程，将会是一生的财富。现在试将那些早已失传的游戏整理如下：
金。涉及金属的游戏首先我想到的是“掂钱”——一种博彩游戏。一铜钱先覆砖上，另一钱由手指处自由落下。将底钱砸翻过来为赢，否则无输赢。“滚环”——各种金属环状物如筒箍、自行车钢圈等，自制扶环器，比赛平稳走的距离远近。“咣（音）蛋儿”——其实是前者将一铁球以脚踢出，次者以前者铁球为目标，踢出铁球相击，再次者类推。击中前面铁球者为赢，补偿办法是被击中者要背击中者到铁球所在地。算是一种足球运动吧。
木。木制玩具最特别的是“冰车”——实际上是一块木板或拼合板，板下敷两根铁丝。运动时，人坐其上，以手中铁钎搏冰，使车行如飞。棍棒作兵，似乎是天然行为，到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此不叙述。“弹弓”——以粗细适度之树杈砍削而成一个“Y”字，顶端缚橡皮筋而成，其历史应相当悠久了。小时候专为打鸟之用。“秋千”——以前好像只在过年时搭架，很普及。现在仍有，但不普及。
柳笛是春柳的衍生物。折一截柳枝，将绿皮扭下来，用刀切齐，一端刮出内皮，便可吹出各种声音。枝粗音粗、枝细音高。
还有一种玩具似乎也可归类于木。即秸秆。那种传统高粱的秸秆节长，其皮与穰结合可编制成各种玩具。记得如“转蛾”“风阁硉”等。
水。汾阳东乡村村都有水坑，是雨季雨水的汇集地。因大都是文峪河流域，在春季和雨季，都有丰沛的库水在河道流淌。这些水坑和河道不但野生了各种鱼类，还成了夏天我们戏水的乐园。
男孩子大部分都会游泳，就是沾了这些水源的光。所谓游泳，其实是在戏水的过程中学会的。当六七岁的小孩战战兢兢地下水后，总有比他大一两岁的孩子猛地推他入水，或者是从水下钻过来拉他入水。在这样冷不防地呛了几次水后，大部分人就都找到了浮在水中的感觉，就试着模仿大人的样子，慢慢地习了水性。但必须说清的是，这样学会的游泳确实登不得大雅之堂，常被人讥为“狗刨”，比起真正游泳的规范动作来，既费力又不好看。狗刨也有学问，汾阳话把这动作总结为“扑腾”“死人漂”“钻鲶葫芦”等等，倒是很形象。
游泳的时候，有时就能感觉到小鱼在叮啄人体，这就说明水里有鱼了。记得有一年干旱，村北水坑水量大大下降，先是小孩子们试着捉鱼，也不知怎么回事，居然引来了全村的大人，水坑霎时变成了人海。大人们用网、用“戳子”，小孩子用“圈圈”，满眼都是人、满眼都是鱼，满耳朵都是关于鱼的大呼小叫，一场真正的浑水摸鱼大战。那一天后，我知道了捕鱼其实也是汾阳的传统作业，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捕鱼工具呢？
说到捉鱼，最有趣的是河道里捉鱼。往往是不大的水面，里面藏龙卧虎，隐藏了好多大鱼。有不少鱼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如鲤鱼、鲶鱼、马口、白条、黄颡和大板鲫。
雨季文峪河放水的时候，是孩子们欢喜雀跃的时节。最刺激的是“跳水”，大家站在桥边，看着桥下滚滚激流：一、二、三，一齐跳入水中，顺水游走。有一次，我就这样跳下去、爬上来，跳下去、爬上来，再跳下去的时候，突然感到筋疲力尽浑身没有了一分力气，但意识十分清楚，慢慢一直往下沉去，口里也呛了好几口水。就在这个时候，脚掌忽然踩到了当年才栽的柳树梢头，使尽浑身力气借了与树梢的一个弹力，才把我送出水面。坐在岸上，人几乎被吓蒙了，从此知道了什么叫作“水火无情”。
火。水是可玩的，火是不可以玩的。怀疑小孩戏水的时候，大人最简单的检验方法是在腿上用指甲划线，划出白线者，一律按涉水人员处理，非打即骂。而玩火是没有检验方法的，但小孩也知道火的可怕，所以，不敢轻易而戏。只有在田里吃烧毛豆、烧玉茭的时候，才能享受火的美妙。
土。有时候想，也许“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是小孩子编出来的，因为玩泥巴是小孩的天性。
印象中土分三种：沙土、黏土、胶泥土。老家村北一带我一直认为是汾河故道（乾隆四十二年以前之河道，有些地名附做佐证），地表全是沙质土，雨水过后很快就可以行走。而村南则土质黏性大，雨后三五天内寸步难行。而胶泥，则是黏土下的又一种土。泛红的颜色，很致密，好像比重也要大，是我们小时候抟土捏人最好的原材料。鸡啦猪啦，学习对各种动物、各种静物的塑造正是当时的一种课题，当然，没有发现谁成了材，成了雕塑家，比起现在孩子学陶艺档次上也是无法比较的。但小时候“拍泥钵儿”的乐趣，现在孩子们是无法体会的。
偷瓜以及掏麻雀
小时候正是亘古未有的农业社时代，也是一个“窃粮不算偷”的时代。想来人人吃不饱，而满眼是粮食，缸里又没米的日子确实是一种难熬的岁月。所以那时偷粮食没有人认为是丢人的事。
我们小，不敢，怕治安员。
邻村有一片瓜地，与我们村隔河相望。西瓜长成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天天打猪草羊草的时候。稼禾间甚至树荫下，闷热得仍然让人受不了。不知是谁提议，偷瓜去。于是，大家把衣服脱了，搁在河岸，一个猛子扎到河对岸，浑身抹了泥巴，像电影里的战士一样，匍匐前进至邻村西瓜地里，捡大就抓，一人滚了三五个瓜回来，怕被村门口治安员捉着，只好当下胡吃一气——这时候大约有一半是熟瓜就不错了。有时就被看瓜人发现了，大叫大喊地追过来，我们毫不畏惧，发声喊，一齐跳进河里，气得对方嗷嗷大叫，却奈何不得。偷瓜时间长了，就积累了一些经验，知道最好的时机是在傍晚。这个时候，看瓜人在瓜棚中的活动大家会看得明明白白，而因为瓜田面积大了，看瓜人没有目标是看不清偷瓜人的。而晚上能够听得见，白天能够看得见，均不宜作案。
粮食不敢偷，倒是可以“打埋伏”。打埋伏这词一定是从电影里借来的，很形象。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为了防止人们把粮食捎带回家，村里会在村门口派上治安员，回村的社员是要被挨个儿搜身的。因此，我们会在田埂、河堤边挖一个口小肚大的地洞，将粮食埋进去，表面再遮一些柴草，以蒙混治安员的眼睛。等到秋深或初冬的时候，趁打柴的机会把粮食背回去。一个地洞放几十斤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后来这个办法不知怎么给村干部知道了，便有治安员沿可疑地段拿一把铁钎寻找，伪装做得不好的便被搜了去。还有一种情况是到取的时候，发现颗粒无存，原来是田鼠帮忙运送到它的老家了。
田鼠是地里跑的，还有天上飞的。
麻雀被归为害虫一类是有些冤的。它不仅吃粮食，也吃各种有害的昆虫，功过相抵，就不能把人家算作害虫了。实际上，麻雀比起老鼠来，和人类要亲和得多。小时候无数次地捉过麻雀，却一次也没有捉过老鼠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麻雀喜欢在檐下、墙缝做窝，通过麻雀粪、窝草和它的行踪，我们是不难找到它的窝的。六、七月间，是掏麻雀窝的好时光。麻雀窝总是筑在高处，我们一般的办法是“加马”（人梯），两人或三人“加马”起来，用手去掏。掏麻雀窝有一种神秘感，因为你不会知道掏的结果是什么。有时候是雀蛋三五颗，有时候是雏鸟三五只，有时候是一条蛇，有时候是什么也没有。雀蛋往往被我们磕破后一饮而尽——有时就把鸟胚胎也一起喝进去了；雏鸟是孩子们的最爱，一人一只带回家用高粱秆编下的鸟笼去养——往往接近羽翼丰满的时候，会被它的父母亲解救出笼，腾空而去；蛇是孩子们的最怕——俗云掏雀儿（巧儿）掏出蛇来了，即谓此。其实蛇和人一样，也是冲着麻雀的蛋或子女去的。蛇虽无毒，却总是让人发怵。
说到蛇，好像当年比现在数量要多得多，田间地头，几乎是天天都可以碰到的。一开始，我们看见它在游移，总是吓得一哄而散。后来慢慢长大了也胆大了，便用砖石去砸，直至其抽搐至死。再后来，是用镰刀或者别的什么棍子一类掐了其“七寸”，看其挣扎直到断气。再后来，全无所惧，顺手拈其尾，一阵抖动后，蛇便会晕头转向。再后来，我们把它用火烤了来吃。虽然天天和蛇练着，可还是有两次被蛇吓破了胆。一次是不小心一脚踩破了一颗蛇蛋，一下子爬出一堆小蛇四处乱窜，吓得拔腿就跑；一次是搂抱打下的野草时感觉草下有一条蛇，绵绵的正被抱在手里，也是马上头皮发麻两腿发软。
说到害怕，那时最害怕的事是听故事。记得有什么《吃油油糕》《麻胡（狼）》《拍麻麻药儿的》《夜游神》之类的有名称没名称的故事，都挺可怕。越怕越听，越听越怕。于是对黑夜和坟地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走在夜里，走在野外，总要想起故事里那些可怕的神、鬼、妖。于是想到，其实古代那些没有光明的漫长夜晚，也许正是许多人在编、讲这许多的鬼故事、神故事驱走了人类的寂寞，也演义出了诸如《西游记》一类的伟大的民间文学作品。
几乎只是一晃间，我们的生活形态变化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置信了。从衣食住行到生活情态，我们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无一因袭那一个时代的历史，整个时代被不露痕迹地丢到了世纪的那一面。平房变成了楼房，大口锅变成了平底锅，伴着油灯听故事变成了LED灯下上电脑。碗筷用于吃饭虽然形式上没变，但现在的碗与现在的筷，要比当年精致得多。碗变了，碗里的内容变得更大，几乎现在一日的荤腥就可抵上当时一年的荤腥。丝毫没变的，大约只有爱吃辣椒继续爱吃辣椒，是男人仍然是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