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意味着一种温情脉脉的交流姿态，仅仅这个标题，就足以对“绿化科笔记本”枯燥乏味的工作流程记录构成反动。然而，正文的形式令人吃惊，“时间”“上访方式”“上访人”“接待人”“上访内容”，它们竟然保留着工作记录的标准格式，看似与私人笔记本应有的风格大相径庭。但紧接着，絮絮叨叨的“上访内容”露面了，老人的抱怨生动而且真实，“我”的解读却是毫不留情面的。显然，“我”站在树木的一边，而“记录”的形式，是对工作笔记本的某种戏仿，它使文字在非常具体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又不露声色地揭示了工作记录本身的机械、教条、形式主义。本文值得特别注意之处，“我”作为文中唯一的倾听者，承担着调节“树木”与上访人矛盾冲突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树”与“人”分别“告诉”了我什么？而最终，“我”由此告诉了你什么？
格致工作记录（一）
时间：2003年6月12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老妇人（患心脏病）
接待人：格致（绿化科公务员）
上访内容：（电话笔录）
这原本是绿化科工作记录的一种“反动”，但有趣的是，作者私人的记录却依然保持了绿化科笔记本原有的记录形式。从修辞的手法来看，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戏仿，通过戏仿，将被模仿对象的特质放大化，形成调侃、嘲讽的效果。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儿子不在一块。我找街道四次了。他们说这个事你们管。我住江北小区十四号楼。有棵树的树枝挡了我的窗户。一刮风下雨，那些树枝就啪啪啪地打我的窗户，可吓人啦！我可害怕。我有心脏病。我都不敢睡觉。你们得给我解决一下，我七十八了，有心脏病。快点把那树枝弄走。”
她说话的声音，听不出多少苍老从容，倒是像精力过剩的中年妇女的窃窃私语。一边急切地说，一边还不放心地左顾右盼。我感到她跟我说的不是她窗外的事，而是她屋子里的事。她离那树枝太近了，近得不是拍打她的窗户，而是拍打她的脸。她一边急切地在电话里说着，一边躲闪着那在她眼前摇晃不定的树枝。她在控告树枝，却又怕被树枝听见，因此她说话的声音虽不低，但是那种告密、陷害别人的小心和紧张。我想她一定梳着一个瘦小的髻，穿着一件有折叠印的布衫。瘦，眼睛陷到眉骨下面去，闪着挑剔的光芒。
与工作记录不同，上访内容、处理过程成为私人记述的重点，“我”的个人感受也贯穿其中。显然，“我”作为绿化科的职员，应该同时考虑树和人的利益。与此同时，避免冲突，努力将事件处置的成本降到最低，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给了她如下回答（我是绿化科的人，因此我要为树说话。但当居民同我的树发生冲突、争执的时候，我又不能置居民于不顾。必须认真处理、解决群众上访问题。所以，我首先做的是调节。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您老人家不是一个人生活吗？有一棵树站在窗外不是个很好的伴儿吗？那些树叶、树枝，春天绿，秋天黄，冬天还能看树挂，这是多么美的风景啊！再说那下雨天，树枝拍打窗子的声音，不比楼下市场上的吵闹好听吗？下雨刮风的日子能有几天？逢上这样的日子，您就别睡觉，听听那风声、雨声、树枝声。就当它们在同您说话。您孤单一人，偶尔有些声音来拜访您，这不是还有些意思吗？”
“我”试图劝服老人接纳窗外树枝的打扰。“我”举出的理由是诗意的，充满了浪漫主义式的人对自然、对植物的热爱。“我”的描述事实上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对老妇人来说，窗外的树枝构成了切实的打扰，她无法接受“我”的提议。
我对自己调节树与人的矛盾的能力略为满意。我的话是多么入情入理，充满诗情画意。一对矛盾，我几句话就能将他们变得互利互惠，谁也离不开谁。我信心十足地认为老妇人一定会照我说的去做，抛开对树枝的怨恨。在下雨的夜晚，端坐窗下，聆听风雨。
几天后，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我的心情很好。我的好心情维持到老妇人打来电话，从她那湍急的打着旋涡的语速和吵架般的语气，我知道她不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已经跟我建立了基本的仇恨关系。她用十分强硬的语气坚决要求将那在她孤独的窗子上歌唱舞蹈的树枝驱逐。她说，我可有心脏病，我被树枝吓犯了病你们得负责。你们要不管我可有地方去告！
“孤独的窗子”用拟人的手法形象地描摹出老人的生活处境，而“歌唱舞蹈的树枝”与老人的孤寂、衰老又构成残酷的对照。
无疑，我的充满诗意的调解没能取得成功。老妇人没能进入我为她描画的生活。对我为她调好的进入生活的新角度没有兴趣。这样，我的树将面临灾难。
她为什么如此仇恨一棵立在她窗前的树？为什么一定要置它（至少是一根树枝）于死地？那棵不言不语的树已成了她的仇敌？老妇人若从我指给她的角度走树就是美丽的风景，若从她的角度走树就是讨厌的障碍。她老了，什么力量也没有了，一切都离她远去。突然她发现窗外的树没有离开，并且还在向她逼近，既而她又发现了较一棵树的优势，她的愤怒里包裹着巨大的惊喜，又找到对手了，又找到生活的内容了。在与窗外树枝的较量中，她坚信自己一定能赢，因为她会说话。也许她照我说的去做了，但树叶树枝拍窗的声音，她怎么听都是死神催她起身上路：快走——快走——快走——她害怕死亡，一丝风吹草动，她都会心惊肉跳。或者，她已经死了，已经看不到一棵树的美好和美丽。她只看到了树叶上长了毛毛虫，顺着玻璃的缝隙爬进来。那小小的虫子也是死神派来的信使。她从小虫后背的毛刺上看到了死神码在上面的通知。我从她害怕一根美丽并充满生机的树枝拍打她的玻璃窗得出她已死亡的结论。她死了，并且坚决要求同窗外的树枝同归于尽。我对她的生命尽了力。我试图用一根绿色的树枝挽留她，但她不肯伸出手抓住。我的营救失败了。
“我”指给她的角度，她自己的角度，两种角度截然不同。尽管“我”对树木充满了同情恻隐之心，对上访人的描述却是残忍的。这一段想象老妇人内心恐惧的文字，正像是“恶叩恶鸣”，让读者感到不寒而栗。这样劝解的方式本来就是徒劳的，反而更加暴露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性的隔阂。
我通知了老妇人所在街道的城管所长：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伸到老妇人窗前的那根树枝锯掉。
我是按规章办事。凡有树木或树木的局部严重干扰了居民的生活，只要居民上访，核实后，要对扰乱人的生活的树给予处理。
我决定赶在锯子的前面去一趟现场，我要看一看那棵树，看一看那根被判了死刑的树枝。
劝说无效之后，“我”亲临现场，去探望即将死去的树枝。树枝在这里同样是被高度拟人化的。但及近社区，“我”首先描述的却不是树，而是这栋楼凌乱的窗户。它们的并存也反映出人们对个体环境的重视，和与此同时对整体环境的忽视。
那栋楼是六层的，砖混结构。建筑年代不会超过十五年。但十分破旧。建筑时的匆忙、草率和粗糙都历历在目。窗子有的是铁的，有的是铝合金的，还有的是木的。这就是说楼刚建时是木窗，后来有了铁窗，一些住户就自费安装上了，再后来又有了铝合金窗，于是又拆了刚安上不久的铁窗，最后就弄成了一栋楼有不同的窗子，杂乱无章。谁也不考虑整体，都在想着自己的那扇窗子。
我看见了那棵树，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但枝叶繁茂，长势良好。那是一棵老榆树，数以万计的叶子在风中抖动。确有一根树枝斜伸出来，靠近了几扇窗户。那根伸出的树枝像是老树的一条手臂，它在同窗子里的人打招呼。如果砍掉这个亲近人类的手臂，大树就会像一个伤残的巨人，随时都可能摔倒。大树张开手臂，是为了在风中站得更稳。牢固地站立在我们身边的大树，会增强我们生活的信心。那根即将被砍掉的树枝靠近了几扇窗子，至少是两户人家。那另一户人家的居民其生命力似乎还旺盛，他们还没有脆弱到计较窗前的一根树枝。我猜测那木窗子一定是老妇人的。树枝在刮风的时候确能打到她的窗子，但从树枝的长度看也只是轻轻地善意地扫过，而形不成恶意的打扰。那些伸向老妇人窗子的树梢，是今年新生的，它们还十分稚嫩柔软。它们是一些幼童，对身边的窗子十分好奇。尤其想同那紧闭的窗子里的人做一些有趣的游戏。稚嫩的树枝想同一切玩耍。它于是努力地向窗子招手，并且轻轻地拍打着窗子：哈——哈——哈——顽皮的树枝向窗子内的世界喊，可是老妇人对小树枝的召唤充耳不闻，并且惧怕它的声音。她将窗子死死地关起来，开始酝酿除掉小树枝的办法。而小树枝则试图伸进老妇人干枯的生活，抖落给她一些水珠。
被投诉的树枝虽然昭示出生命的脆弱，同时再次将人的生命与树的生命并置，但“计较”或多或少显得残忍。
第二天早上，我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好，茶还没有完全舒展开，城管所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那个树枝已于昨天下午四时锯掉了。我一边锯，那老太太还一边不停地诉说那个剧烈抖动的树枝的不是。
我翻开工作记录，在处理结果一栏写下如下文字。
人们对树的态度，反映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处理结果的记述显然是私人化的，树枝的绿叶，六月十八日的落日和晚霞，饱含诗意的叙述与“处理结果”的小标题构成了强烈的反差。
处理结果：
那个树枝，那个长满了绿叶的树枝，那个想同人类玩耍的树枝，被认定有罪，并执行了死刑。它没有看到六月十八日的落日和晚霞。
格致工作记录（二）
时间：2003年7月7日
上访方式：电话
上访人：匿名男子
接待人：格致
上访内容：（电话记录）
进入第二桩案件。上访人的“匿名”身份引人遐想。一个小细节，营造出悬疑小说的氛围。
“我是江畔小区的居民。我家楼前有一棵大柳树。我小的时候就是棵老树。我今年四十四岁，那这棵树少说也有八十年了。今天早上，我下楼散步，发现那棵树倒了。走近一看，原来是被锯断的。我怀疑……”
树龄与人年纪的比照，传达了上访人对树特殊的感情。电话的突然中断，“我怀疑”都进一步强化了悬疑的气氛。
电话突然断了。不像是故障，而像是不想接着说下去。
这是个严重的事件，如同警察局收到了发现无头女尸的报案。我迅速赶到了现场，并做了如下记录：
“我”的推测继续引导读者将这起上访解读为一次犯罪事件。“位置”“树种”“伤情”，乃至“作案工具”，难以破获的重大恶性案件呼之欲出。
位置：江畔小区三十四号楼前
树种：柳树树龄八十岁胸径98厘米树高75米
伤情：主干锯断
作案工具：电锯
时间：约八小时前
虽然现场围了许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提供有效线索。他们对于我的追查凶手的提问，都摇头或沉默。
也许凶手就在这围观的人群里，也许还有那个举报人。我明白我不可能在这种公共场所有所收获。我必须深入居民的家，才有获得线索的可能。
作者引导读者进入她精心营造的犯罪情境，“我”亦成为试图追寻案件真相的侦探。根据日常经验，“公共场所”无法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我”进而推断，需要深入社区，到居民的家中打问。
那是一棵粗壮的老树，锯断它不是一件简单、快捷的事。那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锯子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很难被完全遮盖。那刺耳的声音应该惊醒一些人。据我的经验，老人的睡眠时间短，而且易被一些声音惊扰。
但被我访问的五位老者无一例外都有耳聋的毛病，而且视力也不好。你要在他们的耳边喊叫，才能将谈话进行下去。他们什么也听不到，哭声、笑声，锯子、刀子。世界已在他们的眼前缩小并且模糊，声音像一条扭动着的远去的鱼。
我又试图找到那个举报者，那个四十岁的男人是我唯一的助手。在“我怀疑”的后边，隐藏着那个凶手。而这个唯一的助手在哪里？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声音。好在我对声音异常敏感。只要他再度开口，哪怕只有一个音节，我也能将他准确地认出。我在那楼前楼后转圈，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人进出，就快速赶过去打招呼。我佯装保险公司业务员，推销一个对客户大有益处的险种。没有人对这个险种感兴趣。他们大多行色匆匆，脚步都不停留地说，不保。保过了。没钱。有的人什么都不说，只是摇头。凡开口说话的，都不是那个举报人。有两个人只摇头不开口。我疑心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就在这两个摇头的人之中。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因此拒绝开口。他只告诉我事件，而不想对事件的成因提供线索。也许他知道，也许不知道。
树的年龄被精心选择，继第一棵被举报的正在发芽中的春天的树，这棵树已步入老年。这似乎是在向读者传递一种信息：树的年轻可能妨碍到人类，树的衰老亦躲不过被挑剔，被嫌弃的命运。
寻找举报人成为下一步的侦查目标。声音和年龄是唯一的线索，“我”的举动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荒诞不经，至于对两个“摇头的人”的猜测，更是令人无法信服。而接下来“我”的愚蠢和可笑干脆直接暴露在每个受访者面前。
最后，我采用地毯式调查。靠近柳树的那栋楼的住户的门，被我依次敲响。我在每一扇门前重复一句话：我是绿化科的工作人员，调查一个案件，请您帮忙。然而，任何一扇门都没有给我带来希望。他们都麻木地摇头，现出一副对柳树事件浑然不知的神态。这令我觉得我的打扰十分没有道理。我必须向他们道歉。而实际上我也一直在这样做。我对每一个出现在防盗门里的三分之一脸道歉；对开了一条门缝说完不知道就马上关门的人道歉。到最后，我越来越觉得，我不是来调查一个重要的事件，而是刻意要打扰这一栋楼居民的安宁，并为这一行为做真诚的道歉。众人的冷漠，让我对这一事件是否重要产生动摇。
“门”既是实际的每一道防盗门，更是人与人之间隔膜的象征。当然，因为调查事件的特殊性，它事实上象征着人对树的命运冷漠的态度。
当向最后一户居民道完歉后，我十分疲惫地坐在了那棵被砍倒还没有被运走的柳树的尸体上。
最终“我”只有回到树本身。而事实上树是不可能开口讲话的。“我”虚构了与树的问答过程，通过对话，树拟人化的形象再次被强化。标点符号使用细节上的差异，也暗示着它们其实不过是“我”的想象，柳树实质上是喑哑的，它从头至尾都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沉默。
那柳树的枝条和叶子因水分供应的突然中断而萎靡。我看到的是一片白花花的叶子的背面。它们，那些树叶，在掩面啼哭？我忽然想，我应该问问这棵树，它什么都知道！
我拿出了笔，还有我的黑色工作记录本。
“是谁，在什么时候杀害了你，柳树？”
不是一个人干的，柳树说。我发觉，柳树的声音酷似那个举报人。柳树接着说，整个一栋楼的人都参加了。为了遮掩真相，他们来到我的身边，开了一个露天歌舞会。他们又唱又跳，用歌声遮盖住了锯子的嚯嚯声。
“有没有证人？”我这话问得毫无意义。可柳树说，有！那天晚上，月亮是上弦，它看得最清楚。还有那对住在我头上的乌鸦，它们在半夜里急匆匆地搬了家。而那时，可怕的锯子还没有拿出来。那些人还在唱歌跳舞吹喇叭。乌鸦从那虚假的歌声里听出了灾祸，于是它赶在锯子之前飞走了，并衔走了它们刚刚出生三天的孩子。我还奇怪乌鸦为什么不听不看这欢乐的歌舞，而是目露恐惧地搬家呢？
柳树的遭际在作者的笔下，愈来愈像是一次早有征兆的恶性谋杀事件。
“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因有三。一、我站立的地方让他们不高兴。我挡了几户人家的窗子。我挡了阳光。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并不在这里。他们才来了几日！我已经在这里站立九十八年了。原来我的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望无际的江水、栖落的野鸭、远去的渔船。二、我是一棵孤零零的树。他们说这样的树不吉利。我若对着谁家的门窗，谁家就要有灾难。我是一个灾难的源泉。两天前，有一户人家的孩子被汽车撞死了。他们不怪罪那辆超速行驶的车，反而把罪责推到我的身上。说我恰对着那家的窗户，是我害死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可真可怜，才五岁。几天前他还拉住我的一根胡须荡秋千。三、我春天飘絮，秋天落叶，所有的女人怨恨我，说我从窗子钻进了她们的卧室，弄乱了她们的梦境，使原本就纷乱的梦更不易整理和收拾。他们商量了几天了，他们也知道砍树是要被罚款的，但他们最后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就是用歌声掩盖罪行。我的痛苦的喊叫和大声的呼救，被层层的歌声团团围住。他们看我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就都散开了，回到了家里去。他们认为灾难已被彻底根除。世界从此和平了。
树被砍掉的原因有三种，显然它们都是来自“我”的猜测。但细看来却又不无道理。无论是物理的障碍，还是迷信的思维，或是神经衰弱症的奇谈怪论，都足以罗织这些看似合理的罪名。
我回到办公室，给江畔小区所属城管所发通知，全文如下：
江畔小区百年柳树被砍杀一案现已查清，系该小区34号楼所有居民所为。证人：月亮和乌鸦。作案工具，电锯和歌舞。
最后，事件的处理方式令人心酸又忍俊不禁，读到此处，怕是绷紧了神经的读者也可能会心一笑吧。
1.处理现场。2.将该小区34号楼前后的幸存者，另外五棵柳树迅速转移，整体移植至温德河森林公园，以防不测。
格致工作记录（三）
时间：2003年5月4日
上访方式：来访
来访人：孙诗逸
接待人：格致
上访内容：（对话记录）
第三个上访案例采取了“来访”的形式。这次的上访者甚至有了具体的姓名。姓“孙”，名诗逸，这个名字显然不符合上访人的身份，而“诗逸”与“诗意”的谐音又引人遐想，我们有理由猜测，名字是“我”的虚构。
“我住市中心医院家属楼。我也在医院工作。开救护车。我家住3号楼1单元左手2楼。我家窗外有一棵桃树，离窗户太近。前两年那树矮，可今年就比我家窗户高了。这树长得可真快。有一根粗树枝正搭在我卧室的窗台上。昨天晚上……”
那桃花不是可以在你的窗子里开放吗？（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只要你打开了窗子，桃树枝是不是就探了进来？而那桃花也就跟了进来（在闹市里，桃花入窗，连想都不敢想，而他却拥有。我羡慕坐在我对面给医院开救护车的中年男人）。
对话中标点符号的细节仍然值得注意，“我”的提问以问号标示，但并没有通常对话中应有的双引号，所有的提问都指向对方，以“你”或“她”作主语。
“是。好看是好看，可昨天……”
那桃树是谁栽的？是你吗？（我多想了解那棵桃树）
“不知道。我刚搬来不几年。来时就有。那时树小，花开得也少。就这两年，长起来了。花开得满满的，都看不见叶子。”
今天是5月4日吧？你家窗里窗外的桃花是不是已经开了？
“我”反复打断他的叙述，从“地上都落了一层花瓣”到“你们的床上都是粉色花瓣了”的联想，之后，“花上有小虫子”的忧虑，“诗逸”的反讽性昭然若揭。桃子作为桃树的果实，却不能吃，桃树身上唯一可能的实用性也被否定了。“大石头”象征着“我”旁逸斜出的思绪。“我”代表着浪漫的、审美的逻辑，而与此相反，孙诗逸代表着讲求实际的、非诗意的多数人的逻辑。
“早开了。连地上都落了一层花瓣。一开窗户就往屋里刮花瓣。我老婆整天因为花瓣生气。说这树可太烦人了，弄得床上、地上都是。也收拾不过来。正经活还干不过来呢。”
你们的床上都是粉色花瓣了？你老婆做什么工作？
“在医院食堂做饭。其实也不累。”
她不喜欢花吗？
“不喜欢。她把伸进窗子的桃树枝还有花，都一根一根拜折了，扔到了楼下。”
那你也不喜欢吗？
“喜欢。可花上有小虫子。昨天……”
那是蝴蝶和蜜蜂。跟花一样美丽的小虫子。你讨厌它们？
“不讨厌。可……”
那桃树花落了后也结桃子吗？
“结。可长不大。不能吃。可昨天晚上有一个小偷顺着那树干爬到我家里来了。”
他急忙说出了小偷，他怕我再打断他，问一些无聊的问题。
小偷顺着开花的桃树爬到了你家？
小偷的入侵打破了这种对立，桃树最终的用途竟然以这种方式得到呈现，尽管“我”继续的追问似乎在暗示所遗失之物的微不足道，但事实证明，对于经济状况并不宽裕的一家人来说，即便只是一件衣物的失窃，也不是可以轻易度过的。
“是。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的叙述像一条山涧的小溪，在流淌的路上意外地遭到了许多大石头的善意阻挡。他被迫在这些阻碍间蹦跳扭转，现在，他终于流入了山下的一条小河里。他的叙述因此而变得平稳而有趣。他说“那贼是从那根搭到窗台的树枝爬进去的。贼倒挺会利用自然条件。昨天晚上太热，就没关窗户。那贼也真有点功夫，就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我和老婆竟然都没醒。只是他顺着原路下楼时，弄出了一点动静。我醒了之后，刚好看见贼的背影。贼可能想，反正你现在醒了也抓不住我，就故意在窗台上弄出点声响。我急忙打开灯一看，发现他拿走了我的皮夹克。”
只丢了皮夹克吗？别的，比如现金、首饰等。
“我们是平民百姓，两个人的工资刚够吃饭、穿衣、给孩子交书费。没有余钱买贵重物品。那个皮夹克就是我那个房间里最好的东西了。那贼故意惊醒我也是生我太穷的气。”
你的皮夹克里没有钱吗？
“有，也不到二百块钱。”
去派出所报案了吗？
接下来的对话显得有趣，在“我”看来，遭遇失窃理应向派出所求助，而对方则认为责任在于窗外的桃树。双方的逻辑看似都合情合理，“我”试图通过反问来加强“我”的逻辑，但孙诗逸用忽视和更加顽强的坚持将责任进一步推向了政府，绿化科作为“政府”管理树木的具体部门，理应对此次失窃负有责任。
“没去。也不够报案。我只要求把那树砍了就行了。”
为什么要砍那桃树？
“小偷会再从那树枝爬进来。砍了树，小偷就进不来了。”
你认为你家进了小偷，主要责任在树身上？应该由树负责。因此应该砍掉它。而那偷东西的小偷则没有错？
上访人孙诗逸似乎没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坚持说，他家来了小偷主要是因为那棵树，要求我们政府给予处理。他丢的那点钱也不计较了，但政府得想办法不能让小偷再顺着树爬进来。因为树是国家是政府的，小偷是顺着政府的树爬到他家的，并偷走了他的私有财产。是政府的树帮助了小偷，因此政府的树是有责任的，政府也是有责任的。
我试图保住那棵无辜的树。我对他说：你不想抓住那个小偷吗？你可以将计就计，不砍掉树，让小偷再爬进来，而你准备好，乘他不备，抓住他。我看你长得挺魁梧，一定能行！我为了保护那棵开花的桃树，不惜说出很肉麻的话，而且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工作时间。
他被我说得有点想试一试的意思。但他又说，那谁知道贼哪天来？我天天准备着不睡觉，就没法开车了。
整场对话中，作者设置了两种完全相悖的逻辑，在“我”新的提议面前，两种平行的逻辑发生了短暂的重合，但紧接着，司机的推理很快否定了这个提议，毕竟，守株待兔式的“捉贼”对于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来说，依然显得遥不可及。
那你能不能在窗子上安个防盗网，这样不但挡住了小偷，连那让你老婆讨厌的桃花不是也挡住了吗？
他理了一下头发说：那不得花钱吗。我现在没有钱。再说，又得买料，又得雇工，还得家里留人。你看我们挣钱不多，但都忙。我是一没钱，二没时间。尤其我的工作一天都不能耽误。院长正想找我麻烦，好辞掉我。听说他有个什么亲戚想干我这个活。
那你是坚决要求砍树了？
他低头不语。
我仍想为树争取最后一线生的希望。我说，砍了树，你就看不见窗外的桃花了。你不是说喜欢桃花吗？
“喜欢归喜欢，要是没有小偷……”砍树得局长批，我说了不算。但我得去看一下现场，核实一下。
我们步行十分钟，来到了他家的楼下。我看到了那棵美丽的开花的树。树干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个S型弯，紧紧地依偎着那栋居民楼。此时正是花期，一树粉色的花灿然开放着，像是一位着粉色衣裙的美丽女子。
故事本来已经进入尾声，然而就在此时——美丽的开花的树兀自现身，它特殊的身形，盛装开放的靓丽动人，构成了第三次上访事件当仁不让的真正意义上的故事高潮。
第二天，我把报告递给局长。局长说，砍了吧，已给居民造成了经济损失。
可是那树正在开花，它是个孕妇。
局长没听清我的话，因为我的声音非常小。但他想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于是我说：那棵树上的花非常美丽。
“我”与局长的对话延续了充斥全文的审美与实际功用两种价值观的对立。事件最后的处理寥寥数语，简单干脆，叙事节奏忽然加速，结尾干净、利落，将落花“就地掩埋”更是安置了小小的埋伏，可谓用心良苦。
这次局长听清了，他说：美丽也得砍！
十分钟后，我用电话通知了医院小区所在街道城管所：
医院小区16号楼前，十年生桃树。砍伐。枝干由街道处理。建议将所有落或没落的花就地掩埋。
总评
《告诉》首先是一次散文形式的大胆尝试。没有叙事文学通常意义上的开头与结尾，它直接从一次具体的上访记录开始，又以另一次上访记录的结束作为全文的收束，没有总—分的结构，没有事—理的套路，亦没有抒情、分析、议论、评述，正如“绿化科的笔记本”这一名称所喻示的，文章呈现出它所戏仿对象的一些基本特质：如真实、清晰、体例分明等。当然，细部真实与虚构的混淆，看似清晰实则暧昧的案件，以及体例内涵与表象之间的偏差，是令人意外之余又感到意犹未尽的。
文中的上访案例共计三件。上访接待工作的日常性注定了它是烦琐、细致、日复一日的，可以想见，作者的私人卷宗所拥有的材料绝不会是一个小数目。“三”的选择，一方面符合叙事规范通常的要求，也即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习惯，即如“事不过三”“三人成虎”，往往通过三个事例，既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让读者心悦诚服，又不至于太过冗长，以致造成阅读的倦怠。
及至三个事例本身的选择，亦是匠心独运，有“差”有“补”，处处透着“心思”。从上访人的身份、性别、上访的形式、原因，都完全不同。年过古稀的无名老妇人两次电话投诉，絮语急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柳树被砍伐事件的目击者则采取了匿名举报的方式，简短的话语只交代了树木的基本信息，戛然而止的电话嘟嘟声令人不寒而栗；最后一位医院的司机，职业、姓名俱全，而且现身绿化科亲自陈述。树木或是妨碍了老人的睡眠，或是遮挡了居民的阳光，或是无心成为小偷“飞檐走壁”的落脚之处，最终都遭遇相同的命运。尽管罪名常常是“莫须有”的，甚至只是因为人们面临生命的衰老和日常生活的无趣而滋生的“无名之火”，问责的对象本应是人类自身，但因着植物的沉默无语，因着植物在人类所制定并掌控的自然界秩序中多数情形下所处的弱势地位，它们被迁怒，被“凌迟”——然而聪明的读者当然不难领悟，案件中任何一个人生命中或生活中的根本问题都不可能因为“处分”树木而得到解决。正因如此，“我”扮演着树木同情者的角色，成为所有上访人的对立面，构成了文中另一组明显的矛盾。
“树木”与人的冲突，是三个案件的共同之处。面对人们对于树木“水火不容”的尖锐指控，“我”的立场十分明确，一方面，“我”是绿化科的工作人员，理应为“我”所管理的植物说话；另一方面，“我”从生命的角度尊重树木，尤其看重“树木”能够给人类带来的审美愉悦，树木对“我”来说，并不是简单的客体，而是能够在春天开得满树繁花，一年四季活得摇曳生姿的美丽的个体，它是这个世界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它与人类的生命，并无不同。但这样的理由并没能说服任何上访者，“我”冒着与人类为敌的危险，一次次尝试要他们接受树木生存的逻辑，然而，即便爱树如“我”，亦没有勇气在科长面前重复“树怀孕了”这样的言辞，结尾处小小的退却虽然多少有些矫情，但其细腻、委婉又是令人惊艳的。谁又会注意到，最后一行树木的命运安排里，还悄悄躲藏着一个“葬花”的要求？
文中树木与人的对立，亦包含着每个人生存境遇的特殊之处，作者纯粹的审美“正义”立场未必绝对正确；但若大而化之，从推己及人的角度来考虑，不唯树木与人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不同种群之间，往往遵循的都是各自的准则，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利益，自说自话，没有体谅，更谈不上理解，当然，这或许并不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而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