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之最
“中华文明”中“中华”一词，源远流长，寓意颇深。追溯起来，它是公元300年魏晋时期钟信“天人合一”观念的哲人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侧重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民族（人），寓意为华夏族群（汉族的前身）。因此，“中华”是一个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伟大实体，寓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美好心愿。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灿烂果实。产生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非黄河和长江莫属了。在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文明，受到历史时期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不断向长江流域农业文明过渡、发展。长江流域农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黄河流域早期农业一般主要是种植粟类，长江流域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区域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区域有一过渡地带，这一地带也是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相互争夺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区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也不断获得直接地交流、融合。
最早的地理著作
距现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人根据良间流传的一些故事，写成了《山海经》。《山海经》共有18卷，除了记载一些神话故事外，还包括一些旅行的材料和传闻的记录，它对各地的高山、大河、物产、民族，都做了生动的描述，这对今天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又过了大约二百年，我国开始有了记述地理知识的专门著作。其中最早的地理著作就是《尚书》中的一篇——《禹贡》。
《禹贡》全篇分总纲、九州、导山、导水等七章，虽只有1207字，却生动地记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山脉、河流和主要的物产。它根据自然条件，最早把我国分成九州。这种自然地理分区，在地理学上具有创造性的意义。《禹贡》比埃及、印度、巴比伦的一些地理专门著作要早得多，是世界上最早的地理著作。
最早的文字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即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它继承了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于1898年为古董商、金石学家所识别，之后在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大规模挖掘，有大量的龟甲兽骨出土，加上别地的零星采集，至今已收集十几万片，其中单篇文章最长者达百余字，可以看出应用文雏形。
最重要的地理界线
在地球仪和地图上，有许多纵横交错的线，它们多呈弧状排列，根根有条不紊。地理上，把这些线称为“经纬线”，这些经纬线又交错成网状，因此又称“经纬网”。经纬网是地球的坐标系，有了它们，人们才能对地球上的点进行定位。在纵横交错的经纬网中，最重要的地理界线当算本初子午线和赤道了。
本初子午线即0°经线，它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子午仪中心，连接南、北两极。从此线开始，向东和向西分别计量地理经度，从0°—180°。在世界时区划分上，它还是最基本的时区——零时区计时的标准线。全世界的时间，都从这里开始起算。为了协调时间的计量和确定地理经度，188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经度会议决定，在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1675年建台，现改为国家海洋博物馆）埃里中星仪所在的经线，特镶嵌了一条铜带，以示“本初子午线”所在地。以后，不仅各国出版的地图以这线作为地理经度的起点，而且也都以格林尼治天文台作为“世界时区”的起点，用格林尼治的计时仪器来校准时间。
赤道，是全球最大的纬线圈，周长40075千米，由赤道围成的平面，叫赤道平面，它通过地心，把地球分为南北半球。赤道以北为北半球，赤道以南称南半球。南北半球互相对称，季节相反。除春分、秋分（太阳直射赤道时）点外，南北半球的昼夜长短也相反。赤道位于南北半球的中间，没有明显四季变化，昼夜长短也相等。一年之中，赤道获得的光热最多，终年高温多雨，属于热带气候，优良的气候资源使赤道周围植被茂盛，动植物资源丰富多彩。赤道，不仅是最重要的地理界线，在天文、生物、物理、空间科学的应用上，也是条重要的界线。在地球赤道上，有一个“赤道纪念碑”。这个碑位于南美洲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城以北24千米处。游人如果面向东方或西方站在这条线上，那么，他的身体的一半就会在北半球，而另一半会在南半球。
最长的防御建筑
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辽宁省鸭绿江边的虎山，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九个省、市、自治区，长城的总长度为8851.8千米，其中人工墙体长度为6259.6千米，壕堑和天然险长度为2592.2千米。它东西南北交错，绵延起伏于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有20多个诸侯国家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大约有10万里以上。其中秦、汉、明三个朝代所修长城的长度都超过了1万里。现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烽火台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3万多里。
据记载，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而工作环境又是崇山峻岭、峭壁深壑。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最早的长城。以后历代君王大都加固增修。
“因地形，用险制塞”是修筑长城的一条重要经验，在秦始皇的时候已经把它肯定下来，司马迁把它写入《史记》之中。以后每一个朝代修筑长城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凡是修筑关城隘口都是非曲直选择在两山峡谷之间，或是河流转折之处，或是平川往来必经之地，这样既能控制险要，又可节约人力和材料，以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果。修筑城堡或烽火台也是选择在“四顾要之处”。至于修筑城墙，更是充分地利用地形，如像居庸关、八达岭的长城都是沿着山岭的脊背修筑，有的地段从城墙外侧看去非常险峻，内侧则甚是平缓，有“易守难攻”之效。在辽宁境内，明代辽东镇的长城有一种叫山险墙、劈山墙的，就是利用悬崖陡壁，稍微把崖壁劈削一下就成为长城了。还有一些地方完全利用危崖绝壁、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真可以说是巧夺天工。
长城，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天安门、兵马俑一起被世人视为中国的象征。因长度逾万里，故又称作“万里长城”。
最古老的东西贸易通道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东西之间并非像许多人想象中那样地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并不是以丝绸为主要交易物资，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令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1世纪左右即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作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文明之一，目前很多考古发现证明埃及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从事北非、地中海及西亚的贸易。人们相信，在前14世纪时期，埃及人已经造出了船。在埃及，人们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说明埃及人已经开始沿着这条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道路上，展开了一定规模的贸易。一些人认为是前1070年左右丝绸残骸的碎片已经被发现，这意味着至少在前1070年埃及可能与中国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不过，此后不久丝绸在埃及的地位一落千丈，并绝迹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史册。
最高的北回归线标志塔
1985年，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北回归线标志塔在广东省从化太平场油麻埔落成。
我国建立的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北回归线标志塔：塔高23.5米，连塔台总高为27.55米。底座为三层台阶，塔身为火箭形。东、西、南、北各有拱门。塔底正中铺以大理石，以红色玛瑙嵌入中圆点，以示太阳直射的位置。塔身正面刻有“北回归线标志”金字。顶部是直径120厘米的铜球，铜球中间圆孔供太阳直射效验之用。
北回归线是太阳从南半球北移北半球的最北界线，是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在地理学、气候学、生物学、农业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每年夏至日（6月22日），太阳从赤道回归北半球，阳光直射在北回归线上。北回归线经过我国云南、广西、广东、台湾四省区，以及经过印度、缅甸、埃及、墨西哥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凡有北回归线经过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建立北回归线标志塔。
最早的地动仪
观测和记录地震的仪器叫地动仪。世界上最早的地动仪，是在公元132年由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张衡发明创造的，也叫“张衡地动仪”。
这架仪器是铜铸的，形状像一个酒坛，四周铸着八条龙，龙头分别对着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向。龙嘴是活动的，都衔着一颗小铜球。每个龙头下面，又放了一个张大了嘴的铜蛤蟆。要是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正对这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来，铜球“咚”的一声，恰好落在铜蛤蟆的嘴里。
公元138年，有一天，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铜球落下来了，说明洛阳的西方发生了地震。可是洛阳的人都没有感觉到，官僚们议论纷纷，有人还讥笑张衡的地动仪不灵。可是不几天，陇西（甘肃西南部）有人来报告那天当地发生了地震。大家对张衡的地动仪赞叹不已。
张衡地动仪比外国同类的仪器早诞生近1000年。古波斯直到11世纪才有类似的地震仪，而欧洲则到19世纪才有用水银溢流这种极简陋的地震仪器。近代的地震仪在1880年才制成，它的原理和张衡地动仪基本相似，但时间却晚了1700多年。
张衡地动仪，以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世界科学史册。
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于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片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8厘米、重875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于1946年6月重新出土。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最早的地图
学地理，离不开地图。地图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世界上最早的地图在哪里？据古书《世本》记载，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已有表示“地形物系”的地图了。战国时代编成的《周礼》中，也有许多“土地之图”的记载。周王朝建立后，设置了专门掌管地图的官，叫“大司徒”。还有专门的测绘人员，叫“量人”。测绘的地图已有军用图、户籍图、矿山图等。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互相混战，更离不开地图。战国时，秦昭襄王要赵国交出“和氏璧”，答应以十五城换这块玉璧。在蔺相如的质问下，不得不拿出十五城的地图来给蔺相如看。这说明，当时已有大面积的地图。后来，荆轲行刺秦王，也是把匕首藏在地图中的。一直保存至今的我国古代地图，是西安碑林中的石刻图，距今已有800多年了。
1973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一幅在地下沉睡了2100多年的古地图，其年代比西安碑林中的石刻图早1300年，就是比过去一直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还早300多年，为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地图。这幅地图描绘了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交界地区，即湘江上游第一大支流潇水流域、南岭、九嶷山及其附近的地形。作为现代地图基本要素的地貌、河流、道路和居民点等，图中都以统一图例作了恰当表示。有名的九嶷山所能望见的主要山峰，则用9个并列在一起的圆柱形来表示。整幅地图绘制在一幅近1米见方的丝帛上，至今仍清晰可辨。
现代的地图是相当精确的。可是，如果把这幅古地图与今天的地图对照一下，可以发现古地图中的主要城镇、河流、山脉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图中大小河流共30多条，主要支流关系明确，交汇口的图形也准确，河流的轮廓和流向，同今天的地图非常相似，有些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有些河流的名称至今还在使用。至于山脉，不仅与实地正相贴合，而且把南岭地区的地貌特征，也都简洁明了地勾画了出来。不过，为了方便坐北向南的帝王阅读，这幅古图的方位，却与现代地图刚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
距今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能绘出这样大范围的地图，并且相当准确，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
最早的军用地图
在1973年12月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一下子发现了3幅画在绢帛上的地图，其中一幅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驻军图》，用黑、红、田青三色绘成。根据与该图同时出土的一件木牍上记有“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的字样。可知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那么成图时间当在2100年之前，比过去认为最古老的罗马托勒密地图早300多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军用地图。所绘的范围，在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潇水流域一带。方圆约500里，比例大致是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该图内涵丰富，勘测精密，被世界历史地理制图界人士誉为“惊人的发现”。图中，河流用田青色绘制；山脉的走向用黑色单线标绘；9支驻军分别用黑、双倍线框出，框内标注驻军的名称。中央绘有角形城堡，为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用三色彩绘的这幅军事地图，主题鲜明，层次清楚，地形基本准确，显示出我国制图学早在2000多年前业已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
最早制成的立体地图
我们的祖先不但最早绘出了平面地图，而且是最早制成了立体地图。
《史记》记载，秦始皇用水银为百川江河的大地模型图，这是距今2200多年的事了。公元前32年，汉朝的马援用米粒堆垒成了高山峡谷的军事立体地图。但最为著名的还是宋朝时沈括制的立体地图。
公元1074—1075年（宋神宗熙宁七至八年），沈括担任河北西路访察使。为了加强战备，防御辽军入侵，他以打猎为名，花费20多天，踏遍定州（今河北省定州）西部山区，勘察山川形势，并在木板上用熔蜡将山川地形模制出来。后来，沈括将这些模型运回官府，复制成木刻模型地图，呈报皇帝。皇帝召来辅臣一起观看，并下令边防地区各州都依照此法制造模型地图。
沈括制作的木刻模型地图就是立体地图。西方学者布郎认为，公元1667年间的瑞士苏黎世州的立体地图是最早的立体地图。另一位西方学者萨顿指出，伊本巴吐塔曾描述过他在直布罗陀见到过一种浮雕地图。伊本巴吐塔生于1304年，死于1377年。他见到的浮雕地图，比沈括的木刻模型地图要晚近3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