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几乎近在海水冲刷的海边，排列着二十多棵树皮黑黢黢的粗大的山樱树。借着这片天然海滩作为校园的东北地区某所中学里，每到新学年，这些山樱树便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与褐色嫩叶一起，绽放出美艳的花朵。转眼间，便到了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纷纷飘落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浮现，又被波涛冲回海岸边。我虽然没有好好备考，却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中学校帽上的徽章，以及校服的纽扣上都刻有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住在那所中学附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为我选择了这所拥有海滨和樱花的中学。我寄居在那个亲戚家里，由于离学校特别近，所以，听到学校敲响早会的钟声之后，我才跑去学校。虽说我是这样懒散的中学生，却凭着自己擅长的搞笑本领，越来越获得班上同学的喜爱。
尽管我是第一次来到外乡，但对我而言，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更让我感觉轻松快乐。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我早已将表演的本领运用自如，在欺骗他人时已不像以前那么劳神费力了。这样解释虽然也说得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象是亲人还是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这中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上的难易之别。而且这种难易之别对任何一位天才来说，即便是对于神之子耶稣也是同样存在的。对于演员来说，最难表演的地方就是故乡的剧场了，更不要说在远亲近邻齐聚一堂的房间里了，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发挥不好吧。相比之下我已经在家乡身经百炼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像我这样的高手，到他乡来进行表演，自然会万无一失的。
对人的恐惧依然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扭动着，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的演技却在不断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绝对是个特别好的班”，一边用手捂着嘴窃笑。我甚至还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个总是咆哮如雷的驻校军官忍不住笑出来。
当我以为已经完全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正要松口气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被别人戳了后脊梁。那个戳了我后脊梁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瘦弱、面色苍白浮肿的家伙。可是他却穿着像是父兄穿剩下给他的衣服，衣袖长得犹如圣德太子[4]的衣袖。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军事训练和体操课也老是在一边见习，像个白痴，所以连一向谨慎小心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他。
那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被老师要求练习单杠。我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嗨——”地大叫一声，就像是跳远那样朝着单杠，猛地向前一扑，结果扑了个空，一屁股墩在沙地上。这当然是有预谋的失败，果然招致了所有人的大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着裤子上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小声嘀咕道：“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无比震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伎俩竟然被竹一识破了。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包裹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拼命克制住自己的疯狂，才没有“哇”的一声大叫出来。
从那以后，我每一天都是在不安与恐惧中度过的。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博取大家的笑，有时候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一想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会被那个竹一识破，而且他还会很快向所有的人透露这一秘密时，我的额头上就直冒冷汗，像疯子一般用怀疑的眼神观察四周。如果可能，我甚至打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监视竹一，不让他泄漏这个秘密。纠缠着他的时候，我竭尽全力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故意的”，而是真的。如果顺利的话，我想要和他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倘若这些都不可能，我就只能祈祷他死掉了。但是再怎么样，我也绝不会产生杀死他的念头。迄今为止，我曾经多次想过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
为了能够控制他，我屡次三番地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友好”的媚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地搂抱着他瘦小的肩膀，用轻柔甜腻的腔调，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可每次他都是面无表情，一声不吭。不过，一天放学后（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突然下起了雷阵雨，学生们都在发愁怎么回家，由于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正要冒雨跑回去时，看见竹一正垂头丧气地站在门口木屐箱旁边。“走吧，去我家给你拿把伞。”我说着，拉住瑟缩的竹一的手，两个人在大雨中飞跑起来。跑到家后，我请婶婶帮我们烘干湿衣服，终于把竹一领进了二楼自己的房间里。
亲戚家有母女三人，年过五十的婶婶和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一副病怏怏的样子，高高的个子（她曾经嫁过人，后来又回到娘家来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叫她“大姐”），小女儿刚刚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她和姐姐相反，个子矮小，长着一张圆乎脸。她家楼下的店铺里，只摆放着少许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生活来源好像是靠去世的男主人留下的那五六排平房的房租。
“我耳朵特别疼。”竹一也不坐下，站着说道。
“要是雨水进了耳朵，就会疼的。”
我查看了一下他的两只耳朵，患有严重的耳膜穿孔，都流出脓来了。
“这可不行啊，很疼吧？”我夸张地大惊失色，“都怪我把你拽到大雨里淋雨，真是对不起啊。”
我操着女人说话的腔调，“温柔”地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仔细地给他清理了耳朵。就连竹一似乎也没有察觉到这正是我的一种伪善的诡计，以至于枕着我的膝盖，对我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
恐怕连竹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很多年以后，他的这句话就像恶魔的预言一样，在我的身上应验了。什么“迷恋”、“被迷恋”的，这些词语都给人感觉俗不可耐、嘲弄挖苦、猥琐不堪。无论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这个词语一探头，忧郁的伽蓝[5]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变得了无情趣。但倘若不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换成“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就不会破坏忧郁的伽蓝了，这真是奇妙至极。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血时，听到他奉承我说：“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当时，我只是红着脸笑着，没有回答，但自己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猥琐不堪的氛围，我竟然愚蠢地表达自己的感慨，说他说的话不无道理，其愚蠢程度已然超越了相声里的傻少爷说的台词了，可实际上，我怎么可能怀着那种嘲弄挖苦、猥琐不堪的心情“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呢？
我觉得，人世间的女性比男性还要费解好多倍。在我家里，女性比男性要多，亲戚家也有很多女孩子，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那些对我“犯罪”的女佣，说我从小就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也不为过。尽管如此，我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和那些女人交往的。我完全搞不懂她们，如坠五里雾中，甚至一不留神会摸到老虎屁股而受重伤。这种失败不同于受到男性的鞭笞，犹如内出血一般自内发作，令人极度不快，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勾引我，有时又弃我于不顾。有时当着别人轻视我、羞辱我，可是没有别人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睡得很沉，仿佛死去了一般，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是为了睡觉而活着的——诸如此类的种种发现，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对女人进行观察的结果。尽管同是人类，女人却是一种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可正是这种不可理喻、不能放松警惕的生物，总是不可思议地照顾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根本不适合我，倒是“被照顾”这一说法更能够说明我的真实情况。
对待耍活宝，女人似乎比男人更能够享受。当我扮演滑稽角色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个不停，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得意忘形，表演过了火的话，肯定会倒霉，所以我总是估摸着差不多了，就中止表演。而女人却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总是没完没了地要我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无休无止的要求，我直累得筋疲力尽。她们的确很爱笑。说到底，女人们似乎比男人能够更多地吞噬快乐。
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的那两个表姐妹，一有空闲，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把我吓得一大跳，令我心惊胆战。
“你在学习吗？”
“没有啊，”我微笑着合上书本说，“今天，学校里的那个名叫‘棒子’的地理老师吧……”于是，从我嘴里很自然地胡编乱造出一些笑料来。
“阿叶，戴上眼镜让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我房间玩。让我表演了半天笑剧后，她们冷不防地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为什么？”
“别问了，快戴上看看吧。就戴阿姐的眼镜！”
表妹平时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个小丑就乖乖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两个姑娘顿时笑翻了天。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6]一模一样啊！”
当时，一个名叫哈罗德·劳埃德的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风头正劲。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诸位，此次，我向亲爱的日本影迷们……”
我模仿劳埃德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致辞，更惹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从那以后，每当劳埃德主演的电影在这个镇上放映，我都去看，悄悄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的时候，表姐像鸟儿似的飞快地跑进我的房间，猛地扑倒在我的被子上哭天抹泪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帮我的，是吧？一定会吧？我觉得，咱们还是一起离开这个家出走的好。你帮帮我吧，帮帮我！”
她说完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嘤嘤哭泣起来，就这样说一会儿哭一会儿折腾了好半天。好在我不是第一次见识女人的这种表演，所以，对表姐的夸张表达并不感到惊讶，反倒是对她那些陈词滥调和无聊的表演技巧感到扫兴。于是，我轻轻地从被窝中爬出来，拿起桌子上柿子削了皮，递给表姐一块。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一本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柿子。”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女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活着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甚至比猜测蚯蚓的想法还要麻烦、琐碎，令人感到可怕。幸亏我凭着幼年时的经验，知道女人若是那样突然哭闹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好吃的东西，只要她一吃东西，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还有，表妹雪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照例平等地逗大家笑，朋友回去后，雪子必定会说一通那个朋友的坏话，而且必定会说“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啊”。既然如此，又何必特地带她来这里呢？托雪子的福，来我房间的访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说的那句奉承话——“你这个人，肯定会被女人迷恋的！”那时还绝对没有实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化为可恶的预言而存活下来，呈现出了不祥的兆头，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竹一另外还送给我一份贵重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
一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来玩的时候，得意洋洋地打开自己带来的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一边这样说道。
“什么？”我吃了一惊。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在那一瞬间，我未来的堕落之路因此而决定了。这张画，我是知道的。我知道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在日本非常流行，对于西洋绘画的鉴赏大都是从印象派绘画起步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看到过写真版。我也见过不少凡·高的原色版绘画，对其巧妙画法和鲜艳色彩颇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么你看看这张，怎么样？也像妖怪吗？”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7]的画册，给竹一看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的画像。
“好可怕。”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就像地狱之马。”
“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画这样的妖怪。”
越是惧怕别人的人，反而越是更加渴望亲眼看到可怕的妖怪；越是神经质的、胆怯的人，越是企盼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啊，这样一群画家受到了人类这种妖怪的伤害和恐吓，最终相信了幻影，竟然于大白天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妖怪。而且，他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画法来遮遮掩掩，而是尽力将自己所看到的如实再现出来。正如竹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妖怪的画像，画这种地狱之马。”不知为什么，我用非常小的声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就很喜欢画画、看画。但是我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大人的夸赞。我对人类的语言从来就不信任，所以作文对我来说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让老师们大大的开心，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描绘出对象上多少花费了些心思，虽说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却很有自己的一套。学校绘画课的画帖毫无意趣，而老师的画又拙劣不堪，所以我不得不自己胡乱琢磨各种各样的画法。进了中学后，我虽然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可是即便我试图从画帖中寻找印象派的画风，画出来的东西却宛如折纸手工一般单调乏味，难看极了。不过，竹一的这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竭力想把自己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表现出来是幼稚而愚蠢的。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秘传——绘画大师凭借主观想象，将平淡无奇的东西描绘得或美丽无比，或丑恶得令人呕吐，却毫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是丝毫不依靠人的思维的原始作画方法。于是，我瞒着上面说的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的阴惨的绘画画出来了，而这就是隐匿在我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虽然我表面上快活地欢笑，并逗别人欢笑，可事实上，我却有着如此阴郁的心灵。“有什么办法”，我暗自认可。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阴郁，突然之间小心地提防起我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他们没有发现这就是我的本来面目，依旧看做是我新发明的搞笑方式，成为新的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的事，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的最里面。
而且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回到以往那样的平庸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
我一向只在竹一面前才坦然地展示自己容易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画的自画像也放心地拿给竹一看，果然得到了他的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看了，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
“你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的额头上被傻瓜竹一刻上了“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样两个预言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之所以送我上高中，就是为了将来成为官吏，所以，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对樱花的海滨中学也已经感到厌倦，所以没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结束后，便考上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生活。可是宿舍的肮脏和那些粗鲁的人使我惧怕，根本谈不上扮演丑角了。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住进了上野樱木町的父亲的别墅。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啦、什么年轻人的骄傲啦等豪言壮语，只会让我浑身发冷，那种“高中生的意气风发”是我无法追随的。我甚至觉得，无论教室，还是宿舍，都仿佛是被扭曲的性欲的肮脏痰盂，我的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期间，每个月只在别墅住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宽大的房子中，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虽然时常逃学，但也没有心情去逛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到明治神宫、楠木正成[8]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壮士墓[9]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儿。等父亲来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急匆匆地去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练习三四小时素描。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我连到学校去上课都会感觉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这可能只是自己的偏执，可我对学校越来越失去了兴趣，越来越懒得去学校了。从小学、中学，直到高中，我最终也没能弄懂什么是爱校之心。诸如校歌什么的，我也从来就没打算学会。
后来，我在画塾里，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里，学会了抽烟喝酒，见识了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虽说这种组合十分奇妙，却是真实的。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比我大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由于家里没有画室，才来这所画塾继续学习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我和他只是认识，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慌忙掏出了五元钱给了他。
“好嘞，去喝酒吧。我请你喝。你可真像个女人。”
我不敢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酒馆——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你了。看看，就是你这腼腆的微笑，正是有前途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阿绢，这家伙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上哟。就因为这小子来了画塾，我才不得不降格为二号美男子了。”
堀木肤色微黑，五官长得很标致，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打了条素雅的领带，这副打扮学画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梳着光溜溜的中分。
在酒馆这样生疏的地方，我害怕得不行，不停地一会儿抱起两只胳膊，一会儿松开，脸上一直挂着腼腆的微笑。然而两三杯酒下肚之后，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了获得解放似的轻松。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没意思，那种地方可没意思了！学校就是个无聊的地方。我们的老师，在大自然之中！在对大自然的激情之中！”
可是，我对他说的话从没有感到任何可敬。我只是想，愚蠢的家伙！他的画也必然糟糕透顶，但作为玩耍的伙伴，倒是个不错的人选。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货真价实的市井无赖。尽管他和我的表现方式大不一样，但在浑浑噩噩地游离于人们的营生之外这一点上，属于同类的人。而且他是无意识地扮演着丑角，丝毫没有觉察到其丑角的可悲，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
只是一块玩玩而已，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玩伴交往的——我心里总是这样蔑视他，有时甚至耻于与他交往，谁知在与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居然被他打败了。
起初我认为他是个好男人，是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一向对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带着我了解东京的好导游。说实在的，我要是一个人出门的话，上了电车，会害怕售票员；去歌舞伎剧场，会害怕看见站在铺着红地毯的台阶两边的引导小姐；去餐厅吃饭时，对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尤其是付钱的时候，老天爷啊，我那双手僵硬得不成样子，我买了东西后，把钱递给对方时，由于过于紧张、过于害羞、过于不安与恐怖（而非因为吝啬），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变得漆黑一团，几乎是一种半疯癫的状态，且不说讨价还价，连找的零钱都忘了要，甚至忘了拿走自己买的东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到东京的街头转悠，所以才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地窝在家的。
可是，当我把钱包交给堀木，和他一起去逛街，就全然不害怕了。堀木会狠狠地砍价，而且他精通玩乐之道，可以让最少的钱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敬而远之，向我展示了恰到好处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的本事。此外，还给我进行一些现场示范，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去某某料亭泡个晨澡，然后吃碗煮豆腐，喝口小酒，不仅花不了几个钱，还显得很奢侈。他还告诉我，路边摊上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但便宜而且营养丰富。他还断言，要想醉得快，就喝白兰地，无出其右者。总而言之，每次在结账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点不安和恐惧。
此外，和堀木交往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堀木完全无视对方的感受，只顾听凭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因此，我完全不用顾虑两个人逛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为了预防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天生不爱说话的我才会拼命说笑话，以求渡过难关。而这个傻瓜堀木，却无意中主动承担了那个滑稽角色，使我只需对他的话随口附和两句，或是偶尔笑着说一句“真的吗”就足够了。
不多久，我也渐渐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都是能够帮助人暂时忘却惧怕别人的极好方式。我甚至产生了为了寻求这些，不惜变卖我的全部家当的想法。
在我的眼里，妓女这种生物，既不是人，也不是女人，就像是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安心入睡。因为她们全都没有一点儿欲望，以至于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因此使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现出不让我感到压力的自然的好意。这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不强加于人的好意，对于露水之情的好意，使我在黑夜中，从白痴或疯子般的妓女那里，亲眼看到了圣母马利亚的圣洁光环。
然而，当我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求得一夜安息，去了她们那里，和我的“同类”——妓女玩乐的时候，不知何时开始，某种无意识的，或是奇妙的氛围开始在身边弥漫，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添加的附录”，那“附录”渐渐地变得鲜明起来，被堀木点破后，我不禁愕然，并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是利用妓女来进行对女人的修行，而且最近很有长进。据说，通过嫖妓的方式了解女人是最难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在我身上早已熏染上了那种“情场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妓女）凭着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纷纷前来，这种猥亵的、不名誉的气息竟然被她们看作了我的“添加的附录”，这“附录”甚至比我所寻求的安息更加招人注目了。
堀木或许是半奉承地说出那番话的，而我自己也有这样可怕的预感。比如说，我曾经收到酒馆的女招待写来的稚拙的情书；樱木町的邻居，将军家的二十来岁的姑娘，每天早晨都在我上学的时间，故意化了淡妆不停地进进出出；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句话不说，那儿的女招待也会……还有我经常去买烟的香烟铺的姑娘，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那个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我喝醉了迷迷糊糊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给我寄来了情意绵绵的信……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给我送来了一个像是自己做的偶人……由于我的态度非常消极，所以每次情缘都到此为止，仅限于一些残缺的片断，没有更进一步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我身上总是缭绕着令女人梦想的氛围这一点，绝对不是自我炫耀、随口乱说的，被堀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于找妓女玩乐的兴趣也骤然消失了。
堀木还出于其爱慕虚荣的赶时髦心理（我一直认为，堀木这个人，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对于堀木那种人来说，带我参加那个秘密集会，不过是一次“游览东京”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然后聆听坐在上座的丑陋青年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但是，在我看来他讲的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他说的虽然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更为不可思议、更为可怕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似乎不够达意，说是“虚荣心”也不够确切，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不足以表达。尽管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总认为，人世的底层不只有经济，还存在着近似鬼故事的东西。我这个极端害怕鬼故事的人，尽管肯定唯物论，就像肯定水往低处流一样那么自然，可是我却不能靠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绿叶而感受到希望的喜悦。然而，我一次不缺席地参加了R.S的活动（好像是这么说的，也可能不是）。看到“同志”们都郑重其事、表情严肃地专注于“一加一等于二”程度的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我就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那套逗笑本领来活跃研究会的气氛。也许是这个关系，渐渐的研究会的拘谨气氛得到了缓和，我成了研究会上不可缺少的宠儿。那些看样子很单纯的人或许认为我也和他们一样的单纯，并且把我看做是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了。倘若是这样的话，我便是彻彻底底欺骗了他们。因为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只是从不缺席研究会，每次都为他们进行滑稽表演。
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因为我喜欢他们这些人，但这并不是由于什么马克思主义信仰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它让我获得了小小的快乐——不，应该说使我感觉非常舒服。倒是世上称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可怕（那些东西让我预感到某种深不见底的强大的东西），其构造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无法呆坐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里，哪怕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不顾一切地跳下去游泳，直到死去，对我而言反而更舒服些。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阳光的人”，这个词指的就是那些世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己从一出生就是个“见不得阳光的人”，所以一遇到世人所说的“见不得阳光的人”，就必定变得温柔了，而且我的“温柔之心”足以令我自己陶醉般的温柔。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罪犯意识”。我在这个世上，虽然一辈子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可它又像是我的糟糠之妻一般，两个人相濡以沫，孤寂地耳鬓厮磨，这已然成了我活着的样式。俗话说“腿有疤痕，无颜见人”，我还在吃奶的时候，这伤口就已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长大后非但没有治愈，反而变得越来越深，抵达了骨头。每夜经受的痛苦就如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是（这么说可能叫人惊讶），那伤口竟然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了。我感觉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那道伤痕鲜活的情感，如同爱情的低吟。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那种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让我安心和享受。换言之，比起那活动本身追求的目的来，其外壳更加适合我。堀木只是出于傻乎乎的凑热闹心理，带我去参加聚会，把我介绍给他们，后来他再也没有去过。他胡诌过这么句谬论：“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问题的同时，也必须观察消费的问题嘛。”所以他不喜欢去参加活动，而是热衷于拉着我到处去考察消费状况。说起来，那时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堀木那样为了虚荣和时髦，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我这样的只是一味喜欢“不合法”的气氛，而参加聚会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的话，那么，堀木和我都会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被当做卑鄙的叛徒赶出组织的。但是我们俩一直没有被开除，尤其是我，在这个不合法的世界里，反倒比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里更加有活力，更加“健康”，以至于被他们当作很有培养前途的同志，委以各种被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的所谓秘密任务，可笑死了。我从没有拒绝过交代给我的工作，非常平静地接受每一个任务，而且从来没有因表情异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讯问。我总是笑着，或逗他们笑着，毫无差错地完成他们所谓的任务。（从事地下活动的那些家伙，总是煞有介事地过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般警惕得过了头。虽然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到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们却竭力渲染有多么危险。）我当时的心情是，倘若作为共产党人而被捕，即使终生在牢狱里度过，也无所谓。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还不如在牢房里更能够让我解脱。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不是忙于接待客人，就是有事外出，虽然我和他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常常三四天也见不到他一面，但我对父亲总是很发憷、很害怕，一直琢磨着搬出这个家，另外找个地方去住。可还没等我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打算卖掉这栋房子的消息。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到届，大概还有其他什么理由吧，反正父亲无意继续参选，况且已经在故乡盖了一所养老宅子，对东京似乎已无可留恋。再说，考虑到为了我这么个高中生，保留住宅和用人，也是不必要的浪费吧（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父亲的心事也是我无法了解的），就这样，这所房子不久就变成了别人的，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的一处名叫仙游馆的旧房子的阴暗房间里。没过多久，我的手头就开始拮据起来。
此前，我每月都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数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转眼间花光，但是香烟、美酒、奶酪、水果等家里应有尽有，书本、文具、衣服等一切日常用度也都可以在附近店铺里赊账购买，即便请堀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我都可以不付一分钱，吃完就走。
可是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人单独租房子生活，一切花销都必须在每个月有数的汇款中支付了，我一下子慌了神。汇款照样是两三天内就花个精光，我胆战心惊，因担忧生活无着，精神快要崩溃了。我轮番给父亲、哥哥、姐姐打电报、写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写的，不外乎是虚构出来的笑料。我知道，求得他人的施舍，逗其发笑乃是上策）。与此同时，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依然捉襟见肘。
归根到底，我不具有那种在别人家里独自“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仿佛随时会遭到什么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常常跑到大街上去，或者去帮助那种“运动”，或者和堀木一起去酒馆喝廉价酒，学业和绘画渐渐都荒废了。进入高中后，第二年十一月，我和一个比我大的有夫之妇一起跳海殉情，这个事件使我的命运为之一变。
尽管我经常缺课，学习也不用功，可是每到考试的时候，成绩总是不错，因而家人一直不知就里。然而，最终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似乎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大哥代表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极其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来，给我带来更直接的痛苦的是手头缺钱，以及那个地下组织派给我的任务——由于任务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了。我当上了什么中央地区的，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不过是一把小巧得连铅笔都削不了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里四处奔走，去进行所谓的“联络”。我想喝个痛快，倒头大睡一觉，可手头没有钱。然而，从P那儿（我记得P是党的隐语，也可能记错）还在不停地下达任务，我忙得连喘息的工夫都没有。我这副病弱的身子骨实在是无法继续担任这个职务了。本来我就是出于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结果弄假成真，忙得不亦乐乎，我按捺不住愤怒，私下里恨恨地对P的人抱怨：你们是不是搞错对象了？那些任务还是交给你们的正式成员好不好？最后我逃走了。虽然逃走了，心情却没有因此而变好，以至于想去死。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为那个组织四处奔波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时，那个姑娘总是拿着信纸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太吵了，我实在没办法写信。”
说罢就在我的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
我本来可以佯作不知地继续躺着，可是看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等着我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那套惯用的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但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猛一翻身，趴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跟她聊天。
“我听说有的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洗澡水。”
“哎呀，真讨厌。是你吧？”
“我只用情书煮过牛奶。”
“很得意吧，喝你的牛奶好了！”
我暗想，她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哪里是在写什么信啊，明摆着在装模作样，肯定在那儿乱涂鸦呢。
“给我瞧瞧你写的信！”
其实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听我这样一说，她竟嗲声嗲气地一个劲地撒娇：“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样子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我大为扫兴，于是就打发她去帮我办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大街上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啊？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啊，给你钱……”
“不用啦，不用给我钱。”
她愉快地站起身走了。因为我深知，打发女人去办事是绝对不会令她厌烦的，甚至可以说女人是非常愿意有男人拜托自己替他做什么事的。
另一个女人是所谓的“同志”，某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由于参加组织活动的关系，不管愿意与否，我每天都会和她照面。即便开完会之后，无论我去哪儿，这个女人也总是跟着我，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姐姐吧。”
听了她这句装模作样的话，我浑身一哆嗦。
我做出一副忧郁的表情，微笑着说道：“我正是这么想的。”
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敷衍过去。因此我越来越尽力去取悦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听凭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几乎是转手就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老是缠着我不肯离开，我为了尽快打发她走，就在街头的阴暗角落里，亲吻了她。谁知她竟不知羞耻地欣喜若狂，立刻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带到了一座大楼里的狭小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好像是他们为了搞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结果我和她在那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我只好暗自苦笑，真是个无法招架的姐姐。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对付从前纠缠自己的那些女人那样避开。由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不安心理作怪，我不得不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纠缠得越来越紧了。
在同一时期，我还意外地受到了银座一个大酒吧女招待的恩遇。虽然只去了一次，我仍然因感念其恩惠，而有种被紧紧束缚住的担忧和恐惧。那时候，我已经无需依赖堀木的导游，能够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座，甚至敢穿着飞白[10]和服进出酒吧等等，表现得老道多了。在我内心，尽管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仍然抱有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和人像模像样地寒暄了。不对，其实不做出怯懦的丑角式的苦笑，我这个人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好歹磨炼出了能够勉勉强强与人胡扯一通的“伎俩”了。这是否应该归功于我为地下组织四处奔波？还是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不过，最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拮据。无论待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若是去大酒吧，混迹在那帮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之中，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颗总是被追逐般的心灵，也能获得片刻的安宁吧？我这样想着，只带了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那家银座的大酒吧。我笑着对招呼自己的女招待说：“我只有十块钱，你瞧着办吧。”
“不用担心。”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神奇地安抚了我这颗颤抖不停的心。我不是说不用担心钱不够花，而是可以放心地待在她的身边。
我喝起了酒。由于对她特别放心，反而不想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毫不掩饰自己天生的少言寡语和落落寡合，默默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吃吗？”
女人在我面前摆了各式各样的菜，问我。我摇摇头。
“你只喝酒吗？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秋天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按照常子（我记得她叫这个名字，但已经记不清了。我竟然连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忘记了）的吩咐，在银座后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得酷似青蛇脸的秃头老板一边摇头晃脑，一边熟练地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坐在电车上，我常常会觉得某个人的面相好像在哪里见过，苦苦思索一番之后，才想起原来与那个寿司老板颇为相似，只好独自苦笑。之所以就连那个女人的名字和相貌都已全然不记得的现在，那个寿司老板的面孔却清晰得能够画成一幅肖像画，可见当时的寿司有多么难吃，以至于令我感觉寒冷与痛苦的缘故吧。虽说我原本就没觉得寿司有什么好吃，即便被人带到一个口碑非常好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也是一样，因为那次吃的寿司个头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就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租住在本所[11]的一个木匠家二楼上。在她的房间里，我一点也不用掩饰自己那一贯的阴郁心情，我一只手托住脸颊，就像在忍受剧烈的牙痛一样，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让她着迷。她给我的感觉，也是一个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四周被刮落的树叶在纷飞的孤独无助的女人。
我们躺在床上，她对我絮絮叨叨地说起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我有丈夫的。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春天，我们全家一起逃到了东京，可是丈夫在东京不干正经事，结果后来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关在监狱里呐。我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向来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不是因为女人的讲述方式太差劲，就是说她们说话总是抓不住重点的缘故吧，反正在我听来，她们说的这些都是马耳东风。
好寂寞。
比起女人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倒是这一句短短的叹息更能够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这么期待着，却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嘴里听到过一次这样的叹息，真是奇怪，令我无法理解。不过，这个女人虽然没有说过“好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却仿佛缭绕着一股一寸宽气流般无言的深深的寂寞，我的身体一贴近她，也会被那股气流包裹住，恰好和我自己身上的那种有些阴郁的气流交融在一起，犹如“落于水底之枯叶”一般，使我自身得以摆脱恐惧和不安。
和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一起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幸福地（毫不犹豫地、肯定地使用这种夸张的说法，在我的整篇笔记中是绝无仅有的）获得了解放的一夜。
但是这感觉仅仅是这一夜。早晨，我醒来后，立刻起床，又变回了原来那个轻薄的、伪装出来的滑稽角色。胆小鬼连幸福都会惧怕！棉花都能让他们受伤！我说不定会被幸福所伤。我想趁着还没有受伤，赶快分手，便又开始释放拿手的逗笑烟幕。
“俗话说‘钱一用完，缘分就完’，其实人们把这句话给解释反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没有了钱，就会不自觉地意志消沉，打不起精神，连笑声都无力，而且性情变得特别乖戾，最终自暴自弃，甩了女人，近乎半疯的拼命地甩掉女人。应该是这个意思。据《金泽大辞林》就是这么解释的。真可怜呀。我现在也明白那种心情。”
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这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脸也没洗就马上离开了，谁能想到，我当时胡乱编造的“钱一用完，缘分就完”的疯话，后来竟然与我自己发生了关联。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喜悦之情虽渐渐淡薄，但蒙受了她的点滴恩惠倒让我隐隐不安，越来越感觉是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前些日子在酒吧里的消费都由常子结账这种俗事，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仿佛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也不过是一个纠缠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离得很远，我也对常子感到恐惧。我十分害怕再次见到那些和自己睡过觉的女人，总觉得她们会对我大发雷霆。因此，我对银座越来越敬而远之。不过这种胆怯的性格绝不是由于我的狡猾，而是我对于女人这种生物的活法——即女人能够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这两件事严格区分开来，就像是彻底忘却了一样，干脆地斩断两个世界的联系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还不大了解的缘故。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一个露天摊上喝了廉价酒，离开那个小摊后，这个损友提出再去另一个地方继续喝酒。可是我们手里已经没有钱了，而他还是醉醺醺地嚷嚷着“喝呀，喝呀”，大概是酒壮怂人胆吧，此时我就对他说道：
“好吧，那我带你去一个梦幻之国。你可别大惊小怪啊，那里叫做酒池肉林……”
“是酒馆吗？”
“对。”
“走吧！”
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手舞足蹈，嚷道：“今晚我好想要个女人啊。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我一向不喜欢堀木那样撒酒疯。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我一句：
“可以吗？我要亲她一口啊。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一个给你瞧瞧。行不行？”
“可以吧。”
“好极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我们仗着认识常子，几乎身无分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刚对面坐下，常子就和另一个女招待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常子将要被堀木亲吻。
但我并不是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占有欲，即使偶尔觉得可惜，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与人抗争的能力，因而导致了结婚后，我甚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别人侵犯。
因为我一向竭力回避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之交。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产生怜惜之类的感觉，但我还是吃了一惊。
这是因为我为将要在我的面前接受堀木疯狂亲吻的常子而感到怜悯。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就不得不和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以挽留住常子的热情。啊，一切都会就此结束。尽管我对常子的不幸感到瞬间的惊愕，但立刻又如同流水般顺从地放弃了。我来回看着堀木与常子的脸，竟嘿嘿地笑了。
然而，事态却出乎意料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
“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道，“我都沦落到这个地步啦，这么寒酸的女人也要……”
他极其为难似的抱着双臂，打量着常子，苦笑着说道。
“给我拿酒来，我身上可没有钱。”
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连醉汉的亲吻都配不上的、丑陋而寒酸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雷击一样，我一反常态地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直喝到烂醉如泥，悲哀地望着常子的眼睛微笑着。堀木说的不错，她真是个满脸倦色、穷酸不堪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是贫贱之人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认为：贫富不合尽管陈腐，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可爱极了，我平生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生了尽管很微弱却自发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喝得烂醉如泥。喝酒喝到这个程度，还是第一次。
酒醒之后，看见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躺在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完’，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看来你是认真的？因为你不来了呀！我真搞不懂这个。我挣钱给你花，也不行吗？”
“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从女人嘴里第一次吐露了“死”这个字眼。她似乎也早已对人世的生活感到疲惫不堪，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烦恼，以及金钱、那个不合法组织、女人、学业等等，就觉得无法再活下去了，于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提议。
不过，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还是抱着一些“游戏”的心态。
那天上午，我和她在浅草区游荡，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你结账吧。”她对我说。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枚铜币。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感觉袭上心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荒凉的房间，那里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了。除此之外，就只有此刻穿在我身上的飞白和服和斗篷了——这就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已经无路可走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女人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我的钱包里，随口发出：
“哟，就这么点钱？”
尽管是随口说的，可这句话也令我痛彻心扉。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是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痛苦——不是这么点钱的问题，三枚铜币根本就算不上是钱。它让我尝到了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是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有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的少爷这种属性吧。就是在此时，我才真正发自内心地下决心去死。
那天晚上，我们俩在镰仓一块儿跳了海。那女人说“这腰带是跟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把它解下来，叠好了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一块儿，然后一起跳进了海里。
女人死了，我却被人救了。
也许由于我是个高中生，加上父亲的名字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情死被当做一起重大事件在报纸上大加渲染。
我被送到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专程从故乡赶来，为我处理种种事情，并告诉我故乡的父亲和家人都勃然大怒，所以很可能与我断绝关系，然后就回去了。比起这些来，死去的常子更让我难以忘情，终日以泪洗面。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女人中，我只喜欢那个穷酸卑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写有五十首短歌的长信，这些短歌差不多都是以莫名其妙的“我要你活着”开头的。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有的护士每次都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因祸得福。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的罪名从医院带到了警局，但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让我住在拘留室里。
深夜，在拘留室旁边的值班室里，值夜班的一个老警察悄悄拉开两个屋子之间的拉门，招呼我：
“喂，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沮丧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你还是很喜欢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叫做人之常情噢。”
然后他渐渐摆起了架势，以法官的派头，拿腔作势地问道。
“最开始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为了打发漫长无聊的秋夜，他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架势，把我当小孩子，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些猥亵的东西来。我很快觉察到他的企图，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出来。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但为了给这漫漫秋夜增添点兴致，我一直表现出丝毫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的诚意，以为判刑的轻重取决于这个警察的态度，胡乱做了些稍可满足他那好奇心的“陈述”。
“唔，你这么一说我基本上清楚了。如果你都能够老老实实回答的话，我们自然会从宽处理的。”
“谢谢，请多多关照。”
堪称出神入化的演技，然而却是对自己没有一点用处的卖力表演。
天亮以后，我被署长叫了去——这次才是正式的问讯。
我打开门刚走进署长室，署长就说道：
“嗬，真是个美男子啊。这倒也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你的母亲，生了你这么个美男子。”
署长很年轻，皮肤微黑，好像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冷不丁听他这样一说，我不禁为自己感到悲哀，仿佛自己半边脸上长了红痣似的，是个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位如同柔道或剑道选手般雷厉风行的署长，讯问也非常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偷偷摸摸进行的刨根问底的好色讯问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讯问结束后，署长一边填写送检的材料，一边说道：
“你可要注意身体啊，看你都吐血了。”
那天早晨，我不知怎么咳嗽得很厉害。每次一咳嗽，我就用手帕捂住嘴巴，而那块手帕上净是血点子，就像红色的雪粒似的，但这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挤破了耳朵下面的小脓包时的血印子。但我突然意识到，不说明真实情况对我更有利，就垂下眼睛，乖巧地回答道：“是。”
写完材料后，署长说道：
“是不是起诉，要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你最好还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一下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担保人或监护人什么的，你应该有吧。”
我想起了有个经常出入父亲别墅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在东京上学的担保人。这人名叫涩田，是个四十来岁的独身男人，和我家是同乡，长得五短身材，喜欢讨好我父亲。这个男人的脸，尤其是眼睛，酷似比目鱼，所以父亲老是叫他比目鱼，我也跟着这么叫了。
我借用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就给他拨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话很不客气，但最后还是答应了。
“喂，那个话筒最好马上消消毒，刚刚他咯血了。”
我回到拘留室后，在椅子上坐下来，听见署长大声命令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后，我和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电车出发去横滨。我的胳膊被细麻绳绑住，虽然我获准穿着斗篷加以遮掩，但麻绳的一头牢牢地攥在年轻警察手里。
不过，我丝毫没有感觉不安，反倒是对警察署的拘留室，还有那个老警察有些恋恋不舍——呜呼，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被当成犯人捆着，竟使我松弛下来，气定神闲了。即使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也不由得心情畅快起来。
在那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是令我冷汗三斗，终生难忘的悲惨失败。我在检察局一个昏暗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讯问。检察官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是个沉着稳重、不那么龌龊的人（倘若我还算美貌的话，那肯定是所谓淫邪的美貌，而这个检察官的脸上流露出的聪明静谧的气质，算得上是真正的美貌），因此我完全放松了警惕，只是信口叙述着。突然我又想咳嗽了，我从袖口掏出手帕，看见了上面的血点子时，不禁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想，说不定这咳嗽还能给我帮上忙呢，于是就夸张地使劲假咳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巴，偷偷瞄了检察官一眼。
“你真的咳嗽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悄无声息，我冒出了一身冷汗。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时，我就像被人一脚踢进了地狱里，可是这一次的蒙羞远远超过了那一次，这么说也毫不为过。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人生中演技惨败的两次记录，我甚至想过：与其遭受检察官那沉静的侮辱，我宁愿被判处十年徒刑。
虽然被免予起诉，我却高兴不起来。我满怀悲戚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着担保人比目鱼来接我出去。
从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映红的天空，许多海鸥排成“女”字形在天上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