畑俊六之所以对侵占西安不感兴趣，是因为他正在武汉部署“一号作战”的第二期行动，侵占长沙，他那里兵还嫌不够用哩，如何还能再拨得出去。
自日军侵占武汉，不知道多少趟想打长沙的主意，光长沙会战前后就有过三次，可每次都不尽如人意，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一败涂地，整个第十一军都因此差点萎掉。
前面三次，均由第十一军司令官负责，却都没打好，这次我要亲自来。
5月25日，畑俊六大将以驻华日军最高长官的身份来到汉口，并将指挥所设于第十一军司令部内。
死架子
畑俊六现在很迷信，打仗还得挑日子。
说起来，迷信这东西，跟人的心理大有关系。你如果老是一帆风顺，也许就想不到要找尊菩萨来保佑保佑，比如徐州会战那会儿，畑俊六就不会去看黄历，他只需派“快速挺进队”抄一下底，就可以决定整个战役的胜负。
时过境迁，在日军再也不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几乎所有指挥官都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特别是此次作战与以往不同，本身就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畑俊六选的日子是5月27日。
这个日子是有讲究的。日俄战争时，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在日本海上奇迹般地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举奠定胜局，那一天就是5月27日，从此被日本作为海军节。
在畑俊六看来，这是一个黄道吉日。在日本海陆军全面出现颓势的情形下，没准他还能成为陆军史上的东乡平八郎呢。
5月27日，第四次长沙会战如期打响。
对日军准备侵占长沙，薛岳开始并不相信。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这位老兄威名显赫，声隆中外，连陈纳德都以能跟他称兄道弟为荣，他自己的感觉也是好到不能再好，乃至数天下之大，似乎就剩他这么一个军事天才可以谈谈打仗这件事了。
常德会战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竟然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个厚道人，拿着这样一封电文真是哭笑不得，只好又通过孔祥熙来请薛岳帮忙。
薛岳根本就不给行政院长面子，拿过电报，只写两字“不理”，然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
薛岳认为，日军会攻六战区，也会攻五战区，就是不会攻九战区，原因很简单，“日军于三战之余，不敢问津长沙”，有我“民国岳飞”镇守在此，他们怎么敢？
等到日军侵占长沙确定无疑，薛岳才开始组织会战，这时候连份具体的作战计划都未来得及起草。
不过，他认为没关系。嘿，不是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吗？再用“天炉战法”套一下不就行了，守株待兔，决战长沙，用不着什么计划不计划的。
薛岳不知道，其实他的“天炉战法”早就是一个死架子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谁不研究这个东东？连三战区的顾祝同都想从中学一手，更别说喜欢用显微镜来做考证的日本人了。
另外一方面，即使薛岳能提早把他的死架子变成活架子，是否有胜算也是件没把握的事，何况他还根本没想。
龙卷风
当日军强渡新墙河时，薛岳还以为日军兵力不多，进展不快，但是眼看着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卷涌过来的已经不是一般风浪，而是从未见过的龙卷风。
以往武汉第十一军都是既要出击又要看家，才跑几步远，就得被“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给喊回去，所以历任第十一军司令官都像是被人用绳子拴住的一只猴，只能在一个不大的圈子里蹦来跳去。
这次是彻底解放。日本统帅部专门成立武汉防卫军，以代替第十一军的守备任务，允许其全部出去打仗，而且能冲多远就冲多远。
第十一军出击部队由此达到八个师团，并配备有六个相当于旅团编制的野战补充队，可随时进行兵员补充。
在横山勇第十一军的猛力冲击下，各部队都是自顾不暇，自身都难保，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侧击和包围。
杨森的第二十军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来，就以灵活顽强著称，打一阵后经常能钻到侧后去袭击对方，这次却无论如何站不住脚，拼尽全力才得以突围。
“天炉战法”真的成了一个死架子，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的法宝一一失效。
驻守长沙的是张德能第四军，这是平时薛岳压箱底的部队，作战力也很强，但日军太多了，他们这区区一个军，既守不了长沙，也守不了岳麓山，处境极其尴尬。
特别是此次日军吸取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他们通过湘江运来大量的炮兵部队，其中的平射炮用于近距离射击地堡，一炮或者最多几炮，就能将地堡给轰掉，命中十分容易，而重炮则集中压制岳麓山炮兵阵地，使得中国炮兵威风大减，并逐渐由声嘶力竭转向噤若寒蝉。
屋漏偏逢连夜雨，如今连“洋哥们”陈纳德都帮不上薛岳了。
在数量和质量上，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都超过日本航空队，如果飞虎队可以像陈纳德所设想的那样，从空中完全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则薛岳无论选择在哪里决战，日子都要好过得多。
可是控制援华物资支配权的是史迪威，而不是陈纳德。
史迪威一心只有缅甸战场，而且由于跟蒋介石闹矛盾，他甚至恨不得“东部”（指国内战场）出丑，于是便对运往中国国内的战略物资左卡右卡，最后弄到连飞虎队的航空油料都不足，也没有重磅炸弹，从而无法对地面战场进行更有力的支援。
陈纳德多次请求将B-29轰炸机用于湖南战场，却全部遭到史迪威的拒绝，理由是：没用。
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四军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完全中断，长沙成了一座孤岛，这加剧了指挥官的心理紧张，使得失误频频。
6月18日，军长张德能自行决定率部突围，随着长沙失守，薛岳的决战计划也完全沦为泡影。
“老铁军”是薛岳的心肝宝贝，但这回出了大糗，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到兵临长沙，沿途部队尚坚持了半个多月，但第四军仅仅在长沙守了一天一夜就弃城而退，纵然薛岳指挥失误，也实在难以与“一流部队”这样的称号相匹配。
突围后，第四军仅余两千多人，基本上残掉了，张德能因此被判死刑。
会战开始后，薛岳本来在长沙，但中途又离开了，致使电话中断后，张德能举止失措，不能不说是第四军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次长沙会战曾使薛岳的声望如日中天，就算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都对他十分信服，指令一来马上就跑，但经过这么来回一折腾，薛岳的威信大失，各部队对他的命令都不如从前那样重视，也开始出现指挥不灵的现象。
美髯公
长沙失守，使湘省门户大开。
6月28日，横山勇下令第六十八、第一一六师团沿湘江两岸攻向衡阳，守卫衡阳的是方先觉第十军。
方先觉，安徽省宿县人，毕业于黄埔第三期。
其人身材高大魁梧，平时不苟言笑，但激动或愤怒时会面红耳赤，凛然而有威仪，虽不留须，却也颇似三国时面如重枣、性情刚烈的美髯公。
方先觉之勇，绝不逊色于斩颜丑诛文良的关云长。
第三次长沙会战，还是师长的方先觉，本来被李玉堂安排为军预备队，方先觉坚决不肯当预备队，主动要求守城，并且表示完不成任务愿受军法制裁。
军情紧急时，薛岳打电话来询问战况，问方先觉：“你能守几天？”
方先觉回答：“我能守一个星期。”
薛岳再问：“你如何守法？”
方先觉说：“我第一线守两天，第二线守三天，第三线守两天。”
薛岳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方先觉当天晚上就给妻儿写了遗嘱，这份遗嘱后来被登在《长沙日报》上，据说有的读者看后曾被感动到痛哭流涕。
方先觉没有守一个星期，但他这个师打得的确超棒，经过多达十一次拉锯战，不仅守住阵地，还取得巨大战果，光缴获的战利品就装了满满五间楼房。
常德会战，以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救援最卖力，可没救成。结果，当追查常德会战失利的责任时，方先觉就因此倒了大霉，受到撤职处分。
真是越能干越容易吃板子，方先觉接下来的遭遇竟然和老军长李玉堂有惊人的相似。
先是第十军官兵对此处分不服气，继任军长也迟迟未到职，方先觉就那么一直给挂着。
接着长沙危急，衡阳极需猛将镇守，薛岳又想到了方先觉，可是方先觉被撤职，其实就是薛岳上报的结果，老虎仔也是个死不低头的人，他如何肯再去“求”对方就任，而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轻易也是不肯走回头路的，两边便这样僵了起来。
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发生。
长沙失陷的当天晚上，方先觉寓所的电话响了。副官一接，说是重庆来电。
方先觉以为是军委会谁打过来的，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马上就当老百姓了，重庆还有谁找我？你就说我不在。”
副官刚想依言回话，却不料对方告知，这是委员长的电话。
方先觉胆子再大，也不敢不接。
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语气非常严肃：“长沙已经弃守，衡阳必须确保，我现在就命令你继续指挥第十军，固守衡阳。”
方先觉唯有诺诺连声。
第二天，当第十军闻知方先觉复职时，都认为是个吉兆——老军长撤职后复职，马上就带着大家创造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历史定然还会重演。
方先觉有这个能力。
衡阳城和长沙城一样，城墙也早就被拆去，看上去是一座无险可守的城池，但方先觉懂得依势而守的道理。
衡阳一面临水，他就弄来石油，准备一旦日军横渡湘江，便向江面排放石油，并点火燃烧，以阻击日军登岸。
依靠这种火攻之术，相对就可以把主力部队给节省下来。
在另外三面，方先觉构筑了四道纵横交错的工事群，此即著名的“方先觉壕”，其纵深达到三百至四百米，外沿设置铁丝网和地雷区，里端则利用小山和丘陵，人工削去缓坡，从而造成高达四米的断崖，日军既无法接近，也难以攀登。
6月28日这一天，日军先发的两师团都结结实实尝到了“方先觉壕”的厉害，那是中日之战爆发以来从未见过的高难工事：人工断崖前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掩蔽体可用于隐蔽，如果你缺乏翼生双翅直飞断崖的能力，便只有两个选项，或者被打倒，或者自行卧倒。
在火力压制上，第十军的炮兵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把国产迫击炮给完全用活了。后者虽无重野炮威武，移动起来却很是方便，犹如长了腿一般，方先觉发现哪个地方有人指手画脚，便用迫击炮抵近射击。
国产迫击炮个儿小威力大
这么做往往是能发大财的。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大概没想到对手会这么“阴”，一个不小心就被迫击炮炸成重伤，他的参谋长和许多联队长也纷纷被炸倒抬了下去。
两师团铩羽而归，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