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的繁衍越是依靠专业化的公共教育制度，他们就越会生成一种意识形态，强调自主性，主张自己置身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之外[25]。
在上一篇小文（《有产阶级的法律》）中，我提到M先生是怎样在美国法学院“修炼”的。从中发挥，我提到了法律教育和法律本身如何是一项有产阶级的事业，而且，作为无产阶级的我们，同样需要这种法律，这是一种吊诡。文中提到了M先生为母校捐款，出手不凡，一掷三千万。只是，捐款过程的完成，是有些周折的，需要“各方努力”，其中一个努力就是学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钱从M家人那里切了过来。学校切钱，这是人们可以注意的第四个细节（参见《有产阶级的法律》）。
现在，我想说一下“学校切钱”的事情，而且再作发挥。
一
眼下大学办学，都要切钱，没有钱是不能办成事的。切钱是件任务，甚至是完成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任务的前提。有的时候，可以从私人那里切一刀，比如在上面提到的M身上，有的时候，要从公家那里挖一块，比如中国许多大学就是这样做的。切钱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当然，更重要的是细节上的招数。
在美国，朋友对我说，从M先生那里切钱的时候，他们大学费了一番工夫。
我们先说第一步。学校第一步，是派出法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出马，打探虚实，看看有无可能。见面时，这位副院长要先问候一下M先生，然后关心一下先生的近况，接下来就是介绍母校法学院的“辉煌”，再就是说一下，法学院如果具备了某些资金条件，如何可以进一步地可持续发展，进入全美一流法学院的行列。不仅如此，还要将M先生夸一番，将其在金融证券业内的成就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说其如何令人羡慕，如何令母校骄傲，如何使母校的法学院因为M的名字而在当地金融界如雷贯耳。当M先生飘飘然的时候，再加把劲地捧一把，称其成就做得还是“谦虚”了，如果再上层楼，不仅可以再创辉煌，而且会让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都觉得自己差了一截。最后，非常严肃地带有激情地握一下M先生的手，诉说如何希望先生重回母校观光，看看“今日”的法学院，回忆一下昔日的“青春”，在动情之际递上一句：“如果法学院可以有哈佛之类的法学院的硬件，那么法学院就肯定不止出现一个伟大的M，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M，等等，如此，第一个M的意义是多么具有历史性！”
第二步，是法学院院长出马。在美国，人人知道，各类院长的重要任务之一，和校长十分类似，就是找钱办学，除了添加学院所需设备，还要设置各类冠名讲座教授职位，以壮“特色”“声威”。当副院长将事情谈得有点感觉的时候，院长就要落实关键条件。院长的出现，意味着学校非常重视此事，也是给M先生的一个“抬轿”。在这第二步，院长不能像副院长那样“毕恭毕敬”，而是比较矜持，既尊重对方，又显示“平等”，让M先生开始出现新的感觉：将钱捐出来固然是伟大的贡献，但是，没有这笔捐款，法学院依然可以“与时俱进”，法学院让你捐款既是对你的期待，也是对你的器重。外人可以这么说，谈判策略在这里因为角色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转折，换言之，法学院一方不再是“打探”“吹捧”“翘首以待”，而是“等待”“互敬”“坐收渔利”。
但是，M的家属不同意。此时更为蹊跷的是，就在M先生大体同意的时候，先生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家属说，我们家先生是有“爱”心，但是，捐款一事留待日后再议比较妥当。家属是有自己想法的，毕竟，那是三千万。只要事情暂时“悬置”，就有可能彻底推翻。法学院急了，学校也着急。学校是州立大学，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省属大学，它可没有多少民间财源，主要是州财政拨款。眼看就要煮熟的鸭子，居然还有可能让它再飞起来？！于是，出现了第三步。
第三步是学校副校长出面。副校长出面共三次。第一次，拿着鲜花就去看先生，一切不谈，只论关心。第二次，还是拿着鲜花，不过是双手抱过去，依然不谈“钱”事，只论关心。第三次，拿着更大一束鲜花，仅仅将它放在先生的家里，然后表现出“不能打扰”且起身准备离开的意思。当然，就在第三次，M先生感动了，而且家属也感动了。还说什么呢？M提出，他准备马上草签协议，为母校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可那位副校长只说了一句：“过几天，我们校长还来看您！”
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一切非常顺利。M先生的三千万，进入了学校的账户。
听完朋友的介绍，我联想到了中国。我们这里的大学还有法学院为了一桩“业绩实事”，除了细节有些不同外，大致来说，不也是这么“练摊儿”的？
自然，问题不在于怎么“练摊儿”，而在于谁在练，这人练了之后又再干什么。
二
再说事实。那个美国法学院副院长、院长是法学院教授出身，而且教学科研从未落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从来都是告诉学生美国法律的办事程序是如何和正义、民主、权利相得益彰的，如果运用什么手段的话，那也是为了对付邪恶。两位教授还经常出入自己法学院的legal clinic（法律诊所），“为民排忧解难”。而副院长，就在头天下午琢磨怎样和M先生“谈判”之后，第二天早上到了clinic……
这是一个对比。
还有一个对比。那个法学院的大楼，刻有几个美国著名大法官的语录。其中一个说到，当你进入法律职业的时候，你要仔细思考运用什么手段来解决正义问题。说这话的就是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大法官。这是座右铭。而大楼本身盖得超靓，既有现代前卫建筑风格，也有古典庄严之姿，而且设备功能极为齐全，实在方便。尽管其费用不全是从M的捐款中支出，但是，后来之耀眼，却和先生的添砖加瓦，不可分开。而添砖加瓦就是经由切钱手段实现的。
第三个对比是招生。三千万入账后，其中不少是用来资助学生的。资助学生的时候告诉学生，这是勉励学习法律，让学生树立“荡涤人间不平”的宏伟理想。而隐蔽的资助目的却是和另外一个临近的上乘法学院展开竞争。奖学金是个诱惑，诱惑优秀学生，如此，让临近的上乘法学院逐渐逊色，最后使自己在附近一片成为“大哥大”。这是“业绩”的意思。
这些对比，并不奇怪，一旦说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司空见惯。但是，我们总是将美国的法律和法律教育想象得如何“天堂”，以此借鉴，移植中国，并誓言打造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其实，这个具体“切钱”个案，说明了西方和中国是多么的“似曾相识”。一旦进入了经济的逻辑，“自利”的选择就是屡见不鲜的（这里毫无贬义）。法学院要发展，而发展需要钱，这些都是硬道理，如此，法学院的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法律人出炉，势必要带上意识形态分裂的痕迹。
在说“意识形态分裂”之前，先看一下“意识形态”的意思。
意识形态，是无处不在的。宣讲程序正义、进入clinic、勉励学生，还有大楼刻字、建筑庄严，是意识形态化的，表达了人们的某种一般观念，而且是某种人们要努力为之奋斗的一般观念。它们是符号，表征着意思，而在这里，稍加体味就会知道其中的“古典法律”（也就是“法律公平”）的象征意义。而另外一些东西，像切钱谈判、争夺生源、书写业绩，还有不断地计算三千万如何地花，也是意识形态化的，也表达了某种一般观念，而且同样带有“奋斗”的痕迹。它们同样是符号，表征着另外意思，这可是直接感觉就可把握的“现代法律”的一个侧面象征意义（现代法律不能摆脱钱来运作，参见《有产阶级的法律》一文）。当社会更加发展的时候，当经济更成为第一时间的目的的时候，掺杂“会计成本”的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教育，是不可能摆脱另外一半所谓的“效率效益”的意识形态的。
三
推进思考。事实上，在法律语境里的意识形态分裂，应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人是双面的，需求是复杂的，同一个人，此时和彼时都会不同，于是，今天做了大义之事而明天做了“不太好意思”的事，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就法律而言，其中的法律人，以及法律教育，为什么也可以是双面的，就像前面的“一边在挖空心思切钱，另一边在宣扬正义”，尽管，这两种做法并不必然是直接对立矛盾的。
应该指出，法律，包括法律教育，其本身是无法逃脱“意识形态分裂”干系的。法律以及法律教育要输出正义，要输出公平，在输出的过程必须借助输出手段，而手段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依赖成本”。谁能说它们实现正义公平的过程是不用花钱的？既然如此，它们从降生的那一天起，即使是“古典法律”的草创阶段，金钱都不能离开其左右。另一方面，至关重要的是，在这里，不是像《有产阶级的法律》一文所说的，法律是有产阶级的事业，那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在这里，法律以及法律教育在依赖成本的时候又必须做些正义公平的事情，因为，实现正义公平是赢得金钱的前提，这又是一个关键。于是，问题就不仅仅是金钱为法律和法律教育做嫁妆，而是法律和法律教育的正义公平也在为金钱做嫁妆，或者，可以这样来说，法律与法律教育干出“正义公平”，是它们得到金钱资助的资格。不做出一点像样的正义公平之事，金钱反而是不会“送上门”的。我们还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它们不做正义公平的事情，能向金钱伸手吗？
有人会说，有的法律包括法律教育就是非常恶劣的，不做正义公平的事，它们照样可以拿到金钱，甚至支持“铜臭味”的金钱。我以为这是可能的。但是，更普遍地来说，如果正义公平本身就是语境化的，那么，即使再恶劣的法律和法律教育，也有正义公平的颜色，这样，问题就像人们常追问的，只是“谁的正义，谁的公平”的问题。它们总要拿出个“一家认可”的正义公平作为理由，否则自己是难以存在的。同时，谁都知道它们有个“妥协”的问题，这是说，它们有时还是要做一些社会普遍公认的一些正义公平的事情，否则，它们同样是难以存在的。换句话说，法律和法律教育在正义公平的事业上不能只帮一家的忙，还是要更普遍一些，更普适一些，至少，这是门面问题。当然，拿出虔诚一点的态度的话，就是“必须”承认它们本身就有正义公平的一面。
接受了这样的看法，结论似乎也就变成了：法律包括法律教育在做大义之事的时候，必然要做些“不太好意思”的事情，而做些“不太好意思”的事，恰恰是为了做一些大义之事。这就是法律包括法律教育的深层意识形态分裂。也可以这样来讲，它们没那么“单面”，没那么“纯情”。我们既不能说“它们不过是你们那个阶级的意志而已”，也不能说“它们是没有金钱味道的大写正义与公平”。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美国法学院的“领导们”，在教授程序正义、进入clinic、勉励学生，甚至将手指向大楼所刻的法律先贤语录并且指向庄严的法学院大楼（或说“法律大厦”象征）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好意思地”做些切钱的生意？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中国今天的法学院，也在从事同样的意识形态分裂的实践？那是事物的原本。法律人唯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只有一个：提醒自己是在这种分裂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