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坝公社的叶书记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是当时的县委委员，在县里也算说上话的人物，但发生在距离二、三十里又隔着一个公社的一件事他怎么会这么“关心”呢？因为原因就是一个：被抓住的“小偷”是他的侄子。也是，那个年代，真正敢于在外闯祸地多是些有背景的人，象“少青”送他俩胆子也不敢去。“小偷”是有点来头，他是桠溪那边一个“汤村”的乡民，他一个伯伯就是东坝公社叶书记，另一个伯伯是他们大队支书，他父亲是他们生产队长，平时聚在家就可以召开“三干会”了。家里人在外面吃了亏，家长当然要出面，哪怕捉奸在床也是要坦护的，何况还有私藏枪支这个把柄好抓。叶书记紧锣密鼓在布置工作，只是我们还当雨过天晴了。
“毛艺兵”参与了事件全过程，包括抓人，放人，又拿出“鱼目混珠”的应对方案，从旁观者变成真正参与者，外界的“乌龙”我想如果他去“顶缸”定是毫无破绽的。果然“毛艺兵”先被带到大队，然后和大队干部一起去了公社，交待了事情经过。但事情到他嘴里就变成：他准备到我们村来串门，路过我们村稻场就听见抓小偷的叫声，于是和我们乡民、知青一起去抓人，结果被跑掉几个，才抓到三个，抓住“小偷”后，“小偷”在事实面前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反咬人一口，当时桌子上确实有把枪，但是并没有人拿着对着人，因为那一把“道具枪”，出现在桌子上因为是对知青谈他在宣传队时演“刁德一”时的体会，之于什么代表人民的话更无稽之谈，纯粹污蔑。“毛艺兵”在谈话中说的声情并茂，无暇可击，说的大队、公社干部也是信了。公社干部最后淡化这件事，不排除“本位”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同是公社干部，你凭什么到我们公社来指手画脚，何况你们不对在先。“毛艺兵”从公社回来后，首先到我们家“汇报”事情经过，得到我们真诚招待，于是吃饭，打牌，弹冠相庆。
吃完晚饭，还没来的及收拾碗筷，“生根”忽忽忙忙跑进门告诉我们，说“末狗子”家来了二十几个“湯村”人，说是来找我们讨个说法，要我们抓紧准备，免得吃亏。队长也跟着过来了，他是为枪的事担心，于是“毛艺兵”又把在大队、公社那一套“声情并茂”演义了一遍，包括“布朗宁”的来龙去脉，如何操作也详细演示了一遍，只不过路上听到喊声和没有拿枪指人那几段用的是“春秋”笔法，省略不计了，队长听了这个“自圆其说”顿时放心许多，大骂“末狗子”不是东西，敢勾结外村人对付村人。
我看事情有点麻烦，对方来人比较多，又担心村人碍于“末狗子”面子，不好出面帮助，所以在“毛艺兵”与队长谈话时，让小五子、篮园的赶快去“三掌柜”那里叫些同学来撑撑场面，而自己准备先“单刀赴会”。
那时“前严村”“妈妈娘子”中很有几个是“湯村”嫁过来的，与“小偷”与东坝叶书记同村，比如前面提过的“和珍”，比如“金玉伢”老婆“老魔头”（她的“闺名”叫王老美，乡人叫她“老魔头”），“末狗子”老婆也是，乡人叫她“金才乌卖”。
“末狗子”在村上是“正”字辈，严格讲算是队长的“堂兄弟”，比队长大了不少，我们到村上时已三十多岁快接近四十岁的人。“末狗子”不下地，是队里“饲养员”，负责队里的猪和牛饲养工作。从定埠方向到村上，首先看到的就是他家，他的房子就盖在村前大一点的塘边，房前贴着水塘栽了一排柳树，柳树中间空出一块高于水面的跳板，格外醒目。村里人作为“杨家一脉”严格讲都有近疏不同地“血亲”关系，不象“金旺”“金木”一家后来搬来的，乡人们背后鄙夷称他们为“野种”。在村上“非野种”中也存在“泾渭分明”地“亲疏远近”，亲兄弟多的人家明显在村里地位要高很多，尽管妯娌间也会矛盾重重，这就是“兄弟阋墙于内”。队长家亲兄弟四个，算是一大派，“末狗子”同样也是亲兄弟四个，势力在村长也在仲伯之间，不可小觑。其实，我平常与乡人接触很多，并不参加其间的“亲疏远近”，因为论这一点我比任何人还要“疏”许多，八杆子打不到底，所以我全凭我个人的喜好，也能混得“鱼水融洽”。
69年开春，在准备栽秧季节，我在出早工时（早饭前）看见“末狗子”家屋顶冒出浓烟，下意识的拿着锄头向村上冲去，乡人们看我行动“古怪”，一起向我看来，就听见“金才乌卖”惊叫声：救火啊！她是在熬菜油时引发的火灾。在那个年代，乡人是舍不得用油炒菜的，总是将蔬菜或腌菜放在饭锅的蒸熟，拿出来后滴点菜油，放点盐。所以乡人总是在菜籽油出来后先放在锅里熬熟，再放入小罐里备用，每个菜总只舍得点上两、三滴，因此那时乡人总馋肉，而且偏爱肥肉，肉烧到七、八成熟，咬一口油汁能从新街口标到鼓楼那种才是乡人最爱。乡人总喜欢用这一“滴油”习惯嘲笑东坝那边人，说“没有”象“麻油”。讲一个人到东坝那边去做客，主人对他讲，家里“没油”给他拌菜吃，于是做客人就很开心的对主人说：“麻油”拌菜好得很了，结果菜上桌才知道是“没油”。乡人说到个故事，总是开心的笑，无论是谁，但我到后来能熟练操作乡音也悟不出故事里的“喜感”，只是听多了记住了这个故事罢了。
又扯远了，亲们看我的“扎记”是不是很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主见，“一休”说的好：休息，休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