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多年“大风大浪”变得有点“狐狸”一样的“黎老头”并不是那种见人就会“滔滔不绝”信口之人，外人眼里他几乎是个“阿弥陀佛”似的人，他不象“章宝华”从没参加队里的活计，而是随社员共同劳动，因为他没有象“章宝华”那样“带薪”待遇，尽管他比“章宝华”大了十二岁，到村上来时已是50岁人了，好在他当时也算身强力壮，近一米八的个子，粗壮的身体象极了从“五台山”逃出的“鲁智深”。之所以能和我“聊”在一起，我认为首先是他儿子“小枪”总能和我们混在一起，再就是通过几次交谈，对我的“博学”心存“崇拜”（亲们，咱们都这么熟了，请你们满足我的小小的要求，就当没有“发现”我的“虚荣心”好了），于是话题也就多了许多，他多次对我说过，他和我是“忘年交”，我相信，从解放后就头上压着顶“历史反革命”帽子的人，能有人每次以平等的身份认真听他讲话，心情一定会是极度放松和舒畅的。
“黎老头”讲过许多与“经国兄”的交往经过，37年“经国兄”刚从苏联回国，被熊式辉接到江西九江任专员，“黎老头”当时在九江专区“警署”任小队长，参与过一系列“经国兄”提倡的“新生活”措施：抓赌、抓嫖、抓毒……讲的有声有色，呼之欲出。参照现在“警匪”片，加上“经国兄”在九江“新官上任”急需立威的心情，我估计“黎老头”的故事应该有“原形”的，就象我写的“乡人”们。他说过的一件事我认为可信度很高：为了抓赌，“经国兄”经常便服夜巡，身边就带着两三个人，“黎老头”就是其中必须的一个（关于“必须”这点我一直心存怀疑，就象坚信“黎老头”对我的“博学”心存“崇拜”一样）。那时是“国难”期间，人们晚上都睡的早，他们经过一座小洋楼时，看见一个卖馄饨小挑子还在忙碌，一问之下，说楼里人要了四碗馄饨，要赶紧送过去，但是送馄饨小挑子又没人照看，所以很是纠结．看楼里并没灯光，于是“经国兄”主动让小贩将托盘给他，帮他送过去。“黎老头”赶紧制止，想换为自己去，被“经国兄”拒绝，“经国兄”进门后果然看到楼上透出亮光，并传来“麻将”碰撞声和小声说话。于是低着头上楼，看屋内窗户全用厚厚的黑布堵住，所以屋外并不见光，于是不动声色地将馄饨放在各人面前，并在每个碗边放上一张自己的名片，转身下楼。第二天天刚亮，四个赌钱的人已到“警署”门口等着自首了。“黎老头”说那时“经国兄”在九江声望极高，远远超过熊式辉。
“黎老头”说过他当警察的经过，他那时家里穷，十二、三岁到镇上一家较大的“水果蜜饯”作坊当学徒，因为手脚勤快，相貌英俊，礼仪贡顺，很得老板一家喜欢。老板没有儿子，只有三个闺女，岁数与“黎老头”相近，所以能当家人相待，并不回避什么，三，四年中在作坊中也算过得顺风顺水。那时大户人家的闺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与外面并没有什么接触，能接触到的年青人只有“黎老头”，意识中只当家人，没有其他，“黎老头”那时意识中也是这样，因些没什么“二门不入”禁忌，有事也会进出其间。一次，“黎老头”进二门后，看到几件稀怪的衣服晒在院里，很是好奇，这衣服说是背心吧下摆短了些，穿上后只能胸口以下，并且没有扣子，想不明白。刚好看到小姐经过，就问了起来，哪想几个小姐不但没告诉他，反而与他打闹，于是几人闹成一团，笑成一团。说到这里时，“黎老头”强调说：我那时“精血未破”，不醒人事（用现在话就是说还是“童男子”）。打闹动静有点大，其中难免有些肢体接触，比如拉、抱等，刚好被听到笑闹声出来查看的老板看到，被拉到厅中狠狠地训斥一顿，老板是文化人，礼义廉耻一番教训，“黎老头”说当时还不如捆起来打一顿来的要好一点，从此更加觉得“无地自容”，“没脸见人”。刚好那时外面“警署”招收警察，“警署”长官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人，“黎老头”当时说的有名有姓的，我没记住，你想，我连“黎老头”名字都没想起，更不用提旁人了。于是毅然告别了老板，尽管老板一家劝其留下，但是还是去当了警察。之后随“警署”到了江西九江，再没回过湖北。抗战时，“警署”也参加了战斗，但这些平时只是维持城市治安的“准军事”部队，一接触日本人就被打散，后来怎么样了，“黎老头”没说，问了也不说，我知道应该是没什么“辉煌”显要好说的。解放后，“黎老头”卖过香烟，当过搬运工，下放前在戚墅堰开了一个面条加工小作坊，到村上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台摇面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