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班的包工头叫做李国柱，三十出头，人如其名：人长得跟柱子似的，国字脸，也称得上是仪表堂堂，器宇轩昂。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家乡清川县陆田公社通过政治家庭，本人体检合格后抽调一批年轻人到深圳宝安西乡种植蔬菜，蔬菜输送到香港换取外汇，收入归宝安当地财政部门，宝安再按等值人民币作劳动力报酬给陆田县，其中李国柱和陈永乾就在这一批年轻人当中。后来种菜队的工作完成了之后，一部分人回家，一部分就地找活干。李国柱因为在家乡时干过打石匠，偶然得知西乡公社铁钢水库石场需要工人打石角，就带上了陈永乾等种菜遣散队十多人到铁岗水库去打石角，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一名小包工头。
打石角的工作并不轻松，没有机械全是靠人工靠体力，首先需要把石山表面的泥土清开，然后打一个石孔把炸药放进去，把石山炸开，然后人工用铁锤和钢凿开成小块，重的一两百斤，小的三五十斤，重的则可以供应出去做围墙、地基、堤坝等作为施工用料。夏天烈日当空，汗流浃背；冬天北风呼啸，尘土飞扬。辛勤劳作一天的工钱在两元钱左右，相比起在家乡种地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后来因为效率不佳，甲方铁岗水库为创造高效益收入，叫停了石工队打石角，转而上山砍松树卖木材。
工班里砍到的木材，都会卖给一个叫李勇的家乡人，由他载到市里去卖。一般人拿着这每月60元的丰厚薪水，也不会去想东想西的，只会一心工作。但是陈永年却不甘平庸，总是想着别人可以载着这些木材去市区卖赚取丰厚的利润，我也可以，我一定要去看看外面更加精彩的世界。于是经过一番思想的斗争，陈永年放弃了这份收入相当丰厚的工作，决定想要去闯荡一番，这一个举措让工班里的其他工人感到无比的惊讶，觉得他肯定是脑子坏掉了，为了去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而放弃一份如此丰厚的收入。
相比于关外，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和党中央于1978年确定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此时的SZ市内才开始到处有了推土机，开始了开山辟土，大兴土木的城市建设进程。当时从南头到石岩镇白芒至横岗镇沙湾，直连到沙头角，开设了一条用铁丝网全线与关外隔绝的二线公路，二线公路以内叫深圳特区，铁丝网之外的地方叫关外，进出特区必须凭公安局严格核发的“边境通行证”，经南头、白芒、沙湾、沙头角四个关卡边防检查站，查验过边防证之后才允许进出深圳特区。特区外的本地民众此时仍看不出关内与关外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还是一心耕田种地，辛勤劳作。仅有不同的是，这个时候关内已有零星外资来料加工厂，又因毗领香港，农民可大量种植蔬菜瓜果运往香港而增加收入。山还是一样的山，路还是弯弯曲曲不平坦的泥土路。
与关外这些本地菜农不同的是，陈永年却觉得关内一定是另外一个世界，会大有可为。但是当时进入SZ市区是需要边防证的，如何才能过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边防证的发放条件严格，陈永年这样的身份要办下来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每天都在白芒检查站附近转悠，被边防站的驻守士兵看到了自然是免不了被驱赶的，但是陈永年也还是每天厚着脸皮过去，三五天下来驻守士兵也赶累了，便也不再驱赶，只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精神有问题的，天天不做事来这附近瞎逛。一来二去，反而还混得了个脸熟。
这天，陈永年又来到了边防站附近转悠，驻守士兵见又是这个家伙过来了，但也不再理睬他，任他走来走去。陈永年见驻守士兵的态度渐渐的不再那么强硬之后，便尝试着走了过去，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根南洋烟给这位驻守的士兵。这南洋烟可谓是当时世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香烟了。一包就要卖到9毛9，当时的普通工人，一天也就1元钱的收入。驻守士兵见到对方抽的是这样的好烟，心态上防备也渐渐的放松了下来，但是还是不敢接陈永年的烟，毕竟执行任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陈永年见对方不敢接，于是便一边用手递着烟一边笑着跟他说：“放心吧，我不是傻子，我是做生意的，这个烟先拿着嘛，下了任务之后再抽。”驻守士兵迟疑了一下，接过了香烟放进了口袋里，于是陈永年便站在岗亭边上和他闲聊了起来，陈永年说：“你们这样执勤任务很辛苦吧？”那个人表情依然严肃地说道：“辛苦倒也还好，这个关口暂时进出的人并不算太多，有时候累了也可以偷偷懒。”说这句话的时候，努了努嘴，示意正在旁边岗亭内休息的另外两名执勤人员。于是陈永年便走进去了岗亭给另外两名执勤人员也派了烟，并且攀谈了起来：“两位长官好！我叫陈永年，是做木材生意的。”那两人见陈永年进来了，都大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个傻子呢！”陈永年也笑着说：“不是不是，我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做木材生意的，但是我这关外的木材，想要运到关内去卖的话，这个边防证可不好办啊！”那两人点了点头说道：“确实不好办啊！不过我们也没有办法。”陈永年点了点头，与两人聊起了家常并未继续谈及边防证的事情。
后面的几天里，陈永年还是每天都到边防站的岗亭里去，有时候拿两瓶酒，有时候带几包烟，于是便也算熟络了起来。有一天一个人长官模样的人走进了岗亭，两位士兵便立正起身敬礼道：“班长好！”陈永年也赶紧起身给班长敬了个礼。班长疑惑道：“这位是…?”“这位是陈先生，做木材生意的，住在这附近，想过来打听边防证的事情。”两位士兵介绍的同时，陈永年也笑着给班长递上了一支烟，班长接过了烟点点头说了一句：“这边防证可真的不好办。”陈永年也接着说道：“是啊，手续太繁琐，我这做生意的，讲究的都是抢占先机，时间就是金钱啊！”班长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班长接着问。“我是清川县陆田公社人，现住在宝安西乡。”陈永年回答道。于是四人便就着陈永年过来这边的经历聊了起来，边防站的工作人员对陈永年的态度从戒备转变成为了友好，到最后变成了经常喝酒聊天的朋友了。
有一天晚上，陈永年请班长出去吃饭，席间班长问陈永年：“对了，你上次说你是哪里人来着？”陈永年回答道：“是清川县陆田公社人。”班长确定了陈永年是哪里人之后，笑着对陈永年说：“你这边防证啊，可能有戏！”陈永年听到之后，心中一阵惊喜，便紧接着问道：“此话怎讲？”班长笑着说：“我们的站长就是你们QC县的人，姓林，你可以找他帮忙引荐引荐，看看是否可以优先办理一下。”这下陈永年心中一阵大喜，想着事情基本算是解决了，于是便点着头回答道：“那真的是太好！能否请你帮忙引荐一下站长？”班长笑着点了点头：“没问题！”
经过班长的引荐，陈永年很快就打通了和站长的关系，至此边防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的就是运输木材的问题，好在在伐木工班也做了有些时间了，与铁岗水库的李金福副主任也算熟悉，在他的指点下找到了西乡西林公司，那里有对外开放的的车队，每车52元的运输费用。
货源、运输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找销路的问题，由于当时深圳大面积的修柏油路，烧制柏油还是靠原始的柴火来烧制，所以一开始陈永年便把目光瞄准了各个路政公司，有的放矢地跑起了业务。
经过了半个月的走街串巷，一家接着一家单位去问，终于得知一家来自武汉的路政施工队有这样的需求，并且采购了一些陈永年的木柴，但是需求量并不多。与该施工队的包工头的闲谈中才发现，原来SZ市政总公司才是负责全市柏油路的单位，肯定会有巨大的需求量，也正是由于当时的信息比较不发达，供求关系难以匹配，所以陈永年看到了商机，并且找到了市政总公司的材料科科员刘建远。
陈永年一见到刘建远就先自我介绍道：“您好！我是铁岗水库木材公司的，我叫陈永年，请问您这里有需要采购木材吗？”刘建远见陈永远一身派头干净利索，比起其他来推销木材的人看起来更加的斯文，便回答道：“我这里确实需要采购一批木材，不过我得先看看你的木材的质量，合适的话，我们会考虑采购。这样，你明天早上九点钟先拉一东风车的木材过来，我这边先验验货。”陈永年心里暗自庆幸的是遇见了一位公事公办的科员，于是便点着头说道：“好的，好的，明天一定准时到。”刘建远话也不多说，招招手示意陈永年离开。
陈永年便第二天载了满满一车的木材到达市政总公司，木材的质量让刘建远很满意，并且答应用市场价470元一东风牌汽车的价格进行采购，而此时陈永年从铁岗水库的进货价是170元一车，加上52元的运费，一车的利润可达248元，上午下午各走一趟，这个利润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相当于普通工人一整年的收入了。做了十天之后，李国柱看到陈永年从一个伐木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老板，与之前的做苦力，全身汗流浃背不同，现在的陈永年坐在汽车副驾驶位确实有点指点江山的意思。
这让其羡慕不已，同时也发现了商机，决定要入股，并且没有丝毫退让的余地，因为他手里掌握这个木材供应的原材料。陈永年的心中当时有一千个不愿意，但是却无可奈何，因为除了铁岗水库，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有如此大量充足木材供应的林场，需要在这里进货就只能经过李国柱这么一手，但是如果当时，陈永年学会低调一些，不那么张扬，知道用一个迂回的办法从林场进货，则完全可以避免李国柱从自己这里分走一大块肥肉。
合作期间，大多数是用西林公司的那三辆车运输，也不是天天都可以运，有时候连续下大雨，有时候西林公司自己三五天的要用车，最多的时候，一天请了十五辆车，因为这里面涉及的金额越来大，而且渐渐的仗着手里握着供应原材料的优势，李国柱要求的股份从刚开始的三成，到五成，到最后的七成，陈永年退无可退，主要是当时确实找不到可以供应这么大量木材的供应商，就这样李国柱控制了货源，陈永年控制了渠道，李国柱的贪得无厌最后弄得这样的合作十分地不愉快
李国柱甚至也曾努力过想要侵吞了陈永年的销售渠道，一人独食，然而销路是陈永年打开的，自然关系网络里也握着最初拿到好处的那位科员的把柄，所以李国柱侵占不了陈永年的渠道，陈永年也找不到更合适供应渠道。原本两人相安无事就好，但是贪心不足的在李国柱的处处紧逼想一人独吞市场，加之木柴供应渐渐过了高峰期，需求量也不如以前的大了，最后两人闹得不欢而散，于是陈永年只能谋求转行。
1982年的陈永年通过做SZ市政公司的木材生意已经赚到盆满钵满了，当时的社会，口袋里面有个一万八千的人，可以说在全中国都是屈指可数的，人民日报上也首次出现了万元户的称号，而当时的陈永年从木柴生意中的获利已经高达了三万余元，所以短短的三五个月的时间，有了这样的成绩，陈永年整个人也飘飘然了起来，感觉自己生下来的就是富豪的身份，每天想着的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把钱花出去，当时的物资匮乏可以说是真正的有钱没处花，不知道可以买什么东西，也不懂得去做投资，只是一种农民的封闭意识，没有发挥到金钱的作用，只是想方设法的去炫耀自己，总是想着自己大把的钱，使劲花都花不完的感觉。
到了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陈永年整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心里想着我现在是个老板了，跟你们做工的人是不一样的，于是跑遍了整个深圳最高档的商场，买了一套最贵的西装：上海第二服装厂生产的雄鹰牌西服，售价是129元。又去了华侨商店买了一辆自行车，那个时候也只有华侨商店才有售卖自行车，专门供给华侨购买的，需要用人民币兑换成了外汇券才可以到深圳华侨商店买，当时年底的时候，凤凰牌自行车和永久牌自行车都售罄了，只剩下一辆飞鸽牌的自行车，当时的售价是220元。还买了一台总统牌收录机，售价290元外汇券，折合人民币600多元。又买了两箱白金龙牌的香烟，一箱当时市面上能买得到的最贵的香烟：南洋牌红双喜香烟。另外还买了几箱男女老少的新衣服，其中还包含了四五件当时最时髦的人造革皮衣。
出于感恩的心态，在村里曾经向陈永年伸出过援手的，大大小小的恩人，都是人手一套新衣服，人手一包香烟，此时的农村里基本上都是抽自己切的烟丝用纸卷起来抽得草烟，几乎没有见过这种一整盒包装好了的香烟，所以那一年从深圳回到南信村里，给别人的感觉，陈永年就是极度富有的人，实实在在的就是一种大富豪衣锦还乡的做法。
回到乡下之后，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收到了陈永年不同程度上的馈赠，此时，陈永年的家门口门庭若市，一整村的人都聚集在陈永年家的门口，看看这个衣锦还乡的富豪，七大姑八大姨，包括一些之前已经多年没有来往的亲朋好友都来登门道贺，这样一来，陈永年的心态就变得更加的膨胀，忘乎所以。
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环境的影响下，造成了陈永年愈加的花钱如流水一般，表面上荣华富贵，周边都是一些恭维讨好的话，渐渐的已经迷失在了一边赞扬声中。一时间媒人来牵红线的；女人来毛遂自荐的；各种远房的亲戚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让陈永年认识认识，看看能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出深圳去闯一闯；上门来借钱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
陈父对陈永年这种花钱如流水的情况感到十分的心痛，因为一辈子困苦过来，油和盐都不舍得买，自己一元五角的都还不太舍得花，没想到儿子一回来就跟发了疯似的施舍，心如刀割。但是一方面见到儿子的成绩又是十分高兴，一时间喜忧参半。有一次，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陈父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当着陈永年的面发了火：“他说，什么人你都送烟，送衣服，辛辛苦苦赚点钱够你这样挥霍多久？”陈永年神奇地回答道：“我以后赚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您就放心好了。”
陈父听到这里也是无可奈何，低头夹菜吃饭，不一会儿又说：“你这种撒钱式的行为必须要有所收敛，太过火了。”当时的陈永年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村小伙子，三五个月的时间就摇身一变变成了大老板，整个人都已经飘飘然了，根本听不进去陈父的任何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