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撒谎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诗歌《以梦为马》
一
枯坐良久，迟迟想不出该如何开头。那些宏伟壮丽的词语在脑海中颠来倒去，却统统被弃用。最后，我想：与其这样费尽心机地思索，不如诚实地记录下对于接下来将要描摹的共和国60多年商业记忆的直观印象。
“历史喜爱英勇豪迈的事迹，同时也谴责这种事迹所造成的后果。”这是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在《神秘岛》中的感慨。事实上，喜爱英勇豪迈的不是历史，而是记录历史的人。真正谴责那些豪迈事迹所造成的后果的，才是历史本身。很明显，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有时，一些看上去十分真实的豪言壮语到头来被证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误会。新中国的60多年轨迹截然分成几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又因为辛酸探索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误会。
在准备写作之前，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但搜集每一年的商业记忆却又显得如此困难，满目都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般的复杂面孔。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十数年，他们的面目才渐渐清晰。可想而知，要书写这些在时空洪流中不断出现又瞬间被淹没的人和事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
即便如此，这项工作仍然具有一种值得我们欣慰的美好意义：零碎不成章的材料和片段，无意间契合了黄仁宇先生的历史观，通过这些细节，可以折射出一种真实的历史光芒。在片段中找寻不会撒谎的真实回忆，这就是最有意义的。
那些命途多舛的人们和这个伟大的国家，毕竟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在短短数十年间，中国再次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央。而在这场变革背后的，正是那一群群和商业有关的人物——他们衣衫褴褛、貌不惊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推动甚至是主宰着滔天洪流。
二
“善良人在追求中纵然迷惘，却终将意识到有一条正途。”综观1949年开始的新中国历史，这样的追求从未停止。每一次重大转向、每一个转折都渗透着迷惘和不解，那样的困局只有当你全面而深入地接触到史实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复杂意味。
我们要接触的这群“善良人”大体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人物，在旧中国，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有的人是富商巨贾，有的是科学家、技术人员，有的则是从商人转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他们切身体验着自己的国家发生的每个细微变化；第二类是从海外归来投身祖国建设的留学生，这群人看上去似乎作出了一个十分不利的选择——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围绕着重型机械和国防科技工业展开，他们中的很多人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冷落；第三类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塑造成某种榜样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共和国前30年的沧海洪流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成了影响彼时经济走向的重要棋子；第四类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符号和领军人物，他们特有的职业背景和对改革精神的追随，铸就了值得我们记忆的故事；第五类是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升腾继而陨落的失意者，他们也曾是我们爱戴的标志，却在岁月中最终走向反面。
这些人和事成为新中国60多年商业记忆的主体，他们的欢欣与痛苦经过岁月的洗涤化做了他人的幸福。尽管大多数人挥泪掩埋了自己在尘世间的希望，但这些希望变成了种子，长成了满是针刺却又饱含芬芳的花朵。颇具世界视野并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的尤小立说：“一般的中国读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已经失去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热情。”
这样的倾向毋庸置疑，记得某位演讲者也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喜欢走极端。短短数十年间，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让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兴奋异常。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到无比困惑：刚刚结束的阵痛与种种误会似乎已经被这里的人们淡忘，人们更愿意沉沦在对于物质的不断追索中，刻意躲闪着那些不甚遥远的记忆。从彻底弃绝商业再到疯狂沉迷于商业，这显然是一种不太协调的转变。
于是，对那些过往影响着新中国商业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分析整理就显得如此迫切。我们都知道，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将来。
三
悲伤使人格外敏锐。回忆那些充满悲伤的故事，以及那一连串的名字和他们背后所代表的无数种可能，让人不禁感慨他们在苍茫的时光中命途多舛。单单将这些人名和事件按照年份串联在一起，就足以让人看到这60多年的商业脉络：
华侨领袖陈嘉庚、票证登上历史舞台、同仁堂公私合营、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解放汽车工程师史汝楫、经济学家张培刚、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杨粲三、经济上的政治符号陈永贵和郭凤莲、工业代表——大庆铁人王进喜、农村经济带头人吴仁宝、极具争议的天才仰融和史玉柱、商业新领袖马云……他们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铺就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通过一系列的描写，我们逐渐清晰地看到了新中国商业历史的终极线索——政治思想、施政纲领的迂回前进始终决定着商业变迁的曲折路线。相对于庞大的历史背景，人物本身似乎微不足道，可就是这些历史洪流中的小角色们构筑起了整部新中国商业史。
新中国成立初期，像纺织业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就了中国整整30年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来看，我们又该有怎样的评判？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时，需要以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为切入点，这是发展的必然。只是，很不幸，“劳动密集”在造就一个制造大国的同时也削弱了国家的创造力。
近代中国的私营企业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开始了长达20年的商业“潜水”。此间，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分别出现了两个标志性人物：北京的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和上海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他们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资本，老字号企业和现代民族企业以这样一种在阵痛中顺应潮流的方式完成了蜕变。
政治狂热的年代，经济政策完完全全如同一件易碎的“附属物”，地位尴尬而往往不得要领。比如，“人民公社”就是领导人单凭想象和喜好而对农村经济运行进行政治干预的产物，它曲解了经济规律，违背了国情现状，造成了天大的灾难。然而，却有人因此得福，甚至于当上了国家副总理，一举进入权力中心。
民族渴望复兴，这个国家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证明自己。于是，解放卡车的诞生被当做重大事件载入史册，进入中学课本。一辆汽车何以被当做一个国家的精神图腾？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汽车工业的成就更让领袖和民众感到荣光和充满力量。于是，我们不惜篇幅，用了两个章节，去追忆中国第一代造车人，希望他们当初的精神能给今天仍落后世界不知几载的中国汽车业以历史的启发和思考。
再往下看，从工业到企业，两者有不一样的开头，注定有不一样的结尾。两者在息息相关的交叉蔓延中变得面目全非，很难让人看透彻。不幸的是，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也经受着严酷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前夕，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张培刚放弃了联合国月薪600美元的职务，辗转回国。然而，以后近30年人生的曲折与困顿，让他始料不及。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在国外被当做教科书，而在国内却饱受批判。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人口和地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影响，诸如此类的理性分析被生生打断。另一位提出人口理论，认为应该限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则遭到了历时10年的错误批判。再后来，就有了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农业歉收和经济大萧条。
他们被无端耗费了太多时间，壮志未酬。经历过那么多的风云变幻，站在当代历史舞台中的我们，理应保持一分冷静，尽量客观地看待正在上演和即将谢幕的历史。
四
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史，经历了太多的辛酸荣辱，融入了太多的冷暖变故。其间，有荒唐，有谬误，而更多的却是震撼与惋惜。以至于在忙碌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时常会不约而同地陷入同样的沉思——人类文明产生于河流之畔，大概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使然。
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与精神也浸透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太多太多的故事和线索慢慢地从水底浮上来，随波逐流之后，再沉下去。
记得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写道：“你的心当是在大海洋上翻腾。那里有张着巨帆的轮船，如同洪波大浪上的豪商巨贾，或者海上的华彩楼阁，当它们挥舞着翅膀飞过时，众小艇弯腰齐致敬。”那么，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内心“翻腾”，却终究在如“滔天巨浪”的命运面前不堪一击，乃至无始无终？
现在，就请跟我们回溯历史，把那些在时光洪流中浮沉的人物和事件打捞上岸，加以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