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则报道引发过诸多观察者的热评。该报道称，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不仅如此，目前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将它视为一个坏的现象来加以批判。有论者认为，这是源于两国竞争战略有别，中国实行“廉价劳动力”策略，它依靠单纯的追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或者以为中国的收入不公平，导致制造业收入偏向资本所有者。如是云云，貌似有理，实则大谬。其中事理，待我慢慢道来。
中国的职工工资，除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职工之外，已经是市场定价。而制造业，鉴于其中大多数企业已经属于非公有制企业，并且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人数已经远远多于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将中国的职工工资视为一个市场的产物。既然中国农村有如此多的剩余劳动力，资本的相对稀缺使得资本方更具有优势，从而取走更多的剩余。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但我们必须接受它。
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拿政府说事，其实过去这么多年，中国各级政府在有关私营企业的最低工资、限制童工以及劳动条件方面出台了不计其数的文件，何尝有什么大的改观。市场的力量要远远大过政府的主观意愿。近两年“民工荒”的出现，却自然而然让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了不少。这说明，在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基本上由市场决定，不是简单地批评政府或某些企业家就能够万事大吉了。
我们不但不能够批评低工资，还必须承认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感谢低工资。正是它，才造就了中国在制造业史无前例的扩张，也造就了所向披靡的中国造产品。低工资成就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成功的最根本的因素，任何其他因素，诸如华侨投资、体制改革管理进步、庞大市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必须将廉价劳动力视为最根本的原因，如此才有可能谈其他方面。
当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之日，廉价劳动力就会消失殆尽。那时，中国的竞争力将依赖于资本与科技，但是在目前，中国仍然而且必须指望廉价劳动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并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国能够保持廉价劳动力越久，对中国就越有利。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时间越长，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便要更长久地等待工业化。在全球统一市场上，当制造业都向一个国家集中之时，只有待这个国家工业化完成后，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才可能从低端开始，将产业转移出去。而印度、巴西虽然也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但不会有什么大起色。因为在WTO框架下，一则是回旋余地不大，不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则是最多只能保护国内市场，而不存在全球竞争力。第二，时间越久，中国越有可能积累技术能力，它表现为产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这些传统产业可能会升级，从而越难以转移出去。比如打火机产业，当它的分工如此精细并且形成一个集聚的产业，在可见的将来，很难想象它能够整体搬迁到温州以外的地区，更不用说国外。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知还能够保持多久，直观推断，应至少还有四五十年的时间，甚至可能长达百年。在这段时间里，只要全球贸易体系不倒，其他的发展中大国基本上丧失了任何工业化的可能。这对于它们而言，非常残酷，但逻辑确乎如此。在上个世纪前七十年里，当日本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不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任何机会。现在，总算轮到中国了。
再回到工资问题上。中国工人的工资既然已经市场化，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根本的硬伤；纵然可以在某些制度方面作些调整，但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印度工人凭什么拿比中国人更高的工资？这里，隐含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
与中国一样，印度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无限供给，至少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理应如此。印度的制造业显然总体上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的制造业工人却可以拿更高的工资。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印度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有的工人能够拿较高的工资，那是由于没有更多的人与他们竞争。具体的原因可能是种姓制度、文盲太多，印度劳动法保护现有工人利益，或者其他什么因素，这里姑置不论。第二，在世界范围内，印度的制造业必然缺乏竞争力。劳动力价格高于中国，资本投入却低于中国（中国的积累率现在是世界第一），印度的制造业能够有所发展，只能归功于它的贸易保护（现在印度是对中国提出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这使我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工人。当时中国工人的工资并不低，甚至比日本工人还高。一个工人有工作，就可以养活全家（甚至在当代，中国工人仍然做不到这一点）。与绝大多数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农民相比较，工人却可以过着相对较高水平的生活。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而称赞当时中国的竞争战略。这样一种畸形的制造业工资对于国家竞争力毫无益处，它使得全中国到处充斥着日本的制成品，而中国只能以生丝、煤等原料出售于世界市场。畸形的工资，畸形的资本结构，畸形的市场，注定了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工业化的失败。
现在不妨跳出亚洲。我们会发现，拉美也是典型的职工高收入国家（这里所说的高收入，是相对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均衡价格）。在那里，工人的收入（当然更包括那些一切与现代工业以及西方经济相联系的就业者的收入）都普遍高于无业游民以及农民。巴西多的是无地农民，但他们似乎对于工人的工资无法构成压力，无法使工人的工资降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国际资本的介入，使整个经济依附中心国家，从而畸形拉高了与西方联系的劳动力价格。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拉美陷阱，其实就指由于经济的外向性而导致的畸形高工资，从而无法构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
对欧洲经济史的学习让我们得知，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大量的失地农民，才为现代工业提供了劳动力，更准确地说，必须先有廉价劳动力，才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向全世界倾销商品。读《资本论》，当许多英国童工死于血汗工厂时，没有人不觉得毛骨悚然。这种童工与女工的生命所换来的代价是，中国土布的家庭生产者被逼入绝境，整个中国农村以及纺织业从此破产。世界市场的残酷性就在于，你不廉价，你就没有竞争力；而你一旦廉价，对手就死在你的手下。虽然尽管到后来，技术的进步与全球利润的增进，最终也提高了欧洲工人的工资，但是历史的启示已经昭然若揭：廉价劳动力是一国工业化的首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