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西省为例，山西省解放区在1947、1948年就实行了土改。到了1950年，山西省委去武乡县的农村做调查，发现：“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年两年，有139户（占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两倍甚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也就是说两极分化出现了，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其他省份也差不多。
有人会认为，人家靠自己的努力发财有什么不对？至于放高利贷，现在不也有这样的情况吗？是的，一个人努力挣钱是没有错的，放钱赚些利息也没有什么太不对，但是如果放在全社会来说，问题就大了。在发达国家，一个人失业，还有政府给予救济，它们的失业率，一般也只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就相当高了。发达国家有钱来救济，这叫花钱买平安。就是不救济，也不会对政府造成根本性的推翻，最多只是偷扒抢杀人事件多一点，社会乱一点，但不至于出现大的集体造反，因为在它们那里，没饭吃的毕竟是少数。但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钱来救济，穷得很。就是仅有的那一些钱，也要拿来办工业，不能简单地拿出来吃了。而且中国农民如果没有土地，那就不是百分之几的问题，而是百分之四十、五十的农民没饭吃，甚至更多。政府不可能靠自己的钱来养活他们，那时他们不起来闹事，不可能。美国地大物博，历史上一美元就可以买一英亩地来种，最早时还可以不花钱就分到地，因此不存在百分之几十的农民没饭吃的现象。日本在工业化的时候也有许多农民没饭吃，日本就侵占中国东北，往东北大量移民，基本上解决了没饭吃的问题，但中国显然不能照着美国或日本的办法去做。
解放没几年，中央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拿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农村集体化，办合作社，由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最后一直到人民公社。这里面有些做法，今天已经不再实行了。比如人民公社的集体出工，记工分，现在都是家庭联产承包。但是有一点，今天仍然还在实行，那就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不是私有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你觉得种田划得来，你就可以种田。你要是觉得划不来，你去城里打工或者办工厂，只要你还是农民身份，你就可以分块田。哪天打工没赚到钱或者办厂亏了，你还可以回到村里种田。你欠了一百万，你可以拿出所有东西来抵债，房子、电视机、猪、鸡、鸭，但是田你不可以动。因为这是国家的。国家让你种田，但是你不可以买卖，国家的想法，说白了：给你一条活路。因为农民实在是太多了，西方社会可以搞社会保障，中国对农民还做不到这一点。
而只要你有一条活路，你就不会造反。巴西、阿根廷在工业化方面本来走在中国的前面，但为什么现在落到后面去了？因为农民造反的事情太多了。研究第三世界的政治学家发现，二战以后，各个国家发生内乱实在是太常见了。中国因为有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所以不存在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崛起的基本前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消灭了土地市场。在农村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土地买卖与土地租赁的市场。如果无地农民很少，或者工业化比较发达，大家到城里去打工赚到养家糊口的钱，那么农村土地的价格就不会很高。但是在那些无地农民无法到城里找到工作，又无其他出路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只有到了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造反，如果不造反，他就会租地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佃农。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里面讲到资本主义农场主租地种粮食。现在英国、美国的农场主性质上都是如此，相当一部分是租地来种的。中国的农民也租地来种，我们为什么不把他叫做农场主呢？因为两者性质存在着天大的差别。
美国的农场主租地种田，是为了赚钱，通常一租就是好几百亩，乃至几千亩。而在中国的情况下，无地的农民会非常多。他们租地只是想养活自己，所租的地通常只有几亩。而且一大问题是，中国的地租非常高。我们看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的租契，最普遍的就是五五分成。也就是说，你有一块地，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得到他的一半收成。张五常在其《佃农理论》中引用了1932年国民党政府内务部的数据，全国22个省中，将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七级，分成地租最低的是辽宁省最差的土地，分成地租是29％，而四川最好的土地的分成地租达到69％，也就是2/3的产量必须交给地主。这是官方数据，其他许多文献指出，实际有的地租甚至高到八九成。人到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压榨得跟奴隶没两样，甚至比奴隶还活得苦。
地租既然这么高，那么大家自然就愿意买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人若是赚了钱，他当然希望这个钱能保值升值。最稳妥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买地。纸币会贬值，黄金价格有波动，而买了一块地，什么也不干，每年有一半的粮食进入自己的仓库，何乐而不为？大家都去买地，那么农村土地的价格就升起来。当地租一高，地价自然也水涨船高。因此，在农村土地上一个国家的许多钱都耗在了这上面。这个地价相当高，实际上就成了泡沫。据估计，在解放前，耗在土地上的财富，占了全国财富的1/3左右。这实际上是一种泡沫，因此有这个地价，粮食产量也这么多，没有这个地价，粮食产量也不会少，甚至还要多。
毛泽东搞土改，地主手中的田分到农民那里，用这一招造反，推翻了民国政府。他接着又从农民那里将土地收回来，成为农村集体所有。这一招使得没有人能够造反，并且也不会有人买地。农村土地就没有了地价，大家赚了钱，你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另办服务业，你可以去花钱，大把大把地花，去促进消费，也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通过银行借贷出去，让别人去开工厂什么的。但是你在中国，你有钱也不可能去买块地，去租给农民来收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让所有人都断了念想。那如果大家有钱了，怎么办？下一节要讨论这个问题。
费孝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32年太湖流域的部分地方天热少雨。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农民是忙碌的，整天都要踏水灌田。普通的水车，基本上都是由人工来转动的，三四个人一天不息地工作，并不能灌多少田。为此，政府引进了电力打水机，低价租给农民。道理上，这是一种非常经济的做法，而且在普通人看来也一定会增加农民的幸福。但是，因为有了机器，人们不去踏水，却跑到赌场去了。我们亲见农妇来哭诉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因为有了机器，可以不必去工作，上赌场里去把家产都荡尽了，弄得农村中鸡犬不宁。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并不低于30年代，但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却是吃不饱穿不暖。是的，吃不饱，因为肉少，每个人都只能凭票买肉；布少，只能凭布票买布；粮食少，只能凭粮票买粮食。什么都要凭票买，这说明了什么？第一，需求大于供给，市场不能放开；第二，老百姓家里开始有了一点余钱。大家好像不相信，那个时代，老百姓有余钱。是的，钱当然不多，通常到年底可以存上几十或百把块钱。这笔钱不多，可是全国农民有8亿，总的算起来，也是一大笔数目。
你有了这点钱，你想买肉吃，要凭肉票；想多买点肉，要走后门；买布也是如此，买什么东西都是如此。想赌博，派出所或联防队把你抓起来；你想娱乐，唱唱卡拉OK，但没有歌厅。当然也有电影看，多数电影你根本就不用花钱，政府派电影队下乡给你放。也就是说，你现在得守着人民币饿肚子了。
这个钱是在个人家里，还是集体手里，都不是很要紧。不管怎么说，谁也不可能走原来的老路。当不了地主，也不可以去赌博，因此只好去办工业去促进经济发展，哪怕你什么也不干，把钱存在银行，银行又找到人去办工厂了。所以土地集体所有制断绝了钱用在地价上面，只能去办厂。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限于某一个人，对于一个集体，一个公司，一个村集体来说，也是如此。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成功，与80年代的乡镇企业，与90年代的民营企业很有关联。而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么发达，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