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不渴望安全，而这不过是人们总处于危机之中或者面临潜在的危机的反映。就好像邓小平同志讲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恰恰就是因为这两个主题都没有解决。设想，如果解决了，还有谁把它当成主题来看。人类在视觉上的盲点，就是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
有了事物，就有危机。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因为交换的链条如此复杂，冥冥中总存在着某些链条脱落的可能性。借钱做生意的朋友破了产，也连累了当初好心好意的出借者。中国率世界之先使用纸币，但也因此而首尝恶性通货膨胀的苦果。
除非消灭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断绝经济危机。比如凿井而饮，耕作以食，一个人断绝了与外部的联系，自然也就免除了与外部交换的风险，不过，靠天吃饭的自然风险却无法克服。究竟是把自己的命运付诸于纯粹的天意，还是同时也交给那无限的经济交换之链条上不可知的稳定性？如果让人们自由选择，也许会有与现在不同的结果，可惜在那些根本的问题上，人类似乎从来没有进行选择。
人类不但接受了市场经济，而且也接受了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区别于简单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市场，但却有了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两极分化构成了的必然特征。这肯定不属于人类的自主选择，因为如果投票，并且假定人类知悉各种体制的一般特征，很难想象多数人会选择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
市场有风险、有危机，但资本主义意味着特殊的风险，特殊的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风险的承担者绝不是对等的，就跟资本主义体制一样，不平等是它的内在逻辑。
严寒降临，没有人会觉得日子好过。但是每个人的感受是有别的，有些人因为有宝车别墅，有暖气设施，自可以轻轻松松地过冬；而那些一无所有露宿街头的人，只能拿自己的命来对抗寒流。
看《福特传》，当第一次经济危机来临，大批大批的汽车公司倒闭，福特硬撑下去，坚持按照合同把货发给经销商，让经销商承担着压力。事实上，当时福特公司自身也并不好过，差一点就无法挨过那段艰难时世。不管怎么说，萧条终于过去，福特赢了，登上汽车业的顶峰，而绝大多数汽车公司只能作为汽车业起步时的路渣，留在汽车史研究者所赖以讨生活的故纸堆中。
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中，危机意味着人们必须熬下去，看谁能熬到最后。就好像自然灾害一来，大饥荒一出现，会有一些人没有顶住饥饿。他们往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积累，或者是因为自身的新陈代谢过快，所摄食物无法满足其身体的需求。但是即使所有地方都遭灾，也绝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结果。倒下去的，只是其中一批人，而另外的人，则因为缺少了竞争者而在此后过上较好的日子。
所以，每一次经济危机，意味着一批企业倒下去，那些在冬天里活下来的经济动物，将在第二年的春天大展身手。2000年，纳斯达克崩溃，互联网迎来了冬天。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大批烧钱的公司烟消云散。大雪瑞丰年，但再寒冷的冬天，终究无法让某种害虫绝种。记得在冬天的日子里，中国的几大门户网站并不好过，全世界的人都盯着它们的账表，直到后来找到下载短消息和一些赚钱的办法，这些门户网站终究咸鱼翻身。而此时，它们意外地发现，春天基本上成了它们的天下。在下一次危机之前，基本上没有谁能够在他们的面前动这碗饭，那些后来的网络新贵只能另辟蹊径。比如博客中国吸引人们关注后，曾想过挑战新浪，但后来也只能败下阵来。
市场如此，国家也不例外。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将西方国家敲打了一下，但此后日本凭借着节能技术登上经济领域的老二位置。与此同时，苏联因为油价长期低价在下降通道上越行越远，最终将自己埋葬在国际竞争的沙场上。世纪末最后一次危机是亚洲金融危机，其结果是东南亚国家被中国甩在了后面。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而东盟国家基本在原地踏步。
每一次危机，绝不是所有的国家同进同退，总是有的国家逆风雪前行，而另一些国家被甩落。国家之间的重新洗牌，其实是通过经济危机来完成的。
经济危机虽然可以类比成洗牌，但其实有着本质的区别。严格意义上的洗牌是一种纯粹随机的分布，没有人在拿到牌之前能够确知自己手气的好坏。而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牌技高低如何，在机率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洗牌的结果虽然有好有坏，但其前提却是极其平等的。
资本主义理论家也会拿洗牌类比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最典型的莫过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契约论框架中对个人位置的不确定性的证明。当然，这一思想如果还往前追溯的话，是不应该忘记另一位诺奖得主约翰？哈萨尼的。所以，丹尼斯？穆勒将他列在布坎南前面，给人看上去有一种布坎南出自哈萨尼门下的感觉。大抵而言，这类思想家的强烈理由是主张起点公平。至于结果公不公平，那是付诸运气与努力的，就跟赌博没什么区别。当然，如果谓这些人完全反对再分配，也不公平。在《民主财政论》中，布坎南曾这样描述累进所得税，它就好像一个赌博赢了钱的人高声叫道：今天我请客！
按照这样的一种洗牌观，这些理论家将资本主义描述成一个凭借运气与努力而获取成功的社会，扩展至国际社会，似乎也不妨谓大家凭借运气与努力来挣取属于自己的面包。理论可以很诱人，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很有可能，在人类各个民族发展的初期，大家的起点大致还公平。但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那种重新洗牌式的公平只可能是理论家的呓语。现实的情况是，牌已经发好了，就看如何玩下去。
在这个牌桌上，那些发达国家已经握有一手好牌。无论怎么玩，他们都不会轻易落到后面去。比如，前苏联虽然输了，而继承遗产的俄罗斯终究凭借着军火工业与石油工业仍可以混上一个不赖的生活。至于第三世界国家，都是一副很糟糕的牌。通常的情况下，牌手的技术再怎么高超，也很难玩出个什么名堂来。每个牌手在桌上坐定的时候，牌早已发好了，等着他的祖上留下来的资产。
在这些牌手中，一个玩家值得特别加以注意，那就是霸权国家。
由于自身竞争力上的优势，霸权国并不惧怕别国的竞争。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现代霸权国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由于对自身竞争力的自信，霸权国家往往是自由贸易的不遗余力的推动者。
自由贸易是个什么东西？自由贸易就是你情我愿的交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自由贸易可以让交换双方都赚得贸易赢余，属于一种双赢的事情。放在全球，是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利的好事情。可是，让人不解了：为什么霸权国家愿意推进自由贸易。如果对大家都好，而霸权国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动，难道真的霸权国家思想高尚，为着全世界人民而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