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基本的因素来看当代世界体系，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技术等级决定了国家的等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技术等级高居金字塔之顶，俯瞰全球；而在技术上略逊一筹的欧、日、俄则处于第二梯队，虽然没有美国风光，但日子却过得不错。至于众多一般国家，则只有为这些工业化国家垫脚的份。
世界体系是有等级的，但舞台的中心，却由霸主国与挑战国所占据。世界体系的戏剧情节就是挑战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对手戏：挑战成功，则是一位新的霸主；挑战失败，世界体系又等着下一位挑战者。世界上的国家虽然很多，但写起历史来，却只有那么几位，所以，最近几十年来，除了美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外，70年代的苏联，90年代的日本，总是那么吸引国际的眼球。
能够挑战霸权国的，必然非同寻常国家，否则，芸芸众国，为什么偏偏是它能够脱颖而出？一般说来，它应当是一个大国，比如有不算小的国土，还应有较多的人口。这些国土与人口是实力中最基本的东西。当然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否则各国只需把国土与人口的数字拿出来一摆，就可以排定座次了。此外，它还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在这个没有武林皇帝的江湖中，拳头说话的分量胜过任何其他说辞。
但究其根本，挑战国如果能够最后成功登顶，也必然要在技术等级上超越它前面的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全球化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各个先进国家都不遗余力地加大研发，发展技术。在这个时代，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是无可辩驳的真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世界体系内的几个国家是如何玩技术的。
首先来看美国，这个当前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
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在技术上的做法最为露骨，也最有成效。在美国之前，技术发明通常都是由民间人士自发的研究，最多不过是政府界定一下专利权，比如英国。但美国最早就开始资助技术发明。19世纪初美国军方就通过合同支持军械的零部件互换，从而开创公共资助技术的先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更是将公共资助技术发明的做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战期间，当时范讷瓦？布什（Vannevar Bush）——布什总统父子的远房亲戚——任科学研究开发署署长，主持战时的军事科技研究。这位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他不仅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更重要的是，他在军工科研合同的发放方面极力引向非政府机构，包括各个私人企业和大学，从而确立了美国的技术权利的基本特征。
美国在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都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来实施，而到了1944年，70％的科研项目都是由非政府机构来完成——其中私人企业占50％，大学人员机构占20％。此时，政府用于研究上的支出高达7亿美元，是1938年的10倍，其中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由非政府的科研机构来完成的。比如，在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研发经费中只有1％是用于政府的项目，在194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3％。
范讷瓦？布什不仅将政府的科研合同授予私人机构，而且更重要的做法是允许科研合同的承包者可以拥有此种专利，也就是说，将公共资助的技术以无任何成本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根据OSRD的处置，战争期间高达90％的科研合同都赋予私人科研者在公共资助的研究中获得对其发明的专利权。理由是，专利权授予公司是一种激励，鼓励它们创新观念，制造新型产品，采取新式工艺。战后，这一制度经过一些不痛不痒的争议，最终仍旧得以延续至今。
谁出资就谁所有，此乃天经地义，算得上私有制社会中的基本原则。但美国人为了推进私有化，乃不惜对此破例。公共资助的项目，其专利权却归承包商所有，公众无权染指。除了政府可以免费使用该专利之外，其他任何纳税人在使用时都必须交纳专利费。美国人的做法，确实是大胆。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侵吞国有资产。如果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这是极不合理的。但是历史似乎从来不那么为公平着想，偏生这种专利体系对于后来的新技术革命有着莫大的影响，偏生美国借此维持了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二战后的科技革命，几乎都与当时的专利制度相关。飞机业、计算机、软件、电子工业、数控机床、核工业，几乎所有重要的科技突破全部发生在美国，而这些产业诞生之初，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资助；而发明之后，大部分都由私人在市场上去发财了。直到今天，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多数都因为当初接受政府的资助而发展起来，比如GE，雷神、波音、洛克希德、西屋、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飞歌公司、IBM、斯普瑞？兰德公司，举不胜举。而中国人津津乐道的这些大公司的高达几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事实上相当部分仍然是由纳税人买单的。
不能不承认，美国的私有化精神做得够绝：19世纪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将土地卖出去；20世纪则分文不收地将专利权拱手让给私人。同时还不能不承认，这些做法对于美国登上世界霸主有着密切的关联。
技术让富人得以战胜穷人，富国欺压穷国。而美国的制度，通过给富人更富的手段，实现了自己的强大。在这个世界上，资本的逻辑远比道德重要得多。
资本主义通过界定专利权而构建出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达国家依靠着自己在高端技术上的垄断实现着对其他国家的统治。
当然，那些没有拥有高端技术的国家自然也想改变自身的命运，不免想拿来使使。但美国是何等人物，看到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妄图抢夺自己的饭碗，就二话不说，往它们头上敲打下去，而且这种惩罚还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联合支持，美其名曰“经济制裁”。其实也就是世界体系的司法程序，它与美国大兵一道，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专政工具。
如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规则，那些个在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就永远没有希望在技术进步中捞点东西吃。但当然也有胆大的，想把这高端技术用于自己的国家，哪怕这样做会因为这经济制裁而受点苦。这些国家，要么抱团作战，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要么属于世界体系中的大块头，皮肉之苦还是经得起的。原来的经互组织属于前者，而中国、印度则属于后面这一类。
经互组织已经烟消云散，这里且不去提它，而印度却值得一说。印度其实算得上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在许多方面，自然还得遵守规则。但有些方面，却给自己留了一手，最突出的，就是制药业的专利权。印度在独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90%以上印度制药业的市场份额和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1970年的印度专利法的第五节，确认了程序专利（给予某一用以制造合成药物的程序以专利）但并未确认产品专利（给予产品自身以专利），即对于食品、药品的物质不授予专利，仅对制造方法授予专利。这项规定鼓励了印度地方公司以发展自身工艺流程，继而进行批量药品生产的方式为重点制造仿造药品，以便促进医药的进口替代。通常，一款药物通过美国FDA的审批后，三个月左右就可以在印度看到仿制药品，该仿制药品具有与新药物相同的药物有效成分，然后就可以申请简明新药申请(ANDA)，进入美国非专利药市场。
不管你承不承认，印度人的这种做法为自己谋了不少利益。直到今天，国际市场中，仿制药的天下，基本上是由印度占据了。印度在世界市场上，除了软件编写，似乎也只有制药业可以一提，甚至比中国的制药企业做得还成功。早几年，南非的曼德拉总统因为艾滋病的药极其高昂，而打算实行专利的强制许可。这自然遭到美国制药企业的强烈反对，几经波折，最终得以实施。南非得以从其他国家的仿制药中实行平行进口方式来引进低价药品，而这其中，相当部分的药便来自印度。
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印度将其他国家的私人专利变成自己的公共产品，只要能挺过国际纠纷与制裁，便自可以过得有滋有味。事实上，扩展来看，所有那些发展中国家想在国际竞争中赶上来，哪个没有侵犯过其他国家的专利权？便是当年的美国，不也做过同样的事情？鼓励自己的国民或移民在先进国家偷学技术，还赖着脸皮不承认。曾被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移民美国后，便是凭借其盗取的英国纺织业的秘密，在美国成功复制出了高效棉纺机，并办起棉纺厂，从此开始了美国在产业链上的爬升。
不由得回想起中国的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