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强而有力的全球智库，中国精英需与政府步调一致。
中国引领世界的出海战略，势必面临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和危机管理，亟需深谙现代危机的独立智库和顶级人才，协助制定超前新锐的全球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现有的官方智库、国资研究机构和本土民间咨询公司原则上与政府决策者步调一致大同小异，显然不具备差异化的国际人才、全球视野和资源平台。
近年来，尽管中国骤然间几千家咨询公司和大学研发机构改头换面、拔地而起，重新定义为各行各业的智库，但智库在中国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原因是，智库与研发机构和咨询公司是两码事。
智库是创新思想的集成，而研发机构和咨询公司是具体项目的研究和应用。前者客观提出和制定战略思想和行动纲领，并积极参与主导执行过程，而后者被动地接受和遵循合同方的利益目标，执行项目规划的研究细则，依葫芦画瓢。
新一代智库作为人类战略思想成果的汇总，对世界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举足轻重，而一个成功的智库秉承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屈服于强权政府和和企业利益的诱使和逼迫，是具有独立思想和务实风格的高端人才库。
智库的名声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智库为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服务而存在，却为了该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喜好或需求而随声附和摇旗呐喊，充当“传声筒”的作用，必然偏移政策方向，得不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这样的智库不会得到认可，名存实亡。
中国是一个崛起的世界强国，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并有机会引领世界。中国人喜爱赶时髦。很快，为中国走向世界而建立的智库无奇不有，国营、民营、国营民营兼容的比比皆是，但深谙现代危机和全球战略的思想家和行动者并不多见。
此外，所谓全球智库意旨海内外人才和思想资源的综合和整合，因此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主要由中国学者和专家构成的智库缺乏获取海外准确信息的渠道和战略视野只能属于地区性的中国智库，而不是全球智库。反之亦然。
中国参与引领世界，亟需全球战略智库的高端人才领军。
业内人都知道，智库理应最讲究新思想和新战略，并通过专刊和出版物与之对接，包含系统的理论思想、逻辑渊源、危机忧患和行动战略。
然而，中国包括智库在内的出版物罕见新思想和新战略，有的只是博文、论文和译文的累计和集成，粗制乱造。可以理解的是，纯粹站在中国的立场而不是全球的立场，并只有中国自己的人才、资源和平台，因此只能得出众口一致的结论，极少见具有独特思想的智慧精品和有价值的读物。
学者本应占据出版界的中心，其实不然，他们的研究因了无新意而缺乏读者，而被出版社全面抵制，不予出版。无奈之下，许多学者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自己掏钱或动用项目资金自版、自销、自乐。
我在中国的讲学和旅行中，经常看见或听到自称“美国通”的学者和专家在电视媒体上对美国大加抨击和评论，口若悬河。但觉得他们严重脱离美国实际，似是而非，完全不是那回事。他们只是根据中国统一发布的新闻信息再加上网络流传的资料加以整理，然后就事论事，自说自演。
事实上，他们对美国诸海外事件的分析太小儿科。
所谓“美国通”首先必须从语言和文化上与该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看不出时下有多少学者满足这一基本要求。连英语都不通，怎么谈得上“美国通”。
在演讲中，我也多次被认真地问到：“你为什么如此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两个理由，一个是我悉心观察中国和学习中国，第二个令他们完全信服，我在海外的信息世界里畅通无阻，原因是我不需要“翻墙”。
不了解美国，不曾与之深入的接触，却在大谈“美国通”，世界通等，其实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创新是需要新信息、新思维、新视野的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思想之花。画地为牢，在中国国内就要慨谈美国如何如何，世界如何如何，即便能谈，能慨，也只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难以认识到真正的美国，了解世界的真实变化。
智慧劝谏、直面缺点和务实精神才是智库的特质。
所谓“传声筒”即提不出新的独立思想，总是揣摩和传达上头的意思。具体表现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对上级的指示唯唯是诺，尽量保持不走样。在普通国人的思维逻辑中，争议性和异议均属于挑战现实大逆不道，必然招惹是非，政府不会接受，极可能遭致抵制或封杀，因此在正式场合极为罕见。
美国著名的战略智库兰德公司独立行事，指出中国的严重挑战在于糟糕的银行金融体系、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资源环保与能耗、诚信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些极具争议性的焦点，要让信息有障碍的本土学者和专家直接向社会提出，并通过公共媒体传播，并非易事。
兰德是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咨询机构，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声名显赫。“兰德”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开发”（Researchand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Rand）。它正式成立于1948年，旨在“为了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以促进科学、教育、福利为研究目的”。
50多年前，震惊美国的“中国将入朝参战”的精准预测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无数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前一刻，这里都了如指掌。
全球各种各样的智库无奇不有，但具有现代危机的战略思想、经验、视野和资源，同时又能广为各国政府所青睐和接受的顶级智囊团或智库并不多。
兰德确实是一个例外。
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特别在现代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一个跨越政治制度和文化屏障，并能集成全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家、战略家以及政府和民间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的智库，才是破解危机行之有效的战略策源地和可操作途径。
“智库热”由来已久，美国多层次的智库一直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制定、立法和游说。近年来，中国智库骤然间无所不在，特别是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在2009年年初正式亮相，代表着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智库，几乎云集了前中国高级官员的精华，掌握着最丰富的政府和媒体资源。
随着全球智库峰会在中国北京举行，关于智库的讨论逐步升级，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向中国知识界和全球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政府对智库这种非营利智囊形式高度重视，决心推动其发展。同时，世界范围的媒体对峰会的报道以及智库概念的普及，引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
智库正在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和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社会，智库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引导公众舆论和社会走向。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谋，影响政府的政策，将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是沟通政治和学术的桥梁，及时反映和汇集社会各种意见和需求，起着表达各派利益立场的核心作用。
智库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由七个要素组成：
思想——产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