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罗斯女诗人，出生于一个旧俄海军工程师家庭。曾就读于皇村中学、基辅女子高等学校法律系。一九一〇年与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结婚，生有一子，后离异。古氏于一九二一年被枪决。阿氏著有诗集《黄昏》、《念珠》、《车前草》、《耶稣纪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安魂曲》等。阿氏还翻译过我国诗人屈原、李义山的诗作。
阿梅蒂奥·莫迪利亚尼[1]
我十分相信那些人，他们对他的描写并非我所了解的那样。这是因为，首先，我所能了解到的，只是他本质的某个方面（闪烁着光芒的一面）——要知道我简直是个外人，也许不过是个鲜为人知的二十岁女子，一个外国人。其次，当我们一九一一年相遇时，我发现他有了很大变化。他不知为什么整个儿变了，变得忧郁而消瘦。
一九一〇年我极少见到他，总共就几次。然而他一冬天都在画我。[2]至于他写诗，他没有对我说起过。
正如我现在明白的那样，令他最为惊奇的，是我身上有着一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看清别人梦境和其他细故的特性，其实熟悉我的人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总是重复：“噢！传达一下思想……”[3]常说：“哦，这只有您会。”[4]
大概我们俩都不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我们生活前的经过史：他的——很短，我的——很长。艺术的气息还未曾吹黑皮肤，未曾使两人的存在改变面貌，这应该是幸福的、轻松的黎明前的时刻。但是未来，大家知道，早在进门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影子投射进去，它敲窗户，藏在路灯后面，打断好梦，用隐藏在一旁什么地方的可怕的波德莱尔[5]的巴黎来吓唬人。而莫迪利亚尼身上所有绝妙的东西却透过某种黑暗进发出火星似的亮点。他与世上任何人毫无相似之处。他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永远留在了记忆里。我虽知他生活贫困，却不明白他靠什么生活。作为一个画家他没有一点儿成名的迹像。
他那时（1911年）住在法尔吉埃胡同[6]。他穷得那样，使我们只得经常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而不是令人惬意地坐在收费的椅子上。他从不抱怨任何明显的穷困和任何同样明显的不受赏识。只有一次在一九一一年，他说去年冬天他的境遇糟得甚至无法考虑他所最珍贵的东西。
我觉得他好象被孤独紧紧包围着。我记不得他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在拉丁区同谁打过招呼，那里大家或多或少都相互认识。我未曾从他那里听到过一个熟人、朋友或是画家的名字，我也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一句玩笑话。我一次也没见到他喝醉过，没闻到他身上有过酒气。显然，他开始喝酒是以后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大麻素已经出现在他的话语中。他那时没有显而易见的生活女伴。他从不谈从前的爱情韵事（唉，这有什么关系，人人都有过这种经历）。他从不跟我聊尘世的琐事。他是个谦谦君子，但这并非家庭教育的结果，而是他精神高尚所致。
这时期他从事雕塑艺术，在自己画室近处的小院里工作，僻静的死胡同里听得见他的锤击声。他画室的墙上挂满了很长的肖像画（正像我现在觉得的——从地板直至天花板）。它们的复制品我未曾见过——它们是否安然无恙？他把自己的一件雕塑作品定名为“物品”[7]——它好像一九一一年在青年画家独立协会[8]展出过。他请我去参观展览，但在展览会上没到我跟前来，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与朋友们在一起。在我大量失物时期，他赠给我的这件作品的照片也丢失了。
这时期莫迪利亚尼醉心于埃及。他带我去卢浮宫参观埃及展厅，而且深信剩下的一切全然不值得一顾。他把我的头像画成埃及女皇和舞蹈演员的打扮，看上去他已经完全为伟大的埃及艺术所吸引。显然，埃及是他最新的追求。他很快就变得那么别具一格，以致看过他的油画，再也不想回忆别的。如今莫迪利亚尼的这一时期被称为黑人时期[9]。
他说：“珍宝应当是带有野性的。”[10]（就我的非洲项链而言），并为我画了戴项链的肖像。他夜晚领我在月色下观赏先贤祠一带的老巴黎[11]。他非常熟悉巴黎，但有一次我们还是迷了路。他说：“我忘了，这中间还有座小岛。”[12]他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巴黎。
关于弥罗斯岛出土的维纳斯，他说：“身材很好、值得雕塑和绘画的女性，一旦穿上衣服总是显得笨拙不堪。”
莫迪利亚尼打着把非常旧的大黑伞在细雨（巴黎多雨）中行走。我们有时撑着这把伞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下着夏季温暖的雨，附近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古老宫殿[13]静寂不动，而我们两部合唱地朗诵记得极牢的魏尔兰[14]的诗篇，并为我们记住同样的作品而欣喜不已。
我在美国的一部专著中读到，似乎是那位把他叫做“宝贝和猪崽”[15]的贝阿特丽丝·赫·[16]女士给予莫迪利亚尼以极大影响。我可以、并且认为有必要证明，莫迪利亚尼早在与贝阿特丽丝·赫·结识之前，也就是一九一〇年，已经是个极有教养和学识的人了。而这位把伟大的画家叫做猪崽的太太却未必能让谁走上正道。
比我们年长的人们向我们介绍，拥有一大帮崇拜者的魏尔兰就是从他每天高谈阔论的“自己的咖啡馆”出来，沿着卢森堡公园里的那条林荫道去“自己的餐厅”就餐的。但是一九一一年沿这条林荫道走着的并非魏尔兰，而是一位身穿十分得体的常礼服、头戴大礼帽、胸佩荣誉军团绶带的高个子先生——旁人悄悄说：“亨利·德·雷尼埃！”[17]
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并不响亮动听。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18]，莫迪利亚尼（顺便说说，与其他文化程度很高的巴黎人一样）甚至都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使他感到高兴的是我也不喜欢这位作家。而卢森堡公园的魏尔兰只是以当年揭幕的纪念碑的形式存在着。对啦，关于雨果，莫迪利亚尼只是简单地说：“雨果，这是朗诵艺术吗？”[19]
有一回，不知为什么我们大概没有约好，我去找莫迪利亚尼时，没有遇上他，于是我决定等他一会儿。我拿着一束红玫瑰。上锁的画家大门上方的窗子是开着的。我因为无事可做，便把鲜花扔进了画室。没等到莫迪利亚尼，我就离开了。
当我们见面时，他表示困惑莫解，我怎么能进入上锁的屋子，钥匙可是在他身上。我解释是怎么回事。“不可能，花儿可是放得好好的……”
莫迪利亚尼喜欢晚上在巴黎溜达，因此经常能听到沉静的街道上传来他的脚步声，我走近窗子，透过百叶窗注视在我窗下徐行的他的身影。
巴黎到了二十年代初已经被称作“老巴黎”[20]或是“战前的巴黎”[21]。但当时出租马车还是十分流行。马车夫有自己称之为“马车夫聚会处”[22]的小酒馆，我的一些年轻的同时代人还都活着，他们后来才在马恩河和凡尔登城郊[23]阵亡。所有左翼艺术家，除了莫迪利亚尼都获得了盛誉。毕加索已经像如今这样著名，不过当时人们说的都是“毕加索和布拉克[24]”。伊达·鲁宾斯坦[25]扮演谢赫丽扎塔·佳吉列夫[26]的俄罗斯芭蕾成为优雅的传统（斯特拉文斯基[27]、尼任斯基[28]、巴甫洛娃[29]、卡尔萨维娜[30]、巴克斯特[31]）。
我们现在知道，斯特拉文斯基的命运同样没有被封闭在20年代。他的创作成为20世纪精神在音乐上的最高体现。当时我们还不了解这一点。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日上演了《火鸟》。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三日佳吉列夫芭蕾舞团的福金[32]上演了他的《彼得鲁什卡》。
在（左拉描写的）巴黎那生气勃勃的躯体上铺起条条新的林荫道工程尚未全部完工（拉斯拜尔[33]林荫道）。爱迪生[34]的朋友韦尔纳[35]指给我们看先贤祠咖啡馆[36]里的两张桌子，并且说：“这是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常呆的地方——这边是布尔什维克，那边是孟什维克。”女士们随着变幻不定的胜利，一会儿穿裤子（裙裤[37]），一会儿用布遮住大腿（窄裙[38]）。诗歌一片荒凉，人们买诗集只是由于书中有小有名气的画家们画的装饰画。我那时就已经明白，巴黎的写生画吃掉了法国诗歌。
勒内·吉尔[39]鼓吹“科学诗”，而他的那些所谓门徒们却极不乐意去拜访他们的导师。
天主教会追谥贞德[40]为圣女。
出生于洛林[41]的善良的贞德，
被英格兰人烧死在鲁昂……[42]
望着新圣女的小塑像，我记起了万古流芳的抒情叙事诗的这两行诗句。它们的极度流行令人担心，宗教用器的小摊上也开始出售这些小塑像。
莫迪利亚尼对不能理解我的诗表示非常遗憾，并且怀疑诗中隐藏着某些怪诞的东西，而这只是我最初羞怯的尝试（譬如1911年在《阿波罗》上发表的诗）。对《阿波罗》里的一幅写生画（《艺术世界》）莫迪利亚尼公开予以嘲笑。
令我吃惊的是，莫迪利亚尼怎么会认为一个明显不美的人是美的，而且坚持这一点。我当时就已经认为，他可能并非像我们那样看待一切的。
在任何情况下，那些在巴黎被称为时髦的东西，那些用华丽的修饰语来藻饰这一言辞的东西，莫迪利亚尼都全然不予重视。
他替我画像并不写生，而是关在自己家里作画——他把这些画都送给了我。它们共有十六幅。他要求我给它们装上边框，挂在我的房间里。革命头几年，它们在皇村全给毁了。只有一幅幸免于难，这幅画与其他一些画相比，较少地被人预感到他未来的“裸体画”……
我与他更多的是谈论诗歌。我们俩都十分熟悉法国诗歌：魏尔兰、拉福格[43]、马拉美[44]、波德莱尔。
他从不给我朗读但丁的作品。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还不懂意大利语。
他有一次不知为什么说：“我忘了告诉您，我是个犹太人。”[45]他立刻又说，他生于里窝那[46]，今年二十四岁，其实他已经二十六岁。
他说，他对航空员（按现在的说法是飞行员）很感兴趣，但是当他结识一位飞行员后，便大失所望：他们原来只不过是一帮运动员（他期待什么呢？）。
当时早期的轻型飞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类似活动小架子的那种飞机在我的铁锈色的、有些歪斜的同龄人（1889）——艾菲尔铁塔上空盘旋。
铁塔使我觉得像是被一个巨人遗忘在矮人国首府的一座巨型烛台。但这已经是格列佛的某件东西了。
……而周围鼓噪着不久前大获全胜的、始终被莫迪利亚尼视为异己的立体主义。
马尔克·夏加尔[47]已经把自己神奇的维捷布斯克捎到了巴黎，而作为一名无名小卒，而非一颗升起的明星的理查·卓别麟，还只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漫步。“伟大的默片”（正如当时人们对电影所称的那样）还明显地沉默无声。
“而在遥远的北方”……在俄国，列夫·托尔斯泰、弗鲁别利[48]和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49]相继去世，像征主义作家们宣告自己处于危机状态，而亚历山大·勃洛克却预言：
噢，孩子们，假如你们知道
明天的寒冷和黑暗……
如今支撑着二十世纪的三根台柱——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卡夫卡——当时还未曾作为神话存在，虽说他们同普通人一样地活着。
在以后的一些年间，我深信这样一个人理应熠熠发光，并向着来自巴黎的人们询问莫迪利亚尼的情况，但回答总是相同的：不知道，没听说。
只有一次，当我与尼·斯·古米廖夫最后一次一起到别热茨克看望儿子（1918年5月）时，我提到了莫迪利亚尼的名字，古米廖夫称他是个“喝醉酒的怪人”或类似这样的人，并且说在巴黎他们曾为一件事发生过争吵：古米廖夫在一伙人中间讲起了俄语，莫迪利亚尼表示抗议。而他们俩在世上大概只剩下三个年头了……
莫迪利亚尼对旅游者持鄙视的态度。他认为游山玩水是对真正活动的不合理顶替。他把《马尔多洛之歌》[50]经常揣在口袋里；那时这本书是绝版书。他曾讲述，如何到俄罗斯教堂去做复活节晨祷，以便见到举着十字架、圣像、神幡的宗教行列，因为他喜爱富丽堂皇的仪式。还说某个“显然十分重要的先生”（应该认为是大使馆的人）如何同他互吻了三次[51]。看来莫迪利亚尼并没有好好弄清楚这表示什么……
我一直以为我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了……可是后来却听到了很多有关他的情况……
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我是当时的作家协会理事，我们通常在亚历山大·尼古提耶维奇·吉洪诺夫的办公室里开会（列宁格勒·莫赫大街36号，世界文学出版社）。当时重新建立了与国外的邮政往来，吉洪诺夫收到许多外国书籍和杂志。有人（在开会时）转交给我一期法国的美术杂志。我打开——有莫迪利亚尼的相片……小十字架……悼念性的长文章；由此我得知，他是二十世纪的伟大画家（记得文中把他比作波提切利），关于他已经有英文和意大利文的专著。后来在三十年代，爱伦堡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事情。爱伦堡曾把诗集《前夜集》[52]中的诗作献给他，并且比我晚些年在巴黎认识了他。我也在卡尔考[53]那里，从他的《从蒙马特勒到拉丁区》[54]一书中，从这部低级趣味的长篇小说（作者把他与乌特里罗[55]连在一起）中读到过有关莫迪利亚尼的情况。我可以毫不动摇地说，这个杂种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的莫迪利亚尼绝无相似之处，而作者所使用的手段是被禁止的。
但是完全在不久前，莫迪利亚尼又成了一部极其庸俗的法国影片《蒙巴纳斯街19号》的主人公。这令人痛心之极！
博尔谢沃，1958——莫斯科，1964
（寒青 译）
曼德尔施塔姆
——日记片断
一
……洛津斯基[56]的逝世神秘莫测地扯断了我回忆往昔的情丝。从此，凡是他不能表态的事（关于诗人车间[57]、阿克梅主义[58]、《吉别尔保雷》杂志[59]及其它等等），我都不敢再去回忆。他晚年为疾病所缠，我们极少见面，我没有来得及跟他谈完某些至关重要的事，也没有来得及为他朗诵我在三十年代写的诗[60]。这些原因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把我继续看成是当年在皇村认识我时的样子。一九四〇年我们在一起核对《选自六本集子》诗集[61]的校样时，我才察觉到这一点……
我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也有些类似，只是情况有所不同。此人不善于回忆往事，确切地说，回忆在他身上是另外一种过程，我目前还不能给这个过程找出恰当的名称，但，它无疑更接近于创作。（举个例子——《时代的喧嚣》中用五岁儿童明亮的目光看见的彼得堡）
曼德尔施塔姆不愧为出类拔萃的谈话对手中的佼佼者：他不是倾听自己说话，也不是回答自己提问，如同现在几乎所有人所做的那样。谈起话来，他谦恭、机灵，而且花样翻新、滔滔不绝。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重复的话。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学习别种语言，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他可以整页整页地用意大利文背诵《神曲》。临终前不久，他还要求娜佳[62]教会他过去一窍不通的英文。一旦谈起诗歌来，他振振有辞、激情四进，有时又不公正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如对勃洛克）。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说：“我关于他呀，想得太多了以至于想得疲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63]关于玛丽娜[64]，他说：“我是反茨维塔耶娃的人。”[65]听音乐时，奥西普如鱼得水，这是极其少有的特质。人世间他最惧怕的是自己缄默不语。当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会被吓得坐卧不宁，并编造种种荒唐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灾难。第二种令他伤心的事是读者，这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爱他的人并非应该爱他的那些人。他熟悉并记得别人的诗，常常对个别句子酷爱至深。别人给他读过的诗，他也轻易不忘。
我和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相识是在一九一一年春天，在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66]的“塔楼”里。那时，他还是个面目清秀的翩翩少年，钮扣孔上总是插着一枝铃兰花，头颅向后高高地仰着，睫毛遮住了半张脸庞。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不言而喻，我们无处不相逢：在某些家编辑部，在一些友人的寓所，在“丧家犬”酒馆（顺便提一下，他在那儿向我介绍了马雅可夫斯基，到了三十年代他洋洋得意地把这事讲给哈尔吉耶夫[67]听），在“诗歌研究院”（即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主持的“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与这个“研究院”针锋相对的“诗人车间”的会议上（他很快就成了这个车间的第一小提琴手）。古米廖夫很早就发现了曼德尔施塔姆，并对他有很好的评价，可是像征派诗人从来没有接受他。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也曾经到过皇村。当他恋爱的时候（而这种事经常发生），我几次充当过他的心腹。我记得第一位是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泽尔曼诺娃——丘多夫斯卡娅，她是一位女画家、美人。她给他画过一幅侧面肖像，仰着头，背景是蓝色的。他没有给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写过诗，为此他对我伤心地表示过内疚。第二位是茨维塔耶娃，他的克里米亚组诗和莫斯科组诗都是为她写的。第三位是莎乐美·安德罗尼科娃，曼德尔施塔姆在《Tristia》诗集中使她永垂不朽（《细细的麦秸儿……》）……
多年以后，他把这几位革命前的妇女统统称之为温柔的欧罗巴女子。
……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在不长的一段时期里对玛丽亚·谢尔盖耶夫娜·彼得罗维赫[68]产生了狂热的单恋。《土耳其女人》这首诗（标题为我所起——安·阿·注）就是献给她的，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为她而写的，依我所见，这是本世纪二十年代最好的爱情诗。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创作道路上最重要的时期，将来有人会更多的思考和论述这个时期（恰阿达耶夫、天主教……）。
革命来临时，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是位相当成熟的著名诗人了，虽然知道他的人的范围很小。
二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间，我和曼德尔施塔姆见面的次数尤为频繁。那时我住在维堡区斯列兹涅夫斯基家中（鲍特金街九号，不是在疯人院里，而是在高级医师维亚切斯拉夫·维亚切斯拉沃维奇·斯列兹涅夫斯基家中，他是我的女友瓦列里娅·谢尔盖耶夫娜的丈夫）。
曼德尔施塔姆经常来找我，在那充满革命气息的冬天，我们俩坐在马车里，走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穿行在名扬天下的篝火之间，这堆堆篝火几乎一直燃烧到五月，谛听不知何处传来的哒哒枪声。我们就是这样地前往美术研究院出席演出，在那里为伤员募捐而举行名种晚会，我们俩都在晚会上参加过朗诵。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也陪着我到音乐学院听过布托马——纳兹瓦诺娃演唱舒伯特作品的音乐会。他献给我的诗都写于这个时期：《我在繁花似锦的瞬间没有寻找……》、《你忧美悦耳的发音……》、《这只燕子和女儿》、大概还有《他拒绝品尝它》[69]。我们两人都为《人民意志报》撰稿，曼德尔施塔姆是以公民题材写诗的头一批人中间的一个。革命对于他来说是件大事[70]，所以“人民”二字出在他的诗中绝非偶然。
大约在三月里，曼德尔施塔姆销声匿迹了。那时所有的人都时而消逝，时而露面，没有人对这种现像感到惊奇。曼德尔施塔姆在莫斯科当了《劳动旗帜报》[71]的固定工作人员。
一九一八年秋，有一次我在莫斯科碰见了曼德尔施塔姆，擦肩而过。在同一个时候，他到谢尔吉耶夫斯卡街也来过一两次，来看望我，当时我正在农艺学院图书馆工作。那时我才得知他在克里米亚曾被白军逮捕，而在梯弗里斯又遭孟什维克监禁。一九二四年夏，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把自己的年轻的妻子带到我家里来（喷泉街二号）。娜佳正像法国人常说的，是位laide mais charmante[72]。我和她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朋友，一直继续到今天。
奥西普非常爱娜佳，简直超乎一般地爱。她在基辅切除阑尾时，他一刻也没有离开医院，一直住在医院门房的小屋子里。他寸步不离娜佳，不让她工作，对她嫉妒得要死，写诗每个字都征求她的意见。总之，我生平从没有见过类似的情况。保存下来的曼德尔施塔姆写给妻子的书信，完全证实了我的印像。
他几次想在列宁格勒找个工作，都落空了。与这座城市相联系的一切，娜佳都不喜欢。她向往莫斯科，那里有她心爱的弟弟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哈津。奥西普总以为莫斯科有人了解他、器重他，其实恰恰相反。这段历史中有个细节听来让人吃惊：列宁格勒（1933年）把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作为伟大的诗人、persona grata[73]等等欢迎，列宁格勒的文学界全班人马（特尼亚诺夫、艾兴包姆、古科夫斯基、沃尔培）都到欧罗巴旅馆去向他表示敬意，他的光临、为他举行的晚会，都被认为是大事，多年以来大家都是如此地回忆那些大事的，可是与此同时，莫斯科谁也不想了解他，奥西普除了跟自然科学界的两三个无名小辈之外，与任何人也不交往（他与别雷[74]的相识始于科克泰别里[75]）。帕斯捷尔纳克总是犹豫不决，支支吾吾回避跟他见面。帕斯捷尔纳克只喜欢格鲁吉亚人和他们的“漂亮的夫人们”。作协领导的态度矜持暖昧。
一九三三年秋，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分到一个住所，在纳肖金胡同（他在诗中赞美过它）。无家可归的生活似乎从此结束了。奥西普在这个家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藏书，主要是些意大利诗人的古老版本著作。那时他正在翻译彼特拉克的作品。其实，什么也没有结束：三番五次地打电话，等待，期望。结果一无所成，时时如此。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往往是些莫名其妙的人，几乎又都是无用之辈。虽然那个时期吃的主要的粗粮蔬菜，可是灭顶之灾和不祥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这个家。老实说，生活没有着落——一半靠翻译，一半靠评论，一半还得靠允诺。退休金勉勉强强够他付房租和购买口粮。
曼德尔施塔姆到了这时，外表大大改观了：他变得不爱动，头发长了白丝，呼吸开始吃力，他给人的印像是个小老头（那时他四十二岁），不过他的两只眼睛仍然炯炯有神。诗——越写越好，散文也是如此。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他被捕。同一天，我接到的电报如同冰雹，电话铃也响个不停，之后我便从列宁格勒赶到曼德尔施塔姆家。那时候，我们都很穷，为了买张回程的火车票，我随身带去一个小小的瓷人（丹柯[76]1924之作）以便出售。逮捕证是亚戈达[77]亲手签署的。搜查进行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我们几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鸦雀无声。隔壁基尔尚诺夫家有人在弹奏哈瓦那吉他。侦查员当着我们的面找到了《狼》[78]拿给奥西普·曼德尔拖塔姆看。他默默地点了点头。临别时，他吻了我。早晨七点钟把他带走了——天已大亮。娜佳去找她弟弟，我去找老朋友，我们约好在某处碰头。我们一起回到家中，打扫房间，坐下来吃早点。又有人敲门，又开始搜查。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说：“如果他们再来，就会把您也给带走。”那一天，我去找过帕斯捷尔纳克，他到《消息报》去找布哈林[79]为曼德尔施塔姆求情，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叶努基泽[80]。我们的活动促进了，大概也减轻了对他的判决。（判处三年徒刑，服役地点是切尔登。奥西普在那里从医院的窗户里跳了出去，摔断了胳膊。娜佳给中央委员会拍了一封电报。斯大林下令重审此案，并允许另选一个服刑地点，然后斯大林又跟帕斯捷尔纳克通了电话。再以后的事，大家都太清楚了）。
男人当中来看望娜佳的只有佩列茨·马尔基什[81]一人。女人来者甚多。我记得她们长得都很漂亮；穿得也相当华丽——鲜艳的春装，其中有希玛·纳尔布特，她当时还没有尝到灾难的滋味；津克维奇的妻子，美丽的“土耳其女俘”；眼睛明亮、身材匀称的尼娜·奥利舍夫斯卡娅。可是我跟娜佳身上穿的是揉皱的毛线衣，坐在那儿，脸色发黄，神情发呆。
过了十五天，清早，有人给娜佳打来电话，问她如果愿意跟丈夫同行，那么傍晚到喀山火车站[82]去等候。一切都结束了。哈津和我为他们的远行到处筹款。大家捐献了很多钱。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哭了，把一把钱塞到我手中，连数也没有数。
我陪着她去了火车站。顺路到鲁比扬卡领取了各种证件。左等右等也不见他们把奥西普带来。我乘的火车（从列宁格勒火车站发车）就要开走了，我没能等到他到来。叶夫根尼·雅科夫列维奇和亚历山大·埃米利耶维奇[83]送我上的车，等到他们回去之后，奥西普才被带来，但禁止跟他交谈。我没有等到和他见一面，这事做得很不妥，他没有见到我，因此他在切尔登时便以为我一定已经丧了命。
一九三六年二月，我去沃罗涅日，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家，了解到他的“案件”的全部详情。他告诉我，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我被处决的尸体，见了谁就对谁大喊大叫地讲述这件事。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在沃罗涅日，当曼德尔施塔姆完全失去自由时，他的诗中反倒出现了宽度、广度和深沉的呼吸。
二十世纪初，他在杂志（《俄罗斯艺术》第1和第2期）上两次猛烈地抨击我的诗。关于这件事，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
在那里（在沃罗涅日），有人不怀好意地让他作一次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他（在1937年！）说的话不应当被忘记：“我既不弃绝活人，也不弃绝死者。”
三
格奥尔吉·伊万诺夫[84]在他写的那本趣味低下的回忆录《彼得堡之冬》中，一切有关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都浅薄、空泛、不得要领。伊万诺夫于二十年代初便离开了俄国，所以他根本不了解成熟时期的曼德尔施塔姆。编纂这一类回忆录，不用花费什么脑力。既不需要记忆[85]，也不需要用心，既不需要爱，也不需要时代感。什么都可以，而且要求不高的读者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提供的一切。不过当这类文章有时渗入严肃的文学史著作中时，情况就更糟了。列昂尼德·沙茨基（斯特拉霍夫斯基）就是这样对待曼德尔施塔姆的：作者手边有两三本相当“耸人听闻”的回忆录（格·伊万诺夫的《彼得堡之冬》、本·利夫希茨的《一只半眼睛的射手》、爱伦堡的《俄罗斯诗人肖像》，1922）。这几本书都被他派上用场了。有关材料择自科兹明很久以前编的不十分认真的《现代作家手册》，莫斯科，1923年版。其次，他从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1928）中引了《火车站上的音乐》[86]一诗。从时间上来看，这首诗在这本集子中并非最后一篇。可是它却被他称为诗人的绝笔。诗人逝世的年分也是随心所欲地定下来的——一九四五年（比他实际的死期——1938年12月27日——晚了七年）。至于有的报刊发表过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比方说《新世界》杂志一九三〇年发表了一组相当精彩的诗《亚美尼亚》[87]，沙茨基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他大放厥词，说曼德尔施塔姆写到《火车站上的音乐》便结束了他作为诗人的生涯，此后他变成了可怜巴巴的翻译匠，堕落了，整天泡在廉价的小酒馆里等等。这大概已经是那位巴黎派头的格奥尔吉·伊万诺夫的口头信息了。
本来是一个才能罕见的诗人的悲惨形像。他甚至在沃罗涅日流放年代仍然继续写作具有非凡之美与力的作品，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城市里的疯子”、无赖、不可救药的家伙。而且还把这一切都刊印在自诩为美国最好、最老的大学（哈佛）出版的书中，对此我只好向这个最好，最老的美国大学表示祝贺……
四
他是个怪物？——当然是个怪物！——比方说，他把一个青年诗人轰出家门，因为那个青年向他诉苦，说没人发表他的诗。垂头丧气的青年下楼的时候，奥西普站在上边的平台上对他大喊大叫：“有谁发表过安德烈·谢尼耶[88]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萨福[89]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耶稣基督的作品？”
但，问题不在于此。为什么像沙茨基（斯特拉霍夫斯基）、格·伊万诺夫、本·利夫希茨这一类撰写回忆录的人们，那么无微不至地、爱不释手地搜罗和保存五花八门的流言蜚语、胡说八道，主要是对诗人所表现出来的庸俗见解，却不能在他面前低头致敬呢？而他，是位无与伦比的了不起的事件，是诗人的出现，而且他出手不凡，头几首诗就以其完美性和无人为师的现像令人折服。
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师承。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不知道世界诗坛上还有类似现像。我们知道普希金和勃洛克的诗歌源头，可是谁能指出这新的神奇的和谐是从何处传到我们耳际的？这种和谐就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
……
一九三七年五月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又回到纳肖金胡同“自己的住所”。两间房子，有一间已被一个人占用，那个人专门弄些假材料，告发他们，弄得他们没住多久就再也无法到那个住所去了。
奥西普没能得到在首都居住的许可证。他又找不到工作。他们夫妇二人有时从加里宁市来到这里时，只好坐在街心公园中。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奥西普对娜佳说：“要善于更换职业。我们现在是乞丐，”而“乞丐们到了夏天日子就好过些”[90]。
我听到奥西普读的最后一首诗是：《在鬼城基辅……》。喷泉楼（1937）。
他们这样混了一年。奥西普已经病重，可是他以令人不可理解的顽强劲儿要求作家协会为他举办一次晚会。晚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显然他们“忘记”发出通知，所以一个人也没有到场。奥西普给阿谢耶夫打电话请他参加。对方说：“我去看《白雪公主》。”曼德尔施塔姆在街心公园遇见了C，向他借钱，那位仁兄给了他三个卢布。
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他们（他和娜佳）到列宁格勒来小住两三天。那是个启示录式的时代。灾难跟踪我们每一个人。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手中没有钱，更没有过夜的地方。奥西普呼吸困难，两片嘴唇在扑捉空气。我去看望他们，已经记不清是在哪儿了。一切如同噩梦。我到了以后，又来了一个人，他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父亲（“爷爷”）那儿没有棉衣穿。奥西普当场脱下自己上衣里面的绒线衫，交给了他，让他转交给他的父亲。我儿子告诉我，审讯他的时候，曾把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关他的和有关我的证词读给他听，证词字字确凿、无懈可击。可悲的是，我们同代人中能有几个人可以如此谈及自己呢？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他在契鲁斯吉火车站附近的神经病疗养院[91]第二次被捕（当时正是叶若夫胡作非为猖獗的时候）。那时我的儿子在什帕列尔监狱已经关了两个月。大家都在公开地谈论拷打的情况。娜佳来到列宁格勒。她的眼睛令人生畏。她说：“只有我得知他已经死了的时候，我的心才能安静下来。”
一九三九年初，我收到莫斯科一位好友寄来的短信，她写道：“女友列娜生了一个女儿，女友娜佳成了寡妇。”……
（野婴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