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里马特
斯特里马特（1912—）德国作家。出身贫寒。二战期间曾被征入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赶牛车的人》、《丁柯》；短篇小说集《一堵墙倒塌了》等。他的作品风格朴实，乡土气息浓郁。
随想录
——致艾娃
我无条件地相信科学家，正如我绝对相信诗人一样，因为我认识到，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一位潜在的科学家，而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一位潜在的诗人，而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又都是诗人。同时，每个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他的种种科学假想，实质上都是些朦朦胧胧的，诗意盎然的预感，而每一个真正的诗人也晓得，他那些朦胧的预感实则是一些尚未得到验证的科学假想。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容别人搅乱自己的头脑，而且他们很可能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截然相反，毫无共同之处的。
独自一人，形单影只——寂静在歌唱。
我窗上的那只花朵，有绿色的叶片衬托，但是它却不断努力，想借助那几片红色的花瓣来充分表现自我。
我观看了一出话剧，它已经问世十五年了，而且是我自己写的。人们在我面前展开那张已被我抛却的旧皮。横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物化了的，已被抛却的思想与语言的旧皮它已同我毫不相干。因为目前我披的是一张思想的新皮，我正把我这些思想形之于语言，而且希望，有朝一日也把这张皮抛掉。
也许我也是一只蜘蛛，喏，正像那个从树上倒挂下来，像攀着一根绳索似的蜘蛛一样。也许我也正在织着一面细网，布置着一张蛛网似的圈套，也许我的一些同代人会在我的织物面前留步，对它表示赞叹，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有碍视听的讨厌的干扰。
一粒原子同另外一粒原子结合形成了人，而且企图在这一形态中获得一些有关自身的知识。
一旦这两个原子再度分裂，那么这知识将在何处安身呢？它是否会在每个原子中留下一小部分？或许，只是在原子的结合中才能产生经验？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岂不就成了臭名昭著的deusexma china，机器造神论了吗？
可爱的女伴，随我投身于宁静中去吧。那里安放着一块未经雕琢的巨石，让我们一块块敲下来，赋于它们以思想和曲调，并以这种方式为人们造福吧。
我觉得，似乎还是在幼儿时期我便听到过一种声音，确切讲是一种声调，我的声调。于是在这五十年中，我一直在乐队的演奏中，在最简单的短歌里，在潺潺的流水声中，在风儿的呼啸里寻觅着它。它忽东忽西，然而我始终未失去单独遇到它，听它单独为我发声的希望。
谁有好的情节和结尾，谁便能写得十分简洁；谁没有这些，谁便只好用华丽的词藻来装点自己的作品。
谁有生活理想和实现它的计划，谁便善于沉默，谁没有这些，谁便只好夸夸其谈。
谁善于爱，谁就能爱，不善于爱者，只好来谈论爱，并要求别人的爱。
当草穗上还沾着七月夜晚的露水，太阳从森林背后冉冉升起时，我幻想着茫茫的雪原，生活似乎欲向我指出，我是多么异想天开。
我在清晨的薄明中聆听了林中百灵鸟的歌唱。我弄不清，这是它的第一段晨曲，抑或是它的夜歌的最后一节，我只觉得，百灵鸟的歌声已使我不再为虚度的时光懊丧。我对自己说：“无论是清晨伊始，抑或是夜之将止，在任何时候，甚至是在临终的前夕，都可能作出重大的建树。”
为了白日里看到星辰，我曾透过矿井的通风孔仰望天空。在疾病的渊底我懂得了自己日常生活的幸福。
我感到幸福，是当我发现我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刻正在延续之际，而不是在此以后，在对比和回忆中认识到它们的时候。
如果我有时不保持沉默，我便听不到生活对我的要求与期待。
我走在祖国的草地上，我的童年与青年时代已在这里化为片片飞絮。当时我对周围的一切懵懵懂懂，也感觉不到生活要求我什么。现在我意识到了这种要求，然而我是否会因此而变得更幸福呢？
“我应当做什么？”我问。
“你应当做有益的事。”有人回答我。
“什么是有益的事？”我问。
“有益于社会的事。”有人回答。
“不，”我说，“我的志趣所向即是有益的事，但我把它须做得尽善尽美，以使它成为社会的需要。”
关于欧洲越桔。
你这长在一棵非草非木的矮小植物上的小小的蓝色果实究属何物？能否把你看作向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谁知道呢，或许有朝一日，当我的机体中构成你的物质用尽时，我会贪婪地向你俯下身，而且说：多么香甜啊。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目的，然而我的目标是独一无二的。除我之外，任何人也难以达到。我试图架起几座通向这个目标的优良风尚的桥梁。
我望着我的父辈们说：“生活正在结束！”
我望着我的孩子们说：“生活方才开始！”
我望着我的内心深处，既感觉不到开始，又感觉不到终了。
关于友人之死。
当你眼看着那个曾与你常共欢笑，在生活中休戚相关的人故去时，你会怀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会守伺着死者的极其细微的信号或颔首，并把他们当作警告或召唤。
人们的面貌实质上是生活的记事簿。其中的记载是用金石文字镌刻而成。随着年事的增长，我对它们认识越来越深；我猜想，预言家和先知们是精通这门艺术的。
我的童年的国度并非远处天涯海角，它就在我心中，谁也未曾将它拿走，只是不易寻得通向那里的道路罢了。
一旦我的时辰到来，我愿在五月中的一天离去。
当我大约三十岁时，我对自己说：“我在这里，那就是说我为人所需，如果我较少地注意那些暗示，那些窃窃私语和种种劝告，那么将会明了，我为何呆在这里。
喝酸奶的人往往会怀着嫌恶的心情避开吃臭鸡蛋者。
民族主义。将有那么一天，我们后代听到这个词时，会像现在我们谈到家族间的敌视或血仇那样迷惑不解地耸耸肩。
十一月的一天。最后的玫瑰在你的园中怒放。乌鸦从树头飘落在灌木丛上。树叶凋零，不断地向下落着……不是风儿把它们吹落的，是雾气将它们带下来，轻轻放在地上的。最后的玫瑰在你的园中怒放。我注视着它，以便把它保存下来。
我深知精神生活的不变的法则，但是往往会在忙乱的日常杂务中加以忽略，正如身处闹市望不见市政大厦一样。
我正在使自己养成一种习惯，每着手去做一件事情，首先要检查一下：是否虚荣心在驱使我去做它，倘若我的动机中掺杂着虚妄的东西，我便拒绝去做它。
传授已有经验有效的办法就是依照它去生活。
如果我的行动举止像一个人的话。那么无论何时、何物都勿须去追求，一切都会自动来到我身边。
一只金色的黄鹏在我窗下那棵老爆竹柳的枝头上飞来飞去。它在那里忙碌着，那里有它的巢。爆竹柳可以没有黄鹏，但黄鹏却不能没有爆竹柳。黄鹏是老爆竹柳的金色幻想。
草地上开满了鲜花，可牛群来到这里所发现的却只是饲料。
我异常激动地站在树下，仰望着上方它那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枝叶。但是它却未察觉我心中的狂澜，径自地喧闹着，生长着。
我仅根据一点，即能辩认出有知识的人来，那就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永远甘愿忍受肉体上的饥饿。
在院子的篱笆旁有一堆掺着砂子的粘土。一些野芝麻籽落在了上面，于是那堆土便唤起了它们的生命。早春季节，野芝麻开了，它们的花儿引来了蜜蜂和丸花蜂。嘤嘤的蜂鸣对我说来不啻是远远的管风琴奏出的音乐。于是我便写下了这几行。写下的东西正是来自我家篱边的那堆掺着砂子的粘土……
与狼同栖，便会狼号，然而却须谨防那么一天，当狼听出这虚假的狼号时，会把假狼吃掉。
沉着即是力量，它使我有可能在生活的袭击面前站稳脚。
如果我依然忠于自己，我便可以不顾忌我的敌人。他们会像吸血的壁虱一样，从我身上自行脱落。
对于争论的双方，我更同情那个承认自己的对手也可能有正确观点的人，而不是那个嘴上挂着白沫坚持认为自己正确的人。
只是在别人求我，我才会提供一些建议，即使如此，也是慎而又慎地。因为经验正如旧衣一样，对别人很少是合身的。
我的一位在乡下长大的邻居失去了天生的判断气候的能力，他常听广播中的正式天气预报，并且由于预报不准而气恼。我的祖父也常因自己对天气的判断失灵而生气。我问自己：“这二者之中谁是在往好的方向转化呢？”
每当我讲起外界影响时，我的朋友挥手避开我。“别谈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吧！”他对我说，甚至根本未曾意识到，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怎样经常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他的行动很少是完全符合他本人的观点和意愿的。
一张精心编制的人生的残酷与苦难的清单，倘若未经某位但丁把它变作往事的描写的话，很少有助于净化人们的灵魂。
关于八十三岁的老人：这已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人世沧桑的浮雕。
无论大地裹着多厚的云层，飞行员总能见到太阳。我不是飞行员。但是我希望，至少能使我思想不至在地上爬行，而是在空中翱翔。
每一个离去的人都向我呼吁：利用你的生命吧。
不管这乍一看来多么没有意义，然而我的年龄越大，便越明了：要善于等待。
年轻时我对生活曾有所期待，现在我则只期望于自己，一旦我对自己不再有所期望，我即使还活着，也将成为死人。
人们常谈论黄金似的青年时代。可对我说来，我尚能在世上度过的余年已日益成为优质的纯金。
我认为，当我们用炸弹与火箭来代替牙齿和利爪来充当武器，而且犹如猛兽争夺肉食那样，为了一小块土地而互相残杀时，我们便无权把自己称作“文明的”。
至高无上的幸福——进步万岁，但是目前我们尚不能担负起一根细小的树枝的工作，尚不能不用植物的种子，仅用矿物质、泥土和空气来制造生长在这根枝条上的绿叶。一切都有待于将来，我知道，我知道！
夜间在我睡眠的时候，没有我的参与，一切都在照常进行。大地这位老太婆正在工作，她不让她身上的法衣，即我生活所必需的空气飞走。这就是说，她认为，我的存在，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她有大气的压力和地心吸力使我紧贴着她，她生怕失去我，甚至我的骨头，甚至它们也是她创造新事物所必需的。
物体在燃烧、腐烂、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并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它们仍存留在我所在的星体上，并随时准备进入新的结合，形成新的物体，成为我能见到的新的形态结构。
当最后一辆拖拉机离开林间的道路，当邻居们各自回家，当一轮明月照耀大地，雁群欢迎着它的时候，我望着这轮旋转着的种种异己的世界隐约地感到，一个渴望飞向群星的人须要克服多少孤独的崇山峻岭啊。
当初我们曾在一棵棵树木之间架设我们的路。我们从原始森林的树梢上消灭我们的敌人——野兽，并且开发了地球。
为了我们的文明，我们摈弃了过去的树木之间的道路，为了我们的文明，依我看，我们消灭了在地球上居住的可能；于是我们现在便在估量：能否在同温层中生活，以便在必要时离开地球。
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似乎是一粒微尘。而且永远是一粒微尘。阳光落在我身上时我亮一亮，阳光继续移动时，我便重又不为人所见了，但是我存在着。
窗户是同我们的文明水平相适应的岩孔，椅子是石头，柜橱则是岩石上壁龛。杯盘碗碟是仿照伸平和捧起的手掌制作的器皿，甚至叉子也是模拟的伸着五指的手掌。有时，没有以此为职业的专家的帮助，而将什物所依据的典型加以恢复，使我得到很大的乐趣。
风向我证明，距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产生的运动达到了我这里。
地球不是在简单地旋转，它每转一次都在宇宙间改换一个新的位置。每一个昼夜都产生一种新的星像，而我则犹如日本人画的金鱼一样，像在身后拖着轻纱般的尾巴那样，拖着自己的陈旧的思想。
当白昼尚未到来，连鸟儿的歌声也还未能使我头顶上的空气颤动时，我觉得，似乎那股在我脑中形成思想的力量，异常猛烈而迅速地对我起着作用。
目前促使人们同其他星球建立联系的不仅是旅游者和研究人员的热情，而且还有对自己同类的恐惧。好战的思想家向往其他星体，归根结蒂是为了从那里控制地球。如果他们得知，地球早已受着星外居民的统治，该会有多么失望啊。
对周围的世界尽心竭力而又专注地进行观察，同时又不抱个人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完完全全做到这一点时，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多么美好的欢乐的源泉啊！
土地的表层是由没有生命的物质，即由死去的植物、死去的动物和死人形成的，我们是在它们上面度过自己的一生的。
雨后笼罩着草地的雾，同风一样，来自远方。它们欢迎我，并使我忆起那时经常被我忘却的遥远的地方。
文明，自不待言，具有自身的优点，但是人不善于驾驭它，虽然他自己创造了它。作石斧杀死你，还是用原子弹，反正都是野蛮行为。当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文明的种种疾病，由于陶醉于城市街道上的速度而死去时，医学和生物学为延长人类生命所做的事情便不会获得显著的成效。
在大城市，人要为他每日所需的水，为呼吸一个月的新鲜空气，为看一看野兽而付钱。他在十字路口要钻入地下，以免被由他的双手制造出来的汽车轧死。尽管如此，他仍赞扬文明。“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急于赶往哪里去？”
我愿意看到的艺术作品不是那种花瓣很多，往往没有香味的园中玫瑰，而是生着五个花瓣的芳香馥郁的野蔷薇。
在我很小的时候，动物就像我的兄弟一样，它们不会讲话并未使我为难，因为我同孩子们交往时，也不是讲话的。
但是随着我的意识的发展，我同动物之间的距离也加大了。当我年事稍长，而且克服了我的意识在我身上培养起来的高傲自大之后，我重又获得了将我同动物连系起来的东西。
在我的窗后有一堵墙壁似的森林；一大早那棵小白桦便同我谈了起来：可以作一棵树，一棵树中之树，但是要作一棵如此鲜明，闪闪发光，诗意盎然，使这位画家，这位列维坦[1]一见钟情的树。
每到傍晚日落的时候，一株老松有时会反驳白桦的自夸：你把自己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你生长在松墙的前面。我若有桦树林的映衬也很好看，像目前日落时这样，特别鲜明。顺便提一下，某位列伊季科夫[2]是赏识这个的，他也是位画家。
树下的绝对宁静的时刻。我多么荒谬啊！我脚下长着青草，土地也在变化，吸进的每一口都是我肺中从未有过的空气。
大城市里的窗台上的花盆，使我想起某个时期朝圣者随身携带的装着故乡的泥土的袋子。
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嗅觉首先是对人的一种妨碍，而且看来它越来越迟钝和衰退了，因为各种气味已变得异常令人厌恶。
到处都是循环。一个人穿过街道，这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开端，也可能是它的结尾。
皮乌克列尔公爵[3]命令在他的公园里每栽一棵树，便在树下埋一头死羊，以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并为他带来死后的荣光。
其他的封建主和统治者以牺牲别人的性命来建立自己身后的哀荣。
让我们歌颂那些为了身后的荣誉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吧。我将画家们归为这一类的人。
我感到我的任务是取得有关自己的知识，这就是我的本质，我在这里逗留和存在的目的。
我带着安然有序的思想睡去，又带着纷乱的思绪醒来。我应当控制自己夜间的思维。
人们的欢乐正如鲜花盛开的植物在自我体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结果一样。
真正使我们激动的艺术作品是无意之间在画家寻求自我体现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此我坚信不疑。
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全副精力、所有的幻想统统注入自己的作品的画家，往往会在身后取得盛名，虽然他并未追求这一点。如果画家生前即享有盛名，并加以滥用的话，他便会立刻跌下他的宝座，这就是他与其他统治者的区别。
从今以后我要从容不迫地工作，正好像我的暮年已经来到，正好像我是在陈述我准备带入坟墓的思想一样。
几只羽毛已经丰满的雏鸟围在老椋鸟的身边是那样拥挤，以致一只雏儿从巢中跌落了下来。它本能地展开双翅，不无快意地向草地滑翔过去，直落在它的蜿蜒、爬行着的食物上。我想，此刻生活为椋鸟预先所作的安排已经实现，它从老椋鸟身上分出一小团蛋白，放进卵衣，用蛋壳封好，而后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送入世界。然而我脑中顿时产生一个想法，我曾见到它的初次飞行的年轻的椋鸟也会生出几个雏鸟。于是我认识到了生命的循环，从而领悟到，生活所要求的东西，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了。
倘若早晨没有给我带来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便向中午讨要。
我经常久久地审视着事物，直至它们开口同我讲话。
雨声淅沥，伸手不见五指，但这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居民的感觉。
时光郁郁地流逝，没有任何安慰，但这仅仅是我的感觉。
在这种感觉的背后存在着生活，它期待我会像幼时一样，找得到填补每一个小时的东西。
在自己动笔以前，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人对我说，一个初学写作的作家应当从读书得到启发。但是我很快便明白了，依照这种劝告，贯穿在我作品中的尽是别人的思想。我不喜欢这样做，于是我便不再多读，而且开始观察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比读书要困难些，但是却使我学会了独立创作。
我常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承认文学人物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甚至把他们选作自己的对话者，但是却否定神灵的存在？
结果是，写在纸上的神灵在生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而且文学作品，无论这多么令人费解，竟成了一种独特的神灵的咒语。
有时，一天的内容被一张厚皮似的刻不容缓的事务严严实实地遮住了，我须要用顽强的意志作为刀子把它刺破。
每一个早晨都与其他的早晨不同，即便这只是像葡萄藤上的须子那样的微小变化，那须子在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现在已能从我的窗口望见它了，或者像那矮小的菟丝，昨天还含苞未放，而今天却开花。与昨天早晨相比，今天早晨成千上万的事物已完全变了样。我也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午夜时分起了风。它时而平息下来，在屋顶上沙沙作响，时而又向着树木一阵阵地猛吹过来，夜晚充满了窃窃私语。我俯耳细听，但什么也未听懂，在那晚上我未能了解到，大自然想要告诉我什么。
我环视四周，寻觅着新的房址。因为有人说：新房即是新的青春。但是是否有人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打量一下自己吧，看看自己的内心，那里是否已长满荨麻和滨藜？
我遇到过一些青年，也遇到过一些成年男子，他们认为，在生活里就像在化妆舞会上一样，只须化上妆，使自己的举止“像一位艺术家”，便能成为他；他们对艺术家的概念是从小歌剧中吸取来的。
我乘着快车从各个车站旁飞驰而过，连车站的名称都未能认出，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未弄清我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什么地方。当心，我想，不要在生活中也如此度过。
我们常在小说序言中读到：“同真人的近似是偶然的。”对于我的每一个早晨都可以加上这样的卷首语：“今天的早晨与昨天的近似是偶然的，是旁观者的错觉。”
夏天来到了，空中响彻了林中百灵鸟的歌声。而我心中却不胜悲酸，在我的血液中似乎有像征死亡的鞭毛虫在游动。
我的节日是当我感到我的工作得以成功，我得以同艾娃的好友们，主要是同艾娃，谈论生活、艺术，以及工作的时刻。
有时，当我的某个同志去世时，我常常求助于这样的安慰：我们都是水面上的气泡，都是注定要消失的。一些漂亮气泡变换着色彩，另一些则在体积上大于我们，但是大家都要恢复自己的自然状态，而我暂时还在水面上呆着。
树木是一些有耐性的生物，它们伫立在我的窗前守候着，它们勿须去寻找食物，它们满足于土地所提供的东西，它们怀着希望看着我，相信我不会把它们做成碟橱和箱子，也不会用它们来烧火，但是我却从它们身上榨取诗的汁液。
我的年事愈高，我对幸福的观念便愈显得狭窄。现在只剩下了一件事：写作。不是“我要写”，而是“我应该写”。再无其他选择。
我有一个隐秘的愿望——要这样生活和工作，以使我的精神上的继承者在翻弄我书桌的抽屉时，不致这样说：他在生前已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我不愿将我的书强加给读者，也不愿在书中说明任何东西。最好是，在读者读过我写的东西以后，能对自己说：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只是不会说出来，他这是从我这儿偷去的。
（赵丕 译）
克里斯蒂娜·布吕克纳
克里斯蒂娜·布吕克纳（1921—）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生于斯图加特地区瓦尔德克镇一个牧师家庭，十三岁就开始找工作谋生，在许多城市里生活过，结婚后定居卡塞乐。
由于她的《约赫与莱夫科因》和《埃波尼欣失踪》两部长篇小说畅销而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她也写儿童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广播剧和戏剧。
《假若你讲了，苔丝德蒙娜》是作者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优美的散文集，副标题为《愤怒的女人的愤怒的讲话》，全书共收十一篇散文，每篇写一个女人的内心独白。
但愿我是歌德生命更丰厚的一半
——克里斯蒂安娜·冯·歌德在丧偶的御马总监夫人夏绿蒂·冯·史泰因的会客室里
丧偶的御马总监夫人不见客？她不舒服吗？也好，我可以等待。也许她不久就会觉得好些？那我就坐下来等。也许您应该离开您的沙龙，到会客室来一下，在这里坐着的是以前的武尔皮乌斯。如今没有人再来看她了，史泰因夫人，您也不来了。我是否应该大点声说，使您听到我说的话？还是由于我说话的口音不优美，使您捂住了耳朵？图林根的乡音！您也说这种话，只不过更装腔作势罢了。
您的沙发椅对我并不合适，我的身体过于宽阔。难道这儿不能搞得更舒适一些吗？这样坐着使人不得不贴紧两个膝盖，还不好倚靠。我可喜欢有所倚靠呀！现在我笨拙地坐在这儿，这仅仅是因为您期望我这样。
这甜葡萄酒是为我准备的吗？还是为了献给别的客人？还有谁会来呢？那些魏玛人害怕您嘴巴尖刻。您是看见武尔皮乌斯的四轮马车驶来，才叫人将这大腹车料玻璃瓶装满酒的吗？难道您是想了解，我是否会喝光这瓶酒？夫人，这就看您还要让我等多久了。谁也不会比我更有耐性。
现在，您急切希望知道，我丈夫是否知道我来拜访您。他到玛利巴德休养去了。这件事在魏玛无人不晓，您也一清二楚。他回来的时候，他会讲那里的情形，我也会告诉他魏玛的情况。也许我还会对他讲史泰因夫人因为要接待精神不爽的歌德夫人而感到不适。我想，我们还应该谈一谈，谈话终了时，争论也必定结束。我们应该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来。也许，您喜欢重新提起这件事情或那件事情？这些话是有分量的。您已经作出安排，叫伕子不要抬着您的尸体从妇女广场旁边经过，如果事情已到那种地步的话，我会先走一步的。夫人。如果是为了我的缘故，您就不必绕弯子了，我丈夫也不会站在窗口，他会给死亡让路的。
如果合适的话，我要给自己再斟一杯。现在我向您讲述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我没有想过从冯·歌德先生那里得到任何东西。当时，我向他递交了我兄长的一份申请书。他只是看了看我，我行了一个屈膝礼，红了红脸，笑了笑，因为一个贫穷的姑娘是不好高傲的。他邀请我走进他的花园房屋。起初，那里的人们曾经想，德莫塞勒·武尔皮乌斯顶多给他擦擦洗洗、做做饭，不会有别的。但是，“这个不会有别的”反倒成了主要的事了。对于他来说，我不是贝尔图赫工厂制花的女工，对于他来说，我是一个种花姑娘。我是他的姑娘，他爱姑娘，他讨厌夫人！我偷偷地穿过花园，去而复返。伊尔姆河的水闸上流水潺潺，当时没有人发现我。他本不该多嘴，我也不该饶舌。可是，那些魏玛人呀！那时，他们每个人仿佛都长着三只眼睛和三只耳朵！当他们打听到，我白天黑夜呆在他那儿时——当时人都这么说——我就成了从阴沟里爬出来的生物。我成了一个娼妇，我的家庭成了卑贱人家，我的父亲也成了一个酒鬼。
但是，我的丈夫给了我一把钥匙，并且说：“我们的小房子”。我在花园里刨地，锄草，从伊尔姆河里取水、浇花。那些花枝叶茂盛，芳香扑鼻。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在户外的花丛中，那些花带刺，会凋零，和我在贝尔图赫工厂必须为像您这样的太太们做的绢花戴在她的胸前——戴在“她那动人的胸部”（我们还加上这么一句）时，我们姑娘们都感到我多么骄傲啊！
我那位到耶拿去时，有许多天我就一个人呆在小屋里，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他回来的时候，我不觉得厌烦，也不去问他干了什么和从何处来的。然后，我们亲热一会儿，接着他就像我一样渴望知道一些新鲜事。法兰克福的拉特夫人把他称之为自己宠爱的汉斯并给他以爱抚，这是他和我都喜欢的。他夸奖了我，但没有提我的名字。他说自己现在有了一座房屋，吃得好，喝得好，以及诸如此类，大家都知道他所说的诸如此类是指的什么，于是便窃窃私语，大声责骂，这使我不敢在街上露面。但是他只是把这看作是一次没有举行仪式的婚姻罢了。他还没有看见过多少好的婚姻，在魏玛没有见过。在耶拿也没有见过。从没有一桩婚姻使他感到过兴趣。那里一切都取决于门第和某种要求，根本说不上有快乐与欢笑。我学过的东西不多，仅仅能读能写而已，但我睁开眼睛，竖起耳朵。我的思想跟在他的思想后面疾追，我常常跌筋斗，跟不上。他把他写的东西朗诵给我听，不仅仅对您那样做，夫人，今天，他有时还这样做。我仔细倾听，我点头，或大笑，假如那是令人伤心的，我会嚎啕大哭。然而，如果那是无聊的东西，我也会打瞌睡。我就像听众一样，而您是他的女批评家。一个人在家里是不愿意受到批评的，他愿意呆在家里给人喜爱的和受人赞扬。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以大吃大喝一通而告终。这意味着什么，您不清楚吗？您和御马总监先生在一起不曾有过这样的情况吗？不说它了！反正现在您也不再需要知道它了。
当您从反光镜里发现武尔皮乌斯的时候，您究竟对您的女佣人说了什么？武尔皮亚太太来了，就说我不在家？我有病？略感不适？您看见我就感到难受吗？这儿可有点发霉的气味啊，夫人，在楼梯上就能闻到了。空气太不流通了！我是从穷乡僻壤，从污水沟里来的，是吗？您到底是怎么说的？现在我要在死以前弄个水落石出，会弄出结果的。我告诉过车夫：送我到冯·史泰因御马总监的夫人那儿去！不要等我，我们要好好谈谈，得很长时间。
现在我亲眼看见了，您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地板吱吱嘎嘎地响，没有地毯，没有枝形吊灯。但还有一个放名片的银盘子！椅子没有软垫。您坐在窗前，望着大街，心想人们犯什么样的错误呀，他们在嘲笑自己。您是一个旁观者，可我到处都参与其事，今天仍是如此。您生病了，因为法国的大兵把您的东西统统砸碎了，抢光了，只要战争还存在，这样的事免不了要发生。可我把那些坏蛋轰出去了。滚出去！我曾这样叫喊过，即使说的那句话不是法语，但他们还是听懂了。您，您可以用外语交谈呀！还是您不想跟那些粗鲁、野蛮士兵打交道？
在您这里我要冻僵了，夫人！这是一种高贵的冷漠和高贵的苍白。但我要去晒晒太阳，因为我喜欢温暖，我晒得像西西里岛上的女人一样黑。下雨的时候，我把头发散开，平时也不用烫发钳，也不结扎，一切都任其自然，正如我那位所喜欢的那样。我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我觉得这是对的，但他说嘴这个词儿时用的不是“鸟嘴”而是“你的小兽嘴”。我没有鸟那样的尖嘴，舌头也不尖，我身上一切都是浑圆的。浑圆的比有皱纹的更好些。我还有酒窝呢！他曾经数过，一共十二个。我不告诉您它们都在什么地方。我说“我那位”，他也总是这样说，好像“我”仍然是怀着儿子的乌尔庇尤丝太太。我说“我”——您不在意吗？我那位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他。如果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到底用什么词汇来表示更恰当呢？您是他灵魂上的女友。好！我会欢迎您得到这个灵魂的，只要它是一个善良的灵魂！起初您是他的女教师，后来是我，只有在我身上，他才学到了别的东西。您比他年长七岁，我比他年轻十七岁。我可以作他的女儿。但是我不愿意。要是那样的话，您可能会教导我，训练我，我也许就会成为一位宫中小姐。没有您那高尚的灵魂，他也可以持续很久。人们更习惯温暖的床头，我就是他的暖水罐。
怎么会这么快：一年，我就生了。“爱孕育了你：我将把爱分一部分给你”——他用这样诗句欢迎自己的儿子。我们的奥古斯特啊！我们的小宝贝！夫人，您本来可以与我们一起分享欢乐，这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亲骨肉啊！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也从未否认过。他对您的儿子弗里茨完全像一个父亲那样教育他，培养他。而现在您竟恶语中伤我们的奥古斯特，说他会像他的母亲那样成为一个酒徒。
我那位在宫廷里公务缠身，不得不经常外出，但他始终思念着小宝贝和我。他给我写信并带回一些小礼品，使我可以像魏玛的贵妇人一样梳妆打扮。其中有一些帽子和丝绸衣料。我感到无聊的时候，可以出去散散心。他不喜欢我愁眉苦脸，如果我发现自己不太高兴，我就出去跳舞、喝酒、滑冰和玩牌。他回来的时候，我就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活泼而又快乐。我就像我，他就像他。他希望我这样，我也希望他这样。我常常很胆怯，像意大利的姑娘们一样。这就是说，女人对一个男人有了兴趣，夫人！她不是对任何一个人都这样，只对那一个男人！这样一来，他就会稍微感到有点发痒。而我的这种使人发痒的特征，每次都使他更加生气。他写出的一部新作品，我也搞出点新花样。然后我就觉得再也不会成功了，我指的什么，您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现在我也会嚎啕大哭，这可能使您觉得很合适，枢密顾问冯·歌德的夫人在冯·史泰因夫人家里流眼泪，这太可笑啦！在我哭之前，我宁愿先大笑一场。当我的孩子只活了几天，而有一个孩子活了几个钟头的时候，您在宫廷里曾经说过：这是上帝的惩罚！假如您的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那就是上帝的无法考察的意志喽！您把一切都理解符合您自己意愿的东西了。
大腹车料玻璃瓶里还有一半。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夫人！
他的母亲，也就是住在法兰克福的拉特夫人，把我称作“亲爱的女友”，也称作“亲爱的女儿”。她说，我可能成为他的“Gefahrlin”女同伴，这话说得很准确，因为“Gefahr”（危险）就隐藏在其中。我被用车送走了！我的华丽的马车啊！这是一个胜利，当他把那辆马车送给我的时候，我让人驾好车，上了大街。车跑起来时，窗帘飘动！那期间我们住在“猎人屋”。他把那房子称之为“爱之屋”，不过，这可不能让别人听见。魏玛的爱神啊！您的脸红了吗，夫人？如果我们的未举行仪式的婚姻能使他满意，也能使大公爵满意，那么它也能使我满意。我还能有什么样的选择呢？究竟谁会娶我呢？也许是一个办事处的秘书，作一个大人物的女友也比作一个小人物的妻子强。他会像最好的父亲一样关心我们，他收留了我的姑母，是她把我养大成人；也容纳了我的妹妹；他像一个姐夫那样关心我的弟弟，并在宫廷里给他谋了一个职位；他也曾为我和奥古斯特立下了遗嘱，说如果他万一有什么不测，一切财产都应归我们所有。
您为什么恨我们？我并没有抢去您的一针一线。我给予他的东西，您却不愿意丧失，难道您根本就没有？正如有些人那样，只是在分道扬镳之后方才认识到某种东西原来的价值。这一点我是从花园里认识到的；不下种是不会长出苗来的。
您还记得一八〇六年十月十四日吗？如今，孩子们在小学校里都在学习这个日子，耶拿战役日！当法国兵在妇女广场破坏一切，冲进房屋，举着闪闪发光的弯刀，要向我那位扑去的时候，我猛地冲到他们中。那些男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我把几个银烛台塞到他们手里，他们就走了。我那位说他感谢我救了他的命，从那以后我们才真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仍然对我负责。在那之后第三天，我们结了婚。您说过，那是秘密的，仅仅在教堂的一个小配殿里举行了仪式，是因为歌德觉得与武尔皮乌斯结婚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不是事实。当时教堂的正殿里躺满了伤兵。因此才那么做。教堂的主事亲自主持了我们的婚礼。此后，我在正式场合被称为“阁下”，我的奥古斯特就自称姓“冯·歌德”。我受到了尊敬！当那些魏玛人不得不接见我这个冯·歌德枢密顾问的夫人时，我能听见他们咬牙切齿的声音，尽管如此，我继续玩牌，一个人去剧院，不过是坐在包厢里！我那位没有把我禁锢起来，我也不限制他。现在我问您一件事：要是已去世的御马总监先生在得到您二十多年之后，他会不会和您再结一次婚？
我喜欢庆祝节日，哪儿热闹，哪儿开心，我就喜欢往哪儿凑，例如和演员们在一起。那些魏玛人这样的事也要议论：在您家里他甚至不能穿那件先知的大衣，也不可穿那双软底拖鞋。您想那衣服上的花边、假发和绣花背心，使他成为一个宫廷诗人。当他咽喉粘膜发炎而发烧时，我就把他裹起来，当他突然发高烧打寒颤时，我就脱下衬衣，不是他的，而是我的，夫人！我用身体去温暖他。我像您一样好地掌握了六音步诗的韵律，但那是他在我的光脊背上和臀部上为我数过的。长——短——短，长——短——短。人们把这叫做有顿挫地吟诵。而他把我的臀部称之为卡里皮戈斯[4]。在那不勒斯他看见过那个具有美丽臀部的维纳斯雕像。那是在和您密切交往的时代之后，夫人！他怎样才能摆脱您呢？他不得不逃走啊！一直逃到阿尔卑斯山！没有一个人把他的《罗马哀歌》塞给您吗？秘密地？也许是他灵魂上的女友自己玷污了自己？您为什么不为他得到了那几个罗马姑娘而感到高兴？我为他得到小明娜们而感到高兴。我把她们统统称之为小明娜，不管她们现在叫丽丽，或者浮士汀娜还是夏绿蒂。他允许我去跳舞，我允许他和小明娜们在一起。只要他能使他所得到的人理解自己的诗就行。对姑娘们来说，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先生。为了工作，他需要安静。他说我老发出隆隆的响声，说我吵闹。早先我们单独在花园房里时，他喜欢这种声音，但现在，家里人满为患，除了仆人，使女，车夫和一个秘书以外，还经常有要向他表示问候的来访者。这样家里就显得十分拥挤，整天吵吵嚷嚷，因此，他经常外出。当他回来时，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黑夜就成了生命更美好的一半”。
我大概是歌德的“更丰厚的一半”，您曾经说过。这是一个灵魂高尚的女人说的话吗。童年时，我经常挨饿，后来我不得不囫囵吞下了许多东西，有些东西我是用开水冲下去的。否则我就会呕吐出来。我现在对您说的这些话，我在大街上或者在旅馆里都曾说过，您有纤细的腰，夫人。您的使女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那件紧身衣缝得如此窄小？您坐到餐桌旁边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乐趣吧？我喜欢吃，喜欢喝，要好的而不是这种便宜的甜饮料。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一大瓶都喝光了！因此您不必改变您的看法，当您到处讲武尔皮乌斯夫人喝了一大瓶，而不得不向您倾吐她的心事时，也没有撒谎。我身上疼，是肾，也许是胆。把这一切统统说出来，我感到痛快，您曾声称歌德因我而变得性感了，好像这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似的，好像他现在不再是魏玛的伟大诗坛君主似的。我有痛苦，夫人，腹痛，痉挛。痛苦使腹痛减弱，使痉挛加剧。
我五十了，您比我那位大七岁，那么您现在是——随便是多少吧，反正我们都是老太婆了。我本来就不美，在美人面前必须小心翼翼，只有在书本里和舞台上有美人。我只是漂亮。对他来说，我从前是一个长着黑眼睛的漂亮姑娘，有一头鬈发，有酒窝。我总是穿长连衣裙。我不穿紧身衣，我不节食。我放弃了那种习惯。但是除了我那位之外，没有任何人靠近过我。以名誉担保，我也有一种荣誉心，只是与别人不同罢了。当我听到有人骂我是“变得粗野的黑香肠”时，我突然得了痉挛症。有人说，我可能咬了冯·阿尼姆夫人，即贝蒂娜。当时我只是抓住了她，将她推出去，因为她侮辱了他。您也会成为“变得粗野的黑香肠”吗？我们的味道很好吃的图林根黑香肠啊！
好人，夫人！大腹瓶已经空了，我也喝饱了。我是因为疼痛才喝的，喝了就会好一会儿，我强作笑颜，贝尔卡的硫磺泉水治不了我的病，但一杯混合饮料却有点用，这种东西就是我的药。
您本来可以接待我，御马总监夫人！还有，我现在仍然有能力出入宫廷，我可以向公爵夫人致屈膝礼。公爵曾邀请我跳舞，我转动他像转动别的舞伴一样。如果叔本华夫人可以向活泼可爱的克里斯蒂安娜·冯·歌德献茶的话，那么您就不会觉得您的红葡萄酒太可惜了。我将派人送给您一小箱我们的沙木斯葡萄酒。
现在我要走了。我的腿脚已经不行了。我不想把名片放在您的银盘子里，我想放上一首我那位写给我的诗，我应当把它朗诵一遍吗？或者，您是否讨厌武尔皮乌斯的粗俗的图林根乡音？
假若你讲了，苔丝德蒙娜
——在奥瑟罗将军卧室里的最后一刻钟
我曾经说过，要沉默，要安静！
不，奥瑟罗，不！我将不再沉默。这儿，在我们的卧室里，我也要讲话，你想把我们的爱之床变成杀人场吗？难道一切都得以流血告终吗？你是一位将军，你现在要变成杀人犯吗？把匕首放在一边吧，奥瑟罗！不要碰我！难道这会成为你最后的英雄行为？要杀死这个爱你的、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妻子？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你可以在一刻钟之后把我杀死。我请求你给我最后一刻钟。我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托付给你了，奥瑟罗，此刻你不要吝啬，把这最后一刻钟当作礼物送给我吧。
你打了你经常用亲吻覆盖的脸颊，你侮辱了一个威尼斯女子，你是什么人，你可以做出这种事？难道你只有一双手？你只用手去思索，去感觉吗？现在你把它们握成了拳头，这是那双温柔地拥抱过我的手吗？我向你发誓，奥瑟罗，把你的力量送回到你的心里和你的头脑里去吧！用拳头是什么目的也达不到的，即使是一位将军也不行。难道在这样一个又大又美的头颅里没有一丝儿理智？难道在这美丽伟岸的身躯里只有一颗那么渺小的心脏？你竟然相信那块脏手绢有什么魔力！别忘了，人们曾用它擤过鼻涕、擦过额头上的汗水，也用来拭过眼泪。难道我选作丈夫的人是一个布匹商，或者一个织麻布的人？你父亲把这块小手绢给了你的母亲而你又把它作为新婚的礼物赠给了我。其实你给我的东西并不多。我本来是娇养惯了的，奥瑟罗，但我把那块手绢好好保存在身边并把它带到了塞浦路斯。难道我应该更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吗？我怎么能想到别人会把它从我身边偷走呢。难道在你的家里，我周围的人都是小偷？难道我应该明白，你会利用这个爱情的信物来反对我？我太轻信了，奥瑟罗，我太痴情了！我没想到，一块手绢就足以陷我以不忠。我呀，苔丝德蒙娜！即使我有过失，我的死也不会减轻你的妒忌，但我是无罪的。让一切罪责者落在你的头上吧！你无法活下去，也不会活下去，唉，要是我父亲将我用链子锁起来关进铁栅栏后面多好啊！但要是这样，我也会砸碎锁链并用我的双手推弯铁栏，跟我爱的人走的。我被你的眼珠迷惑了，你的皮肤如同豆蔻一样黑，从前我所见的人，没有一个能与你相比。在你身旁，所有的威尼斯人都变得苍白而虚弱。
当你——第一次！——对我讲你的英雄事迹时，我叹息了，哭泣了，我欣赏你，同情你，妒忌你。我的心里装满了怜悯，还有妒忌。当时我真希望成为一个男人，去与所有的威尼斯的敌人搏斗。但我只是一个出身高贵、教养有素的姑娘，温柔而美丽。你是一个外国人，像一个英雄。难道我没有给过你足够的东西证明我的爱情吗？如果你说苔丝德蒙娜不忠诚，那你就侮辱了她所爱的人。你相信，你能被一个像凯西奥那样的人所代替吗？难道你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奥瑟罗？难道我的自白没有使你更高贵？你不能每天早晨说一遍：苔丝德蒙娜爱我！苔丝德蒙娜尊敬我！威尼斯元老勃拉班修的女儿啊！难道我对你的爱情不是众所周知？别忘了我在威尼斯公爵面前的庄严宣告！难道我没有离开威尼斯，离开嬉戏的女伴，离开正对我发怒的父亲，跟着你来到这遥远的国度？你想把我父亲的恶毒的誓言——说我既然欺骗了他，同样也会欺骗你——变成真实？
你现在什么也不要说！让我把话讲完。我应该更紧地拥抱你吗？每天晚上都要我重对你说：“你是苔丝德蒙娜所爱的人吗？”她爱你的棕黑色的皮肤，那棕色就像塞浦路斯沙滩上潮湿的沙子。难道我应该像公爵的情妇一样对你窃窃私语吗？没有人教过我谈论自己的感情。女人应该内向，应该缄口不语。这是多么愚蠢呵！这是多么致命的弱点呵！难道我该每天重新夸赞一番你的英雄业绩？对你背诵那些战役的名称？我选择了一个强壮的男子汉，而今你竟变得如此软弱，奥瑟罗！我的心里装满了怜悯，我不再妒忌你了。
你伸开了手指吗？你不愿要我的同情吗？站住，停在你现在站着的地方！不要向前一步！你要扼住我吗？我不会呼喊救命的。但我要用更大的声音讲话，因为你好像变成了聋子似的，人人都是可以听我要对我说的话。难道你只听别人悄悄告诉你的话？为什么我不自己去问个明白？不要谈论别人，要与别人谈一谈！你不和你的——现在我是你的敌人——谈话，却拿起了武器，不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小巷里，谁对你窃窃私语，你就相信谁。去问一问我的女佣人，我是否把手绢偷偷地送给了凯西奥，她是伊阿古的妻子，那位凯西奥只叫过一次我的名字吗？我们有暧昧关系吗？想一想吧，奥瑟罗，还有十分钟，问问你自己的脑袋，问问你自己的心，说不定这一切只是伊阿古搞的鬼。他嫉妒你的权力和你的幸福，从一开始就心怀叵测，你一点也不识人吗？你是一个纯洁的傻瓜吗？伊阿古想获得勇敢的凯西奥的位置——是的！凯西奥是勇敢的，对你非常忠诚，他的意中人是那个叫毕安卡的姑娘，这里除了你无人不晓，你为什么不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地问一问呢？伊阿古把他灌醉了。伊阿古比你更敏捷，更聪明，如果狡猾可以叫做聪明的话。因为你更看重凯西奥，所以他恨我，也恨凯西奥。如果他也恨我，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了解别人的弱点，并会加以利用，凯西奥的弱点是喜欢喝酒，你的弱点是嫉妒。确实如此奥瑟罗，嫉妒也是一种弱点。而我的弱点则是太信赖我们的爱情。奥瑟罗和苔丝德蒙娜，多么伟大的一对爱人！这就是我的荣誉心和虚荣心。白皮肤的苔丝德蒙娜和她的黑皮肤的奥瑟罗。我是很自负的，我越过重重障碍，跨过海洋，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你这个外国人，我为此而感到骄傲。光荣的奥瑟罗将军从威尼斯被派往塞浦路斯，去抵抗土耳其人，保卫岛国威尼斯。勇敢的苔丝德蒙娜像一个公爵的情人那样请求公爵允诺她与他一起出征，这同时也是一种虚荣，我承认，并非只是爱情。这就说是我的弱点，我的过错。我们的无限的爱情现在必须得到证明。我问你：你愿意作为杀人犯载入史册吗？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公爵将要把你召回威尼斯，把你送交法庭审判，如果我父亲的密探没有提前为我报仇的话。
如果你是聋子，奥瑟罗，如果你不懂我说的话，也不懂我的眼睛的暗示，难道你还不懂我的手的语言？让我的手指与你的手指、我的唇与你的唇交谈吧。如果你不再相信我说的话，你就相信我的目光、我的双手、我的肩膀的真实吧。
有人说，爱得多的人，痛苦也多。难道我对你爱得还太少吗？因此就该被判处死刑？谁来执行？你是谁，可以执行？你刚才问我是否做过晚祷了，是吗？做过了，奥瑟罗，像每天晚上一样，我已背诵过主祷文，我常常只是有口无心地唠唠叨叨说个不停，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如此渴望得到一点帮助。我曾想不论遇到什么危险，奥瑟罗总会保护我的，这就是我的安慰。我地上的父亲因为你的缘故把我赶出了家门。你不了解我们基督教的祈祷。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你生活在你的世界里，谁也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脚步声，谁也没有敲叩另一个人的门户。但是我每天晚上都祷告：保佑奥瑟罗！那声音如同给我的上帝的一个命令。我本应和你一起祈祷，保佑我们俩！我本应把我们的祷词教给你。我们祷告：主啊，显灵吧！难道这要杀死我的意志，竟是最爱我的上帝的意志吗？对我来说，你比一切人都更高大，我曾经把你放在讲坛上，把你看成一个英雄，一个神。
因愤怒泛起的红晕从你的脸上消失了，奥瑟罗，在你的黑色的皮肤下面，你变得苍白了。你像别的男人一样也是一个人，你是脆弱的，我哭泣，因为你作为一个受伤者，站在我的面前，这是我的过错。但是，不要让自己变得这般渺小！我看见，你的眼睛仍然闪射着光辉。我的时间到了，奥瑟罗。把你的沉重的双手最后一次放在我的脖子上吧！
现在我没有手绢擦自己的眼泪了，把你的借给我用吧，你经常这样做。你的上衣里没有手绢吗？怎么会呢，奥瑟罗？我不是给过你许多美丽的、我亲手镶边、绣花的手绢吗？我选用丝绸，有时候用上等亚麻布。你不在的时候，我多么经常地想念你啊！那此小手绢都哪儿去了？那都是我的爱情的证明。你说！你把它们丢到哪里去了？你把它们送给谁了？安静，安静，还有一点时间，足够你翻遍身上所有的衣袋，裤兜。你找，你找，奥瑟罗！也许你——那确实是可能的！——曾经挥动它向某人示意！难道你不得不揩干那娇嫩的脸颊上的泪水并把手绢留给她？那些小手绢丢得多么快啊！要我帮你找吗？不要动！让我掏一掏你上衣里面的兜。你还是那么怕痒吗，奥瑟罗？你的心跳动得多么有力！它又是多么温暖啊！你的胸脯上汗水淋漓，你的整个身躯在哭泣。你还记得我们在威尼斯的第一个夜晚吗？当我解开你的短上衣的钮扣时，发觉你里面没有穿衬衣，当我看到你强壮黑色的身躯时——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男人的赤裸的胸膛——我是怎样的害怕啊！同时我又快乐地笑了，因为这一切都是我的了，然后我们怎样——奥瑟罗，你还记得吗？只要一想到此，我就脸红，像你，像我，像我们，奥瑟罗，今天你的短上衣下面又是赤裸裸的啦！
现在我们俩该大笑吧。
奥瑟罗！
（李士勋 译）
布龙克
布龙克（1927—）德国女作家，生于不伦瑞克。中学毕业后曾学习绘画，后在朋友、奥地利作家马克斯·布罗德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有长篇小说《单身，一个孩子》（1972）、《巢》（1975）、《战败者》（1977）；短篇小说集《火焰》（1981）以及电视剧《一个普通的下午》等，擅长刻画妇女心理。
女友
在离李斯特广场不远的地方，我进了一家酒店，想再喝点咖啡。我还不想睡，还在思索一些问题。柜台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钟，时针正指着十一点。我一落座，就感到浑身一阵颤抖。我已在城里逛了两个小时，邻桌坐着一位姑娘，年纪和我相仿，那边挨墙坐着两对夫妇。桌上到处杯盘狼藉，灰白相间的仿大理石塑料面上沾满了一圈圈滑腻的残迹。我不晓得这儿几点关门。咖啡在咖啡锅里放的时间太长，所以味儿苦了。
街上仍是狂风怒号，飞砂走石，不住地吹打着窗户。呜呜的风声中不时隐约传来店铺招牌或百叶窗的啪嗒啪嗒声，帆布篷的哗啦哗啦声，以及女人因为开不开门，或者关不上窗户，或者被风吹走了什么东西而发出叫喊声，纸杯、罐头盒，香烟盒等等，凡是松散的东西，全被狂风卷起，一会吹到这边，一会儿刮到那边。只有沉甸甸的香蕉皮和橘子皮仍旧粘糊糊地残留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挨墙坐着的那两对夫妇现在准备走了。但是他们刚开门走上大街，就尖叫着被一阵劲风吹得缩了回来，正在这时，电灯灭了，收音机也不响了，柜台后面的女郎下意识地在咔嗒咔嗒按着开关，仿佛心里害怕似的。邻桌上的那位姑娘漫不经心地说，“街上全黑了。”这时我们才发现，果真已经看不到外面商店橱窗和霓虹灯广告了，红、蓝、黄等等各种五颜六色的东西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片漆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一片黑暗，大家的眼眼还没有习惯。但是邻桌上的声音我却觉得可以形像地感觉出来。这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刚冒出来的就打住了，转成一阵平缓的笑声。这笑声流露出一种极大的优越感，听来很不是滋味。
先前，收音机里的音乐一停，谁都没有说话，现在大家又都谈笑风生了。酒店点了两支蜡烛，其中一支就放在我的桌上。邻桌的姑娘俯过身来，凑着烛火点香烟。她的长发披落到前面，她仰起脸，下巴往前翘起，把头发轻轻地往后一甩，以免被火烧着。我们谈论狂风，谈论停电，谈论医院、工厂、夜班，谈论开不了的火车，我们不信一次狂风就会把行车时刻以及生产都统统打乱。但我们什么也不懂，结果表明，对于技术问题我们都是一窍不通。她是音乐学院的学生，是学钢琴的。“不是！”她笑道。“学的不是贝多芬！是韵律，是韵律体操。”
嗯，噢……我没有认真听，心里一直在考虑，能不能和她交个朋友。但是，怎么好请另一位女子，一位萍水相逢的、眼下对自己毫无兴趣的年青女子去约会呢？[5]她一个人坐在这里，和我一样一个人坐在这里，这是偶然的情况，还是惯例如此？我们谈论着我们租赁的带家具的房间，谈论女房东，谈论城市和戏剧。我们一起离开酒店往广场走去，广场上也是漆黑一片。“您看，所有街道，整个小区都是黑咕隆咚的！您想，全城是不是都黑了？”我问道。
“也许都黑了，”她说。
“这风……真………”我嚷道。
“什……什……什么？”
“这风倒真还可以！”
我们禁不住笑了，我们像是在浪里搏斗的人，浪头一落，立刻就想到，这风浪已过，水面该平静了，但是下一浪头又盖过了她的头。从广场到我的寓所，一路上都是树上刮下来的干枝。我们头上，树枝还在咔咔作响，我们缩着脑袋。我从她的谈话中得知，她住的地方离我并不远，午饭她在食堂吃，到了我的门口，我们停住了脚步。我故意磨磨蹭蹭在自己身上找钥匙，虽然我知道门并没有锁上。看来老是忘了锁门。有回我在楼里就碰到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正在啃面包，另一回碰到一对情侣，坐在楼梯最下面的阶梯上，起先我以为是一个人，吓了一跳，便停住了脚步。随即我见到两个人，“二”是个吉利数字，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但大多数是吉利的，从“三”开始就危险了，不论是单数或双数，我很怕人。
姑娘向我伸出了手。“晚安，”她说，“黑洞洞的，您上楼可别摔着啊！”她笑了起来。
“我小心就是了，”我说，也笑了，同时在搜索枯肠，想找点话来说说，好让她再多呆一会儿。但当树梢上又发出吓人的咔咔响声的时候，她便蜷缩着身子，笑着疾步离去了。
我闪过黑暗，穿过陌生、冰冷、宽敞的楼梯屋，上了楼，走过一家家门口，门上有的安了姓名牌，有的放着纸条或名片。我心里思忖，也许，也许她不是我要找的那样的女友。要是灯亮着，恐怕我们刚才就不会相互产生什么好感。我竭力回想她的脸庞模样，可是她的脸庞已经消失，还有头发，那不让烛火烧着的长长的绺绺金发，那叼着香烟向前伸着的小嘴，那由于怕被烛火烫着而眯缝着的眼睛，还有那映在脖子上的鲜明的暗影，以及那抑制着的声音，虽然她说的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的声音再也没有了。我脑子里记录的东西不太靠得住。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考虑自己太多了——虽然我曾竭力争取她，——太怕这寂寞的房间，太怕孤独地在城里逛荡，太怕自己那种种无益的念头，太怕想到独自一人吃饭毫无滋味的情景？她只是一个对像，淡漠的、偶然的对像？
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很久，还在不停在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某天中午我们是否能一起吃饭，在我们萍水相逢的那个小酒店，或是在火车站，或者在一个饮食摊上？但是她每次都说：“谢谢”，她要和同学一起在学校的食堂用餐。
（韩耀成 译）
君特·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1927—）德国作家，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当过矿工、石匠，学习绘画和雕刻。最突出的成就是小说。《铁皮鼓》（1959）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此书与《猫与鼠》、《非人的岁月》合称“但泽三部曲”。他用艺术手法再现了纳粹统治时期和战后初年的西德社会。长篇小说《比目鱼》和《母老鼠》及中篇《蜗牛日记》和《在特尔格尔的聚会》等作品以荒诞讽刺的笔调描写了历史和现实。他的《铁皮鼓》在国内外获得过多种文学奖，被公认为联邦德国战后文学仅次于伯尔的最重要代表。
对《铁皮鼓》的回顾或作为可疑证人的作者
一九五二年春夏，我搭便车在法国四处游逛。我无以为生，在包装纸上作画，同时不停地写作：语言像腹泻似地缠上了我。除了（我相信）一些歌唱长眠的舵工帕利儒斯[6]的、纯属依样画葫芦的诗歌外，我写出了一首显露才华的长诗。在诗中奥斯卡·马采拉特[7]——当时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圆柱圣者的身份出现。
一个年轻人，像当时流行的风尚那样，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的职业是泥瓦匠。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任性而且确切地说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读了不少书，常常旁征博引。富裕尚未到来，他就已经对富裕厌倦了：简直是感到恶心。因此他在他那个（一直是无名的）小城中心造了一根柱子，把自己用铁链拴在柱顶上。他的母亲一边骂着，一边用一根长杆挑着饭盒给他送饭。她想把儿子引下来的尝试得到了一个神话装束的少女合唱队的支持。小城的人环绕着他的柱子围成一圈，朋友和对手都聚集在这里，最后全体居民围在四周抬头抑望。他，圆柱圣者摆脱了一切，向下俯视，从容地变换两脚的支撑重心，找到了他的角度并且做出带譬喻意义的反应。
这首长诗并不成功，它已被遗忘在什么地方。我只零零碎碎地记得几段。不管怎么说，它表明我同时受到特拉克尔[8]和阿波利奈尔[9]，林格尔纳茨[10]和里尔克，以及翻译蹩脚的洛尔卡[11]的作品多么大的影响。唯一有趣的仅仅是寻找一个使人入迷的角度：因为圆柱圣者的加高了的立足点是完全静止的。只有这样，奥斯卡·马采拉特三岁时的身高才能显得既有灵活性，又保持距离。如果谁愿意这样看的，奥斯卡·马采拉特也算是一种变形的圆柱圣者。
还在这一年夏末，当我从法国南部经瑞士向杜塞尔多夫方向迁移时，我不单第一次遇到了安娜，而且出于纯粹的直观印像发觉圆柱圣者被放下来了。由于一次很平常的机会，一天下午，我看见在一些喝咖啡的成年人中有一个三岁男孩，身上挂着一只铁皮鼓。三岁的孩子在他的玩具上忘掉自我的失落感，以及他根本不理睬成人的世界（每天下午喝咖啡闲聊的人们），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一直保留在我的意识中。
这个“发现”被整整埋没了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居柏林之后，换了一位雕塑教师，在这里，我再次遇上安娜，一年后我们结了婚，不久，又把思想固执的妹妹从天主教修道院接了出来，我绘画并雕塑鸟形动物、蝗虫和金丝鸡。我的第一篇较长的散文试作名叫《栅栏》，模仿卡夫卡大量地采用了早期表现主义者的譬喻，可是试作失败了。后来，因为我不太紧张了，才写了最初那些不是很严肃的即兴诗，同时画了些熟练的插图，这些诗和画与作者保持距离，并赢得了准许出版的那种独立性：我的第一本书《风信鸡的长处》就这样问世了。
带着这样的行装——积累起来的素材、不确切的打算和具体明确的雄心，我要写我的长篇小说了。安娜正在寻找一个严格的芭蕾舞训练机会——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一贫如洗，但是却无忧无虑地离开了柏林，迁居巴黎。在比加尔广场附近安娜找到一个严格的俄国芭蕾舞教师诺拉夫人，我还在润色我的剧本《恶厨师》时就开始了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小说的名字几经改变，叫过《鼓手奥斯卡》、《鼓手》、《铁皮鼓》。恰好在这里我的回忆阻塞了。虽然我懂得要概括全部素材、版画式地构思几种草图，在继续进行的工作中毫无价值。
的确，第一、二稿的手稿，最后连第三稿也都填进了我的工作间的炉膛，关于我的工作间下面还会谈到。
随着第一个句子：“我承认，我是一家精神病院的病员……”栅栏就打开了，语言源源涌出，记忆的东西和幻想、游戏的乐趣以及一连串细节的强迫联想展开了，一章接一章地产生。凡是空白截断叙述的长河的地方，我蹦起来，带有地方色彩的故事就向我迎面而来，小罐头裂开了，气味散发出来。我添上一个繁衍杂乱的家族，并和奥斯卡·马采拉特及其亲属围绕着有轨电车和行车路线，围绕着同时发生的事件和年代顺序的荒诞压力，围绕着奥斯卡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讲述的理由和他想生一个儿子的要求，围绕着他的真实的和虚构的过错展开了争论。
这样，我想给他，这个孤独者添一个坏心肠的小妹妹的企图因为奥斯卡的反对没能成功；可能这个受到阻碍的妹妹后来以图拉·波克利夫克的身份坚持了她的文学存在权利。
我对我的工作地点的回忆要比我的写作过程的回忆准确得多，底层的一间潮湿的小屋是我从事雕塑的工作室，这项工作虽已开始，但自创作《铁皮鼓》以来变得时断时续，我的工作室同时也是给上面我们那间小屋的住室供暖的地下室。在写作过程中我作为伙夫，添火加煤的活与写作衔接。一旦我写稿写得卡壳了，我就从临街房屋的地下室板棚里走出来，用两只桶去取焦炭。我的工作室里有一股墙壁的霉味，使人感到亲切。滴水的墙壁使我的想像像河水一样流淌。房间的潮湿也许增加了奥斯卡·马采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人，所以我每年在夏天的几个月中，有几个星期可以在提契诺州户外写作。在那里我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眺望南部地区微光闪烁的景色，同时汗水淋漓地描写冰封的波罗的海。
有时，为了换换空气，我在巴黎的咖啡馆乱涂一章章的草稿，就像电影镜头上保留下来的那样。悲剧性地纠缠在一起的情侣，躲在大衣里年老的女人，装有镜子的墙壁和关于《亲和力》[12]的青春风格的装饰图案：歌德和拉斯普汀。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必须活得健康、结实，顾着烧菜煮汤，出于为安娜那双跳舞的腿感到的快乐一有机会就跳跳舞，因为在一九五七年秋——我正在写第二稿时——我们的双胞胎，弗兰茨和劳尔出世了。不是写作问题了，剩下的只是经济问题。最后我们靠严格分配我赚的外快每月三百马克维持生活。
有时我觉得，没有毕业——这个单纯而又确实使父母伤心的事实保护了我。因为如果毕了业，我肯定会得到一个职位，我就可能成为一名晚间节目的编辑，我已开始的手稿就会塞进抽屉里，作为一个未能如愿以偿的作家，我心里会对那些可以自由自在写作的人积起越来越大的怒火，人们真是得天独厚啊！
因为要写保卫但泽邮局那章的最后一稿，我于一九五八年春到波兰作了一次必要的旅行。赫尔勒推荐，安德烈·维乐特写了邀请信，我途经华沙前往格但斯克。我估计还有幸存的当年波兰邮局的保卫者，就向波兰内务部——下设一个存放在波兰的德国战犯文件的办公室——打听。有人给我了三个当年的邮局公职人员的住址（最后的地址是一九四九年的），但是有保留地说，据说这三个幸存的人不是为波兰邮政工会（一般也不被官方）所承认，因为按照德国和波兰公开的说法，所有的人都在一九三九年秋根据紧急状态军事法被枪杀了，因此人们把全部名字都刻在石碑上了。谁被刻在石头上，他就不再活着了。
我在格但斯克寻找但泽，也找到了两个当年波兰邮局的公职人员。他们在此期间已在船厂找到了工作。在那儿挣的钱比在邮局多，而且他们本来就对于不被承认的状态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的儿子要把父亲看成英雄，并且（毫无成效地）为使人们承认他们为抵抗战士四处奔波。从两个邮局公职人员（一个过去是送汇款的邮递员）的口中，我得到了邮局保卫战的详细细节描述。否则我还编造不出他们逃跑的路线呢。
在格但斯克，我察看了在但泽上学时走过的路，在墓地和那里的亲切的墓碑交谈（像我当学生时那样），坐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里翻阅一年年的《但泽前哨服》，嗅到莫特劳和拉道那的味道。在格但斯克我感到很陌生，但尽管如此还是零零碎碎地又重新找到了过去的一切：浴场、林间道路、哥特式的砖砌建筑和在马科斯——哈尔伯广场和新市场之间拉伯路上的公寓；我（遵从奥斯卡的劝告）又一次参与了耶稣之心教堂，那里还滞留着天主教的臭气。
然后我站在我的卡舒布族叔祖母安娜的厨房里，一直到我把我的护照给他看，她才相信我说：“喏，小君特，你长这么大了。”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听她说话。她的儿子弗兰茨，当年的邮局职员，在保卫者们投降之后真的被枪杀了。我在石碑上找到了刻着的他的名字，他是被承认的。
当我一九五九年结束手稿，校对校样，拼完版时，我得到了四个月的奖学金。赫尔勒又一次起了推荐作用。我应该去美国旅行，有时还得在大学生面前回答问题。但是我不能去。当时，为了得到签证还必须经过医生细致的检查。我做了检查。得知，我的肺部显现出好几处结节状的结核病灶：结果结节破裂，就会出现空洞。我之所以在《铁皮鼓》一书出版（离开我独立存在）之后不久，就离开巴黎重新迁回柏林，也是因为这时在法国，戴高乐刚刚上台，我在法国警察拘留所呆了一夜以后突然想往联邦德国警察局的缘故。回柏林后，我不得不每天午睡，滴酒不沾。定期检查身体，吃奶油并吞服我想是名叫雷米封的小白药片，一天三次，这使我康复并且长胖了。
还在巴黎时我就开始为小说《非人的岁月》做准备工作，这书起初叫《土豆皮》，而且是按照错误的思路开始的。中篇《猫与鼠》才打碎了我仓促搞起来的提纲。但这时我已经出名了。而且不必再在写作时往炉子里填焦炭了。自此以后我觉得写作越来越困难了。
（宁瑛 译）
哈克斯
哈克斯（1928—）德国剧作家，生于布雷斯劳。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戏剧。一九五一年获博士学位。一九五五年应布莱希特之邀移居民主德国，从事在布莱希特领导下的柏林剧团工作。六十年代头几年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任编剧，后成为专业作家。主要剧作有《恩斯特公爵的民间话本》（1953）、《揭开印度的纪元》（1954）、《无忧宫的磨坊主》（1957）、《忧虑和权力》（1959）、《莫里茨·塔索夫》（1961）、《在施泰因家里谈不在场的歌德先生》（1976）、《缪斯》（1979）等。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也有很有名，如《小猫洗公共汽车》（1972）、《大熊光临守林人的舞会》（1972）等。他曾获民主德国国家文艺奖和亨利希·曼奖等多项文艺奖。
君主的葬礼
君主死了，君主的大臣们并没为此而感到痛惜。君主不是不可取代的，他已达耄耋之年，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多少有点糊涂，他爱拿着毛线袜在皇宫走廊里来回穿梭的习惯也着实不止一次地使礼宾大臣S先生陷入尴尬之中。再说君主留下了一个容貌美丽，又深得各方喜爱的女儿，父亲一死女儿马上就接管了统治的大业。
尽管如此，君主的死还是对贵族制度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但这一威胁——容我先透露给大家——已被贵族制度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所挫败。事情是这样的，君主死后到处都流传着那位胆大包天的无政府主义者帕皮罗·德·克文蒂拉纳企图把一枚炸弹扔向送葬队伍的谣言。所有同死者有亲密关系的君主，也就是世界上尚存的所有的君主都已明确表示要前来参加葬礼。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决心用这种办法舒舒服服地把他们一网打尽。面对这一危险礼宾大臣S先生要求收回所有已发出的邀请，但没有一个君主寄回邀请。世界上尚存的那两位皇帝，所有的国王、大公和执政的公爵都来到了首都。他们参加了教堂的仪式，倾听一位红衣主教宣讲身居要职的伟大和尘世生活的渺小。然后他们都身穿华贵的丧服，表情严肃地走在皇棺的后面。对可能发出的危险，他们毫不理会，只想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此时此刻应有的姿态。他们的血缘和所受的教育给了他们临危不惧的巨大力量。当送葬队伍距离陵墓几百米处，一颗炸弹爆炸了，所有的君主都遇了难。帕皮罗·德·克文蒂拉纳逃脱了追捕者的手心，但他无法逃脱他良心的谴责。这些面对死亡表现得如此大无畏的帝王动摇了他原先对世界的看法。当天晚上他就向警察自首。
现在必须要告诉诸位的是，克文蒂拉纳很快就后悔了，而且一直懊悔到他被处决为止。他发现，第二天那些空皇冠又有了主，戴上皇冠的并不是那些君主的继承人，而是君主本人。礼宾大臣S先生因为担当不起这么大的风险便想出了一个妙计。他雇了一群失业者来代替君主参加葬礼。S先生事后获得了四千多枚奖章。因为他雇来的失业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是啊，没有人能比靠工资吃饭的人那样表现出更多的尊严和坚定性了！
（李健鸣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