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密尔顿（1608——1674）诗人、政治家。生于伦敦。启蒙教师是父亲的一位清教徒朋友，在政治思想上对他影响很大。一六二五年入剑桥大学学神学。内战爆发后，立即回国参加反教会与反王权的斗争；一六四九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政府拉丁文秘书。这期间，他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毅然放弃了诗歌创作，并且不顾眼疾，写下了《论出版自由》（1644）、《为英国人民申辩》（1651）、《再为英国人民申辩》（1654）等，支持和鼓吹共和革命。王朝复辟后，一度遭受监禁，获释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口授方式完成了三部伟大的史诗：《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力士参孙》（1672）。一六七四年因痛风病去世。他的三部史诗奠定了他在英国诗歌史上的伟大地位。他的诗歌和散文对英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论出版自由》[1]三则
善恶之辨
我们所认识的善与恶在这个尘世的范围内总是相伴生长，密不可分的；而善与恶的知识又是这样的错综纠缠，且惯以形容酷肖的面目出现，这中间的纷纭程度，较之作为长期苦役而罚使塞娥[2]不停分拣的混杂败种，可能更有过之。谁能料到，善与恶的知识这对紧紧相依的孪生兄弟便是从一只吃过的苹果[3]之中，破皮跃入这个世界的。这或许也即是昔年亚当曾经坠入其间的那个劫数——明善恶之辨，或曰，藉恶以知善。因此，既然人类已成今天这种情形[4]，试问离开对恶的知识，智慧将何得而选择，坚忍又何从而施行？那种能将罪恶及其一切诱饵与声色之乐一并擒拿在手，细加审视，而仍能知所趋避，而仍能明辨是非，而仍能择善而从的人，这种人方不愧为真正苦行跋步的基督教徒。至于那种于德无所施，于行无所表的逋逃隐遁性的道德，那种从未有冲杀应敌之劳，而只是临阵一逃了事的道德，我委实不敢赞一辞；须知不朽之花环是很少可以不备极艰苦而后得到的。显然，我们所携入这个世界的并非纯真一片，我们所带来的倒无虑是种种之不洁；致我们于纯洁者是考验，而考验则必借相反的事物。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此节柏拉图书中本早有规定[5]但要想对家家户户的古琴、提琴、吉他逐一进行检查；此事确乎非动用二十个以上检查官莫办；这些乐器当然都不能任其随便絮叨，而只准道其所应道。但是那些寝室之内低吟着的绵绵软语般的小调恋歌又应由谁去制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也都不应漏掉；还有坊间出售的种种装有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由谁去禁绝？二十个检查官敷用吗？村里面自也不应乏人光顾，好去查询一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宣讲了些什么，再则都市中每个乐师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也都属在查之例，因为这些便是一般人的《理想乡》[6]与蒙特梅耶[7]……脱离现实世界而遁入到那些碍难施行的“大西岛”[8]或“乌托邦”[9]式的政体中去，决不会对我们的现状有所补益；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无可逃避的环境中，更聪明地去进行立法。
言论自由之利
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活鲜，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议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象一个强有力者[10]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凛然。我觉得，我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翮，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诓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11]，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怪不已；而众鸟的这种恶毒的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高健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