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幽愤汗青知
——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斑斑可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捍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史小说著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觉”到：高阳又在“跑野马”了。
所谓“跑野马”，往往就是让小说中的人物“顾左右而言他”。所言者，可以是与故事主要情节有关的、可以引起联想的前朝事典，如《曹雪芹别传》里走镖的江湖人物冯大瑞说到漕帮造反的企图：
“……芹二爷你们想想，有多少人反他（按：指雍正）？连他自己亲弟兄，不止，据说连他亲生的儿子都在反，那就不用说外人了。”
这触动了曹雪芹尘封已久的记忆。
这一触动之下，曹、冯二人的对话加上曹本人的转念回忆，便岔入了雍正废皇兄、皇子的种种旧闻之中。以连载形式言之，可以“滔滔（连载）三日而不返”。
有些时候，“顾左右而言他”的内容甚至可以和故事的主要情节全无关系，如《灯火楼台》（一）中，述及胡雪岩和罗四姐（螺蛳太太）一席宴谈的情景：
……作主人的当然要拣客人熟悉或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自然而然地谈到了“顾绣”。中国的刺绣分三派，湖南湘绣、苏州苏绣之外，上海独称“顾绣”，其中源远流长，很有一段掌故，罗四姐居然能谈得很清楚。
“大家都晓得的，顾绣是从露香园顾家的一个姨太太传下来的……”
一个“顾绣”的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明朝嘉靖年间顾名儒、顾名世一族中姬妾娴于针缕的次要情节上去。读者在随高阳的野马跑进顾名世的“露香园”的同时，或许并不会怪罪：这一章的主要情节——“胡雪岩这年（按：光绪七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自然是由于七姑奶奶中风，使他有一种难以自解的疚歉之故。不过，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胡家的年景，依旧花团锦簇，繁华热闹。其中最忙的要数‘螺蛳太太’”，也就是上引的这一段，戛然而止，作者掉头倒叙同治年间从胡、罗初识到缔亲，而直到《灯火楼台》（一）卷终，也就是距“胡雪岩这年过年的心境，不如往年”足足有三个章回，印刷成书的内容则计有一百九十页，读者还未曾完全掌握：为什么胡雪岩的心境不如往年？
高阳之“跑野马”“走岔路”“顾左右而言他”，牵丝攀藤卷入枝蔓般所谓“次要”或“次次要”的情节是很可以被一些讲究“事件结构”的评者“严厉指斥”为“芜杂”的。但是，这样的指斥容或也只是囿于“事构”美学规律，取譬于“骨肉匀称”的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而已。
高阳“浩浩如江河，挟泥沙而俱下”的诸多巨构，的确不免引人细思：那些“泥沙”“枝蔓”果真是“不必要”的吗？抑或高阳原本试图借由小说这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体制，完成某种足以包罗历代习俗、名物、世态、民风、政情、地理以及辞章等典故知识的大叙述体呢？
累积乃至于堆砌足够丰富的典故知识确乎对一个可能会被历史学者“严厉指斥”的小说家有利。高阳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即在于此：他不只运用全知观点的叙述者随时插叙各式各样“实属毫末”的典故细节，也化身成书中每一个可能的人物，赋予其“博览群籍、周洽世事”的能力。像《小白菜》里的帝王师翁同龢当然可以随口征引乾隆时代慧贤贵妃父兄因贪墨而遭斩决的故事，至于《状元娘子》里的烟台名妓李蔼如不明白“有德则称，无德则否”的出处，亦不妨事，因为她可以“听洪钧为她讲过《史记》”，所以也就解悟了上述八个字出自沛公正朝仪的事典及意义。
当高阳小说中的人物也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来的毫毛而成为“叙述者/作者”的化身时，典故知识能够挥洒罗织的空间也相对地增加了许多，如此一来高阳本人的角色（无论是作者或叙述者）可免炫学之讥，同时，也缔造了一种叠床架屋、层层递转的复杂叙述结构。
值得注意的却是：高阳尽可能让他小说里的人物（无论是漕帮镖头、姨太太、帝王师或者妓女）分担作者那庞大的、累积典故知识的工程，其中似乎不无向“士君子”阶级者流示威的底细。当年庸愚子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谓“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的命意，到了高阳笔下，显然又递进到“盖欲小说中人皆得而知之”的地步。这里所谓的“知之”，正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那篇序文里一再令高阳谦称“望之却步”的“历史的研究”。
至若小说里某个聪明伶俐的侍妾或者某个参军戏的滑稽演员等“里巷鄙人”，能够信口拈出某僻典出于某僻书之类的情景，也适足构成对那些“拥学自重”的“士君子”的冷讽。
至于借角色辗转地“挟泥沙”“跑野马”“走岔路”“卷枝蔓”以缔造的复杂叙述结构，则尤应被视为高阳作品对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只不过这一点却尤其为读者、评家所忽略。
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必须先指出的是：自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以来，论小说之叙事观点（point of view）者常以区别“观点”为探索小说意义的起点，而对许多长篇小说（由于篇幅庞大的缘故）经常采取较多不同“观点”的叙事手段概称之为“全知观点”（omniscient point of view），以为持此一立场之叙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明了（包括感官上的种种接触和体会）故事中的一切，并随意从某些人物的外在感官世界进入其内心活动，且随意移跃至另一人物或时空，而作者亦拥有在任何时空中现身评断故事意义或说明故事主旨的特权。
高阳历史小说复杂的叙述结构却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探索起点：“全知观点”是否为“随意”进出游移的叙述活动？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为否，其原因安在？
笔者于高阳生前曾多方请益，就中一回询及：“您的小说里好像吃饭喝酒的场面特别多，这是什么道理？”高阳答得老大不高兴：“谈事情嘛！不在饭桌上谈，去哪里谈？漫说古人，今人要谈个什么事情，不也要喝杯咖啡？”
这一段谈话可以视作高阳历史小说叙述上的一个枢纽。熟读其作品的读者不难发现：高阳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健谈。而这个“谈”字包括了透过小说人物之纵饮浅酌所引发的对话，抑或人物个别的内心独白，抑或叙述者概略而不详尽地用广角方式（panoramic method）加以叙述式说明（narrative exposition）——也就是不细陈故事或情节之景象，仅如报告“本事”般交代资料性的背景等等。种种“谈”的交互串联、牵引、替换，目的不外唤起一种“述史”的论述氛围，并始终在小说的情节之外、情节之上浓重地敷设这个论述氛围。
在高阳的数十部历史小说中，这种以“谈”为核心，以“述史”之论述氛围为要领的表现形式不胜枚举。有很多时候，角色无可谈之人，便出之以独白。而且会将独白装点成有如对话一般热闹。
高阳运用内心独白的设计极其小心，迥异于一般擅长以同样手法表现浪漫叙述（Romantic Narrative）的作品。在《凤尾香罗》和《醉蓬莱》中，这种内心独白的设计甚至被大量用来叙述一位作家如何构思或修改其作品的过程，一任以知识性的、专业性的、技术性的趣味为鹄的。例如在《醉蓬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洪昇如何构思写作《长生殿》，并以杨贵妃影射董小宛：
不好！洪昇自己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影射董小宛太明显了。就“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来说，这个仙女非天孙织女不可。
由于天孙的援引，杨玉环复归仙班，《长恨歌》中“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的描写，便有着落了。不过，复归仙班，应有一个程式，起码也有一两出戏好写，至少可以写一出“尸解”。
然后再回到人间，南内凄凉的笔墨，固不可少；民间艳屑流传，少不得也有人嗟叹悼念。洪昇心想，除了“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以外，李龟年也大可出场。至于写到唐明皇改葬杨贵妃一段情节，必不可少，因为有影射董小宛祔葬孝陵的重要关目在内。费踌躇的是，既已尸解，从何改葬？
无论对白、对话或作者/叙述者的叙述，由“谈”字辐散而成的、“述史”的论述氛围中，大量的典故知识使高阳的历史小说充满非动作性、反情节性，略无景象描写的一个雄辩整体。他似乎和中国章回小说，也是历史小说的鼻祖罗贯中正走着恰恰相反的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