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一部电影,画面陈旧的老电影。刚开场的时候,有许多列火车交错而过,越过的山峦和田野从绿色渐渐变成黄色,从黄色变成绿色。我们听到汽笛呼啸和铁轨摩擦的声音,在声音的由大变小里,看到了一个清瘦的少女。她坐在某列火车里,去哪里并不重要,她就那样坐着,目光清澈,皮肤泛着淡绿色的瓷器光泽,右手腕上缠绕着一条鲜红的丝线。她的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火车票,神情专注地想着她的心事。
她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但是不可否认,她足够吸引我们——男人和女人。她和我们身边很多人不一样,有着天生的哀怨感,却又不是绝对的哀怨,在她的尖刻下巴里,能流露出些许勇敢和天真。
故事就从她这里说开,16岁之前,她有很物质化的生活,穿红色的皮鞋和白色的毛衣。她住的房子有几重暗红色的大铁门,屋顶上铺设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她有属于自己的玩具,可是她没有任何玩伴。
16岁之后,她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那是她第一个情人。他们贫穷得只剩下理想,蜗居在属于两个人的空间里互相取暖。
18岁,她跟了他去流浪,到某个繁华的大城市。
20岁,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改善,似乎已经在大城市立足下来。就在这时,她遇到了生命里第二个男人。
22岁,她和第二个男人去流浪,以背叛第一个男人为前提。这是一次夭折的流浪,半路上,他们被迫下了那列火车。后来,她回到第一个男人身边。
电影在继续,又是火车交错而过的画面。之后出现一条江,江的两岸是走走停停的人群。夹杂在人群里的女人——头发软软搭在脑袋上,扎一个老妇人那样的圆髻。有很重的黑眼圈。平时总穿灰色的衣服,拎黑色的包,穿黑色或者白色的靴子和鞋子。
江边的花园的长凳上坐着一位枯朽的老妇人,老妇人在调试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我们的女主角走过去,帮老妇人调试。接着,从收音机里发出轻软缠绵委婉凄凉的越剧——《问紫鹃》。
问紫鹃,妹妹的诗稿今何在?
如片片蝴蝶火中化。
问紫鹃,妹妹的瑶琴今何在?
琴弦已断你休提它。
问紫鹃,妹妹的花锄今何在?
花锄虽在谁葬花?
问紫鹃,妹妹的鹦哥今何在?
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
那鹦哥也知情和义,
世上的人儿不如它!
妹妹,我被人骗了,被人骗了!九州生铁铸大错,一根赤绳把终身误。天缺一角有女蜗,心缺一块难再补。你已是质同冰雪离浊世,我岂能一股清流随俗波。
女主角站起来,继续行走。我们不可得知她的感受,她没有太多面部表情。仿佛她的职责就是行走,再无其它。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提着简单的行李,抱着一个不足百天的女婴,只身前往另一个城市。
24岁,她和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有过某次会面。
他问她:“还要走吗?”
“还要走。”
“还是坐火车吗?”
“还是坐火车。”
男人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书名——《流浪的火车》。他把书丢到垃圾桶里,独自朝背对着她的方向走去。
她迅速地消失在人群里,没转身,没回头。人群变成水墨画里的黑色,只有她右手腕上的红丝线越发突兀了。她似乎扯断了红丝线,因为我们看到它飘飞到半空中——像舞蹈的精灵。
落幕,散场。
我和其他观众一样,走出了电影院。这不是一部适合情侣看的电影,最好单身前往电影院。我走出电影院,星空在我头上,街道在我眼前,我寂然无比,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于是,我掏出手机,给某个人打去电话,我告诉他我写的故事成为了一部也许没有票房的电影。他问我是不是在做梦,他说我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梦,他很嫉妒。
我是在做梦吗?这故事是梦吗?
我拉紧了自己的大衣,短头发包裹在黑色的贝雷帽里,绿色的围巾打着一个很大的蝴蝶结。这样的夜里,需要一点酒精的迷醉。
然而心里很空荡,可以装下许多原本无法包容的感情。这一刻,自己变得相当渺小。我只是一个边做梦边写字的女人,又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女人。
不远处,应该有一双宽厚的手和一个结实的怀抱,他会是可以给我爱和宽恕的男人。
走过这街道,转过很多弯,我们就能邂逅了。为了这最后一次有关爱情的邂逅,我等了一千年。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辨别出我的容颜,我又怕他已经沉睡在午夜的街角,那么,我要用什么唤醒他?
一个吻,够不够?
还是说,我给他一个梦。
你的出走,无非是从一个牢笼迈向另一个牢笼——你会后悔的。
那年,我似乎16岁。
他们砸碎了玻璃杯、热水瓶、穿衣镜还有电视机。我无法想象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每天出门前看几眼镜子里的自己,每天回来后看几眼电视里的别人,这些是我的嗜好。
查老师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照镜子和看电视。”
他摇头晃脑:“这些是不良嗜好,怎么能成爱好呢?”
“嗜好和爱好有什么区别,查老师?”
“嗜好是中性词,爱好是褒义词。褒义知道吗?就是好的,美好的,明白了吗?相对的是贬义词,是坏的,丑陋的。”
没有经过查老师的同意,我擅自把“照镜子和看电视是我的嗜好”这话写进了日记里。本来想加上“不良”二字,可是母亲说:“吃喝嫖赌才是不良嗜好。”
穿衣镜没了,电视机没了。
天刚有些亮色,灰里透白,白里透蓝,如同宣纸上化开的黑墨水,再倒上点蓝墨水。如果太阳出来了,就应该是再倒上了些红墨水。这样一联想,我找出了抽屉里的钢笔,又顺手拿了一条红丝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红丝线。拿钢笔是因为我妄想有天靠笔吃饭,拿丝线做什么?难不成我要缝缝补补过一世?
多年后,和人家谈起我的离家出走事件。他们问我带了什么出家门,我说:“钢笔和红丝线。”
我要离家出走。我无法忍受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是他们,就是他们,剥夺了我拥有嗜好的权利。
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走进客厅,穿过父亲和母亲,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我说:“天要亮了。”父亲问我:“橙子,你知道我的烟放哪里了吗?”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外走。
母亲问我:“橙子,你上学怎么不带书包?”
我镇静地说:“书包忘在学校了。”
我接着往外走。
我带上家里最后那扇铁门的时候,听到了最后一件易碎品破裂的“哐啷”声,似乎是为我鸣的一声礼炮。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祖父留下的半人高的大瓷花瓶。
“走了。”我这样对自己说,然后冲着那所房子摆了摆手,没带走半小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