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三叔，虽然自从大革命时期他去广州以后就和三婶分居，并在上海和王映霞结婚，但她已经没有过去对他的那种怨恨，而是饶有兴味的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里。
她对我说，那一年她和达夫带着刚两岁的龙儿（达夫第一个男孩，五岁时死去）从安庆法政专校卸了职回到上海，那时郭沫若也刚刚把日本夫人安娜接到上海住，还有成仿吾，都为达夫的失业担心，其实他们都没有职业收入，搞创造社靠泰东书局的赵老板支一点稿费，但是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谈得哈哈大笑穷开心。有一天，在郭沫若的住所，哈同路民厚南里一间不大的前楼里挤了十来个人，要她帮忙弄饭吃，因为成仿吾从湖南带来一大块腊肉，日本夫人不会做，於是三婶就下了厨房，可是要用盐用油和日本夫人讲不通话，全靠郭沫若跑出跑进当翻译。三婶笑着说：“你知道他们吃的什麽菜呀？什麽也没有！买来几十个鸡蛋，叫我一个一个煎荷包蛋，那块腊肉蒸熟了，切开来就一人一块的用手抓来吃！”她说她当时心里好笑，长这麽大也没见过这样请客的。她一面说一面笑得前仰后合。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幕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她的清瘦苍白韵脸也泛出红晕。
她还说就在他们住在马霍路时，奶奶（我的祖母）也从富阳来上海住了一回。
有一天，郭沫若来看达夫，谈起四川家里汇过三百块钱给他叫他回去，可他犹豫不定。奶奶竟当面训斥他，说老母亲一定在天天盼望，不回去看看是不应该的。
最近，我翻阅了郭老的《创造十年》，三婶所说正是1923年四月间的事，那时《创造季刊》已经出版了四期，刚满一周年，郭、郁、成三人第一次齐集上海，开始了创造社的全盛期。跟着出版了《创造周报》和《中华新报》的副刊《创造日》。达夫就在马霍路的小楼上写了《茑萝行》。五月出版的《创造周报》三期上，又发表了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郭老在《创造十年》中提到达夫这篇文章时说：“第三期上他便出马上阵。他的勇猛也不亚於仿吾，最初在中国的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怕就是达夫。”
如今三婶家的堂屋仍挂着三叔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航懒出卖文章为买书这是他在1933年移家杭州以后所写。这期间他主要是写散文游记，把满腔忧愤寄托於山水间。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在福建，王映霞携带了他的部分手稿从杭州到富阳来避难，在离县城百余里的环山亲戚家住了两个月，离去时不知是由於不便携带还是匆忙间遗忘，把手稿丢在环山。后来日本投降以后，二叔的儿子仁民在环山亲戚家里发现了不少三叔的手稿，有的是乱丢在草纸堆中，有的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就盖在咸菜缸上。他收集起来交给了天民保存。现在存在家里的还有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全部手稿，有早期手抄诗稿、日记，还有写给三婶孙荃的信，那是三婶一直保存的。我看到过一张两三尺长的宣纸上写着一寸见方的工整的楷书，是他从日本寄来让三婶学写字的。她也读过一些诗词，是当时乡间少有的才女。去年浙江《东海》十月号发表的《郁达夫日记选》原稿本就是曾盖在咸菜缸上的，去年在三婶家我也见过，是一本十六开黑色硬纸封面的日记本，封面上除郁达夫签名外，还写着“1927年8月1日起1928年7月30日止”，下面印着两行英文字：SPECIALMADE FOR THE IM—PERIAL UNIVERSITY，当是东京帝大特制的笔记本。
从家里走出弄口就是江边。向左沿江边往东南走十分钟，经过一段小树林就到了鹳山。这鹳山就像一支翠绿的鹳鸟楱息在富春江转折处的石崖上。这是一座玲珑的长满茂密树林的小山，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山路走到半山转角处有一个平台，被一棵大樟树覆盖着，这是家乡的标志，坐船来时老远就看见鹳山上特别突出的这株姿态婆娑的大树。坐在树下石栏上可以向三面极目远眺，上下游的远山帆影像缓缓流动的书卷。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每天都要走到这里来坐一会儿，父亲和叔叔们的童年时代也是每天在这儿嬉游的吧，难怪他们对家乡爱恋之深。最近找到一幅珍贵的照片，是1935年初秋，父亲和三叔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们和王映霞回到家乡，还从杭州邀约了几位朋友来富阳小游，有刘开渠、叶秋原（已故）、雷圭元夫妇等。这张照片就是在这平台的大樟树下拍的。
在北京的一年
1923年的秋后，达夫从上海到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教两小时的统计学。
最初三婶没来，他就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那时，我父亲在大理院做推事，住在西城巡捕厅胡同一所四合院里。
算起来，那时我只是七岁多的女孩，梳着两条长辫子，开始读小学三年级。
我们对叔叔的称呼很特别，竟然是用中日文合起来叫“三GIGIA”，也不知最初是父亲还是母亲教的，后来就一直这样叫，但也只限於三叔和二叔“二GIGIA”。
对三GIGIA的印象是特别深的。因为他经常喜欢带我去河沿散步。从巡捕厅胡同往西，从“追贼”胡同（因为传说当年李自成从这条胡同逃跑出城，清代相沿就叫‘追贼’胡同，解放以后自然就改其他名称了）。穿出来就到了阜城门脸了。出阜城门经过两道城门就到了两岸垂杨的护城河边。北京当时除了东西交民巷和少数大街有柏油路，所有胡同都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在我们家门口那一带，来往车辆中最多的是嘎嘎作响的大木轮马车，吱纽纽的独轮水车，再就是黄包车，还有慢悠悠的骆驼队。那大车轮把路压成一道道很深的车辙，骆驼和马又把中间踩成一个个窝窝。小孩走在路上要很当心才不把脚陷下去，拔不出来。我记得我是多麽喜欢跟三GIGIA出城蹓弯儿，过了摆渡一走上了河边一排杨柳堤岸的潮润的硬地上，我撒开他牵着的我的手就飞跑起来，觉得开心极了，自由极了。三GIGIA呢，就喊着我的小名，咯咯的笑，跑来追我，我绕着树来回跑，跑下堤岸的青草斜坡，他嚷着当心掉下河去。被他追上了就捉牢不放，按倒在草地上坐下来，有时还赫唬我要把我推下河去。然后他拿出在路上买的花生米来吃，有时袋里还带一小瓶白乾儿酒。河边有附近的农民钓鱼，他就和他们聊起天来，谈今年的收成，问他们家的人口。我才知道他们钓鱼并不是自己吃的，而是去卖点钱换些油盐。有一回，我们看到一个老头真的钓起一条鱼来，三GIGIA问他要了带回家去，我不记得他给了多少钱，只记得回到家，母亲一听说那数目就说：那麽贵呀！
直到夕阳只挂在柳树梢上，晚霞把河水染红的时候，他才牵了我的手慢慢走回家去。有时他喝过两口酒，脸和眼睛都有些红，用沙哑的嗓子一路摇摆着唱起老生腔的京戏来，我害怕他像是要大声哭出来。
冬天来了，西北风吹得窗纸嗖嗖作响。“硬面一一饽一一饽”的叫卖声像是唱出了那个时代的凄凉，成为那个年月的北京的标志，即使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也永不消逝。三GIGIA仍然带我到河边去，已经用不着摆渡，我们就在冰上走，看着岸上的枯树在冷风里摇晃，看着工人们凿出四方的大冰块，用力猛推一下，冰块滑到岸边，再把它运进冰窖储藏起来。我最喜欢的是坐上冰船儿，其实是一个大木床，下面有两根铁条，人拉着跑几步就坐上来，冰船就飞快的在冰上滑行，这样可以走得好远，直到西直门。坐上冰船，三GIGIA总是把他的大围巾拿下来盖在我腿上。
关於这围巾还有一段故事，那是沈从文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就是这一年的冬天，他住在北京的湖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话把署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
他常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业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愿多去。有一天，下着大雪，正当他坐在桌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了。看到他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包得紧紧的毛围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他身上。
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麽天真，那麽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他还告诉我，当时达夫在北大名义好听，有三百块钱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
1924年初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说的沈从文。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达夫正在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於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达夫和胡愈之先生等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避，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带到重庆。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但是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员的清贫，怕他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他造成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先生知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1924年的春天，三婶带着龙儿也从南方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搬到什刹海北岸一所小房去住了。院里有两棵枣树，一架葡萄。三叔搬走以后，我只有礼拜天要求父亲带我去三叔家。夏天，我们和他们全家常常穿过门前柳荫去什刹海，当年那儿是个游乐场，有各种北京传统的吃食洒白糖的莲藕，荷叶粥，冰冻的柿子酪，凉粉，还有各种江湖艺人在那里买艺。晚上，常常是在三叔家吃过晚饭，搬出凳子在葡萄架下喝茶，父亲和三叔谈诗论书，我哄着龙儿弟弟捉萤火虫。后来达夫在《一个人在途上》中写道：“这一年的暑假，总算过得最快乐，最闲适。”
1926年端午节的前后，五岁的龙儿患脑膜炎终於死去。达夫从广卅I赶回北京，已经死去五天了，他写道：“去年摘取葡萄枣子的时候，他（龙儿）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树上的我。我摘取一颗，丢人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哄笑声，继续到三五分钟。今年这两棵枣树，结满了青青的枣子，风起的半夜里，老有熟极的枣子辞枝自落。……最怕听的，就是这滴答的坠枣之声。”
三叔家虽然搬到什刹海，但是我家西厢房地上仍然堆满他存放的书，大批的是创造社运来北京销行的新书。他走后有好长时间我还爱一个人锁进那间没人住的西屋看书看个饱，记得有达夫的《沉沦》、《茑萝集》，郭沫若的（《女神》，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张资平的什麽书。此外属於他自己的外文书、中文旧书都搬到什刹海去了，记得母亲找了木匠量好他的房间尺寸，替他定做了六个大书架，分成许多层搁板，上了黑色油漆，贴墙立起来，将近有顶棚那麽高。他从日本就运回许多书，回国后在上海、北京到处买书，几乎每天从外面回来都看见他夹着几本书。除大批的名著小说诗集之外，也：有历史、哲学、政论的书。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到在日本高等学校的四年中，除了应付功课外，光是读小说：“从杜儿葛纳夫（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陀思妥也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於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真不知他是怎样读这麽多书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也几乎每天记载着买来的外文和中文书名。
在北京只安居了一年，又到武昌、上海、广州。1926年，为了龙儿的病，他曾匆匆从广州赶回北京一次。1927年他在上海和王映霞同居，才把北京的家结束。三婶带着龙儿的弟弟妹妹回到富阳去，而那六大书架的书又只好由母亲安排，搬回我们家的西厢房来。直到达夫1933年从上海移家杭州，而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移居上海时，才又把三叔的两三万册书装箱运到杭州去。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杭州沦陷期间，“风雨茅庐”的书全部失散了，传说有的被日寇运走，有的被盗卖了。日本投降后，还有文艺界朋友在旧书店里买到达夫的藏书，有他的亲笔签名，有的还写着“达夫爱读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