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就是说话。写文章就是写你要说的话。自从这个“汉字写白话”的观念建立以来，写文章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意思是说，写“你看会不会下雨？”比“君以为天将雨乎？”容易。它有希望成为人人具有的一种技能。当然，要把文章写得很好，写成艺术品，仍然很难。
“文章就是说话”，这句话往往遭人批评，因为明明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跟日常说话大有分别。我们不妨稍作补充，认为“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表示量的增加，形式的美化和功效的扩大。“锤头是拳头的延长”，锤头所做的正是拳头要做的事情，它代替了拳头，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拳头，比真正的拳头更有力量。文章和说话也有分别，那正是说话延长留下的痕迹。
“文章是说话的延长”，这“延长”还有“传播得很远”和“保存得很久”两个意思。口中说话，只能让附近有限的人听见，写下来就“无远弗届”。话出口之后，即生即灭，写下来就“千秋万世”了。录音技术问世以后，人说的话不经过白纸黑字也能“延长”，功效与写下来印出来相等，因此灌唱片制录音带都叫“出版”，一张唱片，如果是一个人在说故事，这张唱片也是一篇文章。
也有人说，文章写的不是话，是心思意念。不错，通常我们都以为先想后说，因此，如果有人说错了话，就有人讽刺他没有大脑。但是学者们说，我们在“想”的时候已经在“说”了，两者同时发生，是一件事。他们管“想”叫“内在语言”，管“说”叫“外在语言”。等到写下来了，就叫“书面语言”。世上不是有说谎的骗子吗？怎能说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呢？这个问题有答案。所谓假话，也在骗子心里真正那样想过。当一个骗子来向你借钱的时候，他心里想：“我要骗他的钱。可是，如果他知道有借无还，一定不肯把钱拿出来，我必须保证在三个月内归还，而且加上利息。”他当然不会把这些内在语言都说出来，他只说出保证归还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谓假话，假话不假，只是不完整，隐藏了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通常所说的写作，就是把内在的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要“表达”。表达的意思跟成语“表情达意”相近，不过表达成为文学术语以后，含意更广更深一些。表达是一种快乐，一种成就，一种权力。不能表达是一种痛苦。有人生了病，忽然不能说话，我们很同情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表达。我们对于主持广播节目的人，在报上写专栏的人，可能很景仰，很羡慕，因为他能作有效的表达。
内在语言是心灵的活动，无从和别人交通，面对面还可以察言观色，距离远了十分隔膜。心心相印和灵犀相通的是偶然的事情，而且双方所了解的不完整，更未必可靠。从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要演讲，他在发言之前先拿起一朵花来，听讲的人中间有个人微微一笑，释迦看见那个人的笑容，就取消了那次演讲，理由是不必再讲，“我要讲什么，那个微笑的人已经知道了”。那个人真的知道了吗？那个人领会到的，和释迦要讲而没有讲出来的完全一样吗？就算两人的精神完全契合，其他那些听众又怎么办，他们怎么参加进去？就算在场所有的人都了解，他们以后要不要说出来、写出来？如果他们也不说、不写，这一部分思想怎么传开、怎么传下去？
内在语言是心灵活动，外在语言、书面语言是物质符号。物质符号能使别人听见看见，使听见看见这符号的人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如果我心里想的是“水”，你大概不会知道，如果我写出这个字来：“水”，你才明白，而“水”这个字是物质做成的，油墨纸张铅字都是物质。写作是把心灵变成物质，绘画也是，画家把他的心灵变成线条颜色固定在画布上，雕塑家、雕刻家也是，他们把自己的心灵变成一块石膏、一块铜或一块大理石。这种代表艺术家心灵的物质不再单单是物质，它有超乎物质以上的意义与价值。有人去买画，他批评一幅画的定价太贵，他计算框子值多少钱，画布值多少钱，颜料值多少钱。既然如此，他何不到店里去用那些钱买框子、画布和颜料摆在客厅里？颜料画布未经画家使用过，大理石未经雕刻家处理过，都是死的物质。同一道理，排字房里的铅字未经你我选择排列时也是死的物质。秋瑾女士把几个字排列成“秋风秋雨愁煞人”，这几个字都活了，都有生命了，因为这几个字表达了一位女革命家就义前的心情。
文学的术语跟这种物质符号叫“媒介”。可不是？我心里想的是“水”，你不知道，等我写出“水”来，你才知道，这个字在我们之间沟通传递，使你我有认识有了解，它等于是一个媒人，一个介绍人，把作者和读者撮合在一起。这个例子太简单了些，当人类开始使用文字符号的时候也许就这么简单，可是后来复杂了，例如安徒生写的《丑小鸭》，就很复杂，站在作者的角度看，《丑小鸭》代表安徒生的心灵，站在读者的角度，《丑小鸭》也代表你我。《丑小鸭》出自安徒生的心灵，进入我们的心灵，这时候，它不再是一个介绍人，不再是一个第三者。后来，丑小鸭成了典故，人人可以用这个小鸭代表他自己。
不过在学习阶段，仍要把语文符号当媒介工具来看待。凡是一种工具都有它的性能，使用者要经过学习练习，把它的性能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某种流动的液体叫“水”，知道这个字怎么写，都是经过训练然后得到的能力。这种训练是一个起点。有人问过：写作难道是木匠做桌子吗？当然不是，不过开始起步的功夫可能和木匠做桌子差不多。文艺不大像木匠做桌子，倒有点像窑工做盘子。盘子本来是盛菜用的工具，可是博物院陈列的那些盘子都不盛菜了。“鼎”本来是烧饭用的，可是毛公鼎就不是饭锅，而是艺术品了。
一个尚未成为作家的人，可以把写作当做一项技能、一门手艺来学练。这种技能就是把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有些人平常能言善道，一旦提笔写作却一筹莫展，这样的人往往把写作和说话看做断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他也许听说写作是天才的工作，要由文曲星下凡来做，他也许听说有人写了一首诗立刻升了大官，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赶走了成群的鳄鱼。他也许听说作家死了，玉皇大帝派乐队来迎接他的灵魂，请他去做秘书。这还得了？我凭什么能做这件事？现在我们低调些，别把作文课堂上的人吓呆了。好的作品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但是当初也有一个阶段像做瓷盘那样学过。欧阳修是大作家，但是字怎么写，怎么用，他母亲辛辛苦苦“画荻”教过他。单单画荻不能使欧阳公成为大作家，但是不经过画荻这一类的阶段恐怕更没有希望。欧阳公写的是文言文，要在口头语言之外另有一套书面语言，他受的训练比较复杂，令人写作，口头语言跟书面语言非常接近，有时候简单可以一致，迈出第一步到底容易。“汉字写白话”，“我手写我口”，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或一个心思周密的人，都没有理由望着方格子发呆。只管写，写你的话，写出来再添，再改，再“延长”。
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文章和说话不完全相同”。请注意，不是完全不同，而是“不完全相同”。这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通常，“写”比“说”简略，在电话上要说五分钟的（五分钟可以说一千字），写信也许只要三五句。老李在电话里对小王说：“明天下午我们在一块儿吃饭好不好？六点半，在中华路会宾楼，你知道这家馆子吗？在人人百货公司大楼。让我想想看，你开车来怎么走。那段路是单行道，你别走成都路，你从北门口那边绕过来，才可以靠会宾楼门口停车。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下午，六点半，会宾楼，先到先等，不见不散。”如果不打电话，而是写信，字数要少得多，至少，“让我想想看”之类的话不会有，因为写信可以想好了再写。把时间地点再重复一遍也无必要，因为看信的人可以重看一遍。由此可见由话变成“文”，往往要删减许多字句，这就是文学家经常主张的“简练”。这个经验，凡是在开会或演讲时做过记录的人都有，在字面上，写下来的总比说出来的少。
另一种情形恰恰相反，把“话”写成“文章”，作者有理由增添字句。我们说过，写作是为了表达，有时候你多写几个字、多写几句话，才可以把你要表达的东西（也就是内容）表达出来，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有手势、声调、表情帮助表达，写在纸上，这些都没有了，你得增加字数来弥补损失。如果我告诉你“昨天我碰见小张”，如果我把重音放在“小张”一词上，如果我说这话时有惊讶兴奋之情，那么写下来就是“你猜我昨天遇见谁？我遇见小张了！想不到吧？”另一个假设是，当你面对危险时，你说“我不怕！”可是嘴唇发抖。如果写下来，就不能只写“我不怕”三个字，嘴唇发抖也得记下，或者是：“我嘴里说不怕，其实心里十分紧张。”
“话”和“文”最大的差别还不在此。人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要先思索一下：怎么说才合适。这种考虑是一种修改。等到写作的时候，这种修改的工作尤其需要，也尤其方便。这种修改有时十分精细，某诗人自述他一天的工作，他说：“我整天都在修改我的一首诗，上午，我在第二句下面加了一个标点，下午，我又把这个标点删掉了。”这是笑话吗？我想不是。李贺作诗几乎“呕出肝脏”，有他母亲作证；贾岛“二句三年得”，大约也不骗人。
写作能推敲琢磨反复修改，而读文学作品的人又能从容品味百读不厌，所以文章往往比说话精致、细腻，结构复杂而寓意深远。这使文章有了独有的光彩，独立的特性，不仅仅是“话”的影子。只要不过分极端地发展文章的这种特性，它仍然是“白话文”，它的光彩可以照亮“话”，增加话的文采，它的特色可以成为“话”的特色，把“话”提炼升高。伟大的文学家是改进语言的人，甚至是创造语言的人。有些话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么说，看了某一篇作品才知道。有些话我们说了许多年，后来听见某一部广播剧或看过某一部电影，才知道有更好的说法。李贺、贾岛用文言写作，需要字斟句酌，现代的白话文学也需要千锤百炼。佳句天成，妙手偶得，到底只能偶然得到；咳嗽吐痰都是文章，到底只是夸张形容。
本段前面有一句话值得重说一次：对文章的增删润饰不要过分，不要极端发展。怎样才算恰如其分呢？这问题要回到语言上。写作是内在语言变成书面语言，而内在语言就是心思意念。写作是把心思意念转化成物质媒介，这个露出外面的物质必须对藏在里面的心灵非常忠实，如果修饰能增加忠实，修饰是必要的，如果修饰能招致虚伪，修饰就是多余的。过分修饰，无论用文言或白话写作都足以伤害作品。而白话文学更不容矫揉造作、雕琢堆砌，那不仅伤害作品，也伤害了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