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自说自话
不久前，我巡访东欧一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很注重听取对方的意见，而不是一味表达自己的想法。美国总统卡特、肯尼迪，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总统与总理维利·勃兰特，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瑞典首相帕尔梅，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等，我与他们见面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挚地倾听对方的谈话。
然而那些刚刚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的领导人则恰恰相反，我与他们交谈时发现，他们主要是自说自话，而不愿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我在葡萄牙、捷克以及罗马尼亚等国均有类似经历。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导人一直遭受独裁统治的重压，不能自由说话，所以倾向于抢先表达自己的主张；也可能是受到独裁者的习气传染，要知道，独裁者都是只顾表达自己，不允许别人发出声音的。
在罗马尼亚曾见过正教会的大主教，他看起来的的确确是一个卓越的高洁之士，但是他也不能免俗；我和罗马尼亚首相曾进行过一次一小时十五分钟左右的交谈，他诚实、真挚，与人坦诚相见，然而有一个小时以上都是他在发言，而在最后收尾时再加上一句“就简单说到这里”。这种情况在韩国也见怪不怪，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三位前总统在与人见面时多半是在侃侃而谈。
可不仅仅是搞军事独裁的人如此，反抗他们的在野人士和学生们也沾染了他们的习气。与他们交谈以及观看他们的会议现场时我发现，他们也倾向于自说自话。有一次我与十余名在野人士谈话，有一位一开口就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
我因为与他素有交情，便没有什么顾忌，于是开玩笑打趣他：“什么话要讲得这么长啊？像老太太的裹脚布一样。要是我的话，十分钟搞定。此外，口口声声说‘民众’、‘民众’，怎么偏偏用些民众听不懂的字眼呢？”我的话音一落，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
最难交流的要算搞运动的学生和工人代表了，尽管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足够理性、懂得倾听，但大多数则坚信自己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如果对方不接受，他们就觉得对方堕落、反动。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民主主义是对话的政治。为了民主主义与独裁作斗争的人们如果不给别人说话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剧。工人运动的最高领袖大都十分理性，并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但是在他们下面做事的人却常常固执蛮干，只会一味坚持自己的主张，是他们把工人运动给毁了。
几年前，大宇造船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劳资双方在多日的对话拉锯战之后最终达成协议，民主党代表亲到现场，促成协议的圆满达成。然而观众席中的激进派站起来，三下五除二将来之不易的协议撕毁，他们听不进去一句劝解。
他们谩骂我们的党代表和工会干部被企业主收买了——而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们以此来煽动人群，结果导致警察介入，工会被彻底解散，激进派内部也牺牲了很多人。
韩国的大学生们也越来越有这一倾向，特别是在1988年以后。他们喜欢按自己主观臆想的来决定一切，不想与外界对话。我在会见他们时曾严正指出这一点。恐怕是因为学生们也在独裁政权下生活了太久，耳濡目染吧。心理学有个发现，反抗压迫，被压迫者一方面会对压迫者厌离，另一方面又会与压迫者趋同。我想学生们就是如此。在与封锁一切反对声音的独裁者做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变得和独裁者相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倍感凄凉。
倾听是一种才能
我在小时候，也有只顾表现自己、不让别人说话的毛病。因为这个毛病，我与朋友们很难合得来，我决心改掉这个毛病，于是大大地写下“沉默”二字，贴在课桌上。一开始并不怎么管用。第二次，我在触目可及的所有地方都贴上两个大大的“沉默”——课桌上，书签上、厕所的墙上，甚至手表的玻璃盘上……即使如此，不经意间还是会发现和朋友在一起我依然独占着话语权，我内心感到无以言说的惆怅。但是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之后，这个毛病竟渐渐改掉了，我变成了善于倾听的人，话也只是在“不得不发”时才说。
现在我主持会议时，努力让每个与会者都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打开耳朵听取他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想法。倾听绝不意味着缄口不谈。为了确保会议顺利进行，我会在中间不时地梳理讨论的进展脉络与主要争议之处，努力引导会议的高效率与高质量。我讨厌那种只顾推行自己主张而自以为是的态度。
不会对话的人其实是没有为民主主义做好准备，而不懂倾听的人没有资格做对话伙伴。倾听才是最佳的对话。
曾读过米切尔·恩德的德文小说《毛毛》，主人公毛毛是位十几岁的少女，她没有自己的父母亲人，也不知道她来自哪里，然而奇怪的是，村里的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来找毛毛来倾诉自己的烦恼或喜悦。见过毛毛的人，回去时都感觉到一种内心的满足，毛毛得到了全村人的爱与信赖，她是个最佳的对话者。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一个小女孩讲述自己的苦恼与忧愁呢？她可以给人们什么帮助呢？毛毛既不是宗教领袖也不是哲人，她也并没有所谓的超能力或是个开悟的人，她就是一个小女孩，那么她的秘诀是什么？如果说毛毛身上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
不管谁来找自己，毛毛都全身心地注意聆听，听到伤心的地方，她会与说话的人一同悲伤，听到高兴的地方，就快乐得像自己的事。这本小说让我们明白，认真倾听别人的话是一项多么伟大的才能。
重新学会倾听
只要认真倾听，就可以给对方很大的帮助。谁都有压抑和忧心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有个人能够听听我们的心里话，就是对我们的巨大安慰。有时候，把话说出来，就会在不知不觉间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个聆听自己的人，那是莫大的幸福。
根据我的经验，获得好朋友的最大秘诀就是倾听，不是听听而已，而是要站在说话人的立场，与他（她）一起快乐，一起悲伤。这样一个善于聆听的谈话对象，谁会不喜欢呢？成功有几个秘诀，其一便是聆听。
一个没有对话的社会好比一台传送带断了的机器，交流的传送带断掉，和解就会受阻。民主主义不是一方主导，而是双方互动，是有施有受、有来有往的。
对话的真谛与其说在于修辞学，不如说更在于心理学，妙语连珠固然重要，认真倾听则更能打动对方的心。苏格拉底说：“只有在聆听时，对话才变得可能。”不懂聆听的人在对话中是不合格的，在人生中也是不合格的。
经常听人说韩国缺乏对话文化，似乎我们本就如此，其实不然。我们历史上是有通过对话方式而非武力来决定重大事情的传统的。朝鲜王朝，决定国家大事时，大臣们聚集在议政府议论，书生们则聚集在弘文馆、成均馆或书院来集体参与讨论，这些都离我们不远啊！
在战争中，我们民族也不是一味地使用刀枪，也非常注重语言的使用，乙支文德一首《遗于仲文》退隋军的故事广为人知。其实，党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话文化的反映。尽管两党都闭目塞听，对对方的主张毫不以为意，但是，不管彼此的憎恶、诅咒与对立多么严重，双方都没有诉诸武力，而是在朝廷上进行义理之辩。这一点，比起靠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封建时代的欧洲和日本，应当说是进步的。而在朝鲜王朝初期，朝廷有着自由的对话风气，书生们可以无所畏惧地抒发自己的治国意见。世宗在位时朝廷大臣的公议场景与集贤殿的各种活动，对话风貌显露无疑，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而在光复（指日本投降，韩国结束殖民统治）后的五十年，尤其是军事统治的三十年（1963——1993）内，韩国的对话文化被一扫而光，互相倾听并努力求同的真正的对话荡然无存，而所谓的对话不过是权力阶层演绎的似是而非的语言游戏。而韩国想推行民主主义，想让国民团结一心，想解决好劳资问题，想让大小企业通力合作，想消除掉地区间的对立，就必须重新发展起对话文化。有一点我们要铭记在心——真正的对话是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