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
自此，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政由方伯。
虽然继位不久，但齐桓公却有着宏伟的目标，他要成为天下霸主！
恰好，法家先驱管仲，有成就霸业的方法。
在鲍叔牙的穿针引线下，二人一见面，便生出相见恨晚的感慨，而法家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在管仲看来，想要成为天下霸主，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必须善于“牧民”。
“凡举事，令先必出。”
在管仲看来，“牧民”之要，在于尚法令。
为此，他在每个乡派一个人来指导人民落实法令。
“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不会立即消失。
虽然看重法治，但管仲也不忽视礼教。
对内，他主张进行“礼、义、廉、耻”教育；
对外，主张做事也有“礼”。
公元前656年，齐国打败蔡国后，顺势攻打楚国，以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楚成王质问齐国为何要侵犯楚国，管仲却以“礼”来使这次行动合法化：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你们不按规定给周王室进贡，所以我要征伐你们。
其实，周天子根本就没有说过要打楚国。
管仲之法，出于“礼”，又不想囿于“礼”，正是法家慢慢从其他学派中分离的表现。
近百年过去了，郑国的一个人，进一步发展了管仲的“申之以宪令”的主张。
这个人就是子产。
以前，“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是大家的共识。
因此，法律条文都是保密的，有没有罪，得看贵族阶层怎么说。
子产打破了这个规定。
他铸刑鼎，将法律公布出来，让人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子产此举，开启了我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子产的做法得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扬言要买凶杀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铸刑鼎的好处日益显现。
郑国犯罪案件日益减少，国力迅速恢复。
连晋国，也学郑国铸造了刑鼎。
子产铸刑鼎，也是无奈之举。
“礼崩乐坏”，旧的社会秩序失衡，新的又未建立，国家纷乱不堪，子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重新建立秩序。
每个新思想的产生，都有它的现实基础。
随着春秋晚期的结束，战国初期的到来，法家的继承者们在借鉴前人思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许多新思想。
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魏国国相李悝。
李悝认为“法”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并在总结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魏国实际，制定了《法经》。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典，被称为“律定之祖”。
不仅如此，李悝还提出，赏罚分明，废除世袭为官制度。
一次，魏文侯问李悝：
“我赏罚得当，为什么老百姓还不归附于我？”
李悝回答：
“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李悝在《法经》中的主张，在继任者商鞅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不久，便向天下发出《求贤令》，招揽四方贤能，以图恢复秦穆公时候的霸业。
三十多岁的商鞅得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怀揣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
经过三次试探，商鞅与秦孝公达成合作共识。
从此，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正式启程。
在变法前，商鞅曾和杜挚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
杜挚说：
“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
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
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商鞅坚决反对：
“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能王天下，而夏殷不更换旧礼制却灭亡。
因此，治理国家没有定法，只要与国家有利就行！”
他还进一步打破世袭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并将严刑酷法放到国家治理的首位。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他认为，刑法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
他直接否定礼教的作用，说：
“礼乐，淫佚之徵也；
慈仁，过之母也。”
在商鞅的严刑酷法下，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但也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法家的那样，商鞅的做法过于“严而少恩”。
因此，在他失势时，竟无一人敢帮他，只得感叹“嗟呼，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与商鞅同时期的慎道，因其中吸收了众多道家思想，较商鞅而言，他的主张明显温和多了，他更看重权势。
慎子的主张，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性：
很多时候，别人尊敬你，奉承你，你头脑清醒地想一想，是自己真的厉害呢？
还是别人看在你所处平台的份上，给你说的违心话。
而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战国末期，法家思想变得日趋成熟，这时候，法家出了一个集大成者。
这个人，就是韩非子。
韩非子结合其他诸子百家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他继承了商鞅不循法古的思想，更加鲜明地提出时代变了，制度也应随之而变的想法。
在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基础上，韩非子更加激进地提出夫妇、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个“利”字。
因此，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彰明法律禁令，要严格执行赏罚规定。
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服从管教。
正因如此，韩非子比法家前辈们更加注重驭臣之术。
他说：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
只可惜，韩非子因得不到重用，只能著书立说，他的理论没有用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