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洋商借款，路款又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环绕在锡良的脑海里，使之寝食不安。
其时，四川官绅最强烈的呼声是：认为修铁路是四川人的事，一切均系自办，尚无须借助于人，更用不着向洋商借贷。他们将修路借款提升到了主权丧失的道德高度，发表在《蜀报》上的《开办川汉铁路说》颇有代表性，文中写道：“世界上独立之国，其交通之权，均归自己掌管，不管他人干预。铁路是交通权之一大端，若入外人掌握，自己主权便失了，主权一失，便处处受制于人。”虽说现在来看这件事，如此抵制向洋商借贷未免敏感过度，是一个民族不自信的表现。但在当时，国人的认识水平普遍就是这样。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是从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达成都。全长约两千公里，需银5千万两以上，四川工商业并不发达，招募如此巨额股本绝非易事。锡良也曾感叹：“招集民股最为难事，川省地居僻远，耳目拘隘，昔为邻省办矿筹款，寸效未睹，至今人多畏之，骤集数百万之多，此诚难之者也。”
在1905年1月18日锡良奏报的川汉铁路集股章程中，规定了铁路股本的四个来源：一是认购之股，凡官绅商民愿入股冀获铁路利益者，即以己资入股者；二是抽租之股，凡按租抽谷入股者；三是官本之股，凡以官款拨入公司作股本者，即由国家库款拨作股份者；四是公利之股，系本公司筹款开办别项利源，收取余利为股本者。四种来源中，以“抽租之股”为主要来源，抽取的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自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
时人将这种抽租之股称作“铁路捐”。当时几乎动用了一切宣传手段，张贴告示，印发传单，街道及乡村路口制作大幅标语，派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说项，尽可能让政策家喻户晓。为了使其通俗易懂，铁路公司将租股与购股告示写成四言八句：“铁路租股，有本有利；不是捐输，请勿疑虑。百分抽三，所取甚细；譬如众人，共本赢利。”“事有人管，账有人看；永无隔阂，不虞欺骗。招股全额，暂五千万；股票两宗，大小各半。大票五十，仍旧照办；小票五两，购买尤便。今天交银，明天起算；大票小票，加戳为办。……”茶馆里的说书人，走村串乡打莲花落的民间艺人，到处都在宣讲这些朗朗上口的新歌谣，乡村玩耍的孩童们也追着跑着唱着，绝对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最好形式。
如今看着那些陈旧发黄的川汉铁路股票，已经很难想象20世纪初在四川募集股金时那些艰难而又热闹的情景了。两条龙环绕瑞云盘踞，拱卫着“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几个正楷汉字，图案下方是集股数额、股票编号以及铁路公司总理的印刷体签名。一张张物证见证了那段历史，为了修建自己的铁路，国人曾在普遍还很贫穷的情况下集资购股，正是他们的热情、忠诚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使得银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川汉铁路公司。
铁路公司首任总理
集股得以顺利进行，多亏了锡良的智囊团，其中有个人起了关键作用。
此人叫胡峻，字雨岚，别号贞菴，四川华阳人。早在戊戌变法前，胡峻入京城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京城任职期间，结识了热心维新的四川同乡刘光弟、杨锐、乔树枬等，后因回乡奔父丧丁忧，未能参加京城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名列“戊戌六君子”的刘光弟、杨锐血洒菜市口后，胡峻也没有再回京城，而是在家乡开办私塾授课，要从国民教育入手救中国。
胡峻办教育，在四川省轰动一时，“从游者不远千里而至，号称极盛”。前任四川总督岑春煊曾经三次上门，渴求贤才，聘请胡峻主持四川省高等学堂。胡峻就任时，亲赴日本游历考察学务，聘东洋教师来成都执教，使新创立的高等学堂成为全川教育的楷模，各县前来参观、考察、见习的人络绎不绝。
锡良督川到任后，对胡峻深为倚重，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所推行的新政，多与之咨询谋划，采纳其议。据《胡君雨岚行述》云：“总督锡公常询及川民疾苦及吏治得失，府君（胡峻）从容引说，无不尽其利害。其关于政化之闭阻，民气之遏阏不伸者，亦往往得府君一言以解。川中士气萎苶，上下暌孤，无敢与制府抗颜行陈政见者。至是官绅交融，民士和洽，风会为之变。”胡峻到底是在京城当过官、见过大场面的新派人物，其不卑不亢的态度跃然纸上。
1905年7月，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锡良奏派官绅总办各一人，官督非藩司莫属，绅督先由刑部郎中乔树枬充任，不久即改派胡峻担当，其时铁路公司为培养人才，办了所铁路学堂，胡峻还兼任校长。
胡峻上任后致力于路政，先是提议效仿湖南租股的办法，以官股商股辅之，时有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锡良犹豫不决，又是胡峻反复沟通，剖析众说，澄清必须开征“铁路捐”的道理，认为非用此方法才能解决问题。锡良始觉悟，数千万路款终于汇集，铁路公司规模初定。
铁路公司创立伊始，中国无所仿式，胡峻恳请出国游历考察。他素有咯血之疾，一年一发，发病时依然一如平时，埋头公务不以为意。出国考察临行前夕，胡峻的咯血病又犯了，锡良关切地劝他缓行，胡峻摇头婉谢，话语锵锵：“四川修铁路是大事，我为众人牺牲生命，有什么惧怕的？”送行那天，锡良手扶蓝呢小轿，望着他乘船远去的身影，独自嗟叹。
小火轮行至万县，胡峻的咯血病果然发了，拖着病体，推开窗子，看见江上白帆点点，默念自撰的联句：“天将丧斯文，未丧斯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士大夫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溢于言表。有旧属部下建议他先返乡治病，被他拒绝，俟服药后身体稍有康复，又乘船继续东进，抵武昌与张之洞面谈铁路事宜，反复辩论驳诘，始达成鄂境铁路川人修筑之决议。继而漂洋过海，赴日本、美国详细考察铁路之路政得失和集资要领。
归国后暂时逗留京城，旧雨新知济济一堂，交杯把盏，纷纷挽留，各部也交相举荐，更有学部大臣荣庆、邮传部尚书张百煕主动邀请慰留，胡峻“均力辞自引而罢”。后迅速返回成都，推进铁路公司由官办改归商办之决策。
1907年3月，锡良向清廷奏请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商办，举胡峻为公司副总理；翌年元月，清政府改派胡峻为公司总理。至此，胡峻以羸弱之驱担当起了四川全省铁路之总职责，日夜操劳奔走，呕心沥血，死而后已。据《胡君雨岚行述》记载，胡峻在川汉铁路公司任职前后5年，没有领过一天的薪金，游历日本、美国时，规定月薪500两，亦婉拒不肯受，直到公司由官办改为商办，方才“月支车马费百两而已”。两次出洋，负债达3千两，直到他病逝前仍旧无力偿还。
1909年2月21日，胡峻因积劳过度，心力交瘁，咯血加剧而至无法医治，撒手归西，时年仅40岁。其临终遗言落地有金石声：“室有藏书，可遗子弟；家无积财，不负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