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务处总办田征葵，湖南人，因女儿田小姐受辱之事深深地卷入保路风潮，对保路同志会恨之入骨。成都血案中，他是下令开枪的主要元凶之一。四川省独立后，田征葵变服易姓，携妻带子，准备私逃湖南老家避难，途中被夏之时的起义军抓获，经蜀军政府审判后斩首示众，抄获的几箱黄金悉数充公。田征葵的女婿、原彭县经征局局长唐豫桐，趁一片混乱中逃脱，后不知所踪。女儿田小姐被革命军活捉，在监狱中关押了三个多月，出狱后几经辗转，后堕入重庆金沙岗一家妓院，终日以泪洗面。
幸免于难的成都旗兵
在风起云涌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首领罗纶自始至终是这场运动的二号头目。据张惠昌《立宪派人与四川咨议局》一文叙述，罗纶在四川独立后想做都督，自认为保路运动他出力最大，蒲殿俊并没有怎么出力，因此，赵尔丰交印前，罗纶派了两个心腹亲信到总督府，要赵将大印交给他们，不要交蒲殿俊，此事弄得赵尔丰莫名其妙，打电话询问周善培等人，周善培转而询问蒲殿俊，蒲神情犹豫，沉吟道：“罗子青不会那么荒唐。”后来蒲直接询问了罗纶，罗矢口否认。这桩无头公案如果说确有其事，无疑是罗纶的一个瑕疵。
即便如此，罗纶在四川独立后处置成都满族问题上遵守契约精神的举动，仍是他人生中光彩照人的一笔。
据万保君《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一文记载，从清康熙年间起，常驻成都的旗兵1600名，并将旗兵家属陆续接来定居，此后逐年增加，至1904年户部调查统计：实有人口5100多户，男丁1.2万人，女子9千多人，合计2.1万人，并驻有八旗兵3营2千多人。旗人平时的生活方式，男子主要以练习骑射为主，以备挑选入伍当兵（按清制，旗民不许经营工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女子则主要是居家学习女红，操持家务，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下令各地驻防旗兵对武装暴动进行血腥镇压，此举导致了各地驻防旗人的重大伤亡。如在西安，10月23日，汉军大都统张凤翙率兵进攻满城，守城旗兵约5千人拼死抵抗，经过一天的激战，革命军攻占了满城，西安将军文瑞自杀，旗人死亡2千余人，妇孺投井自杀者尤众。福建福州新军起义，福州将军朴寿、总督松寿等拒绝了起义军提出的和平解决条件，双方展开了生死对决，结果旗兵失败，双方均有伤亡，八旗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此外，在杭州、新宁、荆州等地，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纷乱繁杂的各种消息传到成都时，居住在成都满城的旗人震惊不已，认为大祸临头，世纪末日之痛感弥漫满城，有的六神无主，有的消极待之，更有一种声音在旗人中流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众人横下了一条心，除将现有3营旗兵加强装备外，还把库存的刀枪长矛发给青壮年，许多人将家畜家禽悉数杀掉，吃了好上战场。有不少人表示，万一事急，老幼妇女先行自杀，精壮男丁杀出满城，与汉族兵对杀。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情绪感染了每个旗人，极有可能导致出两败俱伤的后果，形势一触即发。
情况万分危急之际，时任大汉四川军政府招抚局长的罗纶来到满城，约见同榜举人、八旗绅士赵荣安，一同去见成都将军玉崐，共同商讨和平解决旗人的办法。为了解除旗人的怀疑，罗纶甚至还把自己的家眷送入满城，安排在友人赵荣安家中住下，以表示他和平解决的真心。按照《四川独立条约》，其中官定独立条件的前两条即为“不排满人”和“安置旗民生活”，罗纶此举严格遵循契约精神，是颇为时人所称道的。隔着一百年的历史回头看，在暴力革命已蔚然成风的情形下，依然对生命保持尊重和珍惜，实在殊为难得。
事实上在此之前，满族知识分子赵荣安等人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十多次召集满族、蒙古族各界代表开会，商议和平谈判事宜，同时制定了较完整的和平解决旗营的方案，提交到成都将军玉崐处听候批复。此外赵荣安还利用与罗纶同榜举人的关系，与大汉四川军政府取得联系，为旗人谋求生路奔走呼号。
成都将军玉崐的态度以及赵荣安等满族绅士的努力，决定了满城旗人的行动方向。成都血案中，向群众开枪的巡防军以及后来在川省各地与保路同志军作战的四川新军，基本上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旗人的3营队伍均按兵未动，为后来播下了和平的种子。成都东校场阅兵时，发生了巡防军、新军以索饷为名的哗变，进而演变成一场骚乱，此时满城的旗兵也并未趁势作乱，只是紧闭城门，加强戒备而已。旗人的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极其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为后来的和平会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赵尔丰被绑赴皇城公堂前处决后，满城旗人再次惊恐起来，城门紧闭，青壮年男丁全被派往城中巡逻。紧张的并非只有满城旗人，连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及部分汉族绅商，也担心旗人孤注一掷，使事情发生意外的变化。12月23日，捕杀赵尔丰之后的第二天，徐子休、周风翔等受大汉四川军政府委托，来到满城，与旗兵代表文锦章、广兴廷等商谈缴枪裁兵诸事，并提出优待条件，最后达成协议。同一天，赵荣安等人赴军政府，与罗纶商谈善后处理事宜。双方议定：旗兵缴枪后，由军政府一次性发给每名旗兵半年的饷银（当场发3个月的饷银，余下的饷银不久后补发），所有住房一律发放管业证，允许其自由买卖；此外另拨20万元修建工厂，安置旗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当天，原成都将军玉崐下令旗兵缴械，至此，驻防成都的八旗兵终于顺利地和平易帜了。
退隐秦淮的都督
接下来说说尹昌衡上台以后的故事。
尹昌衡是军人出身，深知枪杆子的重要，上台后首先是抓军权。当时川军共有4个镇（师），分别由旧川军、同志军、巡防军等军事势力改编而成，统制是宋学皋、彭光烈、孙兆鸾、刘存厚。这些人原本并不在一条船上，虽说被改编了，暗地里依然各弹各的调。要驾驭得了这4个镇的军人，才能坐稳权力的宝座。
尹昌衡想找一个人来帮忙，思前想后，非他莫属。
这个人叫胡景伊（1884～1953），字文澜，四川巴县人。提到胡的来历，还真是四川军政两界的一个资深政客，他早年曾是四川首批官费赴日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为川督锡良看中，聘任为武备学堂学监兼教官，尹昌衡、刘存厚、周骏等人，当年是他的学生。1907年，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胡景伊随往筹办新军，担任督练处参议官及云南讲武堂总办等职，后被调至广西，任新军协统。辛亥革命时，广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响应武昌起义，拟援湖北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先例，推举胡景伊为广西都督，可是胡景伊说什么也不肯干，转道去了上海，坐山观虎，看革命党与袁世凯如何出招。
尹昌衡的如意算盘是：请老前辈出山帮他料理军务，辅佐大业。考虑成熟后，尹昌衡向全国发出通电，任命胡景伊为全川陆军团长，各镇均受其节制。一下子，胡景伊俨然成了四川军政府的第二号人物。
刚把这一切安排停当，川边又起战事：藏军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攻陷稻田、巴塘等地，进窥关内，川西告急！尹昌衡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出兵征藏事宜。在会上，尹昌衡慷慨激昂，决定组织西征军，由他亲自率领出征。
尹昌衡即将离任，都督位置理应由副都督张培爵接任，可是尹昌衡别出心裁，一边急召在渝兼任重庆镇抚府总长的胡景伊，嘱其星夜回省；一边电呈北京袁世凯政府，以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张培爵改任民政长。
出征前尹还亲拟了一封《告别川中父老兄弟书》，在成都几家报纸上广为刊登，信中写道：“昌衡此次西征，所虑者不在雪岭冰山阻前途，而在河内关中无后济。”意思是，他已将川事重托给了胡景伊，希望大家鼎力相助。
一出刘备借荆州的好戏，正在开演，不同的是，胡景伊不是借，而是被人请——他的这个“荆州”简直就是尹昌衡白送的。
长期混迹于军政界的胡景伊，也并非寻常之辈，还在从重庆赶赴成都的途中，就电请尹昌衡，要求拨派机关枪营，那时尹对胡眷顾正浓，一切都言听计从，胡景伊因此羽翼更丰满，为武力接收作暗中准备。
胡正式护理川督一职后，又派亲信胡忠亮，携带巨资进京。胡忠亮是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与袁世凯的重要幕僚陈宧有师生情谊，通过这条路子疏通关节，贿以重金，铺路搭桥。袁世凯不满尹昌衡已久，急于在四川物色代理人，此时正好做个顺手人情，将民政长张培爵调京“询边防民事”，授胡景伊中将加上将衔，兼摄民政长，倚第二师师长周骏、第四师师长刘存厚为嫡系，统揽四川军民两政。
等到尹昌衡想到后院有可能起火时，胡景伊的位置已经坐稳了。
尹昌衡回到成都，胡景伊同他玩起了捉迷藏，躲进北门外的昭觉寺，避而不见。尹昌衡无奈，央请省议会出面解决，议长胡骏为尹昌衡打抱不平，牵头召集会议，认为胡是受尹委托，取得职位未经省议会选举，应属无效。这边正在闹得欢，北京政府发来电报，下令委任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川督由胡景伊接任。电文中，还隐隐含有斥责尹昌衡不该来成都的意思，明里说经略使地位高过都督，但谁都知道边地贫瘠，实际上明升暗降，尹昌衡这才真的发怒了，情急之下，给北京发电，要掼掉乌纱帽解甲还乡。袁世凯回电：不准！
尹昌衡无比懊恼，率兵怏怏返回川边，只好去当他的“经略使”。
这边胡景伊仍不罢休，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继续把尹昌衡往泥坑里推。官场上要扳倒一个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挑他的作风问题，恰好尹昌衡有这方面的爱好，且不说身边几个使女一个个都被他搞大了肚子，前几天又有丑闻传出：尹回成都期间，每晚必到戏馆看川剧，一天多喝了几杯酒，竟将川剧名旦杨素兰拉下台来，强迫伴酒，戏院内外，一片哗然。狗仔队顺藤摸瓜，又打听到更多绯闻，说尹昌衡赴藏打仗期间，日征蛮女有姿色者，陪他饮酒作乐，将边地战场变作了温柔之乡。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在当时四川报纸上刊登后，民众愤愤不平，斥责叫骂声不绝于耳。
胡景伊据此“民情”写成秘密内参，辗转送达袁世凯，袁闻之大怒，大骂：“滚蛋加三级！”接下来，下令撤销川边经略使，改设川边镇守使，另外委派人担当此职，归川督节制，速调尹昌衡晋京。
在尹昌衡认为，率兵西征，马到成功，归来必定受万人景仰，进了京城不说授勋颁奖，最起码大总统也要夸赞几句。不料才进北京，一看阵势，他便知道有大祸将临头了。
尹昌衡后来的倒霉与赵尔巽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