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黑压压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刘声元发表的演说夺人心魄：“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秦庭七日之哭，期待朝廷有悔，破约保路。约不破，声元有死去而无生还！”据当时报纸记载，现场有数千人用目光和欢呼声为他送行，一字一恸号，一语一鼓掌，啜泣声和欢呼声混杂交织，不绝于耳。最惨者莫过于无数乡间老农，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更有人当场割破手指，写下血书，为他壮行。
刘声元抵京后的责任极大，他须会同四川咨议局留京副议长萧湘，把赞成争路的川籍京官联系起来，广为传播川人争路的宗旨，还须设法打通庆亲王奕劻的门路，设法向摄政王载沣请愿，陈述四川人的公意，抑制盛宣怀的卖国借款行为……进京后，刘声元屡次召集旅京绅商开会，同声共气，奔走呼号。他私下在会馆旅栈里写好奏章，冒死潜入摄政王载沣入朝的道旁，拦轿跪泣恳求，要求清廷收回铁路国有的成命，罢免盛宣怀以谢国人。其时革命党正在搞暗杀计划，研制的炸弹四处开花，载沣自知保住脑袋要紧，哪里有闲工夫理睬这个四川来的外省人？
几次碰壁之后，刘声元学聪明了。进京请愿，最重要的是接触朝廷大老，官场之道，无非是托关系找门路，经过一番梳理，终于让他打探到了一条路子。原来，蒲殿俊的姑父胡骏，曾在庆亲王奕劻家中当过家庭教师，而这个奕劻，正是皇族内阁的首席执行官，在朝廷里是说一不二的人物。这天下午三点钟，刘声元率一干人直奔庆王府，泣陈川中危急情形，请速筹办法，以平息目前大祸。王府守卫起初黑脸相拒，经各位代表百般哀求，始允许刘声元一人单独进去，旋即被数人推出，视为疯癫之人。在外静候的各位代表见此情状，同声大哭，屋瓦皆震，大地为愁，围观者达数千人。
相持一个多钟头后，从王府中传出话来，请代表们到高庙，详述一切。各位代表仍坚持奉行跪哭主义，绝不离开庆王府半步，又过一会，出来一位头戴红顶子的角儿，对代表们耐心劝说：王府系私宅，不收公呈，无论坐到何时，都不会有结果，还是请各位冷静，去高庙商量解决办法。代表们也不是好糊弄的，有人窃窃私语，担心去高庙是调虎离山的圈套。刘声元当机立断作了安排：自己带大部分人去高庙，庆王府前只留下杨光湛等三人。
刘声元等人前脚刚走，庆王府前就发生了变故：从门里冲出一队卫兵，五六个人一组，将留守代表杨光湛等逐一绑架而去，名曰清场。刘声元得知消息率队返回庆王府时，伺候在侧的卫兵早已准备，持枪十余排，如临大敌，代表们遂垂头丧气而归。
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清廷发布了一道通告，命民政部、步兵统领衙门严禁聚众开会，不听招呼者派军警弹压。随同通告发出的还有一道密令：缉拿刘声元。
是夜，缇骑包围了四川会馆，拘捕了刘声元，五花大绑，关进大牢，听候处决。后经川籍京官援手营救，谎称他有精神病，才得以从宽发落，“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起解时，友人们为他送行，讲起事情原委，刘声元仰天大笑：“本想血洒京门，奈何竟以疯子活我！声元虽生，情何以堪？”押解到武汉时，辛亥革命爆发，刘声元重获自由，且被推举为新军参谋，他固辞不就——立宪派只想要保路还钱，心里没有要推翻清廷的想法。
刘声元后来的经历颇为奇特。他先是去了北京，周旋于政界和教育界，业余时间喜作山水画，这期间与鲁迅、周作人兄弟有过往来。1917年，刘被陆军部任命为“修浚宜渝滩险事务处”处长，经费无着落，职务形同空衔。此后办实业，担任“川路轮船公司”总办，又遇轮船触礁，加之经营不善，导致公司破产。刘声元自觉无颜对川中父老，遂携带妻儿，再次悄然去了北京，到城东郊极乐庵出家当了和尚。当寺庙里孤单冷清、枯寂无人之时，回顾保路运动中那段辛酸的人生历程，他再也难以保持僧人的心如止水了。
其他川人代表的遭遇和处境
刘声元等代表赴京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给常驻北京的四川咨议院副议长萧湘发了一封电报，请他暂留京城，会同刘声元等代表召集在京的四川籍同乡，泣血叩首内阁大臣奕劻等大老，在清廷上层寻求同情和支持的力量。所拟办法如下：一、须使政府认识到向外国人借款之失利；二、须使政府确知盛宣怀铁路国有政策之失误；三、须使政府有悔过之心，民心可为外交后援；四，当向政府表明四川人的决心，如政府一意孤行，则全川誓死捍卫川人之权利，死尽皆不顾。
理想主义色彩太过浓烈的几条办法，在京城遭遇了滑铁卢的惨败。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刘声元等代表到京后，即由萧湘在全蜀会馆主持了会议，到会人数200余人，情形悲壮，慷慨激昂。会议首先由李文煕报告宗旨，李君谓四川之乱事实由盛宣怀一人酿成，我同乡京官应签名弹劾盛宣怀，朝廷如肯见信，就应该罢免盛宣怀，谢四川以谢全国。朝廷如不见信，可以罢免全体四川籍京官。家乡的父老视生命财产且不顾，我们岂能留恋于这区区官场？众人拍手称快，时签名者达五分之四。又有四川同盟会代表杨光湛登台演说，讲述成都罢市罢课后四川的严峻形势，市民不能买粮充饥，终日抱着先帝的牌位痛哭，声嘶力竭。讲完了形势又号召说：作为四川籍京官，眼看着家乡的父老受苦受难，日日夜夜在地狱般的生活中挣扎，我们如果再贪恋官位，岂有人心？李光湛发言后，全体鼓掌，无一人不签名。
在庆亲王奕劻府前请愿失败，刘声元被拘捕后，萧湘八方奔走呼号，积极营救，均告无功而返。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了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等九人，消息传到北京，萧湘心急如焚。当天夜晚，他买了张到武昌的火车票，启程离京回川。此时湖北总督瑞澂已经接到了川督赵尔丰的电报，秘密告知了萧湘的行程，等萧湘一到武昌，就被守候已久的差役拘捕，关押于武昌府署。
辛亥革命后，萧湘获释，转赴南京，代表四川参加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此后萧湘留在南京，在四川籍同乡、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幕府下当顾问。1923年萧湘回老家四川涪陵隐居，脱离政界。
在川人派出赴京代表的同时，还派出了周代本、龚焕辰、白坚、江潘、陈育、吴炳臣等分道赴鄂、湘、粤等省联络。据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介绍，四川赴湖北的代表为江潘、周代本、吴炳臣三人，到武汉后受到了湖北省咨议局的热忱欢迎，应邀与湖北省副议长夏仲膺等17名议员协商办法，达成了多项协议，夏仲膺表示，湖北是四川坚强的后援团，当与川、湘、粤共同组织，反对政府的借款合同。
但是赴湘的龚焕辰、白坚、陈育却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一到湖南，即遭到湖南巡抚杨文鼎的抵制。在保路风潮兴起之初，巡抚杨文鼎的感情法码还是偏向于咨议局一边的，他向清廷代呈奏折弹劾盛宣怀，并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若遽用强硬手段，必先与抚臣为难，立刻变乱，是以不得不允为代奏，以平其气而懈其心。”杨巡抚代呈奏折遭到了清廷的严厉申斥，此后他的态度便急剧改变，差役们沿街贴出的布告中写明“不准开会演说”等字样，表明了官方的态度。在清廷给予优厚补偿条件和地方官府严厉措施的双重挤压下，湖南省的保路风潮此时已渐趋平息，龚焕辰、白坚等见无能为力，只好离开湖南去了广东。
在广东，他们遭遇了与湖南类似的情境。两广总督张鸣岐下达命令，让巡警道严查路事演说，禁止报馆刊载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龚焕辰致书张鸣岐，解释破约保路的宗旨，但是张鸣岐无动于衷，私下对部属说：“他们以四川保路会的名义而来，实则是要煽动粤省骚乱，绝不能掉以轻心。”
龚焕辰（1879～1933），字北居，四川江津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数理院，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另一位四川代表白坚的态度更为激烈，在广东一次小型的群众集会上，白坚发表演说：“川人与粤人，同是中国人，今日又同是患难之人，更需要在精神上紧密结合，共同一致，挽回路权！”演说完毕，当场以刀割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粤蜀非联合不可”几个字，与会者莫不肃然生敬，鼓掌之声震动瓦屋。
此时广东的保路运动重心已向香港转移，龚焕辰、白坚等四川代表转赴香港，发起旅港保路同志会，响应四川的保路运动。两广总督张鸣岐担心广东保路风潮再起，遂急电请清政府外务部、邮传部致电英国公使，由香港总督将龚焕辰、白坚扣押，安上勾结革命党、将去南洋革命的罪名，交付上海道递解回原籍。至此，四川保路同志会派赴外地联络的代表全军覆没，他们期冀利用辩才陈述利害、游说四方的纵横术策略也宣告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