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与之遥相呼应的人是张罗澄。此公字岷远，四川长宁人，曾中举，中法战争后，写了《越南事平作》，抨击李鸿章妥协求和的政策。时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张罗澄忧国情急，拦轿呼冤禀状，自称“大清义民”。王文韶于次日传见，优以礼貌，等张罗澄坐下便问他有否功名？他禀词云：“大清义民张罗澄谨禀大人阁下，义民蜀人也，去春入都，秋间见时事危急，仗剑出关，所遇非人，事谋不用……”侃侃而谈，被王文韶所赏识。又曾写信给台南刘永福，表达欲赴台湾参加保台抗日斗争。
张罗澄声名远播，影响力巨大，他致函邮传部，揭露铁路公司经营之积弊，矛头直指乔树枬，请求邮传部撤换其驻京总理职位。张罗澄深恐不能将乔树枬扳下台，又私下写信给邮传部新任大臣盛宣怀，信中云：“尤可怪者，树枬串通施典章亏倒巨款，吾蜀京官等或控诉，或奏参，无不欲食树枬、典章之肉者，不识大部是何居心，不恤人言，竟调典章之侄施愚在部编订路律！”
信中提到的施典章之侄施愚，也是四川涪陵人，字鹤雏，号小山，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翰林院编修。施愚也是有新思想的一个人物，1905年，清廷拟施行宪政，派端方等五大臣赴美国、日本等国考察，施愚即为考察宪政大臣的顾问团成员。其叔父施典章买卖股票失败，东窗事发，川人同声谴责，施愚站出来打抱不平，到全蜀会馆去当众演说，并散发传单，说投资股票本来就有风险，赚钱或亏损，都是商家寻常事，施典章并没有什么责任。
施愚的演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施典章已成众矢之的，施愚为之辩护，结果可想而知。施愚的行为还影响到了乔树枬，说起来施愚调邮传部编订路律，与乔树枬并没有什么关系，施愚能进邮传部，走的是通天人物盛宣怀的路子，可是愤懑的川籍京官，还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了乔树枬头上。
邮传部责成乔树枬自纠，在一份《〈旅京川路股东分会广告〉辩证》的文件中，乔树枬针对川籍京官对他的指责逐条辩诬。他说：自充任四川铁路驻京总理以来，身受讥评，难堪忍受。原不必斤斤计较，求谅于人，只宜静候查办，不须申辩。但是看了旅京股东分会所出的广而告之，所指陈的种种劣迹，关系一己声名犹轻，关系全路利害甚重，觉得有逐条分析、解释之必要。
乔树枬的辩诬文字摘录几条如下：
广告：一切职事皆树枬一人私自委派，川民概不闻知。
答：枬为驻京总理，京局数人为枬委派，不敢辞责。上年兼摄宜昌事时，亦颇有委用之人，均经报明总公司。此处各有权限，何敢逾越？即偶有所知，亦须告知总公司认可，呈明川督核定或奏派，似不得谓之私自委派。至川地数千里，川民数千万，若一一闻之，则无必要。
广告：放胆妄为，倚树枬为奥援，有恃无恐，推原祸始，树枬实为罪魁。
答：枬既非全路总理，又无节制沪局之权，施君典章奏派管款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枬奏派驻京总理在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其间相去二年，枬既无从为奥援，更无从为祸始罪魁。
广告：凡一切用人理财诸务，遂得为所欲为，视路政为一己所专，视股款为私家所有，遍植私党，多立名目，先后举派驻川总理曾培、驻宜总理费道纯、李稷勋等，均捏造同乡京官公举，朦请川督奏派，而京官实未闻知，全川股东更无从过问。
答：京官公举曾君培、李君稷勋，列名者现在都中，皆自署衔名，是否由枬捏造，可以查问。但举虽出于京师，实则成都总公司召集省城各界股东开会通过（股东总会未成立之前，凡有大事，皆就省城股东开会公决），然后呈由川督奏派。先是费君道纯丁忧回川，经前督锡良奏派为驻宜总办，及后邮传部奏改驻宜总理名称，并未经京官公举，无所用其捏称。……以上各事，四川督署及总公司皆有案牍可查。
广告：此次沪款倒闭后，同乡京官特开会议，树枬反饰词卸责，谓典章此次失败与己无关。若如所云，则问驻京总理，不知；问驻川总理，不知；问驻宜总理，不知。设将来成都、重庆、汉口等处相率倒闭，诸总理势必仍诿为不知。是直以千余万之巨款皆掷诸至危至险之地，而无从着落。试问总理所理何事？经手人亏倒串骗，不问总理更问何人？亦安有占公司最高机关，独揽进退事之全权，而亦可诿为不知之理？
答：观此条，固明知有三总理矣。乃前段又谓枬平时独揽其权，似乎矛盾。总之，施君是否驻京总理所举用之人，平时存放款项是否与驻京总理直接，自有奏案，自有公评，自有函电确据。谓驻京总理当分任其责，揆诸古人与人同过之义，枬不敢辞。谓驻京总理当独任其责，当与施君同罪，且为罪魁，恐亦未为定论矣。
平心而论，铁路公司出现账目混乱、贪污挪用等现象，主要是因为以前的官办体制所决定，并不能由乔树枬一个人负全责。但是四川绅商和部分川籍京官却不肯放过，抓住施典章案穷追猛打，不断地给邮传部等部门施加压力，致使乔树枬狼狈不堪。
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邮传部也挺不住了，走出了“丢卒保车”的一步棋。在奏折中，除了历数施典章的过失请求朝廷惩处外，捎带搭上了乔树枬。奏折中云：“惟乔树枬总公司全局，于沪款方倒，事前毫无察觉，一任施典章所为，以至糜烂至此，实属无可辞咎，应请撤销四川川汉铁路驻京总理。”
撤职的文件很快下发，和铁路公司一样，乔树枬也成了冤大头。不久保路运动事起，乔曾受封四川宣慰使，清帝退位，乔树枬返京都，不当民国的官，卒于法源寺。
消息传到了宜昌府
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到了宜昌，李稷勋忧心如焚。
自从上任川汉铁路驻宜昌公司总理以来，正当壮年的李稷勋也曾经雄心勃勃，想在任上干出一番事业。上任伊始，李稷勋极力主张川人自办铁路，反对向洋人借款，在报纸上屡次发表的文章以及致友人的信件中，他反复表述过这一强硬观点。
川汉铁路驻宜昌公司始成立于1906年，蹉跎数年，屡换总理，历经挫折，方才由李稷勋于1909年8月接任。两个月后——1909年10月28日，川汉铁路在宜昌铁路坝正式举行开工典礼，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身着清朝官服的李稷勋站在人群正中央，表情庄重肃穆，他的旁边是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留美工程师詹天佑，以及詹的助手颜德庆。照片中的各方代表有三四十人，有洋人、绅商、警员、军官、职员等，从他们焦灼期盼的眼神中，依稀还能读出国人对梦中那条铁路的憧憬和渴望。
铁路开工那天，李稷勋、詹天佑从粤汉、京张等铁路线调集员工6千多人，云集宜昌铁路坝，更有中外来宾接踵而至，观者达数万人之多，将宽畅的铁路坝挤得水泄不通。李稷勋宣布开工的声音无比宏亮，尾音有点儿颤抖，激起了现场雷鸣般的欢呼，他深深为之感染。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短短两三年后，一场美梦成泡影，成为刻石也难于铭记的一段伤心痛史。
据宜昌地方史志记载：“于是攻金攻木攻石之工，铁泥沙土竹木陶埴之材，汽电机体鞄革钢鎚之器，银铜之货，骈埴咽塞，自夷陵达秭归三百里间，同时兴作，徒夫万千，是为川路开工建筑之始。”川汉铁路动工的第一段为宜昌至秭归，分设10个工程段，计划5年竣工。全段铁路筑路工人最多时超过4万人，气势恢弘，令人鼓舞。不过，当时技术设备落后，基本靠用最原始的锄头、钢钎等工具劈山修路，筑路进程之缓慢可想而知。在宜昌以西22公里处，至今还存留有一截当年的铁路遗址，隧洞的拱形门上镌刻着几个斑驳的字：“上风垭山洞——秀山李稷勋题，宣统二年六月。”屈指一算，路基修到22公里处的上风垭时，距离开工时间已经有八个月了。
及至铁路国有的上谕传来，时间又过了将近一年，李稷勋正带领筑路工人筚路蓝缕，艰辛奋战在铁路线上。他的第一反应是惊愕不解，在给成都川汉铁路公司总部的电文中，李稷勋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观点：“川路既欲收回，则川省人民铁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电文结尾，李稷勋略微透露了一些他当时的环境以及内心的苦衷：“敝处工役数万，现准部示，毋庸停工。……而讹言日滋，人心惶扰，镇静防维，心力交瘁。”
让李稷勋“心力交瘁”的事，最大莫过于铁路公司的尴尬处境。他私底下对部属说，铁路开工有两年了，筑路工人云集了20多万人，现在忽然宣布铁路国有，20多万铁路员工如何安置？再说了，光说收归国有，目前动工的路段怎么办？是停工等待还是继续修路？还有铁路局招聘了那么多工程师、技术员，现如今该如何打发他们？李稷勋还有个隐隐的担心，宜昌是开埠较早的通商口岸城市，这里洋人多，教堂多，外国公司多，经常见到有外国兵舰游弋在长江上，一旦出个什么事，担心会引起国际纠纷，倘若洋人与政府动了交涉，自己丢官丢命不说，就是宜昌百姓和铁路公司几十万员工，只怕也脱不了干系。
李稷勋的担心并非多余，自从铁路国有的上谕传布，铁路公司便门庭若市，每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其中有衙门官员、地方商绅、包工头、租股股东各色人等，或询问，或质问，气势汹汹，众怒勃勃。起初李稷勋还逢问必答，殊不料来人提的问题越来越刁钻，有的是他根本不能解答的，于是选择了躲避，安排公司属员出面释疑。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铁路国有是国家政策，李稷勋这样的小人物岂能奈何？再说政策框架刚刚传达，诸如补偿还款之类的具体事项，上头还没有出台细则条款，他是不能乱表态的。
过了几天，仍然等不来上峰新指示，铁路只好全线停工。这一来，商绅股东更是坐不住了，纷纷群起而围攻之，公司早上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稳定，劝慰上访者消气，直到太阳偏西，上访的人流依然不断，有的人讲道理，也有的人动手拉扯推搡，还有的人贴标语、扯横幅，讨还股金是他们的主旋律，不断有各种新消息在城镇和乡村四处流窜，有传闻，有谣言，更多的是捕风捉影。
前来讨账的一些股东见李稷勋躲着不露面，情绪更加愤怒，揪住公司一个高级职员的衣领，大声喝令让他交人。这名职员也有性格，撸起袖管大声吼叫，与对方推推搡搡，挣得脸红脖子粗，争吵变成了肉搏，许多干活的铁路工友也参与进来，不一会儿，桌椅板凳被推翻，玻璃器皿被捣碎，公司内部一片狼藉。闻讯赶来的警察局整队弹压，警察见众怒勃勃，不敢轻易犯其锋芒，急忙向宜昌府告急。知府袁某，即下令驻防部队整队前往弹压。众多筑路工人见防营士兵列队而来，一时奔走相告，霎时聚集了数千工人，上前抵挡，打死清军士兵20余人。
群体事件一下子闹大了，并且死了20多人，李稷勋感到忐忑不安，四处活动地方乡绅出面调解，闹事双方的情绪才稍有缓和，围观群众遂渐渐散去。这等大事，自然得向北京邮传部报告，然而适逢此时，电报局收到命令，凡与铁路抗争有关的电文一律不准收发，李稷勋再三解释，电报局职员仍是摇头，称要严格按规矩办。李稷勋无奈至极，只好采取变通办法，送上一张银票并设宴款待，电报局才勉强答应代发。《铁路国有案》一书中评价道：“是役也，虽未至于燎原，实为路事激变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