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5月11日 星期五

第4节

我惊醒过来，在黑暗中张目四顾，摸索着手机。凌晨四点钟，我给卡罗琳发了短信：有消息吗？

她立马回复了消息；她没有睡。没有，先生。

我就知道。如果有消息的话，卡罗琳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但是自从我们发现面对的困境以后，她已经习惯了这种早晨的问候方式。

我长吁一口气，伸了懒腰，释放紧张的神经。我没法回去睡觉。今天就是期限之日。

我在卧室的跑步机上运动了一会儿。我从来都没有丧失出一场淋漓大汗的需求，这个习惯自从我接触棒球时就有了，如今的总统工作让我对此尤为渴望。它就像是开展繁重而紧张工作之前的按摩。蕾切尔的癌症复发后，我就在卧室装了这台跑步机，这样我就能在锻炼的同时关注她了。

今天，我没有跑起来或者快步走，而是选择了漫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而且让我最担心的是，我的旧病又复发了。

刷过牙以后，我检查了一下牙刷。除了小撮牙膏残余之外，什么也没有。我对着镜子做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查看了牙龈状况。

我脱下衣服，转过身，回头看向镜中的自己。瘀青几乎全部覆盖在小腿上，但是大腿背面也有。情况在恶化。

洗过澡，到了阅读总统每日简报的时候，还要听取任何相关情况的最新进展。然后，去餐厅用早餐。这也是蕾切尔和我习惯共处的时间。“世界上的其他人可以在接下来的16个小时里拥有你，”她经常如此说道，“但用早餐时，你属于我。”

晚餐通常也是一样。虽然在蕾切尔在世时，我们没有在这间餐厅里吃过一顿晚餐，但我们彼此都尽量挤出时间；我们经常在隔壁厨房的小桌前吃晚餐，那儿的氛围会更加亲和融洽。有些时候，如果我们都想做点儿改变，品味大众百姓的平凡日子，那我们就会亲自下厨。我们在一起最难忘的日子，就在这里，我们或翻烤薄煎饼，或揉比萨面团，只有我们两个人，一如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老家。

我用餐叉切开熟鸡蛋，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拉法叶公园对面的布莱尔大厦，电视机里沙沙作响，恰似无伤大雅的白噪音。这台电视机是蕾切尔去世以后新弄来的。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意新闻。全都是有关弹劾指控的，为了自圆其说，媒体不惜扭曲每一件事情的真相。

微软全国有线广播有限公司的频道里，一位专注外交事务的记者宣称以色列政府正在将巴勒斯坦一名知名度颇高的恐怖分子转移至另一所监狱。“这会不会也是总统和苏里曼·琴多卢克之间达成‘协议’的一部分呢？会不会是一宗涉及以色列以及互换犯人的协议？”

哥伦比亚新闻网则声称我在考虑用来自南部的一名在野党参议院议员填补农业部部长的空职。“总统是不是希望借内阁任命来收买选票呢？”

我想，如果我转向美食频道，他们一定会拿我上个月邀请他们参观白宫，并且告诉他们我最爱的蔬果是玉米来说事儿，指责我此举意在隐晦地讨人欢心，因为来自艾奥瓦州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院议员也是想要将我罢黜的小集团成员。

福克斯新闻网，打出了“白宫风雨飘摇”的旗号，宣称我的幕僚已经因为我是否应该参与听证一事分化成了激烈对立的两派，支持派由白宫幕僚长卡罗琳·布洛克领导，而副总统则是反对派的领袖。“已经有计划在悄然实施，”一位正站在白宫门外的记者说道，“以此作为意外应对方案，然后对外宣称众议院的听证会只不过是一场作秀，给总统一个改变主意的借口并拒绝参加。”

《今日秀》里，颜色分明的地图显示出来自在野党的55名参议院议员，以及我的执政党的一众议员，他们当中有哪些人即将迎来改选，又有哪些人最有可能临阵变节，成为能够成功弹劾我的另外12名关键人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我们最快将在今晨召集参议院议员，锁定并确认在他们里面，会有在弹劾案审理中投下无罪票的人。

《早安，美国》说白宫的消息来源显示，我已经决定好不再寻求连任，并且尝试和众议院议长达成协议：如果我同意将总统任期限制在一任，那么他将不再诉求对我的弹劾。

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些狗屁不通的消息的？我必须承认，它的确耸人听闻。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耸人听闻的消息总是比真实确凿的消息更有销路。

即便如此，无处不在的弹劾猜想依旧让我的幕僚们难以接受，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用手机与苏里曼·琴多卢克取得联系一事，他们掌握的信息并不比国会、媒体以及美国人民更多。但目前为止，他们在白宫饱受非议之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并将其视作自豪的源泉。他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这对我意义重大。

我按下了电话上的按钮。要是蕾切尔知道我带着手机用早餐的话，准要将我斥责得体无完肤。“乔安，詹尼呢？”

“她在这儿，先生。您要同她讲话吗？”

“劳驾。谢谢你。”

卡罗琳·布洛克走了进来，她是唯一一个在我吃东西时还能来去自如的人。其实我并没有说不允许任何人在我进餐时进来。这是一件专由幕僚长料理的事情——提高办事效率，职责如同一个看门人，在其他人员面前展现出一副严峻的模样，让我不会为琐事而分心。

她还是如以往那样沉默寡言，一身干练的正装，深色头发扎在脑后，从来不会在镜头前松懈警戒。她不止一次地向我形容，她的工作不是和幕僚建立友谊，而是让他们组织有序，表扬出色的工作，在细节上孜孜以求，让我能够把注意力放在更为艰难、更加重大的事务上面。

但这是对她职责的莫大谦词。这世间再没有比白宫幕僚长更加艰辛的工作了。她料理着诸如私人事务以及行程安排的小事，这没错。但在我处理大事时，她也在与我并肩战斗。她必须面面俱到，因为她也是国会、内阁、利益集团以及媒体的联络专人。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代理人了。她默默做着这一切，却从来没有居功自傲。如果对她稍有溢美之词，她会像对待落在那一身毫无瑕疵的正装上的线头那样，将其轻轻掸去。

有一阵子，还是在不久之前，人们预测卡罗琳·布洛克有朝一日会做到众议院议长。她曾是连任三届的国会议员，作为一名改革派竟然能够在保守派的俄亥俄州东南部众议院选区连战连捷，一路青云直上，跻身众议院的领袖行列。她足智多谋，品貌兼优，镜头感好，堪称政坛中的全能运动员。她在资金筹集人圈子里获得了巨大成功，广结盟友的她最终也抓住机会，获得了所有人为之垂涎的职位——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一委员会可是我们政党得力的左膀右臂。她才刚刚40岁的年纪，却已经有机会向众议院的权力顶峰发起进攻，不得不说成绩斐然。

然后到了2010年。当时所有人都知道，对于我们党来说，这次中期选举将会异常残酷。我们的对手祭出了强大的竞选人——一位前任州长的儿子。一周过后，这场竞赛从数据来说还是平分秋色。

距离竞选还有五天时间，就在她和两名亲信助手在半夜借酒浇愁，发泄怒气时，卡罗琳对她的对手口出厥词。事情的缘由是她的对手刚刚播放了一则竞选广告，里面恶毒地攻击了卡罗琳的丈夫——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出庭律师。卡罗琳的话被一部摄像头记录了下来。谁都不知道是谁动的手脚，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卡罗琳还以为，当时只有她和两名亲信助手光顾那家封闭式的餐馆。

她骂她的对手是“浑蛋基佬”。不过数个小时，她的音频就传遍了各大有线新闻频道以及互联网。

她当时其实还有选择余地。她可以否认音频里是她的声音。她的两位亲信助理都是女性，她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卸于她们。或者她可以说出真相——那就是她当时身心俱疲，略感不胜酒力，而且还被那则牵扯到她丈夫的竞选广告弄得怒不可遏。

但她没有这么做。她只是说：“我要为我的私下谈话遭到窃听而感到遗憾。同样一番话如果出自一个男人之口，恐怕不会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吧。”

我个人十分喜欢她的回应。放在今天，这也许有用。但是在当时，她的支持者多来自社会保守派，所以她竞选失败。从此那句脏话便和她的名字如影随形，她心里也清楚，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落井下石有时可以成为残酷的政治生态。

卡罗琳的个人损失却成了我的收益。她创办了一家政治顾问公司，运用她的技能和才华为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士指明胜利道路。在我决定竞选总统时，我的竞选团队候选领导人名单上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

“您不应该去看这些垃圾，先生。”她说道。电视荧屏里，美国有线新闻网请了个我从没听说过的政治问题专家，此人评论道，由于我拒绝对“电话门”一事进行评论，间接使得众议院议长独掌了话语权，所以我犯下了严重的战略性失误。

“顺便问一句，”我说，“你知不知道，是你希望我在特别委员会跟前参加听证的？还有在这场支持参加听证和反对参加听证的白宫内斗中，你还是支持派的领袖人物？”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没有。”她徘徊至餐厅的壁画处，那是时一幅有关独立战争的壁饰。这画是杰奎琳·肯尼迪第一个挂上去的，来自她的一个朋友的礼物。贝蒂·福特不喜欢这画儿，于是取了下来。卡特又重新放了上去。随后这幅画开启了挂上去又摘下来的循环。因为蕾切尔喜欢这幅画，于是我们又重新把它挂了回去。

“喝点儿咖啡，卡丽，你让我神经紧张。”

“早上好，总统先生。”我的幕僚副长兼高级政治顾问詹尼·布雷克曼寒暄道。她领导了我的州长竞选团队，后来我竞选总统，她担任卡罗琳的副手。她看上去十分娇小，白亮色的金发，还有一个活像卡车司机的大嘴。她是我的笑面寒刀。如果我有意，她不惜为我赴汤蹈火。她可不止是将对手剖析而已。如果我不出手制止，她巴不得将这些人从下巴一直切到肚脐眼。她会像穷追不舍的斗牛梗一样将他们碎尸万段，场面只会更加不堪。

卡罗琳在我竞选成功以后，转向了政策。她一只眼睛依然盯着政治，但如今她有了一个更加重大的职责——努力促成国会通过我的议事议程，并且推进我的外交政策。

与此不同的是，詹尼只关注政治，致力于我的连任事宜。不幸的是，她也要担忧我是否能够挺过第一个任期。

“我们在众议院的领导层尚且情绪稳定，”她刚与我们在众议院的领导成员协商过，“他们说，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听您会怎么叙述阿尔及利亚一事了。”

我忍不住装腔一笑：“他们差不多是在说‘要他把脑袋从龟壳里伸出来，想办法自卫吧’。是不是这么回事？”

“差不多，先生。”

我是在给自己的盟友故意找碴儿。他们的确想保护我，但是我的缄口不言让他们近乎无能为力。如果我的重心放在政治上，那么我一定会对此有所行动。

“以后会有时间处理这事的。”我说道。我们对众议院的投票不存在幻想。莱斯特手握大多数选票，他的决策人员已经等不及要按下开启弹劾程序的按钮了。如果莱斯特发起投票，我便成了砧板上的鱼。

但是在众议院的辩护将为我在参议院的辩护埋下伏笔，莱斯特的政党在参议院已经握有55票，但是要想弹劾成功，就需要代表大多数的67张选票。如果我们在众议院的领导层团结一心，那么我们在参议院的人要想临阵变节就会艰难许多了。

“我们党在参议院的情形与众议院大致相同，”詹尼说道，“党鞭雅库布在试着锁定领导层的‘假定支持’——这是她自己的原话——也就是说，弹劾是最终的纠正方案，但是应该在听取更多消息以后才能做出这项决定。不过，他们除了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以外，不愿意提供任何帮助。”

“没有人自告奋勇地跳入我的战壕。”

“先生，那是因为您没有给他们一个理由。您让罗德牵着你的鼻子走，却没有反抗。一直以来，我听到的声音都是：‘阿尔及利亚糟透了，真的，真的糟透了。他最好做出一个充分的解释。’”

“好啊，嗯，这听了还真叫人高兴，詹尼。下一个话题。”

“如果我们还能多说上一分钟——”

“下一个话题，詹尼。我给了你10分钟又把弹劾一事过了一遍，昨晚还给了你一个小时做那场模拟听证。弹劾一事就此打住。我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现在，有什么其他消息吗？”

“是的，先生，”卡罗琳抢白道，“是关于连任竞选的信息布局吗？我们该开始了。我们需要正面的信息来抵消负面的信息。您没有时间应付所有政治的吵吵闹闹，为了推动国家前进，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就让他们为了党派之争而头破血流，而您为真正有需要的人解决真正的问题吧。”

“难道铺天盖地的弹劾案还没有淹没其他声音吗？”

“雅库布参议员不这么认为，先生。他们在恳求一个好的消息，重整旗鼓。”

“我在众议院听过类似的话，”詹尼说道，“如果您拿出一件让他们哑口无言的事情，一件让他们真正关心在意的事情，那么他们立刻就会明白，保住总统任期是多么重要。”

“他们需要这么一个提醒。”我叹气说道。

“事实上，先生，是立刻——是的，他们需要。”

我扬起了手：“行了。继续说吧。”

“开始增加最低工资标准，下个星期，”卡罗琳说道，“接着颁布攻击性步枪禁令。然后学费减免——”

“要想在众议院通过攻击性步枪禁令，其难度好比把罗纳德·里根机场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

卡罗琳咬了下嘴唇，点了点头：“说得没错，先生，确实通过不了。”我们都知道她之所以建议就攻击性步枪禁令议案，并不是因为指望它能够通过。她继续说道：“但是您必须认真，而且人们也愿意相信您在争取。毕竟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支持枪支禁案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如果在野党将这两条议案统统扼杀在摇篮之中，那就难免犯下众怒，沦为众矢之的。戈登也会跟着难堪。”

劳伦斯·戈登，作为连任三届的参议员，他虽然属于我的党派，却认为自己才是总统的不二人选，而且不像大多数也有类似抱负的人，哪怕现任总统来自他的政党，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想要与之竞逐。

劳伦斯·戈登在这两个问题上一直和我们政党唱反调。他投票反对上调最高工资标准，而且他对《第二修正案》拥有近乎无以复加的钟情，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第一修正案》《第四修正案》以及《第五修正案》的总和。詹尼此举是想要趁他羽翼未丰，先发制人。

“戈登不会在党内初选赢过我，”我说道，“他没这个胆量。”

“可没有人比戈登更关注阿尔及利亚一事。”詹尼说道。

我看了看卡罗琳。詹尼有尖锐的政治直觉，但是卡罗琳不仅有她的直觉，还有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任职经验。她还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物。

“我不是怕戈登在初选时赢过您，”卡罗琳说道，“我害怕的是他以为他能在初选时赢过您。私底下引起议论纷纷。让众人向他投来青睐的目光。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纽约时报》或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这对他有什么损失呢？只会让他更加大胆地迈出第一步，还能提振他的自信心。有什么能比一个挑战者更受欢迎的呢？他就像一个替补的四分卫——光是看到他出现在替补席上，人们就已经欣喜若狂了。在这以后，戈登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但是您的公信度却因为他的搅局而每秒递减。他看上去魅力四射、前程似锦，与此相反，您看起来却弱不经风。”

我点头称道。她说的全没错。

“我们先放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攻击性步枪禁令作诱饵，”她说道，“让戈登亲自过来，请求磋商讨论。这样他就欠了我们一个人情。还让他知道，如果他敢跟我们过不去，我们就要用立法提案让他好好喝个一两壶。”

“以后可要提醒我，谁都可以惹，就是不要把你给惹毛了，卡罗琳。”

“别忘了跃跃欲试的副总统。”詹尼说道。

“没错。”卡罗琳摆了个脸色。她对凯西·布兰特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后者是我提名竞选的最主要对手。她做副总统可谓人尽其才，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成为我最紧密的盟友。不论如何，凯瑟琳只会以个人利益做出相同的猜测：如果我中止任期，那么她就成了总统，然后她就会立即投入到选举进程之中。她不需要类似拉里·戈登这样的人来启发她。

“虽然我同意你对问题的分析，”我说道，“但我还是觉得你提出的方案实在太轻巧了。我想要两全其美的办法，强硬到底。我可不会向戈登做出任何让步。我们要逼他们出手。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不论输赢，我们都要保持强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

詹尼提高了嗓门：“这才是让我为之投票的总统，先生。我认为您的确应该这么做，但是似乎还不够。目前人们觉得您软弱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倒不觉得任何国内的政策举措能够弥补这一点。打电话给苏里曼。阿尔及利亚的梦魇。您需要拿出三军统帅的魅力。一个登高而呼、一呼百应的领袖——”

“不，”我看出了她的心思，赶忙说道，“詹尼，我不会为了摆出强硬姿态而下令发动军事袭击。”

“我们有很多无关痛痒的目标，总统先生。我并没有请求您入侵法国。比如动用一架无人飞机在中东打击目标，但是这次我们不用无人机，而是发动全面的空中打——”

“不行。答案是不行。”

她手搭腰间，摇头说道：“您妻子是对的。您真是个糟糕的政治家。”

“但她这么说是恭维我。”

“总统先生，能允许我实话实说吗？”

“难不成你刚才还有所保留？”

她双手叉在身前，好像是要和我比画当前形势，又像是在请求我。“您不能因此遭受弹劾，”她说道，“但是如果您不做些什么来扭转局势，不做些轰天动地的大事，就连来自您自己政党的参议员都会弃您而去。据我所知，您是不会辞职的。这不符合您一贯的行事风格。这就意味着，乔纳森·林肯·邓肯总统即将因为一件事情，仅仅那么一件事情而青史留名——那就是，您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任期内被迫卸任的总统。”

第5节

和詹尼与卡罗琳问计以后，我穿过大厅，进入自己的卧室，黛博拉·拉内已经打开了她的工具箱。

“早上好，总统先生。”她问候道。

我扯下领带，解开衬衫扣子：“向你道早安，医生。”

她盯着我不放，上下打量着我，面色不太高兴。这些日子，我似乎总是让人忧心。

“您又忘记剃须了。”她说道。

“晚些再剃。”事实上，我已经连续四天没有剃须了。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读书时，我养成了一个迷信般的习惯——到了期末考试周，我会保持一直不剃须。目的就在于吓唬其他人，这是因为，虽然我的头发是浅棕色，但是胡须的颜色却难以用语言形容：有一抹橘黄色暗藏其中，所以我的胡须也变成了如火焰般的赤褐色。而且我的胡须长得特别快，所以到了考试周末尾，每个人都管我叫“保罗·班扬[5]”。

大学毕业以后，我再没有践行过这个习惯。现在又故态复萌了。

“您看起来很累，”她说道，“昨天晚上您睡了几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吧。”

“这可不够啊，总统先生。”

“我忙过了头。”

“但您睡不好觉是办不好事情的。”她将听诊器按在了我赤裸的胸膛上。

黛博拉·拉内并不是我的专属医生，她来自乔治城，专攻血液病学。她出生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为了读高中，她逃离祖国，远赴美国，从此再未离去。她超短的头发现在已经尽数泛白。她的双眼虽向外突出，却目露慈祥。

从上周开始，她每天都要来白宫。这是因为，如果需要每天问诊，与其让总统大费周折地莅临乔治城大学附属医院，还不如让一个看起来颇具职业特征的女性——她的医用包已经尽量做了伪装——来到白宫，这样做不仅更为简单方便，同时也更易避人耳目。

她为我的手臂缠上了血压测量仪的绑带：“您最近感觉怎么样？”

“我的臀部痛极了，”我说道，“能否劳驾你帮忙看一看，我那儿是不是有个众议院议长在作祟？”

她瞟了我一眼，然而却没有笑。甚至一丝假笑也没有。

“至少，”我说，“我觉得身体感觉还行。”

她打着光线，往我嘴里照。她认认真真地检查了我的躯干、我的腹部、我的胳膊和腿，接下来让我转过身，对着我的后背又重复了一遍检查。

“瘀青更加严重了。”她说道。

“我知道。”起初看起来还像是皮疹。现在看来，更像是我的腿背面被人用铁锤狠狠地砸过一遍。

在我作为北卡罗来纳州长的第一个任期里，我被诊断患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也就是说，我的血小板数量比正常人要少。凝血出现障碍。那时候，我已经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公布真相——因为在那时候，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还谈不上是什么大问题。医生告诫我要避免所有有可能导致出血的活动，对一个40多岁的男人来说，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我的棒球生涯早已结束，对类似斗牛和刀枪杂耍这样的运动更是嗤之以鼻。

这病曾经在我州长任期内两度发作，但是在我竞逐总统大位以后却销声匿迹。后来蕾切尔的癌症复发，我的病也跟着死灰复燃——我的医生确信，过度焦虑是病情复发的罪魁祸首——但我没有过多放在心上。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腿肚子第一次出现瘀青，病情随之重演。肤色的急剧退化以及瘀青的蔓延告诉我们两人同一件事情——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糟糕病况。

“头疼吗？”黛博拉医生问道，“是否感觉头晕目眩？发烧发热？”

“没有，没有，都没有。”

“浑身乏力？”

“确实有，但那是因为睡眠不足。”

“流鼻血吗？”

“没有，女士。”

“牙齿或牙龈有出血吗？”

“牙刷很干净。”

“尿血或者便血吗？”

“没有。”当上总统以后，任何人都难以保持低调。比方说，你的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特定的演奏曲目；你的一言一行都将对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力；你还执掌着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库。但是如果你需要适时打击一下自己，不妨试试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便血吧。

她撤后一步，自顾自地哼了一声。“我要给您抽血了，”她说道，“我对您昨天的测量数据很是担心。不到两万。我都不知道您是怎么说服我不让您住院的了。”

“我是这么说服你的，”我说道，“因为我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我总是忘事。”

“两万对我足矣，医生。”

血小板的正常含量应当介于每微升15万到45万之间。没有人会为了不到两万的含量而欣欢鼓舞，但好歹这还没有到最危险的临界值。

“您还一直在服用类固醇吧？”

“就像信徒一样虔诚。”

她把手伸进了包里，然后用棉签往我的手臂擦拭酒精。我对抽血可没有什么念想，因为她使用针头的手艺并不出众。她很久没有练习了。像她这么高精尖的医学专才，会有其他人代她做那些基础的事情。但是我必须限制知道我病情状况的人数。也许我身患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但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病情有多么糟糕，尤其是现在。所以，她必须要做一条龙式的“独角戏”。

“我们来做蛋白治疗吧！”她说道。

“什么——现在？”

“是的，现在。”

“上一次做这个治疗，即便是在一天当中我最有精神的时候，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这疗法没用，医生。今天不行。”

她停了下来，手里的棉签一直擦到了我的指关节。

“再注入类固醇。”

“不行。我的脑袋已经让药片搅成一锅粥了。”

她的头略微一撇，思考着答复。毕竟，我并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大多数病人医生说什么就会乖乖做什么。但他们大多都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她又抓住我的手臂准备治疗，一脸愁云惨淡，一直到她备好了针头。“总统先生，”她的语气同我小学时候的老师如出一辙，“您大可交代世界上的其他人应该做什么。但是您不能这么交代自己的身子。”

“医生，我——”

“您有内出血的风险，”她说道，“颅内出血。兴许还会中风。不管您要处理什么问题，那都不值得您冒如此大的风险。”

她直视我的双眼。我没有回答。就让沉默当作我的回答吧。

“真有这么糟糕吗？”她低语道。她摇了摇头，又挥了挥手：“行了。我——我知道您不能告诉我。”

是的，的确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今天某个时刻，袭击将在一小时不到的时间内爆发。兴许20秒之前就已经爆发，卡罗琳也许即将冲进来告诉我情况。

我不能有分毫时间“不省人事”，一个小时都不行，更别提几个小时了。我不能冒这个险。

“必须从长计议，”我说道，“也许再过几天。”

黛博拉对这件她不知情的事情感到些许紧张，于是点了点头，把针头扎进了我的手臂。

“我要加倍的类固醇量。”我说道。这就意味着，我感觉像是喝了四杯啤酒而不是两杯。我必须迈过这道坎。我不能“不省人事”，但我也必须保住性命。

她一言不发地完成了治疗，把采集血样放进了医用包，准备好离开。“您有您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她说道，“我两个小时以后再从实验室回来。但我们都知道，您的计数很糟糕。”

“是的，我知道。”

她在门口停住，又向我转过身。“没有几天的时间了，总统先生，她说道，”“您兴许连一天都撑不过。”

第6节

今天，也只有今天，他们能够庆祝。

他必须让他们如愿。但是他的小团队日以继夜地工作，有想法，有风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有人都需要休息了。

河岸的微风吹扬起他的头发。他垂下香烟，烟头在傍晚朦胧的夜色中闪烁着橘黄色的光亮。他饶有兴致地在顶楼露台，俯瞰施普雷河，河对岸的城市熙熙攘攘——东部画廊，娱乐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棒球场今晚在举办一场演唱会。他不知道乐队的名字，但是即便隔着一条河，还是能够隐约听到音乐声，让他知道这是重金属吉他还有低音贝斯。眼前这个柏林已经和他上次来时有了天壤之别，仅仅过了短短四年而已。

他转身看向顶楼内部，160平方米，四间卧室，一间开放式设计的厨房，那里有他的团队，正在放声大笑，指指点点，倒着香槟酒，可能都已经喝得半醉。其中四个人，可以说是各有所长的天才，年纪都在25岁以下，甚至还是新手。

艾尔姆罗德，他的肚子紧紧地勒在裤腰带上，胡子拉碴，脑袋上一顶淡蓝色帽子，上头写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兵”。穆罕默德，已经脱去了衬衫，故意用健美运动家的姿势显摆他那乏善可陈的二头肌。他们四人全部转向房门，艾尔姆罗德前去应门。门一开，八个女人鱼贯而入，清一色的蓬松头发和紧身衣着，每一个都像是从成人杂志里走出来的裸体女郎，每一个都要价不菲，这些都是过来为他的队员提供特殊关照，陪他们过夜的女人。

他小心翼翼地沿着露台向房内走去，丝毫不敢触发热量与压力传感器——当然，传感器已经解除了——如果有任何比鸟儿重的物体降落在露台上，传感器便会启动，将整个露台炸为废墟。这一套预警系统花了他将近100万欧元。

但如果回报是1亿欧元，区区100万欧元的成本又何足挂齿？

其中一个妓女是个亚洲人，她的年纪不可能超过20岁，傲人的双峰也不可能是真的，对他却突然产生了一种不可能真诚的兴趣，并在他进屋正欲关上房门之时靠近过来。

“你叫什么名字？”她用德语问道。

他微微一笑。她只是在简单调情，逢场作戏。她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

但是还有人愿意倾尽所有，或者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打听到她问题的答案。只此一次，他终于肯放下戒备，直言不讳地坦白回答。

“我是苏里曼·琴多卢克，”他低声细语，“世界即将因我焕然一新。”

第7节

看完种种材料，我合上了桌上的文件夹，这些材料都是由我的白宫顾问丹尼·阿克尔斯以及他的下属为我准备的，并且请教了司法部长的意见。

一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管制的总统令草案，还有一份寻求宪法支持的法律备忘录。

还有两份草案，一份递交国会，一份同样是总统令，都是要宣布在全国取消人身保护法。

一份行政命令，内容有价格管控以及对多种日耗品实行定量配给，附带相关领域的立法授权。

我只是在祈祷，但愿事情不要真的沦落到这种地步。

“总统先生，”我的秘书乔安提醒道，“众议院议长来了。”

莱斯特·罗德礼貌地向乔安微笑，大步流星地迈进总统办公室，他伸出了右手。我已经绕过了办公桌，同他会晤。

“早上好，总统先生。”他边握着我的手，边打量着我，也许是在纳闷为什么我会露出胡茬。

“议长先生。”我说道。通常而言，我会以“感谢到来”或者“很高兴见到您”来作为开场白，但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我抖擞不出一分愉悦。毕竟，罗德是在野党于中期选举开疆辟土的功勋，他的成功几乎完全来源于他那个“让我们的国家重回正轨”的口头承诺，还有就是他对付所有对手的老把戏——晒出我的执政表现“成绩单”，这实在荒谬可笑，因为在这张“成绩单”上，他对我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一系列热点问题品头论足，还给出了一个朗朗上口的总评：“邓肯不及格”。

他坐上了沙发，我坐上了椅子。他捋起袖口，坐定下来。他的着装彰显着一名立法者的威权：石蓝色的衬衫搭配白色的领口和袖口，亮红色的领带细看还有一个完美的“领带酒窝”，所有的颜色搭配与国旗完全一致。

他的脸上还洋溢着得势的沾沾自喜。他坐上议长宝座才五个月，还不知道自己的限制底线在哪里。这提升了他的危险程度，而不是缩减。

“我自问为什么您会邀请我来到这里，”他接过话茬，“您知道，有线新闻都在风传我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您和我。您不再寻求连任，而我将取消听证会。”

我慢慢点头。这个新闻我自己也听说了。

“但是我告诉我的助手，我说道：‘回去看看那些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被敌人抓获的战俘，乔纳森·邓肯可没有幸免。看看他们有多么害怕。他们在面对镜头指责自己的国家时，一定是害怕极了。看完以后，你们再问一问自己，在乔纳森·邓肯成为他们部队里唯一一个拒绝出现在镜头下的美国战俘时，伊拉克人会如何对他。等你们想通了这个，我告诉他们，再扪心自问，乔纳森·邓肯怎么会甘愿向一伙国会议员低头呢？’”

这就意味着，他还是不知道他来这里的原因。

“莱斯特，”我说道，“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论此事？从没有说过我在伊拉克的遭遇？”

“我不知道，”他说，“我猜是因为您的谦逊。”

我摇了摇头：“住这条街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谦逊的。不对，我之所以绝口不提是因为还有比政治更加重要的事情。大多数议员从来都不需要上这堂课。但是为了让政府运转，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众议院议长需要上这堂课。越早越好。”

他双手张开，暗示他已经准备好反唇相讥了。

“莱斯特，我当上总统以后，哪次秘密行动是没有和情报部门通过气的？哪怕是其中特别敏感的行动，我又哪次没有和八人组通过气？”

法律规定，执行一项秘密行动之前，我必须要掌握相关的情报发现，而且必须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委员们共享这份情报发现——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在行动之前。但是如果问题特别敏感，我可以将公开人数缩减在“八人组”以内——众议院议长和少数党领袖，参议院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以及两大情报委员会各自的主席和副主席。

“总统先生，我刚上任议长数月之久。在这段时间内，就我所知，您确实一直恪守着情报公开条款。”

“你的前任——我确信他也告诉过你，我在他任议长的时候也是一样循规蹈矩。”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是的，”他附和道，“但如今连‘八人组’也听不到有关阿尔及利亚的只言片语，这也是此事让人如此苦恼的原因所在。”

“莱斯特，你知道我苦恼什么吗，我苦恼你为什么就不明白，这次不公开肯定是因为我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牙关紧锁，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即便事情过去了以后都不行吗，总统先生？如果时间紧迫的话，法律是允许您先斩后奏的——但阿尔及利亚的惨剧发生以后，到现在您都没有任何披露。那个恶魔已经叫您给放走了。您这是在违反法律。”

“问问你自己，莱斯特。”我坐回到椅子上，“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明明知道你会作何反应，也知道这无异于给了你一个天赐良机来弹劾我，那我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只可能有一个理由，先生。”

“噢，真的吗？说说看，莱斯特。”

“呃，如果言出无罪的话……”

“嘿，这地方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好吧，”他重重地点了下脑袋，“答案是您对您的所作所为找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您在和那个狗娘养的恐怖分子交涉某种停火协议，然后您阻止了那个民兵组织杀死他的计划，这样您才能继续和他商讨那个您认为有机会实现的协议，那个充满了和平、充满了爱，还充满了和谐的协议。您差一点儿就得逞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听到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一句评论。您准是想对全部事件矢口否认。”

他身子重心压在双膝上，死盯着我的眼睛，双目如炬，几乎泛出了义愤的泪水。“但是那个美国孩子就这么让人给杀了，他们还录了视频，好让全世界都能看见。您这次真是让全世界看了一出大笑话。而您居然还不愿意告诉我们真相。因为您不想让任何人知情，直到这事儿签上名字、密封包装、交付投递。”他用手指向我，“哼，国会可不会放弃对此事的监督职权。只要我还是议长，就没有一个总统能够我行我素到和恐怖分子达成一个谁都不一定遵守的协议，让我们看起来与后娘养的孩子无异。只要——”

“够了，莱斯特。”

“——我还是议长，这个国家将要——”

“够了！”我腾地站了起来。过不多久，惊魂甫定的莱斯特也站了起来。

“我和你明说了，”我说道，“这里没有摄像镜头。别摆出一副你会相信自己刚才说的话的样子。别摆出一副你真的以为每天我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和恐怖分子你侬我侬的样子。你我都知道，只要符合国家最高利益，我恨不得马上将这个浑蛋婊子养的绳之以法。这是一场政治舆论迫害，莱斯特，我这么和你说吧——你用来血口喷人的那些垃圾，说什么我和‘圣战之子’讲什么‘要爱情不要战争’。但是在你走进总统办公室以后，一刻也不要装作你真的相信这些鬼话的样子。”

他眨巴了下眼睛，没了方才的势头。他还不习惯这些天有人会对他耳提面命。但是他保持着沉默，因为他知道我言之有理。

“我对你可是好人做尽了，莱斯特。我保持沉默不仅帮了你，还助长了你的气焰。每一次我不予置评，你就越是火上浇油，越来越起劲。你在公众面前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动用口头禅似的废话。让我呆坐在原地，不停说着‘谢谢您，先生，下一个问题呢？’你肯定聪明到能够意识到，如果我打破一切政治常规，始终一言不发，那么这么做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支撑，一定有某个生死攸关的事情危如累卵。”

莱斯特死撑着一直盯着我，然后他的目光垂到了地上。他把手揣进口袋，脚后跟在打颤。

“那就告诉我，”他说道，“不是情报委员会。也不是‘八人组’。我一个人。如果真像您说的那么重要，那就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莱斯特·罗德显然是我最不愿意将所有细节交代清楚的人。但是我不能让他往这方面去想。

“不行。莱斯特。我不能这么做。我这是在请求你的信任。”

曾经，如果总统亲自对众议院议长发话，事情就算解决了。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恕我不能苟同，总统先生。”

他的选词很微妙——“我不能”而不是“我不会”。莱斯特身上也承受着来自党团的莫大压力，尤其是那些“喷火艺人”——这些人习惯性地在社交媒体和热线广播节目里捕风捉影，添油加醋。不管事情是否真实，不管他们自己是否相信，这些人把我打造成了一个众矢之的，而莱斯特·罗德议长不能让大家知道，他在这个重要时刻决定要信任我这个众矢之的。

“想一想在多伦多的网络袭击，”我说道，“‘圣战之子’没有宣称对此事负责。好好想一想。那些家伙总是跳出来宣布负责。他们发动的每一次袭击都在向西方传递一条消息：离他们的世界远一点儿，中欧以及东南欧。把我们的资金撤出去，部队撤出去。但这次他们却没有发声。这是为什么，莱斯特？”

“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回答道。

我示意他先坐下，自己也坐了下来。

“只限你一个人知道。”我说道。

“好的，先生。”

“答案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的猜测，多伦多只是一次测试。证明他有这个能力。就像是动真格之前先拿到预付的定金。”

我在椅子中坐定，回味着刚才一番话。莱斯特面露孩童一般困窘的神情，好像隐约知道什么，却不愿意承认。

“那为什么不杀了他？”莱斯特问道，“为什么要在阿尔及利亚的袭击事件中解救他？”

我注视着莱斯特。

“只说给我一个人听。”他说道。

我不能把所有细节和盘托出，但是我要放出诱饵。

“我们并不想救苏里曼·琴多卢克，”我说道，“我们只是想活捉他。”

“那么……”莱斯特又张开双手，“为什么您要阻止那支民兵武装？”

“因为他们不想活捉他，莱斯特。他们想杀掉他。眼看着他们就要往他家里发射肩扛式导弹了。”

“所以呢？”莱斯特耸了耸肩，“活捉一个恐怖分子，杀死一个恐怖分子——区别在哪儿？”

“这一次确实大有不同，”我说道，“我需要苏里曼·琴多卢克活命。”

莱斯特看了看他的手，拧了拧婚戒。他保持在聆听的状态，没有表情流露。

“我们的情报部门告诉我们，民兵组织已经找到了他。我们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只能硬着头皮阻止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动，阻止他们将事态演化成为全面武装进攻，并且让我们的人活捉苏里曼。我们阻止了他们的袭击，但是苏里曼在混战中逃脱了。是的，一名美国人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本想要消息保持高度机密，结果几个小时不到，消息就像病毒一样在社交网络上急剧扩散。”

莱斯特思量了一番，双眼眯成一条缝，颔首点头。

“我不相信苏里曼在单打独斗，”我说道，“我觉得他是受人雇用。而且我认为多伦多只是一场热身，一场试跑，一道开胃菜。”

“我们才是主菜。”莱斯特低语道。

“正确。”

“再发动一次网络袭击，”他咕哝道，“规模比多伦多更大。”

“大到让多伦多看起来就和脚趾骨折差不多。”

“老天。”

“我要让苏里曼活命，因为他或许是唯一能够阻止此事发生的人。而且他还能指认是谁雇佣了他，如果可能的话，还能指出有谁和他共事。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知道些什么以及我在想些什么。我正在做一件在美利坚合众国前所未有的难事——保持低调。”

议长的脸上闪过一丝理解。他像一个手握所有王牌的赌徒一样靠在了沙发上：“您的意思是说听证会阻挠了您。”

“显而易见。”

“那您一开始为什么要同意出庭做证呢？”

“争取时间，”我说道，“最早在这个星期，你就想把我一整套的国家安全队伍拖到你们委员会面前。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自愿用自己出庭做证来换取时间。”

“但您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至少要到下周一之后。”

“是的。”

“然后您想让我回去和我的党团说，我们必须给您这些时间。”

“是的。”

“但我不能告诉他们原因。您对我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能和他们讲。只能告诉他们，我决定‘信任’您。”

“你是他们的领袖，莱斯特。那就拿出领袖的样子来。告诉他们你做出了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暂缓举行听证会。”

他垂下头，搓揉双手，开始酝酿他来这里以前，或许已经在镜子面前练习多次的演讲。

“总统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您不想让我们举行什么听证会。但正如您有您的职责，我们也有我们的监督职责，这是我们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措施。我胜选的背后是许许多多支持我们行使监督权力的议员。我不能就这么回去，然后告诉我的领导层这次我们要推卸责任。”

看来今天我不论说什么，他都是油盐不进了。他有自己的一套剧本，他打算一直这么照本宣科。爱国之心没有立足余地。拿我母亲的话来说，哪怕这家伙曾经有过一份大公无私的想法，那这份想法恐怕也早已因为孤独而死了。

但我还是没有放弃争取。

“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说道，“我们不仅能够阻止这场恐怖袭击，你还会成为与我并肩的功勋。我会告诉全世界，议长力排众议，抛下党派分歧，为这个国家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我会像捧华盛顿特区的明星一样把你树立成榜样。你将成为终身制议长。”

他又开始点头，清了清嗓子。脚开始点地。

“但如果……”他没有办法接着说下去。

“如果局势恶化？那么所有指责我一个人承担。全部。”

“但是我也会受到指责，”他说道，“因为我在没有给党派同僚或者公众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终止了听证会。您没办法承诺我能够独善其身——”

“莱斯特，这是你自愿从事的工作。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不论你喜欢或是不喜欢。你说得对。我不能在这里给你任何承诺。凡事无绝对。我是总司令，我在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这个国家的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他没有思考很久。他一边挪动牙关，一边目视双手：“总统先生，我当然愿意帮助您，但您要知道，我们有这个责——”

“见鬼，莱斯特，把你的国家放在第一位！”我猛地从座椅中抽身而出，几乎头晕目眩，满腔怒火将我活活吞噬，“我真是在白费口舌！”

莱斯特从沙发上起身，捋平了袖口，正了正领带：“那么我们周一见您了？”好像他已经把我之前的苦口婆心当成了耳旁风。他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回到他的领导层身边，告诉他们他有这个胆子与我对峙。

“你自以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说道，“但实际上你一无所知。”

第8节

议长罗德离开以后，我久久地盯着房门。我不确定能够对他抱有什么念想。老掉牙的爱国主义情怀？或者，某种职责使命感？一点点对总统的信任心？

白日做梦。这是个难觅信任的世道。在当前的局势下，信任没有任何好处。五花八门的动机将人们向对立的方向推搡。

所以，罗德会回到属于他的一方角落，带头发起冲锋，虽然他贵为众议院领导层的领袖，但是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他对这些人又没有实际的掌控力。我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似乎已经被类似推特、色拉布、脸书以及二十四小时有线电视网这样的即时共享社交网络牵着鼻子走了。我们在运用现代化科技“返璞归真”到人类原始的社交关系。媒体深谙营销之道——兜售冲突和分歧。操作快捷且简易。很多时候，愤怒的情绪比给出答案效果更好；仇恨比理性效果更好；情绪也能战胜证据。一句虚伪而又讽刺的俏皮话，不管多么虚假，都被人们视作直言不讳的肺腑之言。而平心静气、有理有据的回应却被视作千篇一律的弄虚作假。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老掉牙的政坛笑话：为什么要马上树立起对民众的厌恶之情？因为这样能够节约时间。

基于事实、言辞中肯的报道去哪儿了？真的很难说。因为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真相和谎言之间的界限，都已经日渐模糊了。

我们不能没有新闻自由，这是致力于保护那条界限，确保民众能够跟从正确的舆论导向实事求是。但是如今的环境把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了我们的新闻从业者，至少对政治新闻从业者尤其如此，他们已经开始逆向而行了——他们践行着自己的权力，像一名睿智的专栏记者所说，竭尽所能地“妖魔化”所有的政治家，就连其中诚实能干的人也不能幸免，总是捉住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死磕不放。

学者将其称为“虚假对等”。意思是说，在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团体大肆挞伐之前，必须在另一方找到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再将其包装成能够与之相称的大事，以此避免偏见之嫌。如此包装一新也有众多优点：增加晚间新闻的收视率，制造数以百万计的推特转发数量，提供更多的脱口秀话题。等到二者看似等量齐观的时候，竞选活动和政府就无法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争辩国计民生上头了。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我们的声音也时常淹没在当下的群情激奋之中。

这里头有更实在的损失。它孕育了更多的失望情绪、对立情绪，制造了停摆瘫痪，产生了糟糕的决定，白白错失诸多良机。但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丧失了办成实事的动机，越来越随大流，需要他们像消防员一样行事的时候，他们却不断煽风点火，煽动愤怒和仇恨情绪。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对，但是现成的丰厚回报又让我们踌躇，心里想着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公众机构，还有法制能够承受住每一次新的攻击，并且不会对我们的自由以及行为方式造成永久性伤害。

我竞选总统就是为了改变这一恶性循环。我仍旧希望我能尽一份力。但是现在，我必须想办法处理躲在门后的豺狼。

乔安走进来说道：“丹尼和亚历克斯到了。”

我接任北卡罗来纳州长以前，乔安曾是原州长的手下。在交替环节中，她卓越的工作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人对她敬畏三分。有人劝我不要雇佣她，因为她来自“他们”——在野党——但是乔安告诉我：“候任州长先生，我刚刚离婚，有两个孩子在读中学，但我破产了。我从不迟到，从不生病，打字速度甚至比您说话还快，而且如果您有任何愚蠢的行为，我将会是第一个告诉您的人。”从那以后，她就一直为我效力。她的政府履历最早可以追溯到财政部。

“总统先生。”白宫顾问丹尼·阿克尔斯问候道。丹尼和我曾是北卡罗来纳州威尔克斯县的邻居，我们一起在一个方圆一英里不到的小镇上长大，在一条公路和一个交通信号牌之间安家落户。我们一起游泳、钓鱼、滑滑板、打球和打猎。我们教会彼此打领带，如何用跳接线路的方法发动汽车，如何挥杆打台球，如何投掷变向球。我们两个一直如影随形——从小学一直到北卡罗来纳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我们甚至还一同参军入伍，双双成为游骑兵，下士军衔。我们唯独没有一同经历沙漠风暴行动：丹尼不在我的二连，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伊拉克执行过任务。

我在沙漠风暴行动中负了伤，后来也曾试过克服伤痛，在孟菲斯市征战职业棒球联赛，但是并没有成功。丹尼那会儿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法学院深造。我认识蕾切尔·卡尔森的时候，他是担保人之一。那时我初入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法学院，而他已经是大三的一名法学生了。

“总统先生。”亚历克斯·特林布——此人虎背熊腰，圆寸头，让人第一眼看到他，就忍不住惊呼“特勤局”。他不擅谈笑风生，但只要时机一到，他会展现出足够一针见血、足够有说服力的表现。他在处理我的人身安全细节上，简直如同执行军事行动一般高效。

“请坐，请坐。”我应该回到办公桌后，却坐在了沙发上不动弹了。

“总统先生，”丹尼说道，“这是我整理的有关3056节18条的备忘录。”他呈上了文件，“您想要详细版本，还是缩减版本？”他其实是明知故问。

“缩减版。”我最不想做的就是阅读法律。我很清楚这份备忘录是精心准备的。就任检察官的岁月里，我十分享受法院如战场的感觉，但丹尼是一名学者，喜欢在最高法院的裁定意见中抽丝剥茧般地找乐子，于法律的精细之处争辩，评估条款中的每一个成文文字。我就任北卡罗来纳州长后，他就辞去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成为了我的顾问。他的工作相当出色，直到后来，时任美国总统提名让他去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报到。他热爱法院的工作，本来也有机会在这一岗位上幸福地干一辈子，但是我就任总统以后，还是成功地邀他再度出山了。

“就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吧。”我说道。

丹尼向我眨了下眼睛：“法律规定您不能拒绝人身保护。但是有过以个人隐私为由暂时拒绝的先例。”

亚历克斯已经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了。之前我已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话题了，所以刚才的一番话对他而言并不算毫无征兆，但他显然在希望丹尼能够劝我不要拒绝。

“总统先生，”亚历克斯说道，“容我冒昧地问一句，您不会是认真的吧？”

“认真得不能再认真了。”

“那么，无论如何，先生——”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说道。

“我们可以保持一个适当的保护半径，”他说道，“或者至少保留一些铺垫工作。”

“不行。”

亚历克斯紧紧握住座椅扶臂，有些张口结舌。

“我需要和我的白宫顾问单独谈一会儿。”我对他说道。

“总统先生，请您不要——”

“亚历克斯，”我说道，“我需要和丹尼单独谈一会儿。”

亚历克斯重重地叹了口气，摇了下脑袋，离开了我们。

“孩子，你比一只三月发情的野兔还要疯狂。”他引用我妈妈的一句口头禅时，故意制造出那一份久违的鼻音。他和我私交甚笃，对彼此的家事了如指掌。丹尼的父母体面而勤奋，但是经常不在家。他的父亲总是在卡车公司里加班加点地干活，他的妈妈每天都在当地一家车间上晚班。

我的父亲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在我四岁的时候不幸因为车祸而去世。所以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家就只能靠着一个小学老师的部分年金以及妈妈在米勒斯河的科勒雷做侍应的钱过日子。好在她晚上通常在家，所以帮着阿克尔斯家照顾小丹尼。她对他视若己出，像对待次子一样关爱他；所以他在我家度过的时光差不多和他在自己家一样长。

通常，当他勾起这些往日回忆的时候，我总会喜笑颜开。但这一次，我身子向前一倾，不断地搓揉双手。

“好吧，您不是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试探地问道，“您快把我吓坏了。”

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和丹尼独处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戒备心慢慢放了下来。他和蕾切尔都堪称我的避风港湾。

我抬头看着他。“我们离在加尔登河里抓到鲑鱼还差得远呢。”我说道。

“很好。反正您从来都不愿意垂钓。”

我这次依旧没有笑。

“您对局势的评估相当准确，总统先生，”他说道，“但是当事态急转直下，犹如排泄物打在风扇上时，我希望坐镇指挥的人是您。”

我长吁一口气，点了点头。

“嘿。”丹尼从座椅上起身，靠着我坐在了沙发上，他轻轻地捶了下我的膝盖，“坐镇指挥并不意味着成为孤家寡人。还有我在。不管您的头衔是什么，我一直都在原地随时待命。一直都在原地。”

“是啊，我——我知道。”我目视着他，“我知道。”

“您在乎的不是这个什么狗屁弹劾，对吧？车到山前必有路。莱斯特·罗德？这个撒泡尿还会沾湿鞋的家伙更是愚不可及，不足挂齿。”

他竭尽全力，又打开了母亲尘封已久的金句匣子。他在试着将我拉回到她的身边，获得她的力量。父亲去世以后，如果听到我说话用了双重否定，或者有一句“我不要”时，她就会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抽我，告诉我我必须上大学，不然她就要把我生生活剥。她每天很早就去工作，下午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两包食物充当我和丹尼的晚餐。我帮她按摩双脚的时候，她会一边检查我们的作业，一边听丹尼汇报我们两个在学校的表现。她总是说：“你们两个家里都不富裕，没有资格不认真听课。”

“您在乎的是另一件事，对不对？”丹尼问道，“就是您不能够告诉我的那件事，也是为了那件事取消了您前两周一半的行程安排？您突然如此在意军事管制、人身保护法和价格管控也是因为那件事？不管是什么，那件事让您对苏里曼·琴多卢克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事件只字不提，并且任由莱斯特·罗德为难您？”

“是的，”我说道，“就是那件事。”

“是啊。”丹尼清了清嗓子，点了点手指，“从一到十打分，”他说，“事情有多糟糕？”

“1000分。”

“老天。您疯了吗？我必须告诉您，这可不是个办法。”

但也许就是这样。我只能这么说。

“您害怕了。”他说道。

“是的，是的，我害怕了。”

我们沉默良久。

“您知道上一次我见您如此害怕是在什么时候吗？”

“俄亥俄州终于兑现了那270张选举团选票？”

“不是。”

“当我知道国家即将调遣二连参与行动的时候？”

“不是，先生。”

我看着他，没再回答。

“我们从运兵巴士下车，抵达本宁堡的时候，”他说道，“麦尔顿教官到处嚷嚷‘下士呢？这帮只知道在大学联谊会胡来乱搅的蛆虫呢？’我们还没从巴士上下来，这个教官就已经在冲我们这些参军的大学毕业生磨刀霍霍了，谁叫我们起点高呢？”

我咯咯直笑：“我记起来了。”

“是啊。一辈子都忘不掉您的第一个‘魔鬼训练’吧？我们下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您脸上的表情。也许就和我现在的表情一样。害怕得像是一只落入蛇穴的老鼠。您还记得您当时怎么着了吗？”

“尿裤子了？”

丹尼认真地注视着我：“您不记得了，对吗，游骑兵？”

“我发誓我不记得了。”

“您抢在我前面下了车。”

“真的吗？”

“千真万确。本来我是靠着车厢过道坐着的，您的座位靠窗。所以应该是我在您之前下车才对。但是那个教官刚四处叫唤着下士的时候，您用胳膊肘推开了我，抢在我身前第一个下车和那个教官面对面。虽然您心存恐惧，但那就是您的第一直觉，为我保驾护航。”

“啊哈。”我实在记不得这事了。

丹尼拍了拍我的腿。“所以就这么心怀恐惧地一路向前吧，邓肯总统，”他说道，“论保护美国国民，您依然是我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第9节

暖阳洒在她的脸上，耳机里是威廉·弗里德曼·赫尔佐格演奏的一整套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及变奏曲，“巴赫”最终下定决心，在国家广场观光旅行并不算是最糟糕的主意。

希腊式圆柱和威风堂堂的大理石雕像俯瞰着看似无边无际的阶梯，林肯纪念堂给人一种不相称的庄严气度，看起来更适合供奉神灵，而不适合缅怀一个以谦逊著称的美国总统。但是这种反差恰恰是纯正的美国式作风，美国以自由、人权解放以及个人权利为基石建国，却在海外国家肆意践踏这些原则。

这些想法都像只是她个人的意见而已；地缘政治并不是驱动她的动因。而且，就像美国这个国家一样，这座纪念堂尽管极富争议，却不失其伟大。

倒影池静静地闪烁着正午的阳光。老兵纪念堂，尤其是朝鲜战争纪念堂，将她的脚步拖向了前所未料的方向。

但最吸引她注意力的是清晨拜访的地方——福特剧院，这里是美国历史中最负盛名的总统刺杀案案发地。

户外耀眼的阳光让人不免眯起眼睛，这也让她夸张的墨镜显得十分自然了。她娴熟地用缠在脖间的照相机四处拍照，拍摄的对象包罗万象——华盛顿纪念碑、亚伯拉罕·林肯雕像的特写、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埃莉诺的雕像，以及老兵纪念堂的铭文——她这么做是想掩人耳目，以防有人突然问起伊莎贝拉·梅尔卡多（她护照上的名字）的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耳机里响起了摄人心魄的人声合唱，《圣约翰受难曲》舞动的小提琴乐声，仿若彼拉多、耶稣和民众就在耳畔激烈对峙。

处死他，处死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她闭上了双眼，像往常一样，全身心沉浸在音乐之中，想象着自己坐在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斯教堂里，静耳聆听此受难曲于1724年首次公演，琢磨着在听到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时，曲作者会是怎样一种心境，见证着教堂会众领略美的荡涤。

她真是生不逢时。

待她睁开双眼，她看到一个女人坐在长椅上，正在给她的孩子喂奶。她感到一阵意乱情迷。于是摘下耳机，打量着这个女人，又看向她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孩，母亲的嘴角扬起了温柔的微笑。巴赫知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

她记得什么是爱。她也记得自己的母亲，虽然逃离的时候只带了两张照片，但是她对母亲的温存来得比视觉图像更强烈。她记得更加深刻的是她哥哥，虽然面貌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满脸愁容的样子，双眼中纯粹的仇恨却历历在目，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相遇的情形。他现在已经有了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她猜，他一定过得很幸福。她希望他找到了真爱。

她又把一粒姜汁糖塞进嘴里，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西南M大街和西南首都大街交界。”她装作游客的口气说道，不过没有什么异样。

她强忍着出租车油腻的气味和颠簸的行程。又戴回耳机，不想和饶舌的非洲裔司机聊天。她用现金付了车钱，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这才往一家饭店走去。

这家小店取了个酒吧的名字，里面用大餐盘供应着各类屠宰动物，还有各式炒菜。服务员邀请她试一试墨西哥玉米脆饼套餐——她能够吃出玉米粉圆饼和加工奶酪，还有些许时令蔬菜，以及更多的现宰熟肉。

她不吃肉。甚至不杀动物。毕竟动物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她靠着壁架，坐在窗前的凳子上，这里是为单独前来的食客准备的位置。她看向大街，交通信号灯前车水马龙，广告牌上满是各种啤酒、快餐、“汽车贷款”、服装商店以及电影的卷帘式屏显广告。街道上人们摩肩接踵。饭店却门可罗雀；这才刚刚上午11点，还没有到当地人说的“午餐高峰”。菜单上没有一样她能够下肚的食物。所以她只要了一杯饮料和一碗汤，默默等待着。

头顶，灰色的乌云开始在苍穹间笼罩。报纸预计会有三成的概率下雨。

也就是说，她有七成的把握在今晚完成任务。

一个男人在她座位的左侧坐下。她并没有转过头来看他，而是依旧直视前方，盯着柜台，等待纵横字谜出现。

一分钟以后，男人放下报纸，用手将其对折到字谜部分，并且在最顶上的横排写下了一串字母：

“确认。”

她低头看了看桌上的国家广场地图，用圆珠笔在最上方的空白处写下：“货梯？”

那个男人装作在思考下一条提示的样子，用铅笔在已经写下的那个词语上头点了一下。

侍者捎来了她的饮料。她悠长地喝了一口，抵消着在胃里卷集恶心的汽车尾气。她写道：“后援？”

他依然点了一下“确认”的字眼。

接着，在字谜“纵向列”，他写下：“你有证件吗？”

“我有。”她写道。又加了一句话：“如果下雨了，还是九点见吗？”

他写道：“不会下。”

她有些生闷气，但是她什么也不会说，什么也不会做，只会等待。

“是的，九点。”他往更下边的字母栏上写下了这串字。

侍者还没来得及招呼他下单，他就已经起身，把字谜留在了她旁边的柜台上。她的视线往左扫了过去，展开了报纸，好像是对一篇报道感了兴趣。地图和报纸都将摧毁，分别丢进不同的垃圾桶中。

她已经在想着今晚任务完成以后金蝉脱壳的部分了。她对自己成功实施任务的能力毫不怀疑。唯独不受她控制的因素当属天气了。

她这一生还从来没有祈祷过，但如果要她祈祷，那她只会祈祷老天不要下雨。

第10节

下午1:30。地点是战情室，空气凉爽，处于隔音无窗的环境之中。

“蒙特霍将在明天宣布洪都拉斯全国进入军事管制状态，”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登·莫汉汇报道，“他已经把大多数政治对手关进监狱了，但他还不打算就此收手。针对食物短缺问题，他也许将要实行价格管控，争取时间，暂时稳定国民情绪，直到完全掌控形势。据我们估计，爱国党已经在邻国尼加拉瓜的马拉瓜集结了一支人数逾20万的军队，随时听候调遣。如果他还不下台的话——”

“他不会下台的。”副总统凯西·布兰特说道。

莫汉曾是洪都拉斯的军队将军，此人并没有深刻意识到军事介入的可能，但是深谙部队指挥系统。他对外界的传言不以为意，越来越吻合他对事态的评估走向。

“我同意，副总统女士，他不会下台的。但他有可能失去对军队的控制。如果真是这样，那他难免被推翻。如果他被推翻了，那么我们有十足理由预测，洪都拉斯将在一个月以内陷入内战。”

我转向中情局局长埃里卡·贝蒂，这是一个书生气、说话柔声细语的女人，她有一双浣熊似的黑色眼睛，一头银色短发。她是从间谍一直做到这个位置来的，为中情局贡献了一生。大学毕业以后，她被中情局征召，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于20世纪80年代在东德执行秘密任务。1987年，她遭到东德国家安全组织“斯塔西”绑架，当时的说法是，她在柏林墙东侧遭到了逮捕，在她身上搜到了假护照以及几幅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部的建筑图纸。斯塔西放人以前，她遭到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严刑拷打。柏林墙倒、德国统一以后，据有关斯塔西的解密情报显示，虽然她历经酷刑，却没有吐露丝毫情报。

她的间谍生涯终结了，但她却因此平步青云，成为了我们国家最为资深的对俄问题专家，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并且领导指挥中情局中央欧亚分局，监督监管在苏联“卫星国家”以及前华沙组织国家境内进行的情报行动，最后荣升至资深情报组织。她是我麾下对俄问题的顶尖顾问，她平素很少说话，除非有人和她主动搭话，但如果让她打开了话匣子，那她可以把德米特里·切尔诺科夫总统的前世今生滔滔不绝地说个遍，其翔实程度甚至连切尔诺科夫总统自己都望尘莫及。

“你怎么看，埃里卡？”

“蒙特霍是正中切尔诺科夫的下怀了，”她说道，“切尔诺科夫上任以后，一直谋求在中美洲见缝插针。眼下最好的机会已经摆在眼前。蒙特霍正向法西斯主义靠拢，这给了爱国党可乘之机，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为自由奋斗的战士，而不是俄罗斯的傀儡。他简直是按照切尔诺科夫的剧本本色出演。蒙特霍是懦夫，也是愚夫。”

“他再怎么懦弱愚蠢也是向着我们的。”凯西说道。

凯西说得对。我们不能让俄罗斯扶植的爱国党在这一地区登台充当切尔诺科夫的傀儡。我们可以把任何推翻蒙特霍总统的行为斥责为颠覆性政变，切断美国的援助，但如此一来，置美国的国家利益于何地呢？那样只会让洪都拉斯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更加强硬，俄罗斯也会因为在中美洲站稳脚跟而暗自窃喜。

“我还有其他比较好的选项吗？”我问道。

没人能够回答。

“再来说说沙特阿拉伯，”我说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次埃里卡·贝蒂首先发言：“他们逮捕了好几十人，声称这些人阴谋刺杀国王萨德·伊本·沙特。他们明显获得了武器和爆炸物。但还没有恶化到要谋害他性命的程度，但是沙特人说，当秘密警察执行突袭并且逮捕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已经步入了‘最后阶段’。”

萨德·伊本·沙特刚刚35岁，是已故国王最小的儿子。仅仅一年之前，他的父亲突然对领导班子重新洗牌，并且出乎意料地将萨德立为王储。此举引发了许多王室家族成员的不满。短短三个月以后，他的父亲驾鹤西去，萨德·伊本·沙特由此登基成为沙特阿拉伯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国王。

他的执政道路不可谓不坎坷。他过度依赖秘密警察来镇压异见人士，而且数月之前的某个晚上，他下令处死了其中数十人。我不认同这种行为，但是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需要他掌控区域局势。他的国家是我们最紧密的盟友。而且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沙特阿拉伯，我们美国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谁是幕后主使，埃里卡？埃及、也门，还是内乱？”

“他们还不知道，先生。我们也不知道。非政府的人权机构宣称，根本没有所谓的刺杀阴谋，这不过是一个用来清算国王政治对手的借口罢了。我们还知道，的确有一些财力雄厚却影响力稍逊一筹的王室成员遭到了清洗。这几天的局势会一直紧张下去。”

“需要我们提供援助吗？”

“我们表示了这个想法。但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邀请我们介入。这次的局势……非常紧张。”

动荡不安的中东最安定的一块地方也不安稳了。我还有国内的问题亟待处理。这显然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局面。

时间是两点半，回到总统办公室，我正在打电话：“科佩奇女士，您的儿子是一名英雄。我们表彰他为这个国家做出的贡献。我为您和您的家人虔诚祈祷。”

“他深爱着……深爱着他的国家，邓肯总统，”她的声音在颤抖，“他对自己的使命矢志不渝。”

“我相信他一定——”

“我不这么想，”她说道，“我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个国家。那儿的人真的拿他们烂摊子似的国家毫无办法吗？”

头顶的灯光在摇曳，一次快光疾闪。出什么事了？

“我理解，科佩奇女士。”我说道。

“请叫我玛格丽特——所有人都这么叫我，”她说，“我能称呼您乔吗？”

“玛格丽特，”我用对一个刚失去自己19岁儿子的母亲的口吻说道，“不论您想怎么称呼我都可以。”

“我知道您在尝试逃脱伊拉克，乔，”她说道，“但别光想着尝试。赶紧行动起来。”

现在是三点过十分，我依然在总统办公室内，与政治顾问丹尼·阿克尔斯和詹尼·布雷克曼在一起。

卡罗琳进来和我眼神示意，简短而先声夺人地摇了摇头——还是没有消息，一成不变。

根本没有办法分散注意力。但我别无选择。世界不能因为这次威胁而停止运转。

卡罗琳加入到我们中间，坐了下来。

“这些来自卫生与福利部。”丹尼说道。我今天没有心情阅读卫生与福利部的呈报，不想在无关紧要的事务上多花时间，所以我让丹尼对信息进行了处理和分解。

“医疗补助计划，”丹尼说道，“涉及亚拉巴马州。您应该还记得，亚拉巴马是拒绝接受《平价医疗法案》指导下的医疗补助计划扩张方案的。”

“当然记得。”

卡罗琳突然从座位上起身，迅速冲到门口，前脚刚到，房门便打开了。我的秘书乔安递给了她一张纸条。

丹尼没再说话，兴许是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表情。

卡罗琳读了纸条上的信息，然后看向我：“您务必前往战情室，总统。”

如果真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还是我们头一次同时获得消息。

第11节

七分钟过后，卡罗琳和我进入了战情室。

马上我们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是我们害怕的那件。袭击并未开始。我的脉搏趋缓。我们来这里就意味着有严肃的事情要处理，不过还好这次还不是梦魇。时候未到。

以下几位已经在我们之前聚在房间里了：副总统凯西·布兰特、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布兰登·莫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罗德里戈·桑切斯上将、国防部部长多米尼克·戴顿、国土安全部部长山姆·哈勃，还有中情局局长埃里卡·贝蒂。

“他们在一个叫作艾尔—巴伊达的小镇，”桑切斯上将说道，“也门中部。并非军事活动的中心。沙特主导的联合军就驻扎在方圆一百公里之内。”

“这两队人马怎么聚一块儿了？”我问道。

中情局的埃里卡·贝蒂回答：“我不知道，总统。但是阿布—德赫克是青年党的军事头目，艾尔—法德赫利则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军事指挥官。”她皱起了眉毛。

两个分别来自索马里恐怖组织以及基地组织驻阿拉伯半岛分支的高级将领居然聚集一地，举行了会晤。

“还有谁在那儿？”

“阿布—德赫克似乎只带了少数随从，”她说道，“但是艾尔—法德赫利还带了家眷。他经常如此。”

是的。他携家带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难以下手。“多少人？”

“七个孩子，”她说道，“五个男孩，两个女孩。两岁到16岁不等。还有他妻子。”

“告诉我他们的具体所在。不是地理概念上的位置，而是和平民的远近。”

“他们在一所小学会晤。”她说道。接着她迅速地补充道：“但那儿现在一个孩子都没有。记住，他们的时间与我们相差八个小时。现在他们那儿是晚上。”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别的孩子，”我说道，“除了艾尔—法德赫利的五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没错，先生。”

这个狗杂种，居然拿自己的孩子充当盾牌，明目张胆向我们叫嚣：要抓我可以，先灭了我全家。还有比之更为懦夫的行径吗？

“就没有机会让艾尔—法德赫利与自己的孩子分开吗？”

“非要这么说的话，他似乎在学校的另一块地方，”桑切斯说道，“会晤在某个办公室内举行。孩子们则睡在一个比较大的场所，类似体育馆或者会场这样的设施。”

“但是导弹会将整个学校夷为平地。”我说道。

“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假设，是的，先生。”

“伯克将军呢？”我对着话筒说道，“有何高见？”

伯克是四星上将，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他身在卡塔尔，正用电话通信。“总统先生，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次有两个重要目标。他们是各自组织的军事大脑。阿布—德赫克堪称青年党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艾尔—法德赫利不仅是半岛基地组织的最高指挥官，而且还是他们的顶尖战略家。此次行动意义重大，先生。这次错过了也许就再也没有第二次了。”

意义重大也只是相对而言。这些人并非不可取代。如果殃及无辜，也许我们将得不偿失，一手制造比现在更多的潜在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组织也将蒙受巨大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们也不能让恐怖分子以为只要拿家人当挡箭牌就能安枕无忧。

“总统先生，”埃里卡·贝蒂说道，“我们不知道这场会晤还会持续多久。也许现在已经结束了。很明显双方的军事指挥官都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交代彼此，或者彼此分享，其重要程度甚至让他们不愿意使用中介或者电讯。但是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来看，他们待不过五分钟。”

换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罗德？”我询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桑切斯上将的意见。

“我建议实施打击。”他说道。

“多米？”我又问国防部长。

“我同意。”

“布兰登？”

“我同意。”

“凯西？”我问副总统。

副总统略作犹豫，长吁了一口气，将银发捋过耳朵。“在他利用自己的家人充当挡箭牌的时候，是他自己做了选择，不是我们，”她说道，“我同意实行打击。”

我看向中情局局长：“埃里卡，你知道那几个孩子的名字吗？”

她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出。递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七个孩子的名字。

我一一读过，从十六岁的男孩雅辛，一直到两岁的女孩莎尔玛。

“莎尔玛，”我大声说道，“‘和平’的意思，难道不是吗？”

她清了清嗓门：“是的，先生。”

我在脑海里设想出一个小女孩，蜷缩在妈妈的臂弯里，静静沉睡，尚对这个充满了仇恨的世界懵懂无知。待到长大，莎尔玛也许能够成为改变这一切的女人。也许她能够指引着我们摒弃分歧，敞开理解的大门。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念，难道不是吗？

“我们可以等会晤结束，”我说道，“等他们二人分道扬镳，我们就跟着阿布—德赫克的车队，再干掉他。好歹那也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恐怖分子。虽然不是双管齐下，但总好过一无所获。”

“那艾尔—法德赫利呢？”桑切斯主席问道。

“我们也要跟踪他，希望他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分开。然后再实行打击。”

“他不会的，先生。我的意思是，他不会和家人分开的。他会重新回到人口稠密的地域，然后人间蒸发，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作风。我们会跟丢他的。”

“艾尔—法德赫利极少抛头露面，”埃里卡·贝蒂说道，“这也是此次机会千载难逢的原因。”

“千载难逢。”我猛挥着手，“是的。杀掉七名无辜的孩子的确感觉……千载难逢。”

我站起来，绕过座椅，踱步至墙。背对着整个团队，我能够听见凯西·布兰特的声音。

“总统先生，”她说道，“艾尔—法德赫利可不是傻瓜。如果我们在两人会晤的一两公里以内干掉了阿布—德赫克，他肯定意识过来您一路跟踪他们到了这所小学。他也会意识到您出于什么原因才让他苟活一时。他会在同伙之间散播言论：尽可能靠近你们的孩子，这样美国人就不会发动空袭了。”

“对我们的孩子他们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埃里卡·贝蒂说道。

“所以就要把我们混为一谈？”我问道，“我们不比他们强吗？他们不考虑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不用考虑他们的孩子？”

凯西抬起手：“不是，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故意把矛头指向平民。我们却不是故意而为之。我们只会在迫不得已的最后时刻做出这个选择。我们是在对恐怖组织头目实行精确的军事打击，并不是肆无忌惮地选择平民和孩子作为目标。”

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是我们对付的恐怖分子可不会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由美国发起的军事打击等量齐观。他们可没有办法用无人机在我们国家投放导弹。他们没法儿拿我们的陆军和空军出气。他们干的那些事——向平民目标发动爆炸袭击——就是他们眼中的精确军事打击。

难道我们要和恐怖分子同流合污？难道我们不会设立底线，在知道无辜的孩子有可能丧命时，撤销军事打击？意料之外的结果是一码事。但这一次，我们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结果。

罗德·桑切斯看了看手表：“这次辩论随时都可能成为无稽之谈。我怀疑他们再待多久，不等我们——”

“是的，这我们都知道，”我说道，“一开始我就听到了。”

我低下头，闭上双眼，和房间里的一切隔绝。我有一队出类拔萃、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为我出谋划策。但是最终的决定却只能由我一个人做。建国先贤让一个系出平民的人来掌管军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不仅事关军队的效力，还关乎政治，关乎价值观，关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意义。

我怎么下得了手去杀害七名儿童？

并非如此。你要杀的是两名阴谋策划向无辜平民挥舞屠刀的恐怖分子。艾尔—法德赫利在强行把自己的孩子绑在战车上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杀死孩子的罪魁祸首。

没错，但这是强词夺理。决定权掌握在我手上。他们是生存还是死亡全凭我的选择。如果有一天我要面对上帝，我如何解释他们的死呢？

这不是强词夺理。如果你这次按兵不动，那么你就是在褒奖他们的懦夫行径。

但那不重要。七个无辜的孩子才是紧要问题。这难道是美国式的作风？

但是这两个恐怖分子为什么要会面？这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一定在计划着天大的阴谋。其结果肯定是七名孩子的代价所不可比拟的。现在出手，也许就是阻止了一场袭击。挽救生灵无数。

我睁开双眼。长吸一口气，等着剧烈的心跳声平息下来。但没奏效。心脏反而越跳越快。

我知道答案。我总是知道答案。我并不是在找寻答案。我只是在寻找一个合理的理由。

我又等候片刻，轻声祈祷。我是在为这些孩子祈祷，也在祈祷将来的总统不必做出类似的决定。

“愿上帝帮助我们，”我说道，“我批准实行打击。”

第12节

在卡罗琳的陪同下，我回到了总统办公室，墙上的钟缓慢而又艰难地指向了五点。我们一言不发。多少男男女女盼望着星期五的五点钟，因为它意味着工作周的结束，终于能够好好休息，和家人团聚。

但是前四天里，卡罗琳和我都在为这个特别日子的特别终点而苦苦等待和谋划，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某种开始，还是某种结束，亦或者两者兼具。

上周一，正午刚过，我用手机接了一通来电。卡罗琳和我当时正在厨房里吃火鸡三明治。我们已经知道某个威胁即将找上门来。但我们还不知道波及的范围以及破坏的程度。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阻止它。我们在阿尔及利亚行动失败已经在全世界闹得沸沸扬扬。苏里曼·琴多卢克依旧逍遥法外。我的整个安全团队都收到了传票，即将出席第二天（周二）由众议院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听证会。

但是当我放下三明治，在厨房里接通电话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渺茫的一线希望。但还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担心害怕。

“下午5点。东部时间，周五，5月11日。”电话的那一头说道。

所以，5月11日周五，当时间接近五点钟的时候，虽然在也门共和国有七名无辜的孩子因为我的决定而葬身在一片瓦砾和灰烬之下，但我已经不再挂念他们了。

现在我在思考，我们的国家到底会遭受什么磨难，以及我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她在哪里？”我咕哝道。

“还没到5点整，先生。她会过来的。”

“你说不准，”我边说边踱步，“也不可能说得准。打给她。”

她还没来得及，手机就自己响了。她接听道：“是的。亚历克斯……她——好的……她是一个人吗？……好的……没关系，做好你该做的……是的，但是行动要快。”

她放下手机，看着我。

“她来了。”

“是的，先生，她来了。他们正在检查她。”

我望向窗外，看着满是裂痕的天际，看来要下雨了：“你觉得她会说些什么，卡丽？”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先生。我会盯着的。”

电话里对我的指示是单枪匹马的双人会谈，不可例外。所以我将要在总统办公室里独自面对来客。但是卡罗琳会通过罗斯福厅的监视器实时监视。

我跳站起来，不知道手头应该做些什么好。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老天，我还从没这么紧张过……”我话都说不完整了，“我从前都没有这么紧张过。”

“这你可说不好，先生。”

我点头：“换成你也一样。”卡罗琳从来不会表露脆弱的一面。那不是她的作风。她是我眼下唯一的慰藉，因为她是我唯一能够指望的人。

她还是美国政府以内，除了我以外唯一一个知道这次见面的人。

卡罗琳离开了。我站在办公桌旁边，等待乔安为我的访客打开房门。

等待的过程犹如时间凝固成为永恒，钟也跟着慢了下来，乔安终于打开了房门。“总统先生。”她打着招呼。

我颔首。好戏登场了。

“让她进来。”我说道。

第13节

进来的这个女孩脚蹬一双工作靴，牛仔裤破破烂烂的，灰色长袖衬衫上印着“普林斯顿”四个字。她的身材纤瘦，脖子细长，颧骨突出，一双小眼睛之间的间隔似乎表明她有东欧人的血统。我形容不出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发型，右半边脑勺是军队里的流行样式，长发覆盖在上面，一直垂到双肩。

风格介于卡尔文·克莱恩模特和起源于欧洲的朋克摇滚。

她环视了一眼，但和大多数光顾总统办公室的人不一样。第一次来访的游客恨不得一眼穷尽，贪婪地审视着所有的肖像画和精巧摆设，为总统印章和“坚决桌[6]”而啧啧称奇。

但她不是这样。当我看着她的双眼，在她那不可捉摸的外表下隐藏着纯粹的厌恶之情。这是一种对我的仇恨，对执政班子的仇恨，还有与此相关的一切。

但她也很紧张，十分戒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人跳到她身上，把她铐起来，往她的脑袋套头罩。

她符合我收到的特征描述。她在进门前说出了我们期待中的名字。是她没错了。但我还是要确认一遍。

“把话再说一遍。”我吩咐她。

她蹙起眉毛，并非吃惊。

“说吧。”

她翻了个白眼。

“‘黑暗时代’。”她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带着大舌音，好像舌头不听使唤了一样。东欧口音很重。

“你怎么知道这些话的？”

她一边摇头，一边舌头在打转。她在酝酿回答。

“你的……特勤人员……不喜欢我。”她说道。

“你触发了金属探测仪的警报。”

“我……经常这么做。你们是怎么说的？炸弹碎片——叫什么来着的——”

“霰榴片，”我说道，“炮弹的弹片。爆炸之后。”

“就这个，是的，”她拍了拍额头，“他们告诉我……要是再往右两厘米……我就再也醒不来了。”

她大拇指插进牛仔裤的腰带里，露出蔑视的眼神，这是一种挑衅。

“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惨？”

我猜想，这大概和某个美国总统（或许就是我自己）下令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执行军事打击有关。但我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她来自何方。我也不知道她的动机和她的计划。在我们四天之前的间接接触以后，她完全从我的视野中消失，而且虽然我尝试着摸清她的来路，但却一无所获。全无所知。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这个年轻女子的手中掌握着自由世界的命运。

“导弹打过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堂兄……正在去往集会的路上。”

我双手插进口袋。“你在这儿很安全。”我说道。

她先抬起目光，又望向别处，张大双眼，露出美丽的红铜色。这让她看起来又年轻了不少。不复她所竭力扮演的强硬姿态，更像是一个将恐惧深埋心底的孩子。

她也应该感到恐惧。我希望她感到恐惧。其实我心底恐惧万分，但我不会在她面前表露毫分。

“不，”她回答，“我不这么认为。”

“我向你保证。”

她沉重地眨了下双眼，厌恶地看向别处。“美国总统的保证。”她从牛仔裤的后兜掏出一张对折得皱皱巴巴的信封。她抚平信封，放在了沙发旁的桌上。

“我的搭档不知道我知道什么，”她说道，“只有我知道。我并没有写下来。”她指了指右脑，“都在这里。”

她说的是她的秘密。她并没有把这些秘密藏在电脑或者电子邮件里，以免我们窃取或者拦截。她用来隐藏秘密的地方是一个连我们最顶尖的技术都无法企及的地方——她的大脑。

“而我也不知道我的搭档知道些什么。”她说道。

对。她和她的搭档分头行动。两个人各自掌握一半的秘密。两个人同样不可或缺。

“我需要你们两个人，”我说道，“这我明白。你在星期一传达的信息已经很明白了。”

“而你今晚都是一个人。”她说道。

“是的。这点你交代得也很明白。”

她点了点头，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一致。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黑暗时代’的？”我又问道。

她的视线向下，从沙发前的桌子上拿起了一张我和我女儿从“海军一号”上下来，朝白宫步行的照片。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见直升机的场景，”她说道，“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是在电视上看到的。里面有个开门营业的酒店。名字叫‘玛丽—波塞冬’。这座……气势恢宏的酒店屹立在波斯湾的海滨。它有一个直升机——直升机停机坪？”

“对，一个直升机机坪，”我说道，“大楼楼顶用来降落直升机的地方。”

“是的，就是这个。那架直升机停在了酒店楼顶。我还记得，当时我就在想，如果人类能够飞，那真算是……无所不能了。”

我不确定她为什么要和我说迪拜酒店和直升机的事。也许只是缓解紧张的聊天罢了。

我走近她。她转过身，放下照片，站得笔直。

“如果我不能安全离开这里，”她说道，“那你就再也见不到我的搭档了。你也就再也没办法阻止这一切了。”

我从桌上拿起那个信封。它几乎毫无重量，薄如蝉翼。我似乎可以看见纸上的颜色痕迹。特勤局应该已经检查过一遍，检查是否有可疑的残留物或者其他东西。

她退后一步，依旧惴惴不安，依旧等待着政府特工冲进门来，把她一路押解至类似关塔那摩这样的审讯室里。如果我认为这会有效果的话，那么我早就毫不犹豫地这么做了。但既然她已经挑明了，我就不打算这么做了。这个年轻女子已经办到了很少有人能够办到的事情。

她已经成功地强迫我按照她的条件玩她的游戏。

“你想怎么样？”我问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她第一次卸下了铁石一般的坚忍表情，双唇微微上扬，但并不代表她的心情有任何起色。“只有这个国家的总统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她摇了摇头，脸上的表情又消失不见了。

“你会知道的，”她说道，然后朝我手里的信封点头示意，“今晚。”

“也就是说我必须相信你了。”我说道。

这句话让她来了兴致，眉头一蹙，双眼闪烁：“我难道还没有说服你吗？”

“你已经尽力了，”我说道，“但还不够，你并没有完全说服我。”

她又对我翻了个白眼，自信而又大胆的表情，好像在说，如果我以为她虚张声势，那我就是个不可救药的傻瓜。“那你也必须做决定。”她说道。

“等一等。”就在她朝门走去，伸手去够门把手的时候，我说道。

她顿时来了脾气，动作停滞。眼睛依旧盯着门，没有看我，她说道：“如果不让我离开，那么你也休想见到我的搭档。如果有人跟踪我，你也休想见到我的搭——”

“没人阻止你，”我说道，“也没有人会跟踪你。”

她依旧一动不动，手停在门把手上，暗自思量，内心争辩。至于在争辩什么，我无从得知。整个房间充斥着未知。

“如果我的搭档出了任何意外，”她说道，“你的国家必将化为火海。”

她扭动门把，离开了房间。就这样走了。

我一个人拿着信封。我必须放她走。别无选择。我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不能冒这个险。

我打开信封，上头告诉了我下一次见面的地点，今晚。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在脑海里又过了一遍。几乎都没有发生什么。她几乎都没有吐露什么重要的信息。

但我意识到，她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她需要亲手把信封交给我。第二，她想要确认我是否愿意相信她，是否愿意放她离开。

我走过去，坐在沙发上，注视着那个信封，努力想要从她的话语中寻找蛛丝马迹。尝试想出先发制人的对策。

门外传来敲门声，卡罗琳进来了。

“我通过了她的测试。”我说道。

“完全认可，”她附和道，“至于那个——”她冲我手里的信封点点头，补充着说道。

“但她算得上通过了我的测试吗？”我问道，“我怎么知道这东西的真伪？”

“我相信这是真的，先生。”

“为什么？”

头顶的灯光又闪烁了一次，瞬间的频闪效应。卡罗琳抬起头，轻声咒骂了一句。

“你为什么相信她？”我问。

“这也是我过了一会儿才进来的原因，先生。”她指了指自己的手机，“我们刚刚接到来自迪拜的消息。那儿发生了一场事故。”

一场发生在迪拜的事故。“直升机事故？”

她点头：“一架直升机在玛丽—波塞冬酒店的停机坪降落的过程中发生了爆炸。”

我一只手捂住了脸。

“我分析了一下时间，先生。事故是在她进入总统办公室以后发生的。她不可能事后知道此事。”

我身体落回沙发上。这样一来，她完成了第三个目标：向我展示她是来真格的。

“好吧，”我低语道，“我相信你了。”

第14节

在私人宅邸的楼上，我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那里头只有一件物品：蕾切尔的相片。我有一大堆她的相片，记录着她容光焕发的幸福岁月，也有她冲着镜头做鬼脸，或者与人拥抱，开怀大笑的照片。但这一张照片却只属于我一个人。这是她在弥留时拍摄的照片，过了不到一周时间，她就去世了。她的脸因为治疗的缘故而遍布斑点；脑袋上头发稀疏。面目几乎枯槁如柴。对大多数人来说，她的样子让人难以直视——蕾切尔·卡尔森·邓肯在自己最糟糕的弥留之际，终于让肆虐的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但是对我来说，这却是蕾切尔最完美、最坚强，也最为美丽的时刻——因为她依然眉眼带笑，依旧平和坚决。

从某种角度来说，与病魔的斗争已经结束了。医生告诉我们，余下的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也许是几个月，但最有可能是几周。结果却只有六天而已。这是我一生之中最不忍心割舍的六天时间。只有我们二人，只有我们二人的爱情温存。我们讲述着我们的恐惧。我们讲述着丽莉。我们讲述着上帝。我们一起阅读《圣经》，一起祈祷，一起欢笑，一起哭泣，直到眼泪流尽。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天然去雕琢，如此肆意宣泄的亲密感觉。我从未和另一个人产生如此不可分割的感情。

“让我给你拍张照。”我对她低语。

她开始还不同意，但又明白了过来：我想要珍藏这个时刻，因为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深深爱过她。

“先生。”卡罗琳·布洛克轻轻地叩门说道。

“嗯，我知道。”

我用手碰触嘴唇，然后按在蕾切尔的照片上。我关上了抽屉，抬起了头。

“我们走吧。”我已经换上了便服，肩上还背了个小包。

亚历克斯·特林布耷拉着脑袋，牙关紧锁，表示他反对。如果要问特勤局组长每天晚上做过最恐怖的噩梦是什么，那非这次行动莫属了。他完全可以安慰自己这是在遵守我的命令，他别无选择，只能让我走。

“就一个跟随保护行不行？”他说道，“您不会看到我们的。”

我回给他一个微笑——不行。

亚历克斯在我于初选时申请安全保护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了，当时我还是一名州长，并不被人看好能够获得总统竞选人的提名。直到后来第一次竞选辩论，我的支持数才开始一路飙升，让我在众多参选人之中脱颖而出，紧追着领头羊——凯西·布兰特。我不知道特勤局是怎么分配人手的，但是我想，既然我是一匹黑马，大概他们分配给我的保镖也并非他们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个。但是亚历克斯却总是对我说：“州长先生，在我看来，您就是未来的总统。”而且他行事高效，纪律严明。他的团队像是军校生害怕教官那样对他敬畏有加。自从我任命他为白宫安全事务长官以来，我还没出过什么人身事故，所以他还是挺不错的。

不能和自己的保镖过于亲密，他们也不能和你过于亲密。这么安排是为了尊重双方各自的情感分隔。但我总是能够于细节处找到亚历克斯身上的优点。他娶了大学时的女友格温；他每天都读《圣经》，每个月都要寄钱给母亲。他总是一开始就坦白告诉你，他不会读书，但他是个天生的左截锋，也是凭借橄榄球天赋获得了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奖学金，并且在那儿主修刑事司法，梦想着能够加入特勤局，这样就能够将自己在橄榄球场上的职责一辈子履行下去了——保护客户不受暗箭所伤。

当我邀请他担任白宫日常安全长官时，他依旧是那一副不动声色的标准表情，笔笔直直地站在原地，但我可以看到他的双眼有过一瞬间的动情。“这将是我这辈子莫大的荣誉，先生。”他低语道。

“我们用全球定位系统，”他现在对我建议说，“至少这样能够知道您在哪儿。”

“对不起，不行。”我说道。

“最后底线，”他仍未放弃，万福马利亚，“就告诉我们您要去哪儿吧。”

“不行，亚历克斯。”我回答。

他不知道其中缘由。但他认定要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监视我。我确信他会这么做。那我为什么不让他这么做呢？

他不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

“至少穿上防弹衣。”他说道。

“不行，”我回答，“太惹眼了。”哪怕是最新款的防弹衣都鼓鼓囊囊的。

亚历克斯还想据理力争下去。他想要告诉我，我这么做就像个蠢蛋，但他绝不会用这种语气同我说话。他的脑海里一定闪过了一全套苦口婆心的请求，也许和我刚才听到的没有什么两样，这才双肩一沉，语气缓和了下来。

“一路顺风。”他说道，人们日常用来告别的话语此刻却有了一层动容和害怕的成分。

“好的。”

我看着丹尼和卡罗琳，只有他们两个还在房间里。到了出发的时间了，这次我要独自出行，还不能记录在案。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出行，可从来都是前呼后拥，从来都是有案可查。特勤局紧跟着我，至少有个贴身保镖，即便我在度假也寸步不离。每过一个小时，我的行程记录就会记下一笔。

我知道，这是能够让我们国家免受不可预估之灾难的唯一选项，只有这样，我才能履行自己维护国家、保护国家以及捍卫国家的职责。我知道，虽然监控摄像头、手机、社交网络数据挖掘以及黑客入侵已经让隐私空间大幅锐减，但我的美国同胞依然喜欢独行，依然不喜欢被记录在案。但是这一次事关重大，我竟然感到有些许无所适从、无能为力。

丹尼和卡罗琳陪同我走出了机关重重的办公室。我们没有说话。他们曾经都尝试着劝我作罢。现在他们已然回心转意，竭尽全力想要帮助我。

要想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走出白宫还真是难于登天。我们从官邸楼梯一路直下。我们步履缓慢，每处落脚都小心翼翼。我在向今晚的未知命运一步一步地走近。

“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这条路吗？”我问道，脑海里想起在宣誓就职之前，我们曾经在选举胜利以后来过这里。

“就像是昨天的事情。”卡罗琳说道。

“我永远也忘不掉。”丹尼说道。

“我们当时满怀……希望，我记得。我们是那么确信，我们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卡罗琳说道：“也许您是这么个想法。我当时可是害怕得要死。”

其实我也一样。我们都知道即将接手的世界是个什么摸样。我们对任期结束以后是否能够做到尽善尽美也没抱有任何幻想。在宣誓就职之前的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我的脑海里时而涌起类似国家安全、外交关系、共同繁荣、卫生保健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凌云壮志，时而出现全盘崩溃、整个国家陷入危机的狰狞噩梦。

“更安全，更强大，更公平，更友善。”丹尼提醒我这四句箴言。每天早晨，在我们为国家政策添砖加瓦，以及为了将来四年的执政期遴选班子时，我都会照着这四个标准依次打钩。

我们终于到了地下第二层，这里有一处保龄球场，还有一个貌似地堡，却装修精美的指挥中心，迪克·切尼在“9·11”事件爆发以后就驻扎在此，还有其他一众房间，有的为了会议需要放了几张简单的会议桌，有的则摆有简易的小床。

我们穿过一道又一道门，朝着狭小的隧道走去，隧道的东部尽头连接着宾夕法尼亚大街与十五号大街交界处的财政部。有关白宫地下结构的神秘流言可以追溯到南北内战时期，当时的联邦士兵担心白宫遭受攻击，他们计划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林肯总统转移到财政大厦的地窖里。但实际的隧道挖掘工作直到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执政下的二战时期才正式拉开帷幕，因为当时已经不能排除白宫遭受空袭的可能性了。隧道被设计成曲折的之字形，这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炸弹的影响。

隧道的入口有一道门禁，但是卡罗琳早就已经处理妥当了。隧道本身只会有十英尺宽、七英尺高——这让身高超过七英尺的我感到很不适。虽然里面有一种密闭恐惧症的氛围，但我丝毫不受影响。对于一个习惯了自己走到哪里特勤局就跟到哪里的人来说，隧道里空空如也的密闭环境简直是一种解放。

我们三人几乎走到了隧道尽头，才转向另一条道路，这条路通向一个专为财政部高级官员以及重要访客而准备的地下停车场。今晚，这里还停着一辆我用来金蝉脱壳的汽车。

卡罗琳交给了我汽车钥匙，又递给我一部手机，我把手机塞到了左边的裤兜，和那个女孩半个小时以前递给我的信封放在一起。

“电话号码已经预设好了，”她指的是我的手机，“所有人都包含在内。包括丽莉。”

丽莉。我的心底不由得为之一颤。

“您还记得密码吧？”她问道。

“记得。别担心。”

我从背包里掏出早已备好的信封，里面除了总统印章，还有一张纸。丹尼一看到这些，几乎失去了冷静。

“不，”他说道，“我不会打开它的。”

卡罗琳伸出手，从我手里接下了信封。

“如果时机到了，”我吩咐她，“你就打开它。”

丹尼用手按住前额，向后捋着头发。“耶稣基督，乔，”他低语道，这是我上任以后，他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您真的这么打算吗？”

“丹尼，”我细声说道，“如果我有任何不测——”

“好了——好了。”他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支支吾吾，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就像是我的亲骨肉。您知道的。我爱那个孩子胜过一切。”

丹尼已经离婚了，有个儿子在读小学。不过丽莉出生时，是他在候诊室等待；丽莉受洗时，是他在神坛上伫立；他亲眼见证了她每一次毕业典礼；在蕾切尔的葬礼上，他还挽起了丽莉的另一只手。以前，他还是丽莉嘴里的“丹尼叔叔”。随着时间的推移，“叔叔”一词已经去掉了。对她而言，他将成为最接近父母的存在。

“您还带着游骑兵的幸运币吗？”他问道。

“怎么了，难不成你还想现在扔硬币做决定？”我拍了拍裤兜，“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我说道，“你呢？”

“不告诉您。兴许我还欠了您一杯酒。所以您……”他抑制着涌到喉头的情绪，“所以您一定要回来。”

我紧紧地注视着丹尼，虽然他和我不是血缘之亲，却胜似我的家人。“收到，好兄弟。”

我又转向卡罗琳。我们并不是依靠拥抱来维系关系的泛泛之交；事实上，除了我赢得竞选人提名以及后来的总统大选，我们从未拥抱过。

但这次我们紧紧相拥。她对我耳语道：“我把宝全押在您身上，先生。他们对您的本事一无所知。”

“如果果真如此，”我回答，“那也是因为有你的帮助。”

我目送他们离开，微微发抖却神情镇定。对卡罗琳来说，接下来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将格外煎熬，因为她将成为我留在白宫的众矢之的。毫无先例的特殊时期。说真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他们走远，当我一个人置身在这幽暗隧道，我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为了和飘忽不定的思绪抗争，深呼吸了好几次。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自言自语。接着我转过身，朝着隧道更深处进发。

第15节

我低着头走进财政部的地下停车场，双手插在蓝色牛仔裤里头，皮鞋轻轻地踩在沥青上。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这个时段出现的唯一一个人，还有许多财政部的下班人员在场，他们西装革履，手里握着公文包箱和身份标识卡，虽然我的穿着比他们任何人都要休闲，但总不至于太惹眼。在这个地方隐匿起来并不难，随处都可以听见鞋跟触地发出的啪嗒声，汽车远程控制器的哔哔声，汽车自动锁解除的声音，还有引擎启动的轰鸣声，更何况在大多数下班人员的眼里，周末的计划远远要比一个身着棉布衬衫和蓝色牛仔裤的家伙有吸引力得多。

的确要避人耳目，这并不好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公众视野中穿行而不被人发觉让我的确感觉到了一阵小小的兴奋。距离我上一次以个人名义出现在公共场所已经过去十年了，终于不用担心人们随时对我拍照，也不用担心人们山呼海啸般地簇拥我，热情地想要同我握手，或者道一声好，或者拍一张自拍，或者要我帮帮忙，或者同我就时事发表看法。

与之前的约定一样，我的车停在左数第四的位置，这是一辆未登记在案的轿车，仿古款式，银色漆色，弗吉尼亚州的牌照。我拿出遥控，紧紧按住开锁键不放，让汽车每个车门都解了锁，然后发出哔哔的声音。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这些事了。整整十年，我甚至都没有自己开过自家汽车的车门。

坐在方向盘后面，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刚刚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未来的人。我调整好座椅，扭动点火装置，踩了一下油门，调整到倒挡，扭头看向后面，手搭在客座上头。我慢慢退到空地，汽车发出一阵越来越急促的嘟嘟声。我赶紧踩住刹车，看到一个女人正从汽车后面走过，往她自己的车那边走去。等她走过，嘟嘟声也停了。

某种雷达装置，反碰撞系统。我看了看仪表盘，注意到一个倒车摄像头。原来我可以打着倒挡的同时目视前方，只要看着屏幕就行了。十年前还没有这玩意儿，哪怕有，我的车也肯定没有。

我开着汽车驶出泊车间，道路令人吃惊地变得很窄，坡度变得格外陡峭。我花了好一会儿才适应过来，原来我刚才倒车动作太突然，踩刹车用力太猛，就像16岁那年，我把那辆从二手交易市场花1200美元买来的雪佛兰开上道时的感觉一样。

我看着身前排成长队等着驶出停车场的汽车。闸门随着每一辆汽车上前而自动打开。不需要司机探出车窗，把类似卡片一样的东西递给读卡机扫描。我在纳闷：为什么从前就没有想到这个主意呢？

轮到我的时候，闸门升起，让我走了。我缓缓爬上坡顶，靠近白昼日光，小心地注意行人，这才驶上了马路。

交通十分拥挤，所以我想要极速狂飙的劲头，连带着享受这一份暂时的自由的兴致，都随着每个路口的拥堵而愈发黯淡了。我透过挡风玻璃抬头看着遍布裂痕的天空，祈祷不要下雨。

收音机。我按了一下旋钮，没有反应。我又推了一下按钮，瞬间响起了噪杂的声音，声浪拍打在我的身上，里面有两个人在争论乔纳森·邓肯总统是否犯下了足以需要启动弹劾程序的错误。我又按了相同的按钮，掐掉了声音，专注驾驶。

我在想着自己要前往何处，又要同谁见面，千思万绪不约而同地回想到从前……

第16节

魏特教授手搭后背，在大讲堂的天井附近来回踱步。“史蒂文法官表达异议的论点在哪里？”他回到讲台，扫看了一眼花名册，“邓……肯先生？”他抬头看着我说道。

见鬼。昨晚我熬了通宵才把论文写完，为了不在课堂上打瞌睡，我可是喝了一大杯哥本哈根咖啡。我只是粗略地浏览过一遍案例。这节课一百多号学生，教授点名让我回答问题的概率实在小到不值一提。但偏偏今天是我倒霉的日子。我被抓了个措手不及。

“史蒂文法官……不同意多数法官的论点在于……呃……”我翻阅着书页，面颊涨得通红。

“嗯，是的，邓肯先生，所谓的异议一般来讲就是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我相信这也是人们管他们叫作‘异见人士’的原因。”

“是的，先生，他……他不认可多数法官对《第四修正案》的释法——”

“你一定是把史蒂文法官的意见同布伦南法官的意见弄混淆了，邓肯先生。史蒂文法官的异议并没有提到《第四修正案》。”

“呃，是的，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我弄混淆了……”

“也许你是不明白，邓肯先生。卡尔森女士，能够劳驾你帮邓肯先生一把吗？”

“史蒂文法官的论点在于，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出面干涉州法院做出的裁决扩宽了联邦宪法的适用范围的话，那就不应该出面干涉……”

这是我第一次让令人闻风丧胆的魏特教授弄得焦头烂额，这才是我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第一学年的第四周，我看向坐在讲堂另一头第三排的那个出口成章的女子，心里暗自发誓：这将是你最后一次毫无准备地来听课，你这个大傻瓜。

然后，我的目光聚焦在她的身上，她就坐在第三排，胸有成竹，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给出了她的答案：“……这是扩宽适用范围，而不是提升权威价值，而只要州一级还存在适当且独立的裁决权力的话……”

我感觉彻彻底底地折服了。

“这人……是谁啊？”我细声问身旁的丹尼。丹尼比我长两个学年——他在读三年级——几乎所有人他都认识。

“那是蕾切尔，”他轻声回答，“蕾切尔·卡尔森。法学三年级。还打败了我，成了学校法学评论的编辑。”

“她什么来历？”

“你是问她是否单身吗？不知道。不过你一定对她有了个不错的第一印象。”

课堂结束，我的心脏仍旧怦怦直跳。我从座椅上飞腾跳起，一心想要赶去走廊，在由学生组成的人山人海之中找到她。

栗色短发，牛仔夹克……

……蕾切尔·卡尔森……蕾切尔·卡尔森……

就在那儿。我找到了她。穿过拥挤的人群，在她正准备从前行的学生中分开，朝另一扇门走去之前赶上了她。

“嘿——”我有些上气不接下气。我的声音是否在颤抖？

她转过身看着我，澄澈碧绿的双眼，眉梢微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致挺拔的面庞。“嗨……”她略带踌躇，试着要记起我的脸。

“呃。嗨。”我提了提肩上的书包，“我，呃，只是想向你道声谢，你知道的，刚才多亏你替我解了围。”

“噢。没关系。你是一年级新生吗？”

“于心有愧。”

“我们都难免有这么一出。”她说道。

我深吸一口气：“那么，呃，你在……我是想问……你，呃，准备做什么呢？”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麦尔顿教官的百般折磨我都挺过来了。不论是水刑，被人殴打，让人吊起来，还是被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威胁着要执行死刑，我全都挺过来了。可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口吃了？

“现在吗？哦，我……”她朝一边点头。我生平第一次朝她即将要去的地方望了一眼——女厕所。

“噢，原来你是要……”

“是啊……”

“你应该的。”

“我应该的？”她觉得有些好笑。

“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人有三急，不去不行——要是强憋着——我是说——你想去就得去，对吧？”

我他妈的到底出什么毛病了？

“对，”她说道，“嗯……很高兴认识你。”

我甚至能听到她在厕所里的笑声。

距离第一次邂逅她已经过去了一周时间，而她的音容笑貌却依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斥责自己：在法学院的第一学年就应该倾尽全力学习，这是树立自我的关键一年。但是不管我多么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属人管辖权的最低联系原则，或者疏忽赔偿的法律要素，或者合同法中的镜像原则，那个坐在第三排、选修联邦管辖的女孩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丹尼向我透露了情报：蕾切尔·卡尔森来自明尼苏达西部的一个小镇，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如今获得了社会公益拨款，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法学院深造。她在学校《法律评论》期刊担任主编，班级排名第一，已经有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在向她招手，主要职责是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是个可爱但是文静的人。社交低调，喜欢和学校年长一些的非本校本科直升生一起出游。

好啊，真走运，我自忖。我也不是本校的本科直升生啊。

我终于鼓足勇气，在图书馆找到了她，当时她和几个朋友围坐在长桌旁。我再次告诫自己，这个主意可不妙。但是我的腿脚却不听使唤，突然之间，就来到了她的桌旁。

她看到我向她走来，停住了手里的笔，抬头注视着我。

我宁愿私下交流，但是我害怕，如果这次错失机会，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那就上啊，你个白痴，趁还没有人去叫保安。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将其打开，又清了清嗓子。整桌子所有的人都把目光停留在了我的身上。我开始读了起来：

缘起两度邂逅，表现无可救药。

奈何嘴笨舌拙，老驴也戴高帽。

如今再三尝试，良缘天作难料。

心意尽诉尺素，不负韶华相照。

我偷眼看她，她觉得好笑，脸上绽放着迷人光芒。“她没有走开。”我说道，这句话逗乐了她的一个朋友，开局不错。

我的名字叫作乔。我是本地人，来自一个靠近布默尔的小镇。

彬彬有礼，善于倾听，富有幽默感。

然而没钱，没车，更没有诗人的才华，

但是我有一个强大的大脑，虽然我总是不显山不露水。

这一段话又让她的朋友咯咯直笑。“这是真的，”我对蕾切尔说道，“我能读会写，干啥啥都会。”

“我相信，我相信。”

“我能继续读下去吗？”

“当然可以。”她挥了挥手。

你来此学习深造，我的兄弟如是告诉我。还记得魏特教授？

出于某种原因，我注意力无法集中。

平等保护法的章节，法律法规和族裔配额，

然而满脑子都是这个明尼苏达的碧眼女孩。

她止不住笑，脸颊泛起红晕。桌旁的其他女子都在鼓掌叫好。

我弯下腰，大大地鞠了一躬。“非常感谢你，”我尽最大努力模仿“猫王”埃尔维斯，“一整个星期我都会在此恭候。”

蕾切尔没有看我。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不该把明尼苏达写进打油诗……”

“没关系，真让人印象深刻。”她附和道，双眼紧闭。

“那好，那好。女士们，原谅我就此失陪，我要装作一切进展顺利，权且见好就收。”

我脚步走得尤其慢，等着她追上来——如果她愿意的话。

第17节

我从回想中猛地回到现实，把车停到了指定的停泊位置，离白宫三英里不到。我停好了车，熄了火。眼前一个人都没有。

我抓起背包下了车。后门入口像是装卸码头，楼梯向上通往一个没有门把手的大门。

对讲机传来粗厉的声音。“请报上名来。”

“查尔斯·凯恩。”我说道。

过了一会儿，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一道缝。我踱步过去，把门拉敞开来。

里面是一块货品搬运区，空无一人，拥挤地摆放着联合包裹公司和联邦快递的包裹，还有大板条箱和手推车。右手边有一个大货梯，电梯门敞开，墙上满是垫充材料。

我按下上升按钮，电梯门关上了。电梯反应笨拙，先是往下降了一点儿，然后才往上升，甚至还能听到齿轮的绞动声，着实让我捏了一把汗。

有一阵头晕目眩。我把手搭在垫充材料上头，等着眩晕过去，耳边回响起拉内医生的话。

等我到达顶层，电梯门敞开，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一个装潢得体的走廊，墙上刷着淡黄色的油漆，莫奈的画作指引我走近顶楼公寓的唯一一道房门。

等我来到门跟前，什么也没做，门自己就开了。

“查尔斯·凯恩，听候调遣。”我说道。

阿曼达·布莱德伍德站在公寓里头，她一边伸展手臂拉开房门，一边打量着我。一件薄毛衣松松垮垮地搭在紧身衬衣上。她穿着黑色条纹裤子，光着脚。这几天她的头发留长了，这是为了向她一个月之前看过的一场电影致敬，但今晚她把头发扎成了马尾辫，只留了几绺散发掩映着她的面部轮廓。

“嗯，你好，‘凯恩先生’，”她说道，“抱歉添了这么多麻烦，但是看管前门入口的人有点儿爱管闲事。”

去年，一本娱乐杂志将曼迪列为全球最美丽的20名女性之一。另一本杂志则称她为好莱坞片酬最高的20大演员之一，当时她才刚刚斩获自己的第二座奥斯卡奖。

她和蕾切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四年时光，后来也一直保持着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律师与一名国际影星之间所能尽力维系的亲密情谊。查尔斯·凯恩这个暗号是曼迪的主意：大约八年之前，在州长官邸的后院，蕾切尔、曼迪和我在葡萄美酒的觥筹交错中，一致认为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是史上最优秀的电影。

她摇摇头，脸上渐渐浮现出一缕微笑。

“我的天，我的天，”她说道，“瞧瞧这胡须，真邋遢，她边说边亲吻我的面颊，”“真扎人。好吧，别光站在门外——进来吧。”

她身上的香水味，女人的气息，久久让我流连。蕾切尔并不喜欢擦香水，但是她的沐浴露和润肤露——说实在的，就是那些面霜、润肤霜、肥皂什么的——全是香草味的。我再也闻不到这样的香味了，只要我还活着，就再也见不到蕾切尔那裸露着的肩膀，也想象不到她柔嫩的脖颈了。

人们说，不存在所谓的说明书来指引丧偶的一方走出来。这句话用在总统身上再真实不过了，因为总统根本没有时间陷入悲伤。有太多的亟待解决的事项等待决定，例如频发的安全威胁，稍不留意就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蕾切尔病情向末路发展时，我们更加密切地关注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举一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会密切留意任何白宫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可乘之机。我甚至考虑过暂时卸下总统职务——我甚至都让丹尼起草好了文案——但是蕾切尔不会接受。她坚持认为她的疾病丝毫不能影响到我的总统任期。这对她很重要，尽管她从未向我解释清楚原因，我也从未真切地体会到她的用心。

蕾切尔去世三天以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到了罗利，遂了蕾切尔落叶归根的愿望——朝鲜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我命令一艘航母驶入黄海。后来她入土为安，我手牵着女儿站在她的坟前，也就在这一天，我们在委内瑞拉的大使馆外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很快军队将军和国家安全小组全部聚齐在我家厨房，一起商讨该作何反应。

简而言之，相比时刻需要你聚精会神处理的国家大事来说，处理个人得失显然要容易得多。首先，你实在国务繁忙，根本找不出时间顾影自怜。然后一个惨痛的事实从天而降——你失去了此生挚爱，你的女儿失去了母亲，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本可以过上长寿且富足的生活却偏偏英年早逝了。所以你又对自己的工作心存感激。但就算你贵为一国总统，仍旧走不出一种痛彻心扉的孤独感。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登台执政的头两年，我的确做过许许多多的艰难抉择；很多时候我只能祈祷自己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虽然幕僚如云，但最后责无旁贷的只有我一人而已。但我从未感受过孤独。因为我总是有蕾切尔的陪伴，她总是在我苦恼如何做决定时，坦诚地发表她自己的意见，告诉我要尽到人事，在我下定决心后，抱着我的脖子拥入她的臂弯里。

我依然挂念着蕾切尔，像一个丈夫思念妻子那样朝思夜想。今晚我尤其想念她，因为她令人难以置信地知道什么时候该出言告诫，什么时候该伸出援手，让我始终相信，不论发生了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再也不会有蕾切尔这样的人了。我心里清楚。但我着实希望自己不要再这么孤独下去了。在蕾切尔的要求下，我们曾经讨论过她的身后事。她曾经打趣地说，我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最炙手可热的单身汉。也许吧。如今我只是觉得自己像只无头苍蝇，很可能马上要让所有人大失所望。

“喝一杯吗？”曼迪回过头问道。

“来不及了，”我说道，“我不会待太久。”

“老实说，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说道，“但我已经准备好了。事不宜迟。”

我跟着她进了公寓。

第18节

“感觉真怪。”我说道。

“你做得很好，”曼迪低声说，“以前没人对你这么做过吗？”

“没有，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

“如果你停止抱怨的话，”她说道，“我们本来可以享受这个过程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乔，巴格达监狱里的酷刑你都见识过了，这次你却受不了？”

“你每天都做这个吗？”

“经常吧。现在保持……别动。这样子就简单多了。”

简单也是对她而言吧。在曼迪卧室里的浴室里，我坐在一张粉红色椅子上，尽可能保持不动，任由曼迪用化妆笔给我涂眉毛。我的右手边是曼迪的一整套家什，瓶瓶罐罐，各式大小、各种颜色的粉刷、粉底、面霜和按摩霜。看起来就好像是要给B级片里的吸血鬼或者僵尸化妆一样。

“别把我弄成格劳乔·马克斯[7]了。”我说。

“不会的，不会的，”她说道，“但既然提到了……”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某个物件给我看——居然是格劳乔·马克斯标志性的眼镜，还有假眉毛和假胡须。

我把东西从她手里接了过来。“蕾切尔的。”我说道。

病重之时，蕾切尔看着人们为她担忧心里也挺过意不去，所以友人看望她的时候，她就会耍起一些小把戏来活跃气氛。我会事先告诉人们“蕾切尔今天状态并不好”。等到他们进入房间，看到床上躺着的蕾切尔，脸上居然戴着格劳乔的眼镜，有时候是小丑的鼻子，她还有一副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具，的确让人忍俊不禁。

这就是蕾切尔。总是放下自己，先为他人着想。

“不管怎么说，”曼迪赶在感怀伤逝之前说道，“别担心你的眉毛。我只是画浓了一点儿，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但是眼睛和眉毛的确能够改变人们的面貌。”

她又坐回椅子，看着我：“老实说，老兄，你这胡子还真有的弄。颜色太红了！几乎都不像是真的。你想让我把你的头发也染成一样的颜色吗？”

“千万不要。”

她摇了摇头，像研究实验室标本一样打量着我的脸。“你的头发还不够打理的，”她咕哝着说道，更像是自言自语，“改成从右边梳到左边也不行。干脆全部往前梳好了。”她把手插到我头发里边，一把抓住，手指充当梳子，弄得凌乱起来，“至少得让你有一个和这个年代相称的发型。”

“不如戴一顶棒球帽？”

“噢。”她缩回手，“好啊，那样倒简单多了。可以吗？你自己带了帽子来吗？”

“带了。”我从包里拿出一顶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帽，戴在了头上。

“嗯哼，又回到了你自己那段光辉岁月？好吧，嗯，处理了胡子，戴上了红色棒球帽，还画了眉毛，接下来……嗯。”她的脑袋伸来伸去，“关键是眼睛，”她一边用手指着自己的脸，一边说道，又叹了口气，“你的眼睛和以前不同了，老兄。”

“怎么说？”

“自从蕾切尔过世以后，”她说道，“你的眼睛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她突然欲言又止，“对不起。还是试一下这些眼镜吧。你平常不戴眼镜的，对吧？”

“累了的时候会戴老花镜看看东西。”我说道。

“等等。”她在壁橱里翻来找去，拿出了一个矩形的天鹅绒盒子。她打开盒子，里面居然装了五十多副墨镜，全都安放在各自小巧的绒布上。

“老天，曼迪。”

“这是我从杰米那儿借来的，”她说道，“去年我们一起拍《伦敦》的时候。今年圣诞节上映。”

“听人说过。恭喜你。”

“嗯，我告诉过史蒂文，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拍电影了。但是罗尼每天都缠着我不放。但我还是应付过来了。”

她递给我一副棕色边框的墨镜。我戴了上去。

“啊哈，”她说道，“不行。试试这个。”

我又试了另一副。

“不行，这个。”

“我又不是去争取什么时尚大奖。”我说道。

她不动声色地白了我一眼。“这么做又不会让你损失什么，我的老兄，相信我吧。这个。”她又移开了一副墨镜，“这个。这个，对了。”

她又递给我一副厚框墨镜，但这一次的颜色是红棕色。我戴上去以后，她顿时容光焕发。

“简直和你的胡子融为一体了。”她说道。

我做了个鬼脸。

“不，我的意思是说它完全摆脱了你的肤色，乔。你的皮肤很白。是一种金棕色带着一点儿白色——说了你也不懂。墨镜和胡子则突显了红棕色。”

我在她梳妆台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

“你瘦了，”她说道，“你的身材从来没有发福过，但也从来没有这么瘦过。”

“我来这里不是听你恭维我的。”

我又审视了镜中的自己。我还是原来那个我，但是也看出来她之所以要改变我身上色彩的原因。棒球帽、墨镜和胡子。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原来眉毛的浓淡能够大大改变一个人的面貌。这些化妆易容，加上这次没有特勤局跟着，看来谁都认不出我来了。

“你知道的，乔，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你才五十岁。她也会这么想。事实上，她曾经让我保证——”

她没有说下去，面晕浅春，眼里闪过一线光芒。

“你和蕾切尔说过这个？”

她点了点头，手搭在胸前，略过片刻，平复心情：“她对我说，这是她的原话，‘不要让乔因为错位的忠诚而孤老余生’。”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错位的忠诚——正是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的话语。这番话仿佛让蕾切尔回到了这个房间，好像我的脸上能够感受到她的气息，她的头微微倾斜，一如她要交代什么重要的事情。她香草的味道，右半边脸颊上的酒窝，言笑晏晏的样子——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在她弥留之日，病榻上她的声音沙哑，身体憔悴得不成人形，但却用尽最后力气握住我的手不放。

向我保证你会找到一个人继续过下去，乔纳森。向我保证。

“我只想说，”曼迪的声音因为动情而有些沙哑，“所有人都知道，早晚你要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中去。所以你不应该为了一场约会而伪装自己。”

我花了些时间，才想起一件本不应该忘记的事——曼迪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千真万确，我转念一想，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会认为我是要赶着去赴一场约会——共享晚餐或者喝杯酒或者看场电影什么的——而且我不想让这么一场约会被媒体曝光。

“你是要去约会的，对吧？”她若有所思的时候，修剪得完美无瑕的眉毛便会皱在一起。如果我不是去约会，那又是做什么呢？不然一个总统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地抛下安保，神不知鬼不觉地出行呢？

我说道：“的确，我确实要去见某个人。”这话也许更加激发了她的想象。

她等着我进一步吐露，但我却缄口不言，这让她有些伤心。不过自从蕾切尔去世以后，她对我总是格外留意，所以如果我什么都不想说的话，她也绝不会强迫。

我看了看表，清了清嗓子。我的时间非常紧张。这让我不习惯。的确，我总是行程匆忙，但是总统绝不会迟到。所有人都在等他。但这次不一样。

“我必须走了。”我告诉她。

第19节

我乘坐货梯回到楼底，再走出小径。我的车依旧停在原位。我开车来到国会山街区，在靠近第七大道和南卡罗来纳大道交界附近找到了停车位，又把车钥匙交给一个侍者，他几乎看都没看我的脸。

我走进行人的队伍里，耳畔人们在享受星期五夜晚的声音，居民区、饭店和酒吧都敞开着窗户，里面传来欢声笑语，音箱里传出嘈杂的流行音乐，震耳欲聋。

我来到一个坐在咖啡店墙角的男人面前，此人衣衫褴褛，旁边躺着一只德国牧羊犬，这只狗在热浪中对着身旁的空碗不住喘气。这个男人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身上的衣服穿了很多，多少显得不必要。他同样戴着一副深色的耐磨墨镜。他带了一副牌子，上面写着“无家可归的老兵”，此刻就搭在墙壁上。大概他在休息。在他的另一侧，有个小纸箱，里面塞了些钱。音乐在扩音器里静静播放。

我从人潮中走出来，在他身旁驻足弯腰。我听出了播放的歌曲——范·莫里森的《驶入神秘》。我的思绪回到了萨凡纳，我们当时在那儿进行常规训练，在里弗街的一家酒吧里，这首歌伴着一支慢舞，让我印象尤深。我的脑袋醉醺醺的，四肢因为魔鬼训练和其他演习而酸痛无比。

“请问你是海湾战争的老兵吗，先生？”我问道。就他的容貌来说，如果不考虑他沦落街头的年份，我差一点就猜他是越战老兵了，也许他的确比其他人更显老。

“让你猜对了，”他说道，“但我可不是什么‘先生’。我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朋友。第一步兵师副排长。他们跨过萨达姆布下的铁丝网时，我也在场。”

“第一步兵师，哇？当初就是你们率先冲入伊拉克的，对吧？”

“长枪的锋刃，老兄。我们把共和国卫队那帮基佬揍得屁滚尿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听起来再大的损失也值了。”我说道。

“损失？”他有些意外，“你服过役吗？你是什么部队的？空降？”

“跟你一样，”我说道，“服役过，在第七十五团干过几年。”

他的身板坐直了些，翘起了一字眉：“空降游骑兵，对吧？我打赌你在地狱里滚过一遭，兄弟。突袭和侦察任务，对吧？”

“不比你们在大部队，”我说道，把话题又扯回到他，“你们花多久——一周时间就能占据伊拉克的半壁江山吧？”

“然后就浅尝辄止，”他的嘴巴皱皱巴巴的，“总觉得这是个错误。”

“嘿，”我说道，“我吃一个三明治就够了。你呢？”

“实在太感谢你了。”他说道。就在我向店门走去时，他补充道：“顺便说一句，这地方的火鸡三明治是一绝。”

“那就点火鸡三明治吧。”

回来的时候，我想尽快脱身，但是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叫什么名字，老兄？”我问道。

“上士克里斯托弗·奈特。”

“给你，上士。”我递给他装在纸袋里的食物。接着放了一盘水在他的狗面前，这狗马上舔喝了起来。

“非常荣幸能够认识你，上士。你晚上在哪儿过夜？”

“再过几条大街就是我的庇护所。白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儿。这儿的人更友善一点儿。”

“我得走了，但是这个，克里斯，收下这个。”

我从口袋里拿出刚刚找的零钱，都给了他。

“上帝保佑你。”他说道。他用手握住我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个战士的力气。

我如鲠在喉。我访问过许多诊所和医院，并且尽全力对退伍军人事务部实行了改革，但今天这一幕是我未曾见过的景象，一个因为创伤性应激障碍而找不到工作，或者说保不住饭碗的老兵。

我回到人行道上，拿出手机，储存了他的姓名和咖啡店的地址，确保今后他能够获得帮助，以免为时过晚。

但是还有成千上万像他这样的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向我袭来，我察觉自己帮助他人的能力既广阔又有限。要学会适应这种落差和矛盾。如果没办法适应，过度沉湎于有限的一面就会限制你全力以赴。与此同时，你每天又在找寻机会，尽最大所能为更多人提供帮助。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你总能做些积极的事情。

告别了奈特上士，我走过了两个街区，跟随日暮黄昏投下来的斑斓身影漫步而行，前面的人群却停止了脚步。我穿过人群，走在马路上，瞧一瞧发生了什么事。

两名来自特区大都会警署的警察正将一个人制服在地，那是个身着白色短衣和牛仔裤的非裔孩子。两名警察想要用手铐铐住他，男孩却百般抗拒，手臂在奋力挣脱。警察暂时还没有使用随身武器和电击枪。人行道上有两三个人拿出了手机，正在视频记录。

“趴在地上！趴在地上！”警察在大声喊。

他们想要制服的那个人却往自己的右手边跌撞过去，连带着警察一起滚到了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让堵在这里的警车给停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又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开始往回走。我能做什么呢？向人群宣称我是总统，然后亲自处理此事？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识趣离开，除此以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是这个人犯下了暴力重罪，或者仅仅扒了别人的钱包，或者仅仅只是惹恼了警察。我只希望警察这么做的确事出有因，并且执法得当。我知道大多数警察在大多数时候都做到了恪尽职守。但我也知道警察中也有害群之马，每个职业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还知道，有一些警察认为自己是个好警察，但有时会先入为主地（有时也是无意识地）认为一个穿着短衣和牛仔裤的黑人要比一个如此穿着的白人有威胁得多。

我环视了一圈围观的群众，他们来自不同的人种，有着不同的肤色。一百个过路人对同一件事情可能产生一百种看法。有些人会认为尽职的警察在履行职务。有些人则会认为是黑人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时是一种观点。有时却又转为与之对立的观点。有时两者兼备。不管怎么样，所有旁观者的心底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能够毫发无伤地离开此地吗？

第二辆巡游警车停在了马路上，警察终于将那人制服在地，并且给他上了手铐，接着按着他站了起来。

我穿过马路，朝下一个目的地进发。对待刚才的问题，没有任何轻松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只能恪守自己的准则——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然后尽自己最大能力来加以改善。一道行政命令，一份呈递到我办公桌上的法案，演讲，在天字第一讲坛讲述的每一个字——这些才是斧正视听，指引我们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所在。

但这是一场自人类诞生起就存在的战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山头之争。不论年代时代如何演变，也不论是个人、家庭、家族还是民族，都在就如何对待“他们”而绞尽脑汁。在美国，种族主义就是我们最古老的诅咒。但是还有其他的分歧——比如宗教信仰、移民问题和性认同。有些时候，对待“他们”的策略带着麻醉意味，要求喂饱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野兽。有时候也会有真诚的请求，呼吁大家记住“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又能够有哪些作为。但大多时候，对“他们”的声讨往往能够占据上风。我们的大脑习惯了这种思维。今后也许会一直这么下去。但我们必须保持尝试。这也是我们的国父们遗留下的永恒命题——朝着“更完美的联邦”而不懈努力。

转过街角，刮起了大风。我抬头向上一看，只见混沌的天空遍布灰黑色的乌云。

到了街尾，我往角落一家酒吧走去，我担心自己即将面对这个艰苦夜晚中最艰难的部分。

第20节

我深吸一口气，进入了酒吧。

酒吧内景：乔治城大学队和爱国者队的旗帜，电视摆放在砖石裸露的墙角，吵闹的音乐和人群享受闲暇时光的攀谈声不绝于耳。许多人穿着简单，大概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还有些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要么西装革履，领带松弛；要么衬衫和裤装打扮。外面的露台人满为患。地板黏糊糊的，空气中弥漫着啤酒的味道。我仿佛又回到了在萨凡纳接受基础演练的日子，我们习惯了在周末的里弗街轧马路。

我向两名特勤人员点头示意，他们身着正装，站岗警戒。他们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打扮到这里来。他们还知道不能和我正式打招呼，所以服从了命令，只是微微点头，身子稍稍挺直了些。

在酒吧的角落，我的女儿正坐在桌前，周围水泄不通——有几个她的朋友，还有几个想要一睹总统女儿风采的人——她正在用玻璃杯喝某种五颜六色的果汁，另一个女人在音乐的噪杂声中和她说悄悄话。为了做出回应，她用手捂住了嘴巴，好像在笑，又好像在吞咽。但是表情有些勉强。她只是在客套。

她的双眼扫视四周。先是从我身旁扫过，接着又聚焦在我身上。丽莉朱唇轻启，双眼眯成一道缝。终于，她的表情松弛了下来。连她都分辨了一会儿，看来我的伪装很不错。

我一直走，穿过厕所，进入酒吧后面的储藏室，这里的门故意没有上锁。室内的空气就像大学联谊会的房间，货架上鳞次栉比地摆放着各式酒水饮料，四周墙壁堆放得满满当当，装有餐巾纸和玻璃杯的箱子敞开着放在混凝土地板上。

她走进来的时候，我的心怦怦直跳，正是这个女孩，在她还是个圆脸大眼的婴儿，伸出双手想要摸摸我的脸；稍微长大些以后，满脸都是三明治馅料，却还是踮起脚尖想要亲吻我；后来到了花季年龄，在州青少年辩论决赛上激昂雄辩，有板有眼地阐述替代能源的好处。

但是当她退后一步，直视我的双眼时，她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看来是真的了。”

“的确是真的。”

“她去了白宫吗？”

“是的，她去了。我不能透露更多了。”

“你要去哪儿？”她问道，“你要做什么？为什么不带保镖？为什么要伪装起来——”

“好了，好了。”我握住她的肩膀，“没关系的，丽莉。我要去见她们。”

“见妮娜还有她的同伙？”

我十分怀疑那个身着普林斯顿衬衣的女孩会把自己的真名告诉我的女儿。但是言多必失，姑且不提。“是的。”我说道。

“她那次和我聊过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丽莉说道，“一次都没有。就好像从巴黎大学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认为她并不在巴黎大学就读，”我说道，“我觉得她是故意要去巴黎见你的。亲自传信给你。”

“但为什么偏偏要找我？”

我没有回答。我不想提供更多不必要的细节。但是丽莉和她母亲一样独具慧眼。她没过多久就明白了。

“她知道我会把信息直接传达给你，”她说道，“省去了中间过程，不会走漏消息。”

正是如此。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丽莉问道，“什么是‘黑暗时代’？”

“丽莉……”我上前抱她，什么也没有说。

“你不会告诉我。因为你不能够，”她给了我台阶下，原谅了我，然后补充道，“如果不是事关重大，你不会让我直接从巴黎飞回家，而你现在做的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她回头看了看。“亚历克斯在哪儿？你的保镖呢，除了你派来保护我的弗里克和弗拉克？”

自从丽莉大学毕业以后，她就选择不要保镖，这是她的权利。但是自从我上周一接到她的电话以后，我就立刻派特勤局前去保护她。她回家还要些时日，因为当时她还在准备期末考试，还好她在巴黎安全无恙。

“我的保镖就在附近。”我说道。她不需要知道我这次是单独出行。她已经足够担心的了。克服一年之前的丧母之痛可不是一件易事。她不需要知道这次的行动有可能让她丧失父亲。虽然她已经不是小孩子，并且还有超越年龄的成熟，但她毕竟还只有23岁，苍天为证，她依然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不清楚生活有时候会有多么的面目狰狞。

一想到丽莉有可能的遭遇，我的胸口不由得一紧。但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发过誓要捍卫这个国家，而我也是责无旁贷的唯一一人。

“听着，”我拉起她的手，“我想让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在白宫里。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特工随时听候调遣。”

“我……我不明白。”她转过头，又看着我，嘴唇略作颤抖，“你有危险吗，爸爸？”

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自从青少年起，她就没有再叫过我“爸爸”，只有在蕾切尔垂死之际这么叫过我一两次。她只会在最脆弱、最害怕的时候这么称呼我。我可以忍受虐待狂似的教官、残酷无情的伊拉克审讯、立法议员之间的党派争斗，还有华盛顿新闻媒体行业的步步紧逼，但是我的女儿却总能够在我的心底深处给予最致命的一击。

我躬下身子，和她的头碰在一起。“我？怎么会呢？我只是担心。只是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这并不足以安慰到她。她用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我也拉她靠近了些。我可以听到她的啜泣，感受到她身体的颤抖。

“我为你感到自豪，丽莉，”我忍住喉头的不适，轻声说道，“我以前对你说过吗？”

“你总是这么说。”她对我耳语。

我轻抚着女儿的头发，她是多么光彩照人、坚强勇敢又独立自信。她已经长大成人了，继承了她母亲的美貌、智慧和精神，但她依旧是那个只要一见到我，就会欢脱起来的小女孩，如果我用拥吻对她“狂轰滥炸”，她依然会惊声尖叫；晚上做了噩梦以后，除非爸爸握着她的手，不然她怎么样也睡不着。

“跟特工回去吧，”我轻声说道，“好吗？”

她轻轻推开我，擦了擦脸上的泪珠，深吸了一口气，充满期望地注视着我，然后点了点头。

然后她突然扎进我怀里，双手又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紧闭双眼，扶着她颤抖的身体。突然之间，我长大成人的女儿又年轻了15岁，又回到了那个需要她父亲守护的小学生，她的父亲是她人生的坚石，一个从来没有让她失望的父亲。

我真希望能够一直扶着她，帮她拭去泪水，打消她所有的顾虑。但很久以前，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随时随地跟在宝贝女儿的身边，也不能保证这个世界会对她善良对待。如今，尽管我心中有一万个不舍，但我必须挣脱出她的怀抱，继续完成手头的使命。

我用手捧着她的脸，我女儿用她泪水盈盈、充满渴求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爱你胜过爱这世上的一切，”我说道，“而且我保证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第21节

丽莉和特勤局的保镖离开酒吧以后，我向酒保要了一杯水喝。我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药片，类固醇可以提升我的血小板数量。我不喜欢这些药。它们把我的脑袋搅得一团糟。但是我要么头脑晕乎地执行任务，要么就完全报销。没有中间选项。后面一条选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向汽车的方向走去。乌云就像我腿背的瘀青一样黯淡无光。没有一滴雨落下来，但是能够嗅到下雨的气息。

我拿出手机，一边走一边给拉内医生打电话。她并不认识这台手机的号码，但她还是接听了。

“拉内医生，我是乔·邓肯。”

“总统先生？我找了您一整个下午。”

“我知道。我忙得抽不开身。”

“您的血小板计数持续下降。已经低于一万六了。”

“好的，那我就加倍类固醇用量，我保证过的。”

“还不够。你需要立即治疗。”

我几乎走上川流不息的马路，不自知地踏上了十字路口。一辆SUV车的司机按响了喇叭，提醒我注意自己犯下的错误。

“我还没到一万的临界点。”我对拉内说道。

“那是指导值。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我们说话的这当口，您就有可能内出血。”

“但那不一定，”我说道，“昨天核磁共振的结果是阴性。”

“昨天的确是阴性。可今天谁又说得好呢？”

我返回到停车位。给侍者递上票据和现金，后者把车钥匙交还给我。

“总统先生，您的周围云集着才能兼备的各路好手。我相信不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有能力帮您分担几个小时，让您有时间接受治疗。我认为总统也会有委托其他人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是这一次我不能委托他人。至于原因，我不能告诉她，任何人都不能。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黛博拉。我必须走了。时刻保持联系。”

我丢下手机，发动了汽车，驶进了拥挤的交通。脑袋里想着那个穿普林斯顿短衫的女孩——妮娜和我女儿。

想着“黑暗时代”。

想着今晚我即将经历的会面，想着我能够处理什么样的威胁，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有个人招呼着我驶入停车坪，他举着白板，上面写着“泊车”。我付了钱，然后留着车钥匙，顺着另一个人的指引，一直走过了两个街区，来到一座中等高度的公寓大楼前驻足细看。入口处有一块门匾，上面写着“南卡姆登大厦”。在马路对面，人群中一阵喧闹。

我艰难地穿过大道。一个路过的男人对我说：“谁？”

我拿出妮娜给我的信封，扯出里面的彩色门票——华盛顿国民对阵纽约大都会。

国民棒球场西看台，服务员在指引人群通过金属探测器，拦下没有通过的人，检查他们的包裹里是否携带了武器。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心排队，好在并没有等多久。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的座位在104区，传说中的“山顶位”。我习惯了坐在棒球场最显眼的位置，要么是坐在包厢里，要么是在本垒正后方，再不然就是第三垒的教练席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左野看台的这个座位，虽然视线并不是最好的，但感觉更真实。

我环顾四周，并不是要找谁。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只要坐在这里等着就好。

大致说来，我在这里与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差不多。真想手握一瓶百威啤酒和热狗。别的小牌子啤酒根本不予考虑：在棒球比赛里，没有什么能比一瓶冰镇百威更美妙，也没有比芥末热狗更好吃的食品了，就连我母亲的醋烧排骨也比不上。

我忍不住想起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当投手的时光。想当年，我曾在第四轮选秀被堪萨斯皇家选中，在此之前，我曾为孟菲斯小鸟征战，比赛当前仍在大巴上出冷汗，夜晚住在汽车旅馆里手肘冰凉，比赛当天观众人数不过数百，大家都在就着哥本哈根咖啡吃巨无霸汉堡。

不过今晚我没有点啤酒。我一边等待着普林斯顿女孩的搭档，一边忍受着胃里翻腾的不适。

我的手机在裤子口袋里振动。屏幕上显示来电者的姓名缩写。是卡罗琳发来的短信，只有一个数字“3”。我回复“韦尔曼”，然后点击了发送。

这是我们的接头暗号，表示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我不那么肯定。这场球赛我迟到了。他是不是已经来过，现在已经走了？难道我错过他了吗？

不可能的。除了坐在这里，一边等一边看比赛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大都会投手的臂力惊人，然而却在投出叉指变速球的一瞬间发力过猛，导致棒球没有下坠。国民队的首击球员是个左撇子，很可能在一垒手、二垒手和三垒手都在本垒后方按兵不动的情况下选择触击球。所以投手最好投内角高球，但他没有这么做。不过他算是走运了，因为击球手两次都没有在击球的同时压低球的飞行轨迹。最终，二击以后，那人向左野看台深处击出了一记高飞球。观众下意识地起身站立，但由于力道不够，大都会的左野手赶在警告道之前接住了球。

等我们全部坐下来的时候，有个人依旧站着不动，朝我的方向微倾身子。他戴着一顶国民队的棒球帽，似乎是全新的，但他的其他穿着却和棒球比赛格格不入。我立马意识到，他想要坐到我旁边的空座上。

这个人就是妮娜的搭档了。时机已到。

第22节

代号为“巴赫”的女人此刻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一间小厕所里。她颤颤巍巍地喘息，双膝跪地，在马桶里呕吐。

呕吐以后，她的双眼刺痛，肚子里的五脏六腑纠结在一起，她又做了一次深呼吸，斜靠着腰倒了下来。状态不好。这是不可接受的。

等缓过劲来，她站起了身，冲了马桶，并用纸巾仔细擦拭了一番，然后又放水把纸巾给冲走了。不能留下证据。不能留下DNA。

这会是她今晚最后一次呕吐。经期来了。

她站在水池上方肮脏的镜子面前审视自己。这次她戴着金黄色的假发，梳着丸子头。身着天蓝色的制服。虽然和理想有一段距离，但至少不用她自己去取南卡姆登大厦的保洁员清洁制服。

她走出厕所，来到了维修间里，那三个人依旧站在原地，和她一样穿着天蓝色上衣和深色裤子。其中一个男人肌肉发达，二头肌和胸肌都快要撑爆短衣。今天早些时候一见面，她就立刻对这个男人嗤之以鼻。第一个原因是他太显眼了。干他们这行就不应该这么惹人注目。第二是因为凡是四肢发达的人，恐怕过于依赖蛮力，所以很可能头脑简单，技艺不精，脾气暴躁。

另外两个还勉强凑合。瘦长结实，特征没有那么明显。都长着一副路人脸，不容易让人留下印象。

“感觉好些了吧？”肌肉男问道。其他两个人都笑颜相向，直到他们看到了巴赫脸上的表情。

“再这么问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她回答道。

不要招惹怀胎头三月的女人，因为她们从早上就止不住地犯恶心，一直周而复始到第二天早上。不仅如此，面前这个女人还是一个冒着高风险执行任务的职业刺客。

她转向三人里的头领——一个戴着玻璃假眼的秃顶男人。

他道歉似的扬起手。“没有别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他说道。他的英语说得不错，只是口音很重——如果让她猜，大概来自捷克共和国。

她也伸出手。领头的递给她一个耳机。她塞到了耳朵里，那个男人也塞进了一个。

“情况如何？”她问道。

耳机里传来回答：“他已经到了。我们的小队准备完毕。”

“那我们也全部各就各位。”她说道。

巴赫拖着武器箱和行李袋进了升降梯。进入升降梯里面，她又从行李袋里扯出黑色大衣套在了身上。暂时取下假发，戴上了一顶滑雪帽。她现在从头到脚一袭黑装。

她在顶楼从升降梯里出来，顺着楼梯爬到通向屋顶的房门。和吩咐过的一样，门没有上锁。楼顶风很大，但还没有到她控制不了的地步。她很确定再过不久就要下雨。但至少现在还没有。如果这场愚蠢的体育比赛因为下雨而取消，那她的行动就要全部泡汤了。

所以她现在一定要留一手，以防比赛因为突然下雨而临时中断，数千观众一起从棒球场悻悻离场，目标也随之消失在雨伞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她曾经击杀过一名土耳其大使，子弹透过雨伞打爆了目标的脑袋，但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寂静的大街上只有两个人而已。今晚，如果人群同时从各个出口蜂拥而出的话，她需要在第一时间找到目标，这是她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

但这也是地面小队存在的原因。

她用拇指识别打开了武器箱，然后把她的半自动步枪安娜·玛德莲娜组装了起来，加装了战术目镜，填好了弹夹。

她移动到狙击点，蹲伏在几近黑暗的掩护之中。太阳还有20多分钟西沉，到时候她在楼顶的位置将更加隐蔽。

她准备就绪，眼镜盯着目镜。她找到了目标的入口处——左野看台大门。

她会这么一直等下去。有可能要等五分钟。也有可能要等三个小时。然后随着一声令下，她要在电光火石之间以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完成致命击杀。但作为这一行里的翘楚，她从未失败过。

噢，她多么渴望能够戴上自己的耳机，听一曲钢琴协奏！但是不同的任务有不同的要求，这一次，她需要一支先头分队通过耳机为她报告提示。他们随时可能出现，所以她没有聆听安德里亚·巴切蒂在奥林匹克歌剧院演奏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盛况，而是侧耳听着车来车往的熙熙攘攘，棒球场的欢呼呐喊，振奋人心的管风琴声，还有先头小队偶尔汇报的跟进信息。

她吸气，呼气。让自己的脉搏变缓。控制手指紧靠扳机却不击发。没必要操之过急。目标总会一如既往地自己找上门来。

而她也会一如既往地一击致命。

第23节

那个男人在我身旁坐下，一言不发，他的脑袋耷拉着经过我的身侧，紧挨着我左手边坐定，仿佛我们只是碰巧买到邻座门票的陌生人。

我们的确互不相识。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的工作里不可预见的事情稀松平常，这反而是最能预见的了，但是每当有什么事情冷不丁地冒出来，我至少还有顾问帮我擘肌分理，帮我收集一切需要掌握的资料，于措手不及之中又厘清些许条理。但是这一次，我孤身一人，毫无头绪。

他也许不过是一个送信的，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哪怕将其押解送审也难免一无所获，因为他可能吐露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如果真是这样，他不该出现在这里，但既然我愿意相信情报的来源——那个自称“妮娜”的女人，所以事情似乎又没有那么简单。

他也许是个刺客。他们费尽了力气，结果就是想让我陷入独自一人、孤立无援的境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女儿将失去唯一在世的亲属。如果这次秘密会面是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阴谋，那么我无疑给总统职位抹了黑，我几乎是自投罗网，惨遭杀害。

但我必须冒这个风险，因为那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黑暗时代”。

他扭过头，第一次近距离打量了我，心里知道我是邓肯总统，却又因为我这一身红胡子、墨镜和棒球帽的打扮而有所迟疑，毕竟这和他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个脸腮光洁、西装革履的三军总司令不一样。他略微颔首，我将其看作是认可，倒不是认可我这番伪装，而是认可我决定使用伪装的用心。这代表我还遵守着游戏规则——至少目前为止确实如此。我同意进行一场秘密会见。我已经承认了他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这是我最不愿意做出的退让，但我实属迫不得已。对于我来说，眼前这个男人兴许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我环视了周围。我们二人各自的旁边都没有坐人，后头也没有人正对着我们。“说代号。”我对那个男人说道。

和妮娜——他的搭档一样，他也很年轻，最多不过20多岁。和她一样的瘦长身体。骨骼结构看起来像是东欧人，也和她一样。虽然是白人，但肤色比他的搭档要稍微黯淡些。也许是因为家谱中受到了地中海人的影响，也有可能掺杂了些许中东或者非洲的血统。他的长胡子乱糟糟的，棒球帽露出的头发浓密而坚韧，面目反倒在这两样特征的映衬下有些模糊了。他有一双深深凹陷的眼睛，像是有些瘀青。长长的鹰钩鼻——也许是遗传的，也许是因为碰伤骨折过。

他穿着深黑色短衫、深色的工装裤，脚上一双跑鞋。身上没背也没带包。

他身上也不可能带枪。不然就通不过安检了。但是这世上能够充当武器的东西实在不少。一片钥匙、一块木头，甚至一支圆珠笔都可以当作武器使用，前提是使用者能够像外科手术般精准地将后者刺入目标的体内。前往伊拉克之前，我在游骑兵的训练课上见识过这些玩意儿——自我防卫策略、不起眼却能应急的武器——当时真是大开眼界。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锋利物体插入我的颈动脉，我便会血流不止，甚至都撑不到救护抵达。

我抓住他的臂膀，一只手足够握住他皮包骨似的上肢。“快说代号。现在。”

他因为这个举动有点儿吃惊。先是看着我紧紧握住他的那只手，然后望回我的双眼。吃惊是不错——我心里打好了预防针——但还不至于大惊失色。

“孩子，”我心里提醒着自己要压抑面目表情的变化，控制说话的音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么疯狂。”

我期望自己的立场能和刚才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强硬。

他双目微阖，终于决定开口了。“你想听我说些什么？”他反问道，“末日审判？核屠杀？”

他的口音和他搭档一样。但他似乎英语程度更高。

“最后一次机会，”我说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不会让你好受的。”

他中断了眼神交流：“你的口气像是我在向你请求什么。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可辩驳的。我出现在这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反之亦然。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如果不只是传递口信，他完全可以坐地起价。如果是想传递某种威胁的话，他完全可以直接勒索赎金。他不会毫无目的地如此费尽周折。想必我也有他想要的东西。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而已。

我松开了手。“你走不出这个棒球场。”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黑暗时代’。”他低声愤愤地说道，如同在念咒语。

“我该怎么称呼你？”我问。

球场上，伦登打出一记砍劈击球，让对方游击手不得不在跑动的过程中，同时完成接球和扔球的动作。

“叫我……奥吉吧。”

他那一分蔑视，连同那一分讽刺挖苦，都不见了。对我来说是一次小胜利。他的底牌兴许比我的好，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而我却是靠此谋生的老手。

“那么……我又该怎么称呼你？”他的声音刚刚好，比细声低语大了一点点。

“你可以叫我总统先生。”

我伸出手搭在他的座位上，假装我们是相识已久的朋友或家人。

“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我说道，“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代号的。然后告诉我你来这里还有什么想说的。然后我再来决定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如果我对咱俩的对话感到满意——那结果肯定对你非常有利，奥吉。”

我稍候片刻，让他能够好好消化，如同在隧道尽头看到光亮。每一场谈判都需要这个过程。

“但是如果我不满意，”我接着说道，“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就只能对你，对你女朋友，对你在这世上所有在乎的人不客气了。这世上没有我做不成的事。也没有我做不出来的事。”

他露齿欲嗥。这个表情下透露着憎恨，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憎恨我本人，也憎恨我所代表的一切。但他又在害怕。目前为止，他在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距离，先是利用他的搭档联系上我在海外的女儿，然后远程利用他的遥控技术，但这一次他亲自到这里，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面对面交谈。看来他已经做好了回不去的准备了。

他身体前倾，胳膊支在膝盖上，做好了负气离开我的准备。很好。他被我惹毛了。

“你想知道我和‘黑暗时代’是什么来头，”他的声音有些许犹疑，“你还想知道白宫的电力供应为什么……时断时续吧？”

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意思是说白宫电灯的闪烁不定和他有关。难道是个吓唬人的？我试着回忆当初妮娜在场时，电灯是否也闪烁不定。

“挺讨厌的吧，”他说道，“正当你在总统办公室处理国家安全、经济政策，整修政治……机器的时候，电灯却时断时续，就好像你置身于第三世界的一间棚屋里。”

他深吸一口气：“就连你的维修工也弄不清楚原因，对吧？他们当然不懂啦。”他的声音中又恢复了自信。

“你还有两分钟，孩子。赶紧照我说的做。如果还不老实交代，那就等着和那些为我工作的人说吧，他们可不会像我这么友好了。”

他摇了摇头，不过看不出他是在冲我，还是在冲他自己。“不，你是一个人来的。”他说道，话语中透着一份希冀，而不是坚信。

“是吗？”

随着球棒击球的声音响起，人群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我们四周的观众都不自觉地起立叫好，接着又随着棒球出界而安静了下来。奥吉没有挪动，依然前倾身子，脸上的表情渐渐凝重，目光死死盯着面前的座椅后背。

“还有一分三十秒。”我说道。

球场里，击球手三振出局，击败他的是一记奔着本垒外角去的滑球，观众之中响起了嘲骂和抱怨。

我看了看表。“一分钟，”我说道，“然后你的人生就算结束了。”

奥吉往后回靠，再一次鼓起勇气面对我。我双眼一直看着球场，没有直视他的双眼，因为我不想赋予他这份尊重。

但最后我还是看向了他，好像是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要等他开口。他的脸上是一副不同以往的表情，热切而又冰冷。

他的大腿上是一把手枪，枪口正对着我。

“结束的真是我的人生吗？”他反问。

第24节

我注视着奥吉，没有看他的枪。

他把枪口压低摆在大腿上，不让其他观众发觉。我这才理解了我们二人旁边的座位，以及前后四个位置都空着的原因。奥吉买下了这些座位，好构建一个相对的隐私空间。

从四方的形状我大概可以判断枪是一把格洛克，虽然我没有用过这种枪，但还是知道它使用的九毫米子弹足够在近距离置我于死地。

曾几何时，我完全可以毫发无伤地卸下他的武装。但我在游骑兵服役的峥嵘岁月早已远去。我50岁了，都生疏了。

但这算不上我第一次让人给用枪指着。做战俘的那段时间里，有个伊拉克狱卒每天都用枪指着我的脑袋，威胁着要扣动扳机。

但这的确是在那之后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

我的脉搏加速，脑袋里快速地过了一遍眼前处境：如果他本来的计划就是杀掉我，那他早就扣下扳机了。不需要等我回头再看向他。他有意让我看到他的枪。他想要一改局面。

我希望自己没有意会错。他似乎没怎么用过枪械。要不然我离胸腔中弹只会有一线之隔。

“你来这里是有别的理由的，”我说道，“所以把枪放开，告诉我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他张开嘴唇：“也许我觉得这样更安全些。”

我俯身过去，压低声音：“这把枪反而让你更加不安全了。它会让我的人神经紧张。让他们想要立刻用子弹把座位上的你脑袋打爆。”

作为回应，他艰涩地眨了下眼睛，骨碌着眼珠四下张望，尽力保持克制。知道有人端着一支高杀伤力的枪盯着你的确很让人紧张。

“你看不到他们，奥吉，但请相信我，他们看你可是一清二楚。”

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其实是冒着风险的。向一个拿枪指着你的人灌输恐惧也许并非上策。但我需要让他挪开手枪。而且我要持续让他相信，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我，而是一整个国家——这个国家武力强悍，不仅拥有“震慑打击[8]”的能力，而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远超他的想象。

“没人想伤害你，奥吉，”我说道，“但是如果你扣下扳机，不出两秒你就是死尸一具了。”

“不，”他说道，“你是一个……”他的声音消散了。

“什么，我一个人来的吗？你不会真的信以为真吧？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可不要关键时刻犯傻。所以放下枪，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不然我就走了。”

手枪被他放回大腿一侧。他又开始微眯眼睛。“如果你现在走了，他说道，”“那你就没办法阻止即将发生的灾难了。”

“而你从我身上也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了，不管它到底是什么。”

他略作思量。如果把所有状况考虑在内，他当然知道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但他希望由他自己捅破这层窗户纸，而不是我。最后他点了下头，卷起裤腿，把枪收了回去。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暂时落地。

“你到底是怎么带枪通过金属探测器的？”

他褪下裤腿，脸上的表情和我一样释然。

“小儿科的玩意儿，”他说道，“它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给它的东西。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你让它什么都看不见，那它就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你让它闭上眼睛，它就真的闭上了眼睛。机器从不会问为什么。”

我回忆起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情形，这里并没有像飞机场那样配备X光扫描仪。只有一道门，有人通过的时候要么一声不响，要么哔哔叫，旁边站着保安，也只会在听到仪器发出声响时上前检查。

他设法入侵了系统。在自己通过的时候让机器暂时陷入瘫痪。

要知道，他连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9]的电力系统都能入侵。

他还能让一架直升机在迪拜坠毁。

而且他还知道“黑暗时代”。

他扬起眉毛。几乎欲笑。能够获取这个密语本身就是一次不平常的成就，这点他心里清楚。

“你是用黑客入侵？”我问，“或者……”

他这次真笑了。“困扰你的就是‘或者’这两个字。你为此心神不定，都不敢亲口说出来‘或者’什么。”我没有争辩。因为他说得对。

“因为如果我不是通过远程获取密语，”他说道，“那就只有唯一一种可能了。而你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奥吉并不是通过黑客手段获得“黑暗时代”这个密语的——这实在很难下定论——那么一定是个活人给他的消息，而授权知道“黑暗时代”的人凤毛麟角。

“这也是你答应面见我的原因，”他说道，“你很清楚此事……事关重大。”

我点头。“这意味着白宫出了叛徒。”我说道。

第25节

周围的人群爆发出欢呼声。现场响起了管风琴声。

国民队跑步退出球场。有个与我们数尺之隔的人起身从我们身旁经过，径直向后方的走廊走去。我羡慕这个家伙，因为他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内急问题，要么就是去小卖部买份玉米饼。

我的手机响了。正欲伸手去拿，立马想到这个举动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是我的手机，”我解释道，“只是手机响了而已。等我报一声平安而已。”

奥吉蹙眉。“谁打来的？”“我的幕僚长。她要检查我是否一切安好。没别的了。”

奥吉往后挪动了下身子，将信将疑。可我没有等候他的同意。如果我不马上回复卡罗琳，她就会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后果不堪设想。她会打开我留给她的那封信。

这一次又是短信，署名依旧来自“C.布洛克”。还是一个数字——4。

我输入“斯图尔特”然后回复了过去。

放回手机以后，我问道：“现在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知道‘黑暗时代’的？”

他摇头拒绝。没这么简单。既然他的搭档没有告诉我，那么他也一样不会。至少现在不会。因为这是他的筹码。也许也是他仅有的筹码。

“我需要知道。”我说道。

“不，你不需要。是你想要知道。你真正需要知道的比这个更重要。”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在我的团队内部出了叛国贼还要重要。

他说道：“你的国家不能幸免。”

“什么意思？”我问道，“为什么？”

他耸耸肩：“真的，只要认真想想，就可以轻易看出来一切不可避免。难道你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永远阻止一颗核弹在美国土地上爆炸吗？你读过《莱博维茨的赞歌》[10]吗？”

我一边摇头，一边在大脑中搜寻记忆。听起来耳熟，像是高中英语课上的读物。

“那《第四次转折》[11]呢？”他说道，“一部讨论……历史本质周而复始的奇书。人类并非不可预测。各国政府都在猜忌人民——不论是自己人还是其他人。它们一直如此，今后也必将如此。所以人民做出了回应。有因就有果。历史就是这么演进的，今后也会这么演进下去。”

他晃了晃食指：“噢，但是现在——现在科技甚至能让一个凡夫俗子动一动手指就能将一切摧毁。牵一发而动全身，局面被彻底颠覆了，难道不是吗？双方都拥有毁灭打击能力早已算不上是什么威慑手段了。为了你们的主义而征召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士兵也不再是个必需的选项了。没必要召集军队，也没必要发动战争。只需要一个人，一个拥有毁灭意志，不惜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并且不会因威逼利诱而有所动摇的人就足够了。”

头顶乌云密布的天空发出第一声巨响。雷鸣，却没有闪电。还是没有下雨。球场的照明灯已经亮起，比赛并没有因为天气阴沉而受到丝毫影响。

我身子向他压了过去，凝望他的双眼：“你难道要给我上一堂历史课？还是要说十万火急的正事？”

他眨了下眼睛，苦涩地咽了下口水，喉结跟着动了一下。“说十万火急的正事。”他的声音变了。

“有多紧急？”

“以小时计算。”他说道。

我感觉一阵刺骨的寒意。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听他说出来。我可不会毫无理由地一味给予。

“你说给我听。”我说道。

“病毒，”他说道，“趁它消失不见以前，”——他扳动手指——“你曾经见过的那一种。也是你打电话给苏里曼·琴多卢克的原因。你还不知道病毒的存放位置。也是这种病毒，让你的专家束手无策。你恐惧到骨髓的病毒。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永远也阻止不了这种病毒。”

我环顾四周，检查有没有人注意我们。没有。

“‘圣战之子’是幕后主使？”我低声问，“苏里曼·琴多卢克？”

“是的，让你说对了。”

我干涩地咽下口水：“他想要什么？”

奥吉使劲地眨了下眼，变了一副表情，迷惑不解：“他想要什么？”

“是的，”我说道，“苏里曼·琴多卢克。他想要什么？”

“这我不知道。”

“你不会……”我靠回座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勒索的意义又在哪里呢？钱、囚犯释放、政治赦免、外交政策变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他来这里威胁我，目的就是要获得某样东西，但他居然自己都不知道？

也许他的工作就是来展现这种威胁。不久后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提勒索条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但我总觉得不对劲。

然后我才顿悟。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只是我今晚越是琢磨，就越觉得不可能。

“你来这里并不是代表苏里曼·琴多卢克的。”我说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的利益已经……和琴多卢克分道扬镳了，这是真的。”

“但以前曾经一致过。你曾经也是‘圣战之子’的一员。”

他咬着上嘴唇，脸涨得通红，眼里闪烁着火焰。“我曾经是，”他回答，“但已经不再是了。”

他的怒火、他情绪化的反应——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圣战组织或者它的领导人，也许起源于一场权力斗争——我权且静观后效以备后用。

随着击球时的一声脆响，观众纷纷起立，呐喊助威。扬声器里传来音乐。某个球手完成了全垒打。虽然球赛近在咫尺，但我们和它之间似乎已经隔了数光年之远了。

我张开了双手：“那就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他摇了摇头：“时候未到。”带了些口音。

第一滴雨打在了我的手上。很小，淅淅沥沥，还没有起势，观众虽然在抱怨，却没人挪动，因为还用不着跑去避雨。

“我们现在走。”奥吉说道。

“我们？”

“对，我们。”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不过我早就料到我们会转移到某个别的地方。这并不安全，但本来这次会面就充满了危机。根本没有什么安全可谈。

“行。”我边说着边站起身来。

“你的手机，”他说道，“把它抓在手里。”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也站起身，点了点头。“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么做的原因了。”他说道。

第26节

呼吸。放松。瞄准。扣动扳机。

巴赫趴在屋顶，呼吸均匀，气定神闲，一只眼睛透过瞄准镜对着棒球场的左野出口。心里默念着她第一位老师兰科的谆谆教导，眼前似乎浮现了他叼着牙签的样子，还有他那一头火焰般的头发，发质和稻草很相似——“就像头发着了火的稻草人。”他曾经这么自嘲过。

与你的武器合二为一。把枪支想象成你身体的一部分。用你的身体瞄准，而不是用武器。

你必须保持稳定。

选择你的瞄准点，而不是目标。

平直向后扣动扳机。你的食指要和其他手指区分对待。

不，不——在你扣动扳机的时候，其他手指要保持静止。不要喘息。呼吸要均匀。

呼吸。放松。瞄准。扣动扳机。

第一滴雨落在了她的脖子上。下雨可能会加快行动的节奏。

她偏过头，移出瞄准镜，拿起望远镜看向自己的小队。

第一小队在出口北边，三个人依偎在一起，有说有笑，外人看来和三个在街头邂逅聊天的朋友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小队在出口南方，做着和第一小队一样的事情。

在她看不见的狙击点正下方，在和球场一条街之隔的地方，第三小队也聚集在了一起，准备好了拦截。

出口已经被包围了，各个小队都准备好，像一条蟒蛇一样将目标团团紧锁。

“他离开座位了。”

她的心咯噔一下，肾上腺素在身体里扩散，耳机里的话语在耳畔不住回响。

呼吸。

放松。

所有一切仿佛变成了慢动作。慢慢来。不要紧张。

不会像计划中那样面面俱到。但是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她其实有一点期待这种计划之外的变化，因为她想要挑战自己，喜欢那种做临场调整的感觉。

“向出口走了。”她听到了耳机里的声音。

“第一小队和第二小队，出发行动，”她指挥道，“第三小队，原地待命。”

“第一小队已出发。”响起了回应。

“第二小队已出发。”

“第三小队待命。”

她又把目光移回瞄准镜。

她呼吸。

她放松。

她瞄准。

食指在扳机部位弯曲待命，时刻准备扣发。

第27节

奥吉和我一同向出口走去，来的时候我按照手机里的提示，也是走的西野看台大门。一小撮人在第一波雨水落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离场了，但是三万观众中的大多数都选择留下，所以我们并没有成群结队离开。我其实更倾向有很多人陪伴。但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

奥吉脸上的冷静和自信消失了。我们越接近出口，越靠近未知，他就越是紧张兮兮，眼神游移，手指不听使唤地乱颤。他翻出了手机，或许是要看时间，抑或是要看短信，我说不清楚，因为他用手遮住了屏幕。

刚刚穿过了球场大门，他就停下了脚步，让我们依旧处于棒球场围墙的凹室里，往外可以看到国会大街，但是依旧处于棒球场的保护之下。看来离开棒球场对他而言意义非凡。置身于人群之中一定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我抬眼看天，一望无际的黑暗，一滴雨打在了我的脸上。

奥吉吸了一口气，然后点头。“就是现在。”他说道。

他向前挪了一步，离开凹室墙壁的庇佑，走上了人行道。有些人在四周走动，但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右手边，也就是北方，一辆大型公用卡车停在了路边。在卡车旁边，有一对满是汗水的工人正借着街灯抽烟歇息。

在我们的左手边，也就是南面的路边停了一辆特区巡逻警车，里面空无一人。

警车正后方停了一辆面包车，和我们大约相隔十码。

奥吉似乎在定神看那辆面包车，想要看一看里面的司机。我也朝同样的方向望了过去。看不清细节，但是面貌特征却不会弄错——她肩膀的骨骼轮廓，脸上尖锐的棱角。不会错，这是奥吉的搭档——普林斯顿女孩妮娜。

那辆面包车似乎是在回应我们，强闪灯亮了两次。然后熄灭了车上所有的灯光。

奥吉低头看着手机，食指轻轻一按，让手机闪出光芒作为回应。然后他中止程序，抬起头，开始等待。

他一动不动。一切似乎也随着他静止。某种信号，我心里暗想。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这是我在眼前漆黑一片以前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第28节

“我，凯瑟琳·埃默森·布兰特……在此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职责……并且将竭尽我的全部能力……保障、保护并且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凯瑟琳·布兰特正了正衣裳，在副总统私人房间的镜子前冲着自己点头致意。

尽管很多人愿意和她调换身份，但是甘居副总统的位置从来都不容易。试问，有多少人经历过即将赢得提名资格，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输给了一个面容粗犷、幽默十足的战争英雄？

初选提名揭晓的“超级星期二”晚上，就在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在最后表态支持邓肯以后，她就暗自发誓自己决不妥协，绝不会就此认可他，而且——上帝做证——她绝不会与他为伍。

但她最后统统反悔了。

如今她成了一只寄生虫，靠宿主生活。如果他犯下错误，那就意味着她也跟着犯下了错误。只要这个错误没有大到难以弥补，那么她就要想方设法地试图补救，如同当初犯错的是她本人一样。

如果她不这么做，而是选择明哲保身、批评总统的话，那么她就成了不忠不义之徒。批评家已经不由分说地把她和邓肯捆绑在一起，而她的支持者也会因为她对总统见死不救而放弃她。

微妙得有如舞步。

“我，凯瑟琳·埃默森·布兰特……在此庄严——”

她的手机响了。虽然她知道响铃不是来自她的工作手机，但她还是本能地去够浴柜上的工作手机。

是她的私人手机响了。

她走进卧室，拿起枕边的手机。她看到了呼叫人的名字。心里为之一振。

“好戏就此登场。”她一边想，一边按下了应答键。

第29节

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球场里三万名观众齐声兴叹已经在我背后渐渐消弭，眼前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街灯、形形色色的建筑、信号灯，无一幸免，街区所有电力供应都中断了。国会大街上只剩下车来车往之间的车前灯闪烁出来的七彩光晕，就像探照灯扫过舞台中央，手机打开手电筒功能，如同黑夜中舞蹈的萤火虫一般影影绰绰。

“用你的手机。”奥吉歇斯底里地戳着我的手臂说道，“快，赶紧！”

我们朝着妮娜的面包车冲了过去，手机就是我们微弱的照明。

面包车内部闪过一盏灯，液压侧拉门随之敞开。我们身前的黑暗顿时化为乌有，普林斯顿女孩的面貌终于令人心安地全部浮现，雕刻般有如模特般的面庞，眉毛紧紧地皱成一团，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她似乎在说些什么，也许是想催促我们赶紧上车。

就在此刻，驾驶员一侧的玻璃碎了，她的左脸突然爆炸，鲜血和脑浆溅得挡风玻璃到处都是。

她的脑袋偏到了身体右侧，因为系着安全带的缘故，身体没有动弹，嘴唇依旧停留在刚刚开口想要说话的位置，一双美丽的眼睛空洞地停滞在头骨左侧的血肉窟窿上。一个受到惊吓的无辜孩子，突然之间，因为某个强烈的力量而不再感到惊吓，永远安息了——

如果不可避免地要挨敌人的子弹，那么干脆顺势倒下或者蹲伏下身体，直到一切结束。

“不——不——不！”奥吉呐喊道。

奥吉。

我赶紧打起一万分精神，抓住他的肩膀，将他按倒在面包车北面的巡逻警车下面。说时迟那时快，我们走道的四周因为子弹划过空气而产生了小范围爆炸。巡逻警车的玻璃被尽数打碎，如暴雨一般落在我们身上。球场墙壁打落的石头和石灰也散落而下。

街上顿时一片混乱，人们惊叫连连，轮胎响起了尖利的爆破声，汽车喇叭轰鸣不止，但我的脑袋因为震荡影响而什么也听不见，我的脉搏在猛烈跳动。巡逻警车瞬时笼罩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中。

我把奥吉死死压在人行道上，挣扎着去够他的裤腿，他的脚踝部位别了一支枪。肾上腺素潮水般涌上全身，双耳一阵轰鸣，仿佛再度身临战场。老兵永远也走不出战场的阴影。

格洛克比我当年用的贝雷塔轻便多了，握起来也更加称手，而且我还听说过这种枪出奇地精准。但是武器就如同汽车——你知道它们都配有诸如车灯、点火装置和雨刮器这样的标准装置，但是在你不熟悉它们之前，总得花一些时间适应。所以，在我持枪瞄准敌人以前，我花了一些宝贵的时间去感受它——

南边，面包车的侧门灯在闪烁。灯影中出现的阴影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三个人的阴影，正向我们跑过来。领头一人，身形庞大，肌肉发达，跑在另外两人的前面，正穿过面包车闪烁的灯光向我跑过来，双手低垂地握着一支枪。

我朝着他的正中心开了两枪。他踉跄一步，向前倒下身来。另外两个我没亲眼看到的人退缩到了黑暗之中……他们去哪儿了……我还剩多少子弹……另一侧还会有敌人吗……这手枪的弹夹容量是十发吗……南边另外两个人究竟去哪儿了？

巡逻警车又挨了两发子弹，我见势转向左边，“砰——砰”，用全身护佑住奥吉。不断扭头向左右张望，在黑暗中搜寻，我们周围的人行道又响起更多的爆炸声。狙击手尝试了所有角度来射杀我们，但都没有奏效。只要我们还蜷缩在车底，不管狙击手跑去哪里都没有办法击中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按兵不动，就只能坐以待毙。

奥吉推开我：“我们得赶紧跑，赶紧跑——”

“别动！”我边喊边把他按了下来，让他一直趴在地上，“要是跑就死定了。”

奥吉没再动弹。我也一样，在黑暗的庇佑中纹丝不动。我们隐约听到棒球场的嘈杂声，那是对停电的抱怨，轮胎漏气的尖厉声音，喇叭声震耳欲聋——但是子弹就是打不透这辆警车。

身边的人行道也安静了下来。

身后球场的墙壁也安静了下来。

狙击手暂停了射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我转回到四点钟方向，看到一个人从面包车的驾驶员一侧绕了过来，身影照在内饰灯下，武器提到了肩膀部位。我开了一枪，紧接着连续击发第二枪和第三枪，他这才反应过来，手里的枪吐出了火焰，子弹在交火中擦过车厢顶部，但是我抢占了先机，趁着他开火的时候已经伏身躲进了黑暗。

我再次冒险把头伸出车厢顶窥望，脉搏好似冲击波一样遍扫全身。没有找到开枪者，也找不到南面第三名枪手的踪迹。

耳边突然闪过汽车刹车时的刺耳声音，有人在大声呐喊，我认出来了他的声音，还有他熟悉的话语——

“特勤局！特勤局！”

我放下枪，让他们靠近过来，让他们围在我的四周，自动武器指着四面八方，其中一个人勾手抓住我的腋下，把我提了起来，我试着说“狙击手”，但却不知道有没有说出声来，我心急如焚却又说不出话，只能听他们喊着“走！走！走！”架着我进了一辆车里，身边被那些受过训练不惜为我付出生命的人围得密不透风——

然后眼前闪过一道让人睁不开眼的光亮，耳畔传来一声响亮的哼气，一切瞬间重归光明，就像我身上打了聚光灯，电力全都恢复了。

我听到自己在说“奥吉”和“把他带上”，然后听到车门关闭，而我平躺在地上，还有“走！走！走！”汽车开始加速，驶上了颠簸不平的地面——国会大街中央的草地。

“您中枪了吗？您中枪了吗？”亚历克斯·特林布疯狂地用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寻找任何可能的枪伤。

“没有。”我回答道，但是他没有理我，依旧在我的胸口和躯干试探，还让我强转过身，检查我的后背、脖子、脑袋，然后是双腿。

“他没有中枪。”亚历克斯呼叫道。

“奥吉，”我说道，“那个……孩子。”

“我们带上了他，总统先生。他在我们后面的那台车上。”

“那个中了枪的女孩……也带上她。”

他叹了口气，透过车窗看向后方，肾上腺素渐渐减弱：“大都会警署会处理的——”

“不行，亚历克斯，不行，”我说道，“那个女孩……她已经死了……联系她的监护人……不管怎样……我不管你怎么跟大都会警署说……”

“遵命，先生。”

亚历克斯开始联系司机。我试着把刚才发生的一幕再重新捋一遍。线索零零星星，有如星系里的恒星，但是我没有办法将它们彼此串联在一起。

我的手机振动了。在后座的搁脚位。卡罗琳。只可能是卡罗琳。

“我要……接电话。”我吩咐亚历克斯。

他伸手抓起手机，递到了我仍在发抖的手上。卡罗琳这次发来的数字是“1”。我的头脑却很难想起自己一年级时老师的名字。我能够想起她的样子。她很高，大大的鹰钩鼻。

我需要记起来。我需要回复她。如果不这样做——

理查兹。不，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女士。

手机从我手里滑落。我颤抖得厉害，甚至都不能端起手机发送短信。我只好吩咐亚历克斯代劳了。

“我想去……奥吉的车上，”我说道，“就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们将在白宫会合，总统先生，那时我们就能够——”

“不行，”我说道，“不行。”

“什么不行，先生？”

“我们不能回……白宫。”我回答道。

第30节

我们马不停蹄地上了高速，我这才吩咐亚历克斯从下一个出口出去。天空终于豁开了口子，倾盆大雨击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器飞速地左摇右摆，和我的脉搏几乎同步。

亚历克斯·特林布一边冲着手机大喊，一边留意着我，确保我没有休克。说“休克”其实不对。当我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又一幕，肾上腺素就一涌而上，几乎让我全身瘫痪，一会儿才缓过劲来，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安全的防弹SUV车里，可过不多久又高度戒备，好像我身处浪潮之尖。

直到死亡到来以前，我就还活着。身为战俘的时候，我就时常这么告诉自己。那时候，我身陷囹圄，牢房里没有窗户，甚至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那时候，他们在我的脸上系上毛巾，再把水浇上去。他们还用恶犬恐吓我们。还用枪指着我们，蒙住我们的双眼，逼我们念诵经文。

我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九死一生。每当我闻到皮革座椅的味道，嘴里流出来的苦胆滋味，还有冷汗从我脸颊划过时，我的全身就像触电一般陷入狂乱，每一分感官刺激都增强了百倍。

“更多的消息我也不方便透露。”亚历克斯同手机里的某个警署警官说道，语气有些摆架子——至少他有这个想法。这并不容易。我们终将大费周章地解释一通。国会大街此刻必定形同一个小型战场。人行道炸得坑坑洼洼，国民球场一侧外墙弹痕累累，一辆巡逻警车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还有尸体，至少三具——那个朝我冲过来的大块头，试图绕过面包车包抄我的另一个人，还有妮娜。

我抓住亚历克斯健硕的臂膀。他看着我，对手机里说道：“我一会儿再说。”然后挂断了。

“伤亡多少？”我问道，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估计会有无辜的平民因为狙击手的火力倾泻以及地面小组的跟进阻截而丧命。

“只有那个厢车里的女孩，先生。”

“那袭击者呢？他们也死了两个人才对。”

他摇了摇头：“他们不见了，先生。应该是跟着他们的人把他们都给带走了。这是一次分工明确的袭击。”

没有错。至少有一个狙击手外加一个地面小组。

不过我还活着。

“我们刚把女孩带离了现场，先生。我们还告诉警方，这是特勤局组织的一场打击货币造假的调查行动。”

这一招很聪明。要说服对方并不容易——在棒球场外因为打击货币造假而爆发了流血枪战——但是可供亚历克斯选择的说辞本来就十分有限。

“我看这总比跟他们说总统偷偷跑出来看棒球赛，接着有人想要刺杀他要强。”

“我和您想的一样，先生。”亚历克斯面无表情地回应。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他在对我无声质问。仿佛在说，这就是总统舍弃自己的安全措施而落得的下场。

“是断电帮到了我们，”他给我了一个台阶下，“还有球场里的噪声，简直人声鼎沸。然后雨又下得那么大，三四万人趁着警察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齐刷刷从球场涌了出来，雨水也把大部分能够为法医提供的证据给冲刷掉了。”

他说得对。这种情形下的混乱反而是件好事。媒体定会铺天盖地进行报道，但事情的大部分真相都笼罩在了一片漆黑之中，财政部也会千方百计地将剩余真相雪藏起来，美其名曰“官方调查”。真能奏效吗？但愿如此。

“你跟踪我？”我对他说道。

他耸了耸肩：“不完全是，先生。那个女人来到白宫的时候，我们总要调查一番。”

“你扫描了那个信封。”

“确实如此。”他说道。

没错。信封里是一张今晚在国民棒球场举行的棒球比赛门票。我有太多事情需要考虑，所以才会百密一疏，甚至都没有想到。

亚历克斯看着我，似乎等我训斥他。但是面对一个对你有救命之恩的人又怎么忍心说狠话呢？“谢谢你，亚历克斯，”我说道，“但是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违反我的命令。”

我们下了高速公路，在开阔地带渐渐放缓了车速，这是一处在夜间空空荡荡的大停车场。我朦胧间看见我们的第二辆车穿过雨幕。简直什么都看不见。

“带奥吉到我这里来。”我说道。

“他很危险，先生。”

“不，他并不危险。”至少不是亚历克斯说的那种危险。

“您说不好的，先生。很可能当初他就想把你引出棒球场来着的——”

“如果我真是目标的话，亚历克斯，那我早就死了。奥吉自己就能杀掉我。而且狙击手第一个杀掉的是妮娜。我能想象第二个目标就是奥吉，不是我。”

“总统先生，我的职责就是要假定您成了敌人的目标。”

“行。你要是想铐住他就请便，”我说道，“不如再给他套上紧身拘束衣。但他必须和我在同一辆车上。”

“他已经被铐住了，先生。他非常……生气。”亚历克斯想了一会儿，“先生，您最好上另一辆车。我需要留在棒球场附近。特区大都会警署想要一个交代。”

只有他能够缓和局势。只有他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些什么。

“雅各布森和您搭一辆车，先生。”

“好吧，”我说道，“但是请把奥吉带到车里来。”

他通过别在夹克上的对讲机通话。过了一会儿，他费了一番力气才打开了SUV的侧门，狂风呼啸着吹进车里，把卷集的雨水打在了所有人的身上。

特工们重新安排了位置。没过多久，亚历克斯的副手雅各布森便跳上了车。雅各布森的体格比亚历克斯稍小，身体精壮，散发出不屈不挠的强度。他浑身湿透了，冲锋衣上满是雨水，挨着我的旁边坐了下来。

“总统先生。”他干脆利落地打了声招呼，不过话语间有种十万火急的紧张感，眼睛望向车窗外，时刻准备好了猛虎扑食。

没过多久，他就从另一名特工手里接收了“猎物”——奥吉先是脑袋伸进车里，然后剩下的身子才跟着进来，雅各布森猛地把他推到了我对面的后座座椅上。奥吉的手被铐在身前。头发湿淋淋地蒙在面前。

“你给我坐好了别动，听明白没？”雅各布森冲他吼道，“听明白没？”

奥吉烦躁不安地扭来扭去，推搡着雅各布森刚刚在他身上系下的安全带。

“他听明白了。”我说道。雅各布森在我身旁坐下，探着身子保持戒备。

奥吉的双眼遮蔽在湿淋淋的头发里，此刻终于肯与我四目相对。他的面颊浸满了雨水，很难说是否伤心地哭泣过。目光里透露着愤怒的火焰。

“是你杀了她！”他唾弃道，“是你杀了她！”

“奥吉，”我试着抚平他的情绪，于是郑重其事地说道，“这说不通。毕竟从一开始就是你的主意，不是我的。”

他的面目开始扭曲，泪流如注，啜泣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在表演地牢罪犯的演员，焦躁不安却又动弹不得，只能呜咽、咒骂、大声哭泣，只不过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并不是矫揉造作。

我现在对他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他必须自己先走出来。

汽车又开始发动，退回到了高速公路上，前往我们的目的地。这一路十分漫长。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奥吉内心崩溃，交替着用英语和他的母语自言自语，接着发出痛苦的抽泣，喘不过气来。

我利用这段时间又回顾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不断问自己问题。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最先死的是那个女孩？袭击者又是谁派来的？

我的思绪迷离在这些问题之中，瞬间又回到车里的寂静之中。奥吉在看着我，等待我重新注意到他。

“你希望我……”他的声音掷地有声，“你希望我在这以后帮助你吗？”

第31节

巴赫悄悄地从大楼后门走了出去，军用雨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肩上背了包，用雨伞遮住了脸，走进了噼啪作响的大雨里。她穿过警笛轰鸣的大街，警车纷纷从国会大街的另一头径直奔向棒球场。

兰科，她的第一个导师，“红发稻草人”——正是这个塞尔维亚士兵的同袍让她的父亲遭受不幸，他由此对她心生怜悯，将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是的，后来还把她压在了身下）——他教过她如何射击，但是从没教过她如何撤离。这是因为在特雷贝维奇山，塞尔维亚士兵不需要撤退，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平民和反对派军事目标射击，他们的部队就像蟒蛇一样，紧紧地扼守住萨拉热窝的咽喉。

不，她在撤离方面的学问完全是自学成才，一丝不苟的逃跑路线，神不知鬼不觉的步伐，这都是她长期在后街小巷或者超市垃圾桶里窃取食物时养成的习惯，不仅如此，她还要规避雷区，留意狙击手和四周埋伏，聆听迫击炮火的方位，以及在夜间躲避喝醉了酒以后对波斯尼亚族平民女孩胡作非为的塞尔维亚士兵。

有时候，她搜寻面包、米饭或者柴火时走了好运，没让士兵发现她。但有时就没有那么走运了。

“我们多出了两张票。”她的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多出了两张票——意思是有两人负伤。

“我们时间不多了。”他继续说道。意思是伤情严重，不容乐观。

“回家就好，”她回答道，“在家等你们。”

他们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前往撤离点。他们惊慌失措，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也许是因为半路杀出特勤局的缘故。又或许是因为突然断电，连她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术策略。当然，她完全可以将瞄准镜调整成夜视模式，但那样做会影响到地面小组。

她摘掉耳机，放进了军用防水上衣的右手口袋。

她伸手从左手口袋掏出了另一副耳机，塞到了耳朵里。

“游戏还没结束，”她说道，“他们往北边去了。”

第32节

“是……你的人。”奥吉说道，他的前胸局促地起伏，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看上去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就像个男孩，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

“我的人是不会向你的朋友开枪的，奥吉，”我试着表达同情，但更重要的是，让他冷静下来，恢复理智，“不管是谁开枪打死了她，那人也朝我们开枪了。而我的人救了我们一命，让我们能够安然无恙地坐在这辆SUV里。”

他依然泪如雨下。我不知道他和妮娜的具体关系，但显然，她的苦恼并非仅仅只是恐惧。无论她是谁，他都深深地挂念着她。

我为他的损失感到遗憾，但我没有时间多愁善感。我必须留心大局。有300万人指望我来保护。所以我唯一在乎的问题是，如何让他的情绪为我所用。

这很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如果我相信妮娜在总统办公室里告诉我的话，相信她和奥吉分别掌握了不同的信息片段——谜题的不同部分。而她却已经死了。如果我现在失去了奥吉——如果他缄口不言——那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驾驶员戴维斯特工非常安静，顶着恶劣的天气聚精会神于眼前的道路。前排座位的翁蒂韦罗斯从仪表盘中取下对讲机，轻声地对着它讲话。后排坐在我旁边的雅各布森一只手指搭在耳麦上，专注地收听亚历克斯·特林布从另一辆车上发来的最新信息。

“总统先生，”雅各布森说，“我们扣押了她驾驶的面包车。她和面包车都已经清理完毕了。剩下的就是一条满目疮痍的人行道，一辆弹痕累累的特区警署巡逻车。还有一群气疯了的警察。”他补充道。

我靠向雅各布森，只让他一个人听到我的声音：“派人保护女人的尸体，看守住面包车。有办法留住尸体吗？”

他轻快地点了点头：“我们会想办法的，先生。”

“这事只限特勤局知晓。”

“明白了，先生。”

“现在把奥吉手铐的钥匙交给我。”

雅各布森暗吃一惊：“先生？”

我没有重复第二遍。身为总统不需要这么做。我只是盯着他的双眼。

雅各布森曾是特种部队的一员，和我很久以前一样，但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他的强烈的性格不是出于纪律或忠于职守，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他似乎不知道其他任何方式。他是那种每天早上从床上起来，就要雷打不动地做一百次俯卧撑和仰卧起坐的人。他是一个永远都在寻找战场的士兵，也是一个永远都在寻找英雄主义的英雄。

他交给了我钥匙：“总统先生，我建议您让我来。”

“不行。”

我拿着钥匙在奥吉面前晃了晃，就像伸出手向一直受伤的动物示意要靠近它一样。我们虽然一同经受了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奥吉对我来说依旧是个谜。我只知道他曾经是“圣战之子”的一员，但现在不是了。原因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意欲何求。我只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这里。没有人会这么做。

我穿过SUV的后厢来到他身边，鼻子里全是湿衣服、汗水以及体味的混杂。我身体靠了过去，钥匙放进了手铐。

“奥吉，”我在他耳边说道，“我知道你在乎她。”

“我爱她。”

“好。我知道失去爱人是什么感觉。在我失去了妻子以后，我不得不咬紧牙关挺下去。我们现在也必须这么做，你和我都一样。时间可以治愈哀愁，但不是现在。你来找我肯定是有理由的。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但如果你冒着这么多麻烦，还承担了这么大的风险，那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以前相信过我。现在也请你继续相信我。”

“我确实相信过你，结果她死了。”他低声说道。

“如果你现在不帮我，那你又在帮谁？难不成是刚刚杀死她的人吗？”我反问道。

当我从他身后撤回时，分明能够听见他呼吸加速，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手里的手铐晃荡作响。

雅各布森帮我抽出肩带。我拉上安全带老实系好。这些人的确是全方位服务。

奥吉摩擦着手腕，用一种不是仇恨的眼神看着我。好奇。疑惑。他知道我说的有道理。他知道我和他曾经命悬一线，也知道我完全可以把他锁起来，严加审问，甚至杀死他——但是我却从一开始都在配合他。

“我们要去哪里？”他问道，这次声音里没有动怒。

“某个秘密的地方。”我说。我们从波托马克大桥驶上高速公路，进入了弗吉尼亚。“也是某个安全的地方。”

“安全。”奥吉一边重复，一边望向别处。

“那是什么？”驾驶员戴维斯说道，“自行车道，两点钟方向——”

“什么——”

特工翁蒂韦罗斯还没来得及判断，挡风玻璃的中央便被某个雷鸣般噼啪作响的物体击中了，黑暗中又打得满玻璃都是。SUV车摆尾转向，我们的右侧闪现出火光，子弹击打在防弹车的右侧装甲砰砰直响。

“赶紧离开这里！”我踉跄地撞上雅各布森，后者一边摸索着自己的武器，一边喊道。可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我们的汽车在十四号街桥湿滑的路面上渐渐失去了控制。

第33节

巴赫抵着雨伞，阻挡雨水，但又被狂风吹向一边，迫使她不得不更加艰难且缓慢地走路。

士兵们第一次不请自来的时候也下着这样的雨。

她想起了砸在屋顶上的雨点。聚居区的电力已经中断了好几个星期，她的房子里一片黑暗。只能在起居室生火取暖。凛冽的寒风从他们家敞开的大门刮了进来，她一开始还以为是风的原因。然后听见了士兵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混杂着枪声，还有厨房里的餐盘打碎的声音，看见她的父亲愤怒反抗着被人从房子里拖了出去。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她终于来到仓库，从后门进入，穿过大门之前把雨伞拖在身后，然后将其打开，倒置在水泥地面上。她听到前方靠近露天空间的那些人说话，他们在照顾伤员，互相大声喊叫，用她听不懂的语言相互指责。

但她听得出任何语言中透露出来的恐慌。

她脚后跟轻轻点地，让他们知道她来了。她不想预先告诉她的行踪，免得招致埋伏——小心为上，积习难改——不过，她也发现要想吓唬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力男子本来也绝非易事。

那些男人纷纷向天花板上回响的声音源头转过身来，九人中的两个在解除戒备以前，本能地伸手拿武器。

“让他给跑了。”看她渐渐走近，依旧身穿浅蓝色衬衫和深色裤子的秃顶队长说道。

男人们为她让开一条路，她发现两人倚靠着箱子。一个是肌肉男，她从来不喜欢的那个，紧闭双眼，一脸苦相地不住呻吟，他的衬衫已经脱了下来，右肩用临时纱布和胶带绷带扎了起来。她心里想，大概是一次干干净净的透传式伤口，撕裂了大量的肌肉和组织，没有伤及骨骼。

第二个人也光着膀子，呼吸困难，眼神倦怠，面色枯槁，另一个男人正在帮他用沾满血迹的抹布按压左胸。

“医护在哪里？”另一个人问道。

这支团队不是她挑选的。有人向她保证，这些人都是万里挑一的“世界最佳”。既然他们能花大价钱雇用她，那么她就有理由相信眼前这九个人也是完成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毕竟好钢用在刀刃上。

她从风衣口袋里取出手枪，消声器已经装了上去，然后往肌肉男的太阳穴射了一发子弹，接着又打穿了第二个人的头骨。

现在还剩下七名“世界最佳”。

眼见两名同伴让这“嗖嗖”两声枪响致命，其他人都呆若木鸡，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她注意到，他们当中没有人去拿武器。

她和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目光接触，好像在无声询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他们并不感到惊讶。无论如何，胸部中枪的人必死无疑。肌肉男伤口并没有感染，原本可以饶他一命，但他已经从可用资产降级为累赘。他们玩的就是一场零和游戏。而且游戏还并未结束。

她最后看向那个秃头领队。“你来处理这些尸体。”她说。

他点头。

“你知道在哪里重新会合？”

他又点头。

她走向他：“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他摇摇头，坚决否定。

第34节

“我们正遭受攻击，重复，我们正遭受攻击……”

我们的SUV剧烈地转弯，桥的另一边正闪过激烈的火光，汽车在令人绝望地疯狂打滑，特工戴维斯使出了全身解数好不容易才重新夺回控制权。

我们三个人坐在后座上，像人肉弹珠球一样摇来晃去，紧紧地束缚在各自的安全带下，就在我们从一侧滑到另一侧时，雅各布森和我撞在了一起。

一辆汽车从后面猛地撞向我们，把我们的SUV撞出了车道，紧接着右边又是另一下碰撞，车前灯距离雅各布森的脸仅仅几英寸而已，我被狠狠地拽向左边，牙齿和脖子都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天旋地转，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子弹在汽车的装甲上无情倾泻，让人辨不清是左是右，南北不分。

我们的SUV尾部撞上了混凝土屏障，我们突然之间恢复了静止，在第十四街大桥转错了方向，在南向车道上逆行向北。现在换成我们的左侧承受自动武器的火花迸射，有些子弹反弹开去，另一些则嵌进了装甲和防弹玻璃里。

“找一条出口！”雅各布森喊道。第一要义——为总统找到一条逃生路线并让其撤离出去。

“奥吉。”我低声说。他倚在安全带上，安然无恙，但却一脸茫然，试图找回他的方位，尽可能屏住呼吸。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从这座桥上看，白宫似乎触手可及，恰好也是面对这个方向。那儿有数不清的特工，一个特警队，只有六个街区之远，却又似远在地球的另一边触不可及。

趁着挡风玻璃还能看清楚，戴维斯特工咒骂着试图换挡，转为南向。不仅人行道上有枪击传出，亚历克斯·特林布和他的团队也在我们的备用车里向袭击者射击。

我们该怎么逃出生天？我们被困住了。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快走！快走！快走！”雅各布森抑扬顿挫地大喊，身子仍然被安全带束缚，但是他的自动武器已经准备就绪。

戴维斯终于利用仪表板上的雷达完成了倒车，轮胎重新抓住了光滑的路面，我们便向后直冲而去，面前的交火从视线中逐渐缩小，最后完全消失，因为另一辆车进入了我们的车道，块头比我们的雪佛兰萨博班还要大。

这是一辆卡车，以两倍于我们的速度向我们疾驰过来。

我们争分夺秒，向后倒退，戴维斯试图尽可能加速，但却无法阻止卡车快速地缩短与我们车头之间的距离。卡车的格栅是我唯一能够通过防风罩看到的东西，于是我准备好了迎接撞击。

戴维斯原本呈九点一刻方位握在方向盘上的双手，此时已经迅速地左右交换位置，让车子做了一个J形避让。汽车再度甩尾转向右边，我也跟着再次撞进雅各布森的怀里，车子向卡车的行进车道侧掠过去，准备用侧面迎接撞击。

冲击波的震撼让我猛抽了一口气，眼冒金星，全身一阵震荡。卡车的格栅陷入前排乘客一侧，翁蒂韦罗斯像软绵绵的玩偶一样一头撞向驾驶员戴维斯，SUV的后端转了一个60度角，前端则在装甲的一片巨响中死死地锁在卡车的格栅上。SUV拼命地试图保持一体，可是还是能够感受到一股热浪从车厢后部袭来。

雅各布森还是设法拉下了车窗，将他的MP5冲锋枪向卡车驾驶室开火，热浪卷集着雨水击打在我们身上。连在一起的车停了下来。雅各布森果决地开火射击，备用车也靠了过来，亚历克斯和他的团队也已经透过SUV的侧窗对着卡车开火了。

赶紧让奥吉下车。

“奥吉。”我呼唤着解开安全带。

“不要动，总统先生！”雅各布森还在喊，我们SUV的引擎盖就已爆裂成一团橘黄色的火焰。

奥吉面带惧色，也解开了安全带。我打开左侧车门，用手拉住奥吉。“头低下来！”我大叫着带他沿着SUV的尾部跑去，远离我们卡车驾驶室，在风驰雨骤中奔向亚历克斯的汽车，屏蔽了卡车驾驶室里枪手的射击角度——不过他们能否顶住雅各布森无情的射击还很不好说。

“总统先生，快上车！”走近的时候，亚历克斯在桥中央喊道。到目前为止，他和其他两名特工已经离开了第二辆SUV，并用机关枪向卡车猛烈扫射。

奥吉和我向第二辆车冲刺过去。桥上，在那辆SUV的后面堆满了汽车，正朝四面八方掉转方向。

“去后座！”我对他喊道，雨水拍打着我的脸。我自己坐上了驾驶座。接着一边用手换挡，一边脚踩油门。

车子的后面虽然受损，但仍然可以运行，足够让我们离开这里。我不喜欢把我的人留下。它违背了我在服役期间所学到的一切。但我没有武器，所以我帮不上忙。而且我有最重要的人需要保护——奥吉。

当我们跨越大桥进入弗吉尼亚时，响起了不可避免的第二次爆炸，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的问题，却得不到哪怕一个答案。

但是直到死亡到来以前，我们仍旧还活着。

第35节

我的手颤抖着抓住方向盘，我的心脏扑通直跳，眼睛从布满弹痕的挡风玻璃向外张望，雨势依旧不减，雨刮器在疯狂地摇上摇下。

汗水从我的脸上滴下来，胸口似乎野火燎原，我盼望能够调节体温，但又害怕把视线移出路面，害怕停下来，甚至不敢放慢速度，不住瞥向后视镜，检查是否有其他车辆追上来。这辆SUV的后部受了损，轮胎上响起了金属刮擦声，在驾驶的时候有轻微的碰撞感。这辆车经不起折腾了。

“奥吉，”我说，“奥吉！”我自己都让语气中的愤怒吓了一跳，声音里还透着沮丧。

我这个身份神秘的同伴就坐在后座，一言不发。他看起来完全吓傻了，不知所措，只是盯着远处，嘴巴微微张开，每一道闪电、每一处磕磕碰碰都让他皱眉蹙额。

“人命关天，奥吉。无论你知道什么，最好赶紧告诉我，现在就告诉我！”

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信任他。遇见他以后，特别是他在棒球场神秘地提及世界末日以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苟活性命而拼尽全力。我不知道他是敌是友，是英雄还是间谍。

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很重要。他是某个人的威胁。要不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越试图阻止我们，他的意义就越重大。

“奥吉！”我大喊，“该死的，孩子，快点出来吧！不要惊慌。我们连惊慌的时间都没有。”

手机在我口袋里嗡嗡作响。我伸出右手，在语音邮件响起之前哆嗦着从口袋里取出了手机。

“总统先生，您安全了，”卡罗琳·布洛克的声音，语带宽慰，“第十四街大桥上是您吗？”

她知道这些也不足为奇。毕竟此地距白宫不到一英里，驱车不过一分钟。很快就会有针对恐怖主义袭击首都的应急响应。

“封锁白宫，卡丽。”我一边沿路行驶，一边吩咐。头顶的灯光模糊成了一片光怪陆离。“就像——”

“已经封锁了，先生。”

“还要保护——”

“我们已经在指挥中心保护好副总统了，先生。”

我长吁了一口气。上帝，我的确需要卡丽这样的人，她就像风暴中的避风港，总是估算好了我的行动，甚至还能加以改进。

我用尽可能少的话语向她解释，尽量省去絮叨，努力保持冷静，没错，桥上发生了什么，国民球场发生了什么，我的状况又怎么样。

“您现在和特勤局在一块儿吗，先生？”

“没有。只有我和奥吉。”

“他叫奥吉？那个女孩呢——”

“女孩已经死了。”

“死了？发生了什么？”

“在棒球场。有人枪杀了她。奥吉和我跑了，我必须驶离马路，卡丽。我要去蓝屋。我很抱歉，但我没有选择。”

“当然，总统，当然。”

“我想要格林菲尔德接电话。”

“您有她的电话号码，先生，除非您想让我帮您接通。”

是的，是的。卡罗琳已经把莉兹·格林菲尔德的号码存进了这部手机。

“知道了，之后再打给你。”我说道。

“总统先生！您在吗？”亚历克斯尖锐的声音从仪表板传来。我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位上，从仪表板上拉出收音机，用右手拇指按下按钮说话。

“亚历克斯，我很好。我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告诉我情况。”说完我松开了拇指。

“敌人已经被消灭了，先生。四个人死在人行道上。卡车爆炸了。不清楚里面死了多少人，但肯定无人生还。”

“是卡车炸弹吗？”

“不是的，先生。他们不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魂归西天了。我们射穿了储气罐，制造了燃气爆炸。除此之外，卡车上没有任何爆炸装置。没有平民伤亡。”

至少这能够说明一些事情。他们不是宗教信仰者，也不是极端分子。不是“伊斯兰国”，也不是基地组织，或者二者的任何分支机构。他们是雇佣兵。

我倒吸一口凉气，问了一个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我们的人呢，亚历克斯？”等待回答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无声的祈祷。

“我们失去了戴维斯和翁蒂韦罗斯，先生。”

我用手猛捶了方向盘。汽车急速转弯，我赶紧调整，立刻提醒自己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哪怕一秒钟都不可以。

如果我现在放弃，我的人就白白牺牲了。

“我很遗憾，亚历克斯，”我向对讲机说道，“我很遗憾。”

“是，先生，”他仍旧一本正经地说道，“总统先生，这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五辆卡车。特区警署和阿灵顿警署。每个人都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的。这是当然的。在华盛顿和弗吉尼亚交界的大桥上发生了爆炸，简直是执法界的噩梦。一片混乱。

“由你来处理，”我吩咐道，“就说是‘联邦调查’。马上会有人来解围的。”

“是，先生。先生，请继续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会通过全球定位系统追随您。很快就有汽车来保护您了。继续待在车里，先生。这是我们护送您回白宫之前最安全的地方。”

“我不打算回白宫，亚历克斯。我也不需要车队保护。一辆车就好。一辆就好。”

“先生，不管现在是什么情况，过去是什么情况，我们的处境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有情报，有技术，有人力，还有武器。他们知道您在哪里。”

“这我们是说不好的，”我说道，“他们也许设立了多个埋伏点。不管我们是回白宫，还是从棒球场出来一路向南，他们都有可能分别设下了埋伏以逸待劳。见鬼，他们很有可能算好了我们会经过波托马克河的大桥。”

“总统，我们的确不能确定，这才是重点——”

“就一辆车，亚历克斯。这是我的命令。”

我中断了通话，在自己的手机上找到了联邦调查局莉兹的电话，然后打了过去。

“您好，总统先生，”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伊丽莎白·格林菲尔德说道，“您注意到桥上的爆炸了吗？”

“莉兹[12]，你担当代理局长多长时间了？”

“十天，先生。”

“很好，局长女士，”我说道，“是时候动真格的了。”

第36节

“下一个屋子就到了，先生。”雅各布森的声音从仪表板传来，就好像我不认识那座房子似的。

我把萨博班停到路边，松了一口气，终于算是挺了过来。这些特勤局的车简直都是坚船利舰，只是我不确定这车能在后方受损的情况下撑过多长时间。

雅各布森的车停在我的后面。他在高速公路上赶上了我，并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向我提供指引。这个房子我来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注意来到这里的各条道路。

我把车停在停车坪里，掐断了点火装置。这一系列动作感觉如同身体受到潮汐冲击，就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身体哆嗦，肾上腺素爆棚过后的滋味，创伤后的生理反应。直到现在，我都必须保持克制，尽量让奥吉和我自己摆脱伤害。我的工作远未结束——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但我还是让自己暂时休息了一下，做了个深呼吸，试图置身事外，暂且不去管生死攸关的危机，清空所有承载于内心当中的恐慌和愤怒。

“你必须振作起来，”我颤抖着自言自语，“如果你办不到，没有人能帮你代劳。”我像对待自己以前做过的其他决定一样，就好像我能够完全掌控，以为凭借自己的意志就能止住颤抖。

雅各布森慢跑过来打开我的车门。我自己能够下车，但他仍然过来帮我。他的脸上有划伤和污垢，不过大体上完好无损。

站起身来的时候，我感到脚软，不确定自己的双脚在哪里。拉内医生如果在场，一定会皱起眉头。

“你没事吧？”我问雅各布森。

“我吗？我很好。先生，您呢？”

“还好。你救了我的命。”我对他说。

“是戴维斯救了您的命，先生。”

这也是事实。戴维斯做出了防御性驾驶动作，以J形转弯垂直冲向迎面驶来的卡车，为了保护我而让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卡车的撞击。只有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才能发挥出来如此辉煌的驾驶技艺。而雅各布森也同样毫不迟疑，在两辆车相撞以后甚至都没来得及停下来之前，就已经朝着卡车驾驶室开火了。如果没有他的掩护，奥吉和我根本不可能逃脱。

特勤局的特工从来没有因为每天保证我的安全而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为了我，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甘愿去做任何理智的人都永远不愿意做的事——上刀山，下火海，行走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有时候，人们记得的反倒是某个特工花了纳税人的钱却做了愚事。而他们99%的工作却从来无人过问。

“戴维斯有妻儿的，是不是？”我问道。在我即将走访世界各地的热点地区，让特勤局身处全世界最不安全的地方——诸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的时候，我会坚持选择那些没有家小的特工跟着我。如果我知道特勤局今晚要跟踪我，那么我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坚持这个原则。

“工作性质如此。”雅各布森回应。

试试把这话说给他的妻儿听。“翁蒂韦罗斯呢？”

“先生。”他说，简略地摇头。

他的意思我明白。这很重要。我们不会忘记戴维斯的家庭和翁蒂韦罗斯留下的任何亲属。这是我个人的誓言。但现在来不及处理，至少今晚不行。

“战斗结束以后再哀悼你的损失，”麦尔顿教官曾经说过，“参与战斗时，就全心全意战斗。”

奥吉两腿颤颤巍巍地下了车，一脚踩在了马路上的水坑里。雨已经停了，昏昏欲睡的居民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泥土清新的气味，仿佛大自然母亲在亲口告诉我们：“你们成功抵达了桥的另一头，崭新的开始。”我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但感觉却不像是那样。

奥吉像一只迷路的小狗一样楚楚可怜地看着我，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他已经失去了唯一的伙伴，身上除了智能手机，已经一无所有。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灰泥砖建筑，自带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一条通往两车车库的车道，以及一盏通往前廊的走廊照明灯——似乎也是晚上十点以后周围还唯一亮着的灯。灰泥被涂成柔和的蓝色，由此得名“蓝屋”。

奥吉和雅各布森跟着我走上了车道。

我们还没走到，前门就先打开了。卡罗琳·布洛克的丈夫早已等候多时。

第37节

卡罗琳·布洛克的丈夫格雷格·莫顿，身着牛津布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脚蹬凉鞋，正向我们挥手示意。

“很抱歉打扰到你，莫顿。”我说道。

“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今年是莫顿和卡罗琳结婚15周年——虽然她身居总统幕僚长的要职，但我依然记得，两人的周年庆典仅仅只是在玛莎葡萄园岛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周末而已。莫顿今年52岁，原本是一名收入丰厚的辩护律师，但是有一次在凯霍加县的法庭面对陪审团的时候，心脏病发，不得不提前退休。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詹姆斯还不到一岁。他想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之前赚的钱也花不完，索性从律师行业全身而退。最近这段日子里，他在家里制作纪录短片，与两个孩子待在一起。

他仔细打量着我们。我差点都忘记自己易了容——没人见过我的胡子，也没人见过我穿着休闲，淋成了落汤鸡，雨水从头发往脸颊滴淌。然后是奥吉，本来就穿得乱糟糟的，大雨一下就更不忍卒视了。只有雅各布森看起来还像个特勤局特工。

“看起来您这一路饱经风雨，”莫顿用他标准的男中音说道，多少年来，他这副好嗓音不知说服过多少陪审员，“但我永远也不会听到您说一个字。”

我们走进屋。在门厅尽头的盘梯中间坐着两个孩子，正透过栏杆好奇地注视着我们——六岁的詹姆斯，穿着蝙蝠侠的睡衣，头发直立，还有10岁的珍妮弗，面目像极了她的母亲。其实我对他们来说毫无新意，但通常情况下，我可不会像猫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的东西一样不修边幅。

“如果孩子们都听我的话，”莫顿说，“那他们早该上床睡觉了。”

“你有一绺红胡子，”珍妮弗皱起鼻子说，“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总统。”

“格兰特蓄胡子。柯立芝是红头发。”

“谁？”詹姆斯问道。

“他们都是总统，小天才，”他的姐姐拍拍他，然后告诉他，“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咱们的爸爸妈妈都还小呢。”

“哇哦——那你们觉得我到底多大了？”莫顿说。

“你52岁，”詹妮弗说，“但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让你变得更老了。”

“你说得对。”莫顿转向我，“卡丽说您需要使用地下办公室，对吗？”

“没有错。”

“您知道在哪里。我去给您拿些毛巾。我的孩子们要去睡觉了，是不是？孩子们？”

“噢……”

“不准再发牢骚啦。都上床去！”

卡罗琳在地下室布置了一个设计精巧的办公室，里面配备了安全的通信线路，让她可以晚些时候在家继续工作。

雅各布森领头先走，第一个下楼，巡视了整片区域，然后对我比了下大拇指。

奥吉和我也跟着下楼。正如人们拜访卡罗琳的家中所期待的那样，地下室整洁有序且设备齐全。里面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型游戏室，豆袋椅和桌椅沙发一应俱全；墙上还安装了一台电视，此外还有一间酒窖，一间配有投影屏幕和深色座椅的电影室，走廊上设有一间完整的浴室，一间卧室，后面才是卡罗琳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马蹄形桌子，上面摆放着多台电脑，墙上有一个大的软木板、几个文件柜和一台大屏平板电视。

“毛巾来啦。”莫顿边说边递给我们毛巾，“您准备好联系卡丽了吗，总统先生？只需要点击这里。”他指着电脑的鼠标。

“再等一下。我的朋友可以去哪里？”我指的是奥吉。我没有把他介绍给莫顿，莫顿也没有要求。他明白事理。

“娱乐室，”莫顿说，“楼梯旁的开放空间。”

“好极了。跟他一起去吧。”我对雅各布森说。

他们两个离开了房间。莫顿向我点头示意：“卡丽说您最好换身衣服。”

“那真是太棒了。”我带的行李里面包括了星期六的衣服，但它落在我停在棒球场旁的车里了。

“好的。嗯，还是不打扰您了。我会为您祈祷的，总统先生。”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他说的话很有分量。我隐瞒自己的身份出现在这里本来就很不正常，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是个聪明人，但我知道卡罗琳肯定不会和他分享机密信息。

他向我探过身来。“我和卡丽相知相伴18年了，”他说道，“我看到她国会选举失败流产时，我差点因为心肌梗死而丧命。我们在亚历山大的购物中心花两个小时寻找珍妮的时候，我看到过她的神色。我见过她背靠墙壁一言不发；见过她若有所思的样子；见过她忧心忡忡。但今晚之前，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担心害怕。”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不能。他知道这一点。

他伸出了手：“不管是什么，我打赌你们两个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我握着他的手。“一切如旧，”我说道，“继续你的祷告吧。”

第38节

我关上了卡罗琳地下室办公室的房门，把自己封闭在隔音墙内，静静坐在办公桌前。然后拿起了电脑鼠标，原本黑屏的计算机模糊了一下，然后拆分为两个部分。

“总统先生，您好。”屏幕传来了卡罗琳·布洛克从白宫发来的语音。

“总统先生，您好。”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伊丽莎白·格林菲尔德在另一半分屏说道。前任局长于10天之前死于动脉瘤，莉兹随即成为代理局长。我已经提名她长期任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她都是这个职位当之无愧的最佳人选——前任特工，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部门负责人，所有人都赞扬她的无党派作风，为人正直规矩。

当然也有对她的抨击，只是我根本不把那当成抨击而已：十多年前，她参加了反对进军伊拉克的抗议活动，参议院的一些鹰派人士借此认为她缺乏爱国之心。殊不知，和平抗议恰恰是最令人钦佩的爱国主义形式之一。

他们还说我只是想博一个噱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任命非裔美国女人为联邦调查局掌门人的总统。

“告诉我有关大桥，”我说，“还有国民球场的情况。”

“现在从球场掌握的情况非常非常有限。事发不久，而且突然断电也掐断了所有监控录像，现场大多数法医证据也让雨水给冲刷掉了。哪怕有人在棒球场外死亡，我们也一点儿线索都找不到。如果他们留下了任何蛛丝马迹，也许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找出来。而这本身的概率就微乎其微。”

“那狙击手呢？”

“至于狙击手。汽车已经让特勤局弄走了，但是我们还是从人行道和棒球场围墙上找到了子弹，以此推算出射击角度。从目前已知的情况来看，似乎狙击手是从棒球场街对面的‘南卡姆登大厦’射击的。当然，我们在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找到，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此。狙击手一定做了充分的清理工作。当然还有大雨帮忙。”

“没错。”

“总统先生，如果他们事先就在那座大厦里准备好了，那我们多少也能弄清楚他们是谁。这种事情一般都要事先有个周密的计划。进入大厦。可能要窃取制服。内部监控。脸部识别。我们有办法。但是您告诉过我，当时时间很有限。”

“是的，没多少时间。”

“我们都在尽可能快地思考这个问题，先生。但我不能保证能够在几个小时以内找到答案。”

“尽力而为。那个女人呢？”我指的是奥吉的同伙。

“妮娜，哦。特勤局刚刚接管了她的汽车和尸体。几分钟以后就能取得她的指纹和DNA，我们来处理。我们还会追踪这辆车的一切信息。”

“很好。”

“桥上的情况呢？”卡罗琳问道。

“仍在调查取证环节，”莉兹说道，“火已经扑灭了。我们已经从人行道上转移了四具尸体，并通过数据库比对他们的身体特征。卡车里头的情况更难，但我们在竭尽全力。总统先生，即便我们能够弄清楚这些人的身份，雇佣他们的幕后黑手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线索。或许是一条死胡同。两者通过中介联系。我们最后也许能够追溯到始作俑者，但我个人不认为——”

“事发不过几小时。我都明白。值得我们继续跟进下去。谨慎行事。”

“您的意思是让我把哈勃局长蒙在鼓里？”

莉兹毕竟刚刚接手这项工作，所以还不习惯用名而不是姓来称呼其他来自国土安全局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哈勃就包括在内。

“可以让山姆知道你在探查这些人的背景。他多少也能够想到。但是不要把你的调查结果告诉除了我和卡罗琳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他问起来——如果任何人问起来——你就回答‘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发现’。听好了吗？”

“总统先生，请恕我直言。”

“没关系，莉兹。你要是不直说，我反而不乐意。”对待下属，我最看重的就是他们是否敢于指出我的错误，敢不敢向我挑战，不断打磨我的决策。身边如果全是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之辈，那离失败就不远了。

“为什么要这样，先生？为什么不能尽可能地拉动合作？两个部门同心协力势必事半功倍。‘9·11’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恐怕不过如此。”

我盯着分屏上卡罗琳的脸。她示意式地耸耸肩，表明她同意让我把话跟代理局长说明白。

“秘密代码‘黑暗时代’，莉兹。除了我以外，只有八个人知道。在我的命令指示下，它从来没有记录在案。我还命令，任何人不得散播这个消息。对不对？”

“是的，这是当然的，先生。”

“哪怕是一直尝试定位和消灭病毒的工作组——威胁响应小组也不可能知道‘黑暗时代’，对不对？”

“正解，先生。只有我们八个人和您才知情。”

“这八人里有一个人把消息走漏给了‘圣战之子’。”我说道。

代理局长顿了一下，仔细琢磨这番话。

“也就是说，”我说，“这个人做的可不仅仅只是走漏消息而已。”

“是的，先生。”

“四天前，”我说，“星期一，一个女士在巴黎对我女儿耳语了这几个字，好让她继续传达给我。这个女人就是妮娜——在棒球场被狙击手杀掉的人。”

“天哪。”

“她接近我的女儿，并告诉她对我说‘黑暗时代’，她还告诉我，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要在星期五晚上见我。”

代理局长的下巴在处理信息的同时微微抬起。

“总统先生……我也是八人中的一员，”她说，“您是怎么排除我的？”

问得好。“10天之前，我没有任命你当代理局长以前，你对此事尚且一无所知。无论外部人员对我们做什么，无论八个人中是谁在帮助他们——这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夜之间一蹴而就。”

“所以我不是内奸，”她说道，“因为我没有这个时间。”

“是的，排除你的恰恰是时间。因此除了你、卡罗琳和我以外，还剩下六个人，莉兹。六人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13]。”

“您有没有考虑过，这六个人中的一个可能把消息透露给了配偶或朋友，结果这些人出卖了情报？他们的确违反了您的保密指令，但依然……”

“这个我考虑过。但是，背叛我们的人不仅仅只是泄露密码。他们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们中任何一人的配偶或者朋友都没有这种权限和资源。他们要的就是政府官员。”

“所以一定是其余六个人中的一个。”

“六人中的一个，”我同意地重复，“所以你要明白，莉兹，你是我们唯一能够完全信任的人。”

第39节

与代理局长格林菲尔德通信完毕以后，卡罗琳告诉我下一通连线已经准备就绪。

过了一会儿，一片模糊的屏幕在调试中逐渐清晰，眼前出现一个男子的影像，此人脖子粗实，蓄着胡子，脑袋谢顶，一脸严肃。眼睛底下的眼袋暴露的不是他的年龄，而是他度过的这不平凡的一周。

“总统……先生。”他说道。他的英语非常完美，几乎觉察不到外国口音。

“大卫，很高兴见到你。”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鉴于过去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这可不是一句玩笑话。”

千真万确。“大卫，那女人死了。你知道吗？”

“我们料想到了。”

“但是那个男人和我在一起，”我说，“他自称奥吉。”

“是他告诉你他的名字叫奥吉的？”

“没错。他说的是实话吗？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脸？”

我收下妮娜给的国民队比赛门票以后，马上叫来大卫并告诉他我坐在左野看台的位置。他争分夺秒地抢票，好让他的团队能够坐在邻近，取得奥吉的脸部图像，再运用面部识别软件进行比对。

“虽然他戴了棒球帽，但是我们还是取得了可靠的图像。我们相信，坐在你旁边一起看棒球比赛的人就是奥古斯塔斯·科什勒恩科。1996年出生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省的斯罗维尼亚克。”

“顿涅茨克？有意思极了。”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母亲是立陶宛人。父亲是乌克兰人，在一家机械厂当劳工。据我们所知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或激进组织。”

“但你说过，他来头不小。他可是‘圣战之子’的一员。”

“是的，总统先生。但我不确定。”

我也不确定。这个奥吉，我可没有把握拍着胸脯打包票。至少现在，我知道他把真名告诉给了我，不过如果他真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聪明，那他也可能想得到，我们无论如何都会获得他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存在的所有合法性基础就是他与“圣战之子”之间的联系，那么他会希望我知道他的名字，并且希望我确认这一事实。所以相比之前，我对奥吉的了解并没有更进一步。

“他说他和‘圣战之子’分道扬镳了。”

“他是这么说的，您肯定也在思考这会不会是他设下的幌子，兴许他仍然在为这个组织卖命？对他们唯命是从？”

我耸耸肩：“没错，但是——但是为了什么？他完全可以在球场杀掉我。”

“没错。”

“但是有人想要他死。”

“看起来像。或者他们想让你这么认为，总统先生。”

“嗯，大卫——如果这是场作秀，那还真是一场以假乱真的明星秀。我不知道你们的人是否目睹了棒球场外的情况，而且我猜你们根本没有看见桥上发生的一幕。他们可不是作秀。我们当时随时都有可能丧命。”

“我并不怀疑您说的这些情况，总统先生。我只是想告诉您，您应该做好准备接受一切可能。以我的经验来判断，这些家伙都是顶尖聪明的战术家。我们必须时刻重新定位我们的立场和思想。”

这个提醒很中肯。

“告诉我你们在那里听到了些什么。”我说。

大卫沉默了片刻，权衡他要说的话：“我们听到有人嘲讽美国。我们听到了末日预言。世界终结日。当然，圣战分子也时常喋喋不休地说这些话——魔鬼撒旦的日子即将来临，时日无多——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如此确切的期限。我们听到了这一切将于明天发生。他们在说，星期六。”

我吸了一口气。离星期六还有仅仅两个小时。

“谁会是幕后黑手，大卫？”我问道。

“总统先生，我们目前无法确定。如您所知，苏里曼·琴多卢克并不效忠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有很多嫌疑人。我想您会说，‘通常的嫌疑犯’，我想你会说。‘伊斯兰国’。朝鲜。中国。我的祖国。甚至有可能是您的祖国——有人说此次事件不过是一场政治宣传，一场自导自演的危机，以此来证明军事报复合理正当，典型的阴谋论无稽之谈。”

“你最有把握的猜测呢？”我问。但我差不多确信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战术层面的传播，有意让敌对国家情报组织截获的秘密信息通信。执行反间谍行动时狡猾无比，进行间谍行动时力求极致。有一个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深谙此道。

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局长大卫·格拉尼克深吸了一口气。电脑屏幕在他的脸再度清晰之前，戏剧性地不断切入和切出。

“最有可能是俄罗斯。”他回答。

第40节

和奥吉谈话之前，我切断了和摩萨德局长的会话，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个游戏有很多种玩法，但我没有时间拐弯抹角。

离大卫说的周六还剩下90分钟。

我从椅子上起身，转向门口的一瞬间顿觉一阵头晕目眩，就像有人在拿我的方向感应当旋转瓶子一样玩耍。我伸手抓住桌子才保持平衡，然后舒缓呼吸。我伸进口袋抓药。我要吃药片。

但我的药片却不在。口袋里空无一物，其余的东西也都留在包里，全都在棒球场停车坪的汽车里。

“该死！”我用手机打给卡罗琳，“卡丽，我还需要类固醇。白宫没有存货，我的瓶子丢了。打电话给拉内医生。或许她还有。”

“总统先生，交给我吧。”

“好极了。”我挂了手机，走出了隔音办公室，小心翼翼地沿着走廊向楼梯旁边的娱乐室走去。奥吉正坐在沙发上，脸上的表情和每一个坐在电视机前的懒散青少年别无二致。

但他既不是青少年，身份也并不寻常。

壁挂式电视机里播放着有线新闻，内容有刺杀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德·伊本·沙特未遂以及洪都拉斯乱局愈演愈烈。

“奥吉，”我说道，“请站起来。”

他照我说的做了，和我面对面。

“是谁袭击了我们？”我问。

他捋开头发，耸了耸肩：“不知道。”

“好好想。先从谁派你来开始。你说过你已经和‘圣战之子’决裂，再也没有跟苏里曼·琴多卢克四目相对地说过话了。”

“是的。的确如此。”

“那么，是谁派你来的？”

“没人派我来。我们是自己来的。”

“为什么？”

“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一把抓起他的衣服：“奥吉，今晚有很多人丧命。包括你关心的人和两名我在乎的特勤局特工，他们恪尽职守，甚至将家庭放在了后面。所以赶紧开始回答我的——”

“我们来阻止它。”他边回答，边挣脱开我的控制。

“阻止‘黑暗时代’？但是——为什么？”

他摇了摇头，苦笑一声：“你的意思是说，我能够从中捞得什么好处？我……能够得什么利？”

“就是这个意思，”我说道，“之前你不愿意告诉我。那就现在告诉我。一个从顿涅茨克来的孩子想从美国身上得到什么？”

奥吉后撤一步，有一些吃惊。事实上根本算不上惊讶。“不久以后你就知道了。”

“你属于支持俄罗斯阵营还是支持乌克兰阵营？在顿涅茨克这两种人都有不少，我调查过。”

“是吗？你最近一次调查是什么时候，总统先生？”他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只有在符合你想法的时候你才会去调查吧。这个，”他冲我摇动食指，“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我不奢求从你身上得到什么，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只想……让一个泱泱大国的百万民众免受灾难。这还不足够吗？”

有这么简单？这只是奥吉和他朋友的一次良心发现？在这个时代，直觉不会让你轻易相信。

对此我不置可否。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

“但你一手打造了‘黑暗时代’。”我说道。

他摇了摇头：“是苏里、妮娜和我创造了它。妮娜才是真正的灵感源泉、推动力。如果没有她，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它。我负责的是代码，特别是执行这一块。”

“妮娜？这是她的真名吗？”

“是的。”

“他们创造了它，而你入侵了我们的系统。”

“大致是这样，没错。”

“那你能阻止它吗？”

他耸耸肩：“这个我不知道。”

“什么？”我抓住他的肩膀，好像晃动他能够让他换一种答复似的，“你说过你可以的，奥吉。你以前说过的。”

“我是说过。”他点点头，目光闪烁地望着我，“但那是妮娜还活着的时候。”

我放开他，走到了墙壁前，一拳捶了上去。为什么事情总要这么“走一步，退两步”？

我深呼吸了一次。奥吉说的有道理。妮娜是个超级明星，所以她才会成为狙击手的第一目标。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第一个射杀奥吉，再回过头来射杀妮娜似乎更加合理，因为奥吉是移动目标，妮娜则坐在静止的汽车里。妮娜显然是刺客的心头之重。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他说道。

“好，到底是谁袭击了我们？”我第二遍问道，“至少你能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

“总统先生，”他回答，“‘圣战之子’可不是什么……民主组织。这方面的消息苏里是不会和我共享的。我只能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显然苏里知道妮娜和我要与他各走各路，而且他一定是通过什么手段在美国找到了我们的踪迹。”

“显而易见。”我说道。

“第二，”他说道，“我的观点是，苏里的能力都限制在计算机领域。他的确强大到令人生畏。你也清楚，他能够在弹指间造成莫大的损害。但他手下并没有训练有素的雇佣兵。”

我用手撑着墙：“意思是……”

“意思是他和某个人狼狈为奸，”奥吉说道，“也许是个国家，某个想要看到美国屈膝讨饶的国家。”

“一个想从我的班子内部瓦解我们的国家。”我补充道。

第41节

“好，奥吉，下一个问题，”我说道，“苏里曼想要什么？他一定有所企图。或者他们——那些为他效命的人。他们想要什么？”

奥吉脑袋偏向一边：“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为什么这么问？那好，为什么他们要把病毒提前展示给我看呢？”我伸出手，“两周前，奥吉，五角大楼的内部系统突然冒出一种病毒。它先是出现，然后消失不见。这事你知道。你在棒球场对我说过。突然冒出来，然后凭空消失”——我打了一个响指——“就像这样。”

“一次躲猫猫。”

“躲猫猫？对，我的专家们也是这么说的。一次躲猫猫。没有任何征兆，没有触发任何安全警报，这个病毒在我们国防部的内部系统昙花一现，然后迅速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称之为‘黑暗时代’并成立了专项小组。我们最好的计算机专家都在三班倒地对其追踪，试图截获，然而徒劳无功。”

奥吉点头：“把你给吓坏了。”

“确实吓坏了。”

“因为没有任何征兆，它就已经渗透到你的系统中，然后迅速地凭空蒸发。你意识到它很可能会再度降临，甚至有可能从未离开。你甚至都不知道它能够对你的系统做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的确如此，”我说，“但是这个偷偷摸摸，这次躲猫猫是有原因的。如果幕后黑手只是想让我们的系统崩溃，那么他早就这么做了。他们不会事先警告我们。只有在想要得到什么，比如赎金的时候，你才会事先发出警告。”

“勒索软件，”他说道，“嗯，我明白你的意思。等你看到警告，你觉得里面一定有某种敲诈。”

“是的。他是在吸引我的注意。于是我让他知道我确实很在意。我想直接听到他的要求，而不是自己去问，不想让人以为美利坚合众国会向一次敲诈勒索屈服。”

“但他没有告诉你他的要求。”

“是的，他没有，”我说道，“他在耍花样。他似乎……不善言辞。就像他根本不期望我的回应。噢，他用行动抨击了我的国家，这原本司空见惯——但却毫无所求。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声称要对这次躲猫猫负责。所以我只能威胁他。我告诉他，如果我们的国家因为这个病毒受到了危害，那么我将毫不犹豫地聚集起所有能够聚集的资源报复他。”

“那这次对话……一定很奇怪。”

“是很奇怪，”我同意他，“我的技术人员确信这是‘圣战之子’的杰作。他们还说这次躲猫猫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故意而为。那么赎金条件呢？为什么他宁愿玩这次躲猫猫，也不愿意提出条件呢？”

奥吉点头：“然后妮娜来找你。你还以为她是来谈条件的。”

“没错。要么是你，要么是妮娜。所以呢？”我摊开双手，有些愠怒，“他妈的赎金条件到底是什么？”

奥吉深吸一口气。“根本就不会要求什么赎金。”他说道。

“没有——为什么？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发来警告？”

“总统先生，躲猫猫不是‘圣战之子’干的，”他说道，“而且不管是谁在幕后支持‘圣战之子’，他同样不会发来警告的。”

我目不转睛地看他，僵持了好一会儿，我突然顿悟了。

“是你发来的警告。”我说道。

“是妮娜和我。为了警告你，”他说道，“让你能够开始准备疏散方案。让你能够在我和妮娜来找你的时候严肃对待。苏里曼对此并不知情。他才不会在传播这种病毒之前事先警告你呢。”

我细细思量。奥吉和妮娜在两周前向我发出预警。一个多星期以后，妮娜在巴黎找到了丽莉，向她耳语了那个神秘的话语。

他们来警告我。来帮助我。

这是个好消息。

那么坏消息呢？它同时意味着苏里曼·琴多卢克和他身后的外国代理人不希望美国事先知道病毒一事。

他们别无所求。既不是寻求我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也不希望我们释放囚犯，更非图财谋利。

他们根本不会要求赎金。他们一门心思只想引爆病毒。

他们想要摧毁我们。

第42节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问奥吉，“病毒什么时候暴发？”

“星期六，地点美国，”他说道，“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摩萨德局长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必须马上走了。”我一边说一边冲到奥吉身前，抓住他的胳膊。

“去哪儿？”

“一会儿告诉你，等你——”

我转身太快，感觉房间天旋地转，身体失去平衡，肋部一阵绞痛，感觉让木头扎了一下——原来是沙发——天花板在我眼前一边旋转一边闪烁着冒金星——

我向前迈了一步，但是没有用，腿一趔趄，找不到地板——眼前一切物体都歪倒向一边——

“总统先生！”就在我的脸离地毯仅数寸之隔时，雅各布森赶过来用双手把我搀了起来。

“拉内医生。”我低语道，伸手插进口袋里。

我眼中的房间天花乱坠。

“给卡罗琳……打电话，”我好不容易说道，我拿住手机，上下拨号，雅各布森从我手里接过手机，“她知道……该怎么做……”

“布洛克女士！”雅各布森冲手机大喊。指令下达，命令接收，微弱的回声，这不是雅各布森平常惯用的声音，而是战斗状态的特殊声音。

不会是现在。不可能是现在。

“他会没事的，对吧？”

“需要多久？”

周六，地点美国。离这个期限不远了。

蘑菇云。炽热火光横扫乡野。我们的领导人在哪里？总统在哪里？

“不是……现在……”

“告诉她赶快！”

我们无能为力，总统先生。

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系统，总统先生。

我们该怎么办，总统先生？

您打算怎么办，总统先生？

“坚持住。救援正在赶来。”

我还没准备好。现在还没有。

不，蕾切尔，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找你，现在还不行。

周六，地点美国。

万籁俱静，唯有来自无边无尽而又无形的死亡空间传来的虚弱回音。

“医生在哪里？”

一阵强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