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如华每次谈及资本运作的魔力时，总是不避讳地称赞牟其中为“中国改革初期资本运营的大师”，慨叹其最终败走江湖的关键是没有实体作为支撑。但反观托普，集团下面有4家上市公司，其真正的主业又是什么呢……
“现在土地这么紧张，它不动，我就收。”2003年11月，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官员对托普发出了“驱逐令”，向托普收回了价值约400万元的土地使用权。
“我们已有6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过年。”2003年12月31日上午，在浙江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四星级宾馆工地，10多位愤怒而焦灼的民工围着前来采访的记者愤愤诉说……
中国有一家著名的乳品企业，曾为自己名叫“四个圈”的冰淇淋做过这样一则广告：天真的孩子轻轻闭上双眼，带着惬意的微笑用手在空中画了四个圈，然后睁开眼便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冰淇淋。
10多年来，托普集团董事局主席宋如华一直像广告中那个充满幻想的孩子，画着他的“四个圈”：先画第一个圈，圈下9.5亿人民币；再画第二个圈，圈地1万亩；接着画第三个圈，圈下5000个软件工程师；最后画的第四个圈，是圈市场……但在刚过去的一年里，他在全国苦心经营的27个软件园陆续传来的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让他惬意的笑容僵硬在脸上。
曾夸口说“我在四川的存款就有12个亿”的宋如华，是否真的如传闻中说的一样开始捉襟见肘了吗？他的整个王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吗？
“腾笼换鸟”玩转重庆索普
“再不动工，我们要收地！”一年之前重庆市政府对宋如华还青睐有加，低价出让给托普上百亩土地，但一年之后却突然“翻脸”严词相逼。
2002年3月，重庆北部高新园一块标号为A-9的地块让宋如华心动不已，他盘算：2年到3年内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重庆最大的软件研发中心和软件工厂，组建重庆市最大的物流中心和托普重庆信息技术学院。当时宋如华想一口气吞下500亩地，但惜地如金的高新园最后只同意首期交付113亩地，看看发展再说。
同年8月30日，高新园将平整后的土地交到托普手中，但此后却一直没见托普有什么动静。按规定，土地荒芜两年以上才能被收回。但高新区迫不及待，提早发出了“最后通牒”。托普被迫仓促上马，宣布当年11月正式动工，大概一年后完成建设。
“重庆索普的股东已经来了个乾坤大挪移。”有知情人士透露。据记者从重庆市工商局获悉：重庆索普于2002年6月14日申请，8月9日获得工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法人代表为宋如华，分别由四川托普咨询和浙江普华出资6000万和4000万注册。但在2003年10月，重庆索普提出股东变更请求，要求将股东变更为21个自然人股东，1亿元的注册资金中宋如华出了2000万元。经核查后发现，这21个人都是托普集团的高管。
专家分析，这是宋如华等高层的一次普通投资，也是其资本运作的另一次新尝试，同时也是在玩现在最流行的MBO（管理层收购）。也有人猜测，这是宋如华在利用“腾笼换鸟”的招式犒赏有功劳的员工。因为托普重庆基地的土地升值迅猛，周边土地都已经在50万元以上，基地建设尚未启动，100多亩的资产已经升值了好几千万元。
尽管重庆索普一再强调，现在的公司已经不是托普集团旗下的公司，但21个高管成为重庆索普的股东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下，重庆索普完全可以与托普集团存在业务互补，不排除托普集团高管通过一些途径将好的项目安排到重庆索普。如果这种担忧变成事实，则会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进行盘剥，也可能会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1.2万亩土地“扯断”资金链
但托普并不总是像在重庆这么幸运。2003年年底的一次欠薪事件，让托普暴露出日渐“破损”的资金链。
有人发现，位于浙江嘉善县的托普宾馆，是一项“怪异”的工程：“本来1万平方米的建筑，半年就可以完工，但不是缺水泥就是少黄沙，快两年了，才完成95%的土建工作量。”
该项工程中由中建二局一公司（沪）承建的，土建由淮安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分包。按照合同，民工的工资应由中建二局一公司支付给淮安五建，但截至2003年11月25日，中建二局一公司（沪）仅支付给淮安五建人工工资98万元，还欠88.5万元。中建二局一公司（沪）的管理人员也大倒“苦水”：“因为托普没给我们钱，所以我们也没钱给民工。我们实际投入的资金，不含管理费已近750万元，但托普迄今只付给我们385万元。”
其实，嘉善托普宾馆拖欠民工工资问题，仅仅是托普27个软件园问题的冰山一角。据了解，作为27个园区中规模最大的科技园，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项目于2001年7月18日签约，一期开发占地4500亩，按计划是“在今后两年内将引进台湾的IT企业及相关产业，完成1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建成后年生产能力达300亿元人民币。”但两年多时间过去了，嘉善托普信息产业园却仍未能正式启用，2001年下半年就已宣称签约进园的11家台湾IT企业至今毫无踪迹。
而托普的样板园区——位于上海南汇区的东部软件园，在竣工两年后仍欠中建二局工程款500多万、南通四建工程款2000万元左右。他们不得已将托普告上法庭，托普败诉后土地证也被扣押。
托普上海信息产业学院最近也因欠款爆发了一次暴力事件。2003年12月19日，因学生公寓楼工程款纠纷，托普方面与浙江海盛、迭加、长住等三个施工单位坚持认为托普拖欠他们工程款900万元，但托普不认账，导致200余名工人与发生托普公司发生冲突，结果是“人伤物损”。
在自己的发祥地四川，托普同样没有逃离这样的噩运。2003年末，由于与自贡市国资委发生借款合同纠纷，上市公司托普软件价值约2253万元的150亩土地及其5处房产，被当地法院查封。上海的一位证券分析师一针见血：“号称有10亿资产的托普集团，其实已无钱可还。”
据不完全统计，托普在全国各地建造软件园、信息产业园所占用的土地超过1.2万亩，这些土地均以优惠价格从当地政府获得。托普究竟在各地园区欠缴当地政府多少土地款。现在大家似乎难知其详。但部分园区所在地政府逐渐发现：托普大规模圈地，目的并非是宋如华所说的“种软件”。有人推测托普的运作模式：先以集团的名义与地方政府签约，获得廉价土地后，再将这块土地重新评估，使地价大大增值，接着再把评估后的土地转让给自己的下属公司，这样既可以形成现金流量，又可以通过重新评估后的土地价值去银行贷款，套取现金。通过这种层层转移的办法进行的资本运作，其结果是各地政府和银行被紧紧套牢。
据了解，托普仅在浙江嘉善一地的贷款额就曾高达2亿元人民币。贷款能否如期收回，已经成为这些银行的一块心病。
我“死”掉了就是“先躯”
面对外界从未间断过的猜测和指责，宋如华一直振振有词：“说托普资产100亿，是不是有点吹牛？我跟你讲，我在四川的存款就有12个亿，我为什么要紧张？我为什么要怕？我有那么多现金流，现金万岁嘛。我还有上市公司股权；我有那么多园区建设，一万多亩，一百多万平方米的房子；我还有十多个亿的其他资产，桌子、椅子、板凳、电脑、系统；还有5个亿净的应收应付款的差额；我还有五六个亿存货；托普的管理制度，我认为还值点钱；我们四川还有一个金融租赁公司，我们控股60%多，那也是算一个很好的壳吧？我只要不乱花股东的钱就完了嘛。我有偿还能力的，我什么都可以抵押，你要我还给你就完了。我卖掉几个园区，或者把资产卖给上市公司，钱不就出来了吗……”
宋如华每次谈及资本运作的魔力时，总是不避讳地称赞牟其中为“中国改革初期资本运营的大师”，慨叹其最终败走江湖的关键是没有实体作为支撑。但反观托普，集团下面有4家上市公司，其真正的主业又是什么呢？宋如华总喜欢以“中国最优秀的应用软件供应商”来标榜自己，但在大众的印象里，有像用友、金蝶那样名动江湖的拳头产品和与其显赫身份相匹配的市场占有率吗？无论是做软件的、做PC的或做手机的，没有谁把托普当做自己“圈里人”。
极其崇拜杰克？韦尔奇务实精神的宋如华，却一次次地教导其员工要“善意的欺骗”：“没有钱、没有人，但是要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这种‘欺骗’不对国家、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比如，请别人来参观，我们从其他公司借来几十台微机，摆在库房里，说是我们的，用完马上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托普开拓市场往往是“先签合同，再进行开发生产”，拿下单子后再去找技术开发人员。让人多少有“皮包公司”之嫌。
其实宋如华也常常心有余悸：“托普将来出问题，或者托普将来彻底失败，仍然是金融问题。”他也曾有点悲壮地说过：“我认为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一批企业工作者前仆后继，我称他们叫‘先躯’。不是马字旁的‘驱’，而是身躯的‘躯’。包括我，也是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一个‘先躯’之一。我要走30年，我‘死’掉了就是‘先躯’。即使公司好、公司没死，我也必须‘死’掉。”
真是难以明白，聪明如顾雏军者为什么想不透一些简单的道理？他即使愁白了一头狂发仍然脾气倔犟如铁，宁肯自己锈死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意拧过劲来重觅“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