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风暴导致的全球经济寒冬中，刘首富却有闲庭信步的雅致。但对送上门来的低价求购的能源企业，刘永行却保持了警惕性。虽然目前是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更愿意留下“余粮”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刘永行：从夹缝中钻出的首富
创刊于1917年的《福布斯》杂志，把2008年中国大陆首富的宝座留给了一直稳健发展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这份“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行的个人财富是204亿元人民币。与大部分富豪们在这一年财富严重缩水不同，刘永行的财富比上一年的180.8亿元人民币稳步增长。
在金融风暴导致的全球经济寒冬中，刘首富却有闲庭信步的雅致。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刘永行不用遭受股市行情表上股价起伏的煎熬。虽然自己的能源产业也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但他家有余粮、心中不慌。而这个冬天，那些家无隔夜米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刘永行能出手相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铝业和煤化工企业。更让刘永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曾和他争夺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控制权的行业老大——中国铝业刚刚宣布裁员一万人以度难关，而他旗下的包头、三门峡铝业子公司不断没有裁员，反而乘机在招人。
但对送上门来的低价求购的能源企业，刘永行却保持了警惕性。虽然目前是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更愿意留下“余粮”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企业需要慢慢做
源自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浪潮，如同一股暖流，冲击着十年文革所形成的坚冰。20世纪80年代初，“停薪留职”开始成为国企减少冗员的一种有效手段。受此浪潮影响，正“不甘寂寞”的刘家四兄弟毅然从单位里出来。老大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块手表，老二刘永行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兄弟四个凑了1000元办起了孵化场。
始终被创业危机笼罩的刘永行，数年时间一直处于拼命的状态。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成天沿街叫卖，自己幼时受伤的右腿因为使用过度从而失去根治的可能。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一片唧唧喳喳的小鸡叫声。
1995年，刘氏家族对希望集团进行了产权划分。刘永行把自己的东方新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搬到了上海。经过六年如一日的艰辛奋斗，在2001年时，刘永行首次成为《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的首富。第二年，刘永行又登上“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永行却坦言自己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首先他摆正了心态。刘永行认为，民企也要对社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最崇拜的人是台湾的王永庆。他觉得的王永庆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做正事、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不要随大流，要独立地思考。”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耗费太多精力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我不稀罕！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方做到几十个亿，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把事情简单化，我同样能做好，为什么我要这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与社会大众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一位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企业家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知道后非常着急，和这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要吐血而亡。”
虽然贵为首富，但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了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281.32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希望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对政商关系退避三舍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刘永行兄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看着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处，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应该说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在于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