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 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 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 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 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 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 100万美元上升到2 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与世界银行也被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贸易。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全面服从该计划。
阿根廷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典例。阿根廷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曾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初，法国人有句俗语：“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时，阿根廷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而不是拉美国家。经过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该国陷入债务危机，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调整。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苏伊士公司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约70万名所谓的“特权阶级”——国有企业的员工统统下岗。阿根廷出售国有企业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债却猛增了1 200多亿美元。意味深长的是，所谓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竟然出自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手。在金融大鳄的指导下，阿根廷都已经成了金融危机专业户。
与此同时，阿根廷官僚阶层依附于国外金融与工业寡头，贪污横行，腐败泛滥，社会财富丧失殆尽。1993年，美国与西欧资本控制的企业达到全国企业总资本的34%。到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80%，阿根廷丧失所有的大型民族企业。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美国银行。2002年，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有数百名儿童饿死。2009年4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康奈尔接受中国记者访问时无奈地哀叹道：“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28%上升到32%，巴西则从66‰上升到74‰，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2倍之多，玻利维亚40%的人不得不依靠交易毒品来维持生存，非洲国家用于还债的钱是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上资金的4倍。再回过头看看智利。1988年，智利45%的人口处在贫穷线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2007年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8不平等的国家。2009年，智利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5.1%，仍然把持着拉丁美洲最不平等国家的“宝位”。2006年12月，大独裁者皮诺切特一命呜呼。而美国寡头控制的《纽约时报》却称赞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赞扬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这确实是奇迹，不过却是美国全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奇迹。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农业或工矿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者。许多初级产品是由美国的公司和当地庄园主的种植园生产的，初级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由欧美的公司主导与控制。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极为重要。
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国家，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榜样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包括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工业，用自己的产品替代消耗大量外汇储备的欧美进口品。
如果自主发展的目的都达到的话，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食物链的高端地位就会被动摇甚至丧失掉。这便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与金融手段压制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独立与自主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21世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极为流行的《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控制一个国家的资源最坏的方法便是像大英帝国那样采用武力手段，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金融手段。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投资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获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却长期被债务所束缚。这就能使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进而控制其自然资源。
同时，美国还必须监控这些贷款的流向，如果这些资金都流入到可以增强借款国工业实力、提高还款能力的投资上，就违背了借款的初衷。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年，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付能力和美国银行的贷款发放毫无关系。
华尔街的出口信用机构目的在于：使贫穷国家借钱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让这些公司大赚暴利，而债务却由普通民众来偿付。它们借钱给那些明显缺乏管理能力的国家建造核电厂，还借钱给独裁专制的军人政府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监狱来镇压当地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