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的生平与创作谈当下文化人的两难选择。
我想，在当代中国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余秋雨那样引发人们的关注。他的每一本书几乎都能平地掀起一阵狂飙，在各种场合。无论是现实中还是镜头前，余秋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温文尔雅、才思翩翩。他是作家、学者、大师，他是智慧的化身，他是权威的象征。
同样，在当代中国可能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余秋雨那样引发争议，是“文豪”，还是“流氓”？是“文坛圣手”，还是“文革余孽”？是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文化骗子”，还是抹着口红四处游荡的“妓女”？可以说余秋雨已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在余秋雨身上凝结和折射出的或许更多的是时下整个文化界以及所有文化人所共同面临的某些东西。因此，笔者想结合余秋雨的生平与创作谈谈文化人在当下时代的尴尬境地。
余秋雨1946年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东头村，一个普通山村农民家庭，既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书香门弟，更谈不上文化薰陶。余秋雨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山明水秀的山村度过的。1957年夏天，11岁的余秋雨在吃过山上的杨梅，拜别了湖畔的祖坟之后，一个人怯生生地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此时余秋雨的行李包中装有两样东西：一瓶酒浸的杨梅，一包黑乎乎的梅干菜。
1963年夏天，16岁的余秋雨以优异成绩从上海晋元中学毕业，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任该院院长）。1976年文革结束。余秋雨此时正好30岁。30岁的余秋雨开始审视起自己的人生来。出于对谋生和职业的考虑，余秋雨沉下心来从1976年到1986年，10年苦读，一口气写下了四部戏剧文化史论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40岁，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40岁，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40岁，是跋涉者的一个休止符；40岁，是奋斗者的一个精神驿站。40岁的余秋雨功成名就。
然而功成名就的余秋雨突然间感到了虚无！面对着教授职称、院长头衔，以及一大堆的荣誉，他怅然若失：难道我这一辈子就是做一个教授吗？就是直到老死都研究戏剧理论吗？
40岁的余秋雨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精神的放逐。这次放逐的结果就是《文化苦旅》的诞生。那是1992年，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正式出版而只是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形式刊出的时候便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人们称余秋雨的散文叫“文化散文”。《文化苦旅》为余秋雨赢得了大量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文化苦旅》，它的成功，主要是基于三点原因：一是笼罩于全书的那种低徊、伤感的历史文化氛围；二是散文创作中的戏剧性表现（余秋雨个人称之为“散文中的未知结构”）；三是雍容、典雅而抒情的文字描写，特别是众多一气呵成排比句式的运用。
如果说《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上的一次精神的放逐的话，那么随后出版的《山居笔记》则是余秋雨的一次重大的转变，一次关乎创作风格与成就的转变。《山居笔记》的价值就在于“深入一步，把千年厮磨中最关痛痒的部位选撷出来作系统的个案研究，让今天的读者一起去感受中华文化中感人肺腑的辉煌和让人窒息的阴影。”
1999年4月，余秋雨出版了他的第四本散文集（第三本为《台湾演讲》，1998年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霜冷长河》。与《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所不同的是，《霜冷长河》并没有谈文化，而是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人生，谈因经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因此说，这是一本有关现实生活的散文集。
几乎是在与《霜冷长河》的同时，余秋雨在稍后的三个月也就是1999年的7月又在台湾了他的第五本散文集《掩卷长思》。余秋雨自称这本书着重谈人生的困境、陷阱和人生的沟通。他之所以要写或者说会写这本书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已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向余秋雨扑来。可以想象得出，他此时的境地。盛名之下，其人也累！
在人类即将迈入2000年之际，余秋雨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山队，跋涉数万里考察了人类最重要的几个古文明发祥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次考察的见闻与思考，这就是余秋雨的压卷之作《千年一叹》。但是我个人以为《千年一叹》无论是在思想的深邃，还是文字的表现上均不及《文化苦旅》。在完成《千年一叹》之后，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基本上已接近了尾声。事实上他本人也多次声明“封笔挂刀”。然而2004年他又推出了自己封笔之作《借我一生》。这本他自称是“写时常常泪流不止”的书，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这本书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余秋雨声称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他已退出文化圈。
关于余秋雨的最新情况是他投资200万元人民币入股创办了一个名为“上海读书人”的图书文化股份公司，并且呼吁中国文化企业家的出现。至此，余秋雨已演变成为一个商人。
以上就是余秋雨生平与创作的大致情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余秋雨走过的路，从最初一个怯生生的懵懂少年到戏剧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再到以文化创作与探究为己任的作家或者说是文人，最终成为今天的“文化商人”，这是一条多么漫长而又艰辛的路。撇开其它暂且不说，首先，余秋雨是应当尊敬的。他不甘平庸与寂寞，从社会的最低层突围生命，功成名就之后不满现状，两次放逐，两次升华，从而开拓出了一个甚为广阔的人生。
关于余秋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称他在文革期间参加了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而且至今不愿意对这一行为表示忏悔；二是称他的作品存在许多硬伤，学养不足。这两个问题一度将余秋雨变成了“众矢之的”。的确，在当今文坛上，似乎很难能找到第二位像余秋雨这样与批评界的尖锐对立的作家。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自然在于余秋雨的知名度，在于他长期占据华文市场的畅销著作；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本人对待批评界不谦虚的态度。但是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我想，之所以会出现“余秋雨现象”恐怕是有它深层次的原因吧。譬方说，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传媒以至评论界。不可否认，余秋雨本人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足（事实上余秋雨也的确有瑕疵，譬如他对待批平的态度），但是我们的媒体和批评界也是难逃其咎。传媒和评论界最容易走两个极端。捧的时候是随心所欲，慷慨大方，什么大师、大家、主义、手法、这最，那好，流光异彩，咄咄逼人。贬的时候又是当头一棒，批倒批臭，再踩上一脚以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传媒和评论容易造就人同时也会毁掉人，再加上市场经济下商业利益的诱惑这就使得当今大批的文化人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界地：是青灯长坐、簧夜冥思呢，还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呢？在文化人心态失衡的这个过程中，传媒和批评无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基于此，我们呼唤一种宽容，一种客观、冷静而又理性的文化的宽容。不知我们能否对余秋雨也宽容宽容。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应当说，余秋雨的作品还是作出了它的贡献的。他的那些散文己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众多人的精神食粮之一，他那低徊、感伤的文化情调、曲折多姿的艺术手法、典雅灵动的文学表达都己成为一种范本。至于他以及他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现在谈论还为时太早。台湾畅销书作家刘墉说过，一个人的书如果畅销一年，可能是炒作；三年就会成为一种现象；十年便是社会现象；三十年便成为历史现象。我想，余秋雨最好还是留给时间去评价、沉淀与考验吧。因为，只有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