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求学
孙犁1913年5月11日（农历癸丑年四月初六）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孙犁祖上世代务农，到了父亲这一辈才开始做点小生意，家境稍有好转。孙犁的父亲略通文墨，尤喜字画。他16岁得到本村一位村民的帮助，来到安平县一家名叫“永吉昌”的店铺当学徒。这家店铺经营榨油、轧棉花，也兼营钱业。孙犁的父亲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十年，从打算盘的学徒熬到管帐先生，并最终当上“掌柜的”。孙犁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她一生生育过七个孩子，但只有孙犁一人活了下来。孙犁的母亲性格刚强，她从小教育孙犁：“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
孙犁幼时体弱多病，但却有一个相当当的乳名：孙振海。1919年，孙犁6岁，进入本村小学。这时父亲又为他取了一个学名：孙树勋。孙犁入小学这一年正好发生了五四运动。农村开始将旧时的私塾改为国民小学。白话课本替代了四书五经，所学课程重在习字、作文。此时除了读书，孙犁还喜欢听评书。等到年龄稍长时他便自己去找那些演义、小说之类的书来读了，这其中就有《红楼梦》。在这里读了四年后孙犁便随父亲来到安国县城，进入高级小学。这一年他11岁。在此间，孙犁如饥似渴的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书刊和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研究会”的那些作家如：叶绍均、许地山等。孙犁在安国县度过了两年。1926年，13岁的孙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育德中学是当时华北的一所名牌中学，它以重礼聘请了许多名师执教，培养了不少拔尖人才。也正因此，学费昂贵。除去书款不算，每年还要交36年学费，折算下来，值近千斤小麦。除去中间休学一年外，孙犁在此度过了六个寒暑。他先是在初中部学习，四年后升入高中部，两年后毕业。在育德中学上学期间孙犁大量的阅读了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和进步文学书籍并作了一本本的读书笔记。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学习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以及丹麦作家爱华尔特写的讲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两条腿》。这些阅读既扩大了他的视野，同时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高中毕业前夕，孙犁从图书馆借来一部刚出版的《子夜》研读起来。读完后他写了一篇读书心得寄给了开明书店主办的《中学生》杂志。稿子被采用，登在了翌年1月份出版的该刊的41号上，题目是《〈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在此之前孙犁还在校刊《育德月刊》上先后发表过两篇小说《孝吗？》和《弃儿》。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孙犁在1927年休学的那一年家人为其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姓王，本县黄城人，长孙犁四岁。两年后，两人完婚。王氏一生与孙犁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并为孙犁生育子女四人（另有一子在抗战中夭折），1971年去世。
初涉人世
1933年，孙犁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因无力升学，遂于次年春天前往北平谋事。当时他与人合住在石驸马大街附近的天仙庵公寓，白天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晚上便开始作心中向往已久的“作家梦”。他这时经常向北平的《世界日报》、《晨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报刊投稿。遗憾的是他的这些诗歌和小说没有一篇能发表。于是他明白“作家梦”做不得，必须得先找个职业养活自己。
后来他父亲托人在市政府工务局为他找了个差使——书记，专事抄写，是公务员中最低的一等，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但是当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孙犁所在的科负责市政建设。市民修、建房，须请科里人丈量地皮，确认不侵占房基线，才发执照。孙犁在此很长时间无事可干，也没有人给他交代工作。同屋的一位山东人提醒他这样不好。但孙犁不知此中利害，只管依然看他的书，不久便被免职。
无奈之下孙犁只好回到老家。1936年春，孙犁在家赋闲，终日以妻子的衣柜为依托，或读或写，倒也自得自乐。更重要的是这时他已得一男孩。过了些时候，父亲又托人为他在北平东单牌楼的象鼻子中坑小学找了个“事务员”的工作。说是“事务员”，其实就是会计，月薪18元。由于对这份工作没有兴趣，因此没干多久，孙犁便再次离开北平回到家中。
在家闲住了一阵后，经两位同学推荐孙犁于1936年下半年到同口镇小学教书。由于每天要上五、六节课，还要批改作业，以至于孙犁连散步的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他仍兢兢业业。据当年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孙犁除了上课，还常选取些进步作品作为补充材料，并编写剧本，让学生演出。此时孙犁的每月月薪仅20元，但是他还是依照老习惯从上海购买了不少的书和杂志。同口镇属河北省安新县，在白洋淀西南方岸边。在这里孙犁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战火成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发生后，整个冀中平原动荡起来，孙犁没有再到同口镇教书。这年冬天，经朋友介绍他往来于安平、肃宁和安国等县之间，作抗战宣传动员工作。第二年春天，吕正操将军的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进驻安平一带，他正式参军。
此时孙犁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并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孙犁加入抗战队伍之后，除了编书、写文章，他还在冀中区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作过短期的宣传部长，并同人一起到各地去组织分会。后来该组织由抗联代替。
1938年秋，孙犁被派往抗战学院任教。抗战学院是经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的吸收和培养抗日知识分子的学校。由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杨秀峰任院长。在抗战学院孙犁先后教抗战文艺、中国近代革命史等多门课程。
1939年春孙犁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他分在通讯指导科，具体工作是每天给各地的通讯员写信，多时可达七八十封。同年10月孙犁还写了一本题名《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的小书，并于第二年四月铅印出版。
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孙犁调到文协工作，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与此同时他还编辑了另一刊物《晋察冀日报》副刊——《鼓》。
1941年秋，他在回家作了一次短暂的团聚后又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延安洗礼
1942年冬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了晋察冀，此时文艺干部们纷纷要求下乡。孙犁也向组织提出要求下乡，但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当编辑。于是孙犁继续向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说明自己的想法，沙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孙犁便不再坚持，打上背包去报社了。这是，他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报社工作不到一年，1943年秋，他又被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就在这是他得到消息，自己12岁的长子孙普因困于战争，缺医少药，竟死于盲肠炎。这使得孙犁增添了几份感伤与悲壮。
1944年孙犁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后升为教员。此时孙犁已经颇具声望，但他喜欢独来独往。此时他住的窑洞距离系主任何其芳很近，几乎出门就可以碰见，但即使这样孙犁也没有主动同何其芳打过招呼。
在延安孙犁的主要时间都用来读书。除了读书、上课，他还参加了开荒、糊火柴盒，甚至养鸡等生产活动。系里给他分了一只鸡，他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一位正要结婚的朋友。他想的很周到，他要用这个办法加强这位朋友的“蜜月期营养”。
孙犁作了教员之后，给学生讲《红楼梦》，代理系主任舒群去听课，两人因为观点不同竟然发生了一场争论。
1945年5月15日，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荷花淀》。《荷花淀》的发表标志着孙犁创作达到了成熟境界。与此同时《荷花淀》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在延安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迎接新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农村从事写作。在蠡县刘村孙犁当了三个月的农民，人地两熟，不愿再离开。他当时向别人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因为梁斌同志（蠡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照顾，我的写作环境很好，自己过起近于富农生活的日子，近于一个村长的工作，近于一个理想的写作生活。”
在刘村的生活结束以后，按照计划，孙犁要去白洋淀。路过冀中区党政机关所在地——河间的时候，正值“冀中八年抗战写作委员会”成立，就留在了河间主编《平原杂志》。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战争爆发。第二年春天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这时冀中区发动大生产运动支援战争。整个春天孙犁以《冀中导报》记者身份，随区党委在安平一带检查工作。
1947年夏天，孙犁随工作团在博野县参加土改试点，住大西章村。此时，他已闻到几丝火药味。
1948年春，孙犁被派往饶阳县张岗小区大官亭村参加土改。就在这一时期，《冀中导报》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对他进行批判。事情的起因是两篇文章——《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前篇被认为说“过头话”，后篇被指责为“客里空”。
自1947年冬季土改工作会议以后，孙犁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定为“富农”）不能回家。直到第二年夏收，土改告一段落，他才回家得以见妻儿老小。此时，家中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衣物均被封存，一时生活无着。无奈之计他只好将母亲、妻子和儿女带了出去。
……
1948年，土改结束。1948年8月，他到石家庄参加了华北文艺会议。会后，冀中区党委调孙犁去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但生活费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孙犁称这次调动为“客串”，是上级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1948年9月孙犁正式上任，分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运动）。
进驻天津
1949年1月，孙犁在深县接到通知，要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在胜芳集合的，有《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两部分人。他们的任务是筹备进城后出《天津日报》。孙犁和方纪一起负责副刊版面。
15日，天津解放。17日，在原《民国日报》的旧址上，《天津日报》正式创刊。从此孙犁就在《天津日报》落户。此后他长期主持该报文艺副刊，并历任副刊科副科长、编委、顾问。
在《天津日报》期间，孙犁陆续将妻儿老小接到天津。进城以后，孙犁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时期，但他很快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的隔膜和冷淡起来。触景生情，他想起了从前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那些战友。他感叹进城以后，人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互相关心了，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里，人们或比邻而居，或插肩而过，相顾漠然、“相忘于江湖”。
1951年10月，孙犁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了一次苏联。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国。但是遗憾的是，孙犁对这次出国并不满意，既无兴趣也无印象。
收获季节
对于孙犁来说，从进城到五十年代中期，是他创作上的黄金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短篇、中篇、长篇，还是散文（甚或是诗）和文学批评方面，他都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这是一个丰收期，也是一个总结期。最能代表他这一时期创作成绩的是三部作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白洋淀纪事》。其中《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十年遭际
1956年3月的一天，孙犁正在写作《铁木前传》的第十九节。午睡起来，忽觉一阵眩晕，接着就倒了下去。他高大的身躯摔的很重，左脸面颊碰在书橱的把手上，划了半寸多长的一道口子。长期的劳累终于引发了一场大病，这一病就是十年。
后来经过多方医治他逐渐康复，重新有了生活、做事的欲望。这一时期孙犁迷上了藏书。他大量的采购古书，并为它们包装封面。除了藏、读古书外，闲暇之余也写毛笔字。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突然到来，孙犁的生活遂被打乱。
1966年的初夏的一天，他正在南窗摘抄《颜氏家训》，突然一群红卫兵冲了进来。他十多柜的书全部被抄。这天他刚度过五十三岁生日，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他已被叫去参加“学习”去了。
此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大会另他心律交瘁。后来他又被下放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接着盖房，受进了欺负和凌辱。好不容易捱到了“解放”，迎接他的却是妻子的去世。1970年4月15日孙犁的妻子因糖尿病引发心脏病去世。四十年的恩爱夫妻，一朝永割，孙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悲伤。于是他请来两位老友草草为妻办理了后事。
……
此后，孙犁的处境有所好转，住处得到了改善。被抄的书籍也陆续归还。这样，他晚上又可以看书了。再后来，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部上班。此时报社的大楼已变的破烂不堪。好的办公桌已被人占领，他只好找来一张破桌、椅坐了下来。他此时被分配的工作是：登记来稿、恢复信件。孙犁明白他此刻干的是见习编辑的工作。
由于日子近于无聊，孙犁向领导递交报告：回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报告被批准，他一担行囊，回到了故乡。时间是1972年的春天。
回到故乡后，孙犁住在一个堂侄家里。此时除了八十岁的叔父外，家里已没有亲人。堂侄喂着两只羊，孙犁每天背着柳条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拾拣柴火。像童年那样，他又走到了田间、柳林，又看到了杂色野花，又听到了喧闹的鸟嘈虫鸣。在暮年的苍凉中孙犁感到了一丝愉快。然而好景不长，一个电话又将他叫回到了天津。
晚年芬芳
历尽艰辛，孙犁终于跨过了1976年的门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77年7月《人民文学》文学杂志的编辑来向孙犁约稿。孙犁写了一篇《关于短篇小说》发表于该刊第八期。接着，陆续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系列文章。这一组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孙犁新时期文学的开始。
1977年以后，孙犁主要写作散文和评论。人们以前熟悉的、令人怀念的作为小说家的孙犁已隐于历史的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作为散文家的孙犁。孙犁之所以采用散文作为他晚年的文学样式，是有着他深刻的认识的。他说：“……在中国，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对待生活，充满热情、崇敬憧憬、幻想，他们所苦苦追求的，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一样，是执著的，是如胶似漆的，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回头一望，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我说的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缺乏热情，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就写不成小说。……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的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
1978年十月，主持中国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来天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李季说：“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
孙犁的确不不爱开会。晚年的孙犁深居简出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并且极其珍惜时间，他在屋里方桌上的大玻璃下压过一张小纸条，写的是“本人年老多病务请来访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文字未加标点，写在从报纸裁下的一块边角纸上。他把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读书、写作上。但是，这次孙犁答应了。在此后的会上，孙犁做了题为《奋勇地前进、战斗》的发言。发言不过十分钟，讲了政治上的拨乱发正，也讲了现实主义：“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的诳言太多了。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文革”结束后，有人说孙犁看破红尘。一次周扬来天津问孙犁：“你看破红尘了吗？”
孙犁说：“没有。我尘心很重。”他不但没有看破红尘，也不相信世上真有看破红尘的作家，因为一与尘世绝缘，便写不出作品，当不成作家了。据此，他认为包括《红楼梦》、《庄子》等等在内的一切名著，都是饱尝人间烟火气的入世之作，而非出世之作。“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两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想写东西。”
大师离去
孙犁晚年身体一直有病，但就是不肯去医院，怕受折腾（指反复检查）。孙犁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发病是在当年的3月，5月转重：肚疼、便稀，渐渐出现潜血，吃不下东西，眼看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了下去。家属急了、报社也向市委写了报告。市委的一位常委对此高度重视在报告上批示：“孙犁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老作家，是宝贵财富。对他的疾病一定要高度重视，目前要抓紧确诊，精心治疗，早日恢复健康。缺一名市委常委，后备力量有的是，孙犁没了，就没有第二个。”5月25日，孙犁住进了医院。初步检查，血色素和蛋白均为四点五克，白蛋白二点七克。一般说来，血色素到六克人就熬不住了，医院难以置信孙犁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6月11日通过钡餐检查，发现胃的幽门严重梗阻。经专家举行多次会诊后，决定为孙犁进行手术。一生没住过医院的孙犁起初不愿意手术，后被大家说服。6月24日上午医生为孙犁实施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
此后很常一段时间孙犁一直都很健康。但是到了1993年，折磨、困扰孙犁多年的胃病再次剧烈发作，住院后做了手术，切除胃的大部分（病症为胃癌）。出院后，很快康复，又写了许多文章。
1995年5月的一天早上孙犁上下楼散步，偶感风寒，引起老年病（主要是前列腺症状）。从此，他辍笔不再写作，也不阅读报纸，完完全全地进行疗养。
孙犁病中仍在想、在思考、在回忆……他还有许多的话要说，许多的文章要写，可惜，天不假人以年月，病魔折磨他、摧残他的躯体，使他倒下了。
1998年10月，孙犁的病情再度加重（此前住过两三次院），子女们把他送进天津最好的医院——天津医科大学附属总医院治疗。这时，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完全靠护理人员照料一切，子女们给他调理一日三餐等等。逢年过节，市领导必去慰问、关怀他；平时，亲朋好友也常去探视他。但是，他很少说话，而且催促来者快走，他需要安静。其中，他曾经倾注心血培养过的年轻作家，如从维熙、房树民和铁凝等去了，他也都不说什么话，仅特意嘱咐儿子，陪他们去吃饭。
这样，在病榻上缠绵将近4年。
2002年7月4日下午，孙犁高烧39℃，血压急速下降，呼吸心跳衰弱，胸腔积水……7月5日稍稍见缓，6日呼吸曾停止了30分钟，经全力抢救，心跳基本恢复正常，但呼吸靠呼吸机维持着。7、8、9、10日几天，稍稍平缓。10日夜，天津市异常燥热，人们难以入睡。翌日早6点，虽然经过一周的全力抢救，仍是无效，孙犁闭上眼睛，停止了心跳，乘鹤西行，一代文学大师永远离开了他的亲人和热爱他的广大读者，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