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有忘得了那一场场轰轰烈烈的爱恋，那一个个曾经爱过的女孩（男孩），才能忘得了那些陪你一起走过、一起唱过、一起笑过、一起哭过的香港电影。—题记
人的一生可能很长可能很短，这些自然是命运，但总有一些你可以自己掌控、自己主宰的东西，比如说—爱。如果你没有爱过，那么，请你不要再往下看，因为下面的将全部是谎言、是妄语、是一点都不美丽的废话。如果你爱过，即使爱已不再温暖，至少还有我还有这些字来一起陪你，陪你回到过去或飞往未来。
我很庆幸，曾经爱过，现在爱着，将来也将一直爱下去，直到生命终点。爱唱爱跳爱写，爱看电影爱追女孩。一样的爱却也有着不一样的爱法。而电影和爱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电影不需要你只爱她一个。电影，她比蓝天大海还宽容。
我不讳言自己一样爱着好莱坞，爱着商业片，爱着费里尼，爱着文艺片。但这有关系吗？我一样可以对着香港电影大声地说：“我爱你！”就像星爷对着大海说：“努力，奋斗！”
即使有人说香港是块弹丸之地，没有培育伯格曼与戈达尔这样超级电影大师的沃土，即使有人说香港电影现在越来越没有个性，越来越趋向同类，我也没有理由不爱香港电影。理由只需要一个—她和我一起成长。和我现在长大了成熟了也不会忘记老妈拉着我的手去隔壁的小店吃豆腐脑一样，对港片，有记忆在她的身上，锁在我的心底。
请不要小看“记忆”两个字。
有不少朋友对我说，即使后来再拍多少遍《射雕》，心中的那个黄日华、翁美玲的无线版《射雕》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山，是最美。但怎么能排斥科技的不断进步和资金的日益富裕？或许，是因为我们没法儿排斥记忆的重量。
是的，记忆，特别是和你自身有关的记忆是有分量的，它可以用心这杆秤去称、去量。
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的分量，掂一掂，我的又有几斤几两？
我在黑社会的日子？抱歉，那只是我看过的一部电影而不是真实的我。我没生活在山鸡、陈浩南生活的那个铜锣湾，所以我只能说“我在录像厅的日子”。我知道，这个主题已经有N多人说过了，但我一直觉得，即使是同一间录像厅，因为故事和记忆的不同，大多也是一人有一个录像厅。而我的，似乎还没说过。
和周围的朋友一样，我的那段黄金时代也是从中学时期开始的。门票当然不是阿尔帕西诺的“两毛五”，但也不贵，反正我不喜欢吃零食，零花钱足够我在那里猫上一整天。
看得太多太杂，所以关于电影我就不说了，我只想说一段关于一张海报的记忆。那是一张电影《东方不败》的海报，那时放片的老板为了招揽我这样的孩子就将海报贴在售票口外面的黑板上。
迷上林青霞，不是因为《滚滚红尘》，不是因为《梦中人》，不是因为《白发魔女传》，而是因为这部据说是开创新武侠电影天地的《东方不败》。黑木崖、东方不败被众人合力打落，慢镜头，白衣带血，飘飘摇摇，断了线似的下坠，还带着我的心一起往下落。令狐冲抓住她的衣袂，问：“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的是不是你？”“我不会说，我要让你记住我一辈子。”
啊，我中毒了。中了台词的毒，中了演员的毒，中了电影的毒。我去向老板恳求把那张电影海报送给我。但老板说：给了你我贴什么？没人看怎么办？我好说歹说他都死不让步。最后，我走了。
我一定要，是的。就像《英雄本色》中小马说“我失去的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就像《九品芝麻官》里包龙心一定要平反冤案。我想带走这张当时已经上升为一种图腾的海报，很坚定，没有丝毫怀疑。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翻进围墙，轻轻地把海报揭走了，或者说是偷。可我没走开，就坐在围墙上，直到老板出来，看到黑板上空空的，露出愕然的样子我才傻傻地笑着跳下，跑远。
现在买本电影杂志肯定会送张海报，但只有这张我不会送人，因为第一次？因为那时我正好初恋，但那是对电影还是女孩，我不知道，真的。但我知道，那海报上面赫然敲着一个硕大的钢印，一个关于青春记忆的钢印，四溢着雄性荷尔蒙，那是我的。
告别中学时代多年以后，看到了那部《心动》。相似的年纪相同的心境，就连那倚在墙边打KISS的姿势也是那般眼熟。对一个事物的迷恋好奇执著，同浩君对飞机对小柔，同我对电影对东方不败，应该也是如出一辙的吧？
离家去读大学了，录像厅无疑是学院路最多的特产。我常去的那家就在学校拐角不远的地方（可惜现在已经拆了，变成了气派的连锁超市，人头依然攒动，但早已不熟悉）。在这里看过1998法兰西之夜，看过2000年欧洲杯，但作为一种像洗脸刷牙一般的生活习惯，看的还是电影。老电影、新电影，重温新看，那时最廉价最富裕的就是时间。象牙塔里有白发的先生，当然也有不少漂亮的女生。所以和女生一起看电影是中学时没有的一种嬗变，有快乐有哀愁，有付出也有得到。
一个物化的地方，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的痕迹，那便是没有生命的。关于那个录像厅，记忆最深处的那笔，同样关于他人，关于爱情。
那夜，有人说相声；那夜，有人说分手。
“如果你受伤了，流血了。那么去找个你最熟悉的地方待着吧，那会好受点。因为在那里你不会再觉得有距离的问题。”—距离，我也知道，歌词说：你问我世界上最远的地方在哪里，我把答案抛向蓝天之外直达你怀里。
我受伤了，想都不想，就跑去了那个录像厅。但录像厅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地。熟悉的嗑瓜子声，熟悉的香烟味，熟悉的汗酸气，熟悉的门帘被拉起时不满的喧闹声以及到了换碟时“老板换片”的叫嚷，但伸出右手去，触及的是冰冷的木椅，不再是有体温的她的左手。一伸手就变成了世界上遥不可及的距离。
问问自己，那时我和电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距离，是零距离吗？
哦，零距离，那夜，我坐了一晚，却什么镜头都没看清，长大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电影放完了，走出空气已经很混浊的房间，我看到外面的黑板上写着《喋血街头》、《玻璃之城》、《真假威龙》。这些就是刚才放的而我却不知道的电影。街道很湿，头班车刚载着没几个人上路，小贩开始卖早点。而我，开始结束头涨，开始想明天回来把这几部再看了，现在回去—压着现实的枕头睡个觉。
当爱已不再温暖，录像厅给我一个怀抱，一份熟稔。如果全世界也可以失去，至少还有你。
怀念，《纵横四海》中的红色跑车，《半支烟》中的斑斓文身，《国产凌凌漆》中的金枪客……
怀念这些，是因为怀念陪我到天明的录像厅。
后来开始上网，学着码字，并总算等到了用码字换来的钱买了台VCD机的那天。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拥有机子的那刻只是不断付出的开始，而且是很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零星开始。淘片，那才是等待着我的痛并快乐的生活。看到好的片子不买下，感觉就像看到心仪的女孩不上去搭讪一样—这个比喻有点恶俗，但我想说的是，当你袋子里没米了，可你的脚还是不听使唤地步入碟片店，那么这种感觉真的很难用只言片语来形容，犹豫徘徊是最多最常见的心理状态。
一天，我见到有刻录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卖，老板要价太高，当时进出几次后还是没买下，心想等等吧，过段时间就不会是新鲜片种了，应该会降价。但我出门还没打开车锁的时候，一个有点发福的中年男人，毫不犹豫地拿出50元买走了那张片子。突然之间，我后悔了，后悔得要死。我想我是应该买下的，但我想都没想要去和那个男子说，能不能转让给我，看他那一点都不在乎钱的样子，我有什么资本让他转让？价值的天平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物质量化，而要命的是，往往总是忘了加上感情。
不过，我现在是有这部片子的，而且看了很多遍。因为得之不易，它成了我不外借片子中的一部。这像黎小军和李翘多年以后重逢的桥段投射在我身上。我在外地偶遇这片子的时候没问多少钱，问的是“老板，这卖吗”，让老板以为我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