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一生求索于恢复秩序，只是屡战屡败。无法构架起和谐的君臣关系、无法摆平藩镇自治、无法礼治天下的他，最终选择了敌对与防备，无论是宦官的上位，还是后期的财物聚敛，以及猜忌无常的性情，都是因无望于太宗盛世后的歇斯底里——回天无力，恐怕是悬在中唐诸帝头上的斯巴达之剑：土地集中、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这是谁也没办法解决的矛盾。
作为后继者，他的儿子顺宗开出了另外一服药方：永贞革新。
顺宗为太子时就意图改革，并与东宫幕僚王伾、王叔文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
由于革新派采取了罢宫市（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打击贪官等政策，史载“人情大悦”。是的，这些措施是很“正”的，它体贴民心，符合封建士大夫的执政理念，只是我们不要忘记，德宗刚刚继位时，也是这么做的。
他像所有封建制度的君王外皮一样：勤俭节约，外臣的供奉他统统都扔了出去，还把进贡的人骂了一顿；君臣和谐，当时宰相病了，他亲自去看望，还说出什么“国家倚重”的话来。说句良心话，他努力过，或者这么说，他被那些封建“帝范”忽悠过。
后来血的教训让他终于清醒了——原来那些东西是中看不中用的。自古帝王术跟所谓贤君是两回事，你再俭朴再贤良，藩镇造反的时候，你就是拿不出钱来。
历史就这么荒诞，评判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很简单——没军费，于是军情哗变。
你“贤”了又怎样？
太宗的那本《帝范》，只是在国力强盛、君威天下时的一种自觉表率，现在，不是时候。
德宗终于意识到了，也终于懂得了如何现实地做一个帝王，只是大错既成，他只能寄希望于子孙。因此，他才会这么贪婪地聚敛财富，对于节度使的进贡唯恐不够，对于地方军权唯恐不够分散，故意找了N多宦官来分享权力，他的希望，是后来。
可惜顺宗没明白，他看到父亲的弊政，却没有明白父亲的用心，他一如父亲当年一样，憧憬于先辈的“帝范”、先辈的贤君，被封建士大夫的那些价值理念忽悠住了。
其实，这只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利益的一次权力争夺而已，革新派本身就与顺宗深为宠信的宦官李忠言交情甚好。他所针对的宦官，只不过是从前老爹身边的权势人物俱文珍，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上位，执政思想又跟从前大不相同，自然要剔除所有碍眼的政敌，包括深居后宫的前朝心腹，若莘。
她知道得太多了，必须死。
但是她运气很好，顺宗还没来得及收拾这位宫中“旧人”，就先去见老爸了。这位皇帝做了二十多年太子，其实也是个彪悍人物，在“泾师之变”里敢持剑为逃亡的父亲殿后，在皇帝父亲的数次猜疑里，终于战战兢兢活了下来。虽然太子这职业实在不是人干的活，可他偏偏又干得时间过长。本来，一群伺机攫取利益的权臣，一个抱着帝范要做“明君”的帝王，大戏将要开演，历史的车轮将要滚滚风动，若莘将要成为车下的那个蟑螂或者蚂蚁的时候，突然，顺宗中风，一切戛然而止。
现实是，一个病得不能说话的皇帝，一群急于夺权但政治斗争经验并不丰满的权臣，失败，是必然的。
永贞内禅。
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联合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等人，迫使顺宗立长子李淳（李纯）为太子，八月禅位，是为宪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