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表示：“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的所有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这样的生活和1900有什么两样？只是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地窑，一个写作，一个弹琴，都是在用极端的方式做他们最想做的事而已。
可是，活在世上，你能不受打扰吗？即使死去，你的灵魂能不受打扰吗？所以活着的卡夫卡，就像死去的格拉胡斯一样，无法更生，也无所昄依。而死去的卡夫卡，虽然超越了他生前的形象，超越了布拉格，却仍像格拉胡斯一样，在许多陌生的国度里流浪……孤独者永远孤独。
现在，进入21世纪已久了，谨以此文祭奠逝去的20世纪，纪念虚构的1900和格拉胡斯，也怀念真实的弗兰茨·卡夫卡。
只想看到活生生的人——读《史记·刺客列传》
“英雄”是个好词，“革命”是个好题材，“牺牲”绝对是好样儿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所以，无论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还是我们的侠义小说、“红色经典”，都流淌着相通的血性，尊崇“义人”、“烈士”大概也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体说到中国，我们的英雄情结似乎更浓一些，“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至高的人格境界，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当然要遭人唾骂的。因此，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写英雄”似乎先天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不管写得好坏，只要“英雄”就是好的。于是乎，人们像忽地发现了英雄的好处，重写红色经典、翻拍革命题材遽成时尚，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喊杀声不但响彻于黄金时间，而且回荡在田野村头，引得一些热血沸腾的写家和分不清红灯记、红灯照的草台班子一头扎进这个大熔炉中，却不知是不是把好钢炼成了废铁。时至今日，常见我们的作家、导演仍热衷于手起刀落、马革裹尸，仍把杀人、复仇当作英雄的筹码，以一种残酷的暴力美学表现所谓的英雄行为，这种手法未免过于轻率、简单。当你看到一颗颗人头像瓜瓢一样骨碌碌滚落一地，看到一顿机枪攒射顿时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场面，怎么可能把此类的“英雄壮举”与我们要弘扬的民族精神联系到一起？假如一味地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处理近百年来的革命史、战争史，我们的文学、影视未免太空洞太苍白，即使产量再大，塑造的正面形象再多，最多也只是昔日“高大全”的升级版。当“革命英雄主义”被大面积、想当然地浅薄化、庸俗化的时候，也为无怪乎有关部门出来声明说，“主旋律”不等同革命历史题材。毕竟，我们反观历史、回顾战争，不是为了唤醒人们嗜血的基因，而是在歌唱英雄的同时不忘敬畏生命、呼唤正义、礼赞和平，不忘国人所褒扬的“义”应该是敞开的、包容的，它不单要面向一时一事，还要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空间，直至永恒。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义气”理解成了“义”，往往将豪狠理解成了勇敢，往往将不怕死理解成了壮烈，于是许多杀人者都被鲜血染成了榜样，许多杀人事件都被鲜血染出了光荣，似乎这也是一种传统。关于杀人和被杀，一部《史记》早已多有详述，古人当然不会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他笔下的人物，可是，若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当下某些“走红”之作，又有几多超越了两千年前的太史公？
这里仅说五位“名垂后世”的刺客。
曹沫：即兴表演
司马迁对刺客情有独钟，在《史记》中专为列传，开篇第一位即曹沫。
鲁国大将曹沫虽有“勇力”，却三战三败，吓得鲁庄公赶紧向齐割地求和。然而，两国会盟时，曹沫却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要他归还土地，桓公只得答应，于是，“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在这里，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只能算半个刺客，他并不想把齐桓公杀死，只是想拿匕首吓唬吓唬人罢了，他的用意只在为自己消除国土沦丧之耻，说到底还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目的。看他的理由：“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
强者有强者的逻辑，弱者有弱者的逻辑。曹沫表面显得勇猛，执行的却是弱者逻辑。当游戏双方实力过分悬殊时，弱者便会大义凛然地破坏游戏规则，他们自己会觉得顺理成章，旁观者也会觉得情有可原，这时弱者的逻辑实为无赖逻辑。至于强者，只能无条件地遵守被破坏的游戏规则，以示强者的尊严。大人不计小人怪，强者不跟弱者一般见识。所以，曹沫耍完无赖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齐桓公虽怒，为了不“失天下之援”，也只得装孙子，“既已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
正是：无赖因无赖得天下，英雄因英雄失天下。其后刘邦和项羽即如是。
专诸：行货的下场
伍子胥劝吴王僚伐楚，吴公子光说他“欲自为报私仇也”，伍子胥则看出公子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所谓“内志”，就是杀吴王僚取而代之。伍以公掩私，光则以私掩私，二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既各有所图，就可达成“一致”，互为利用，伍子胥要利用吴国报家仇，公子光要利用伍子胥得到吴国，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在他们两人中间，专诸成了工具。伍子胥把专诸送给公子光，专诸替公子光杀了吴王僚。且听专诸行刺前所作的一番利害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就是说，他抓住了吴国处于内忧外困的“绝好时机”而大功告成，于是公子光成了吴王，伍子胥成了权臣，专诸成了烈士。私心的力量是强大的，为成一己之私，他们对国家兴亡已全然不顾。私与私联合成的“公”是可怕的，私与私媾和出的“同”是可怕的，他们对外称公义，对内称同志，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一个“私”！
公子光对专诸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听听，说得多感人啊，说着“我就是你”，目的却是让人家去死。可专诸也不是傻瓜呀，他为什么就听从伍子胥的，听公子光的，心甘情愿去献身呢？个中原因太史公也没交代，但最后有一句“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莫非专诸拼了命就是为了给儿子换个官做？若为此，或还说得过去。如果仅为名，我只能当他是傻蛋：明摆着伍子胥公子光只是把他当成了“行货”。这样的刺客也够可怜的。
豫让：行为艺术
豫让是一个执著的刺客。
最初豫让追从范氏、中行氏，但“无所知名”，后来“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等人诛杀，豫让的复仇事业也便悄然开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也。”从豫让的话里可以看到，在未行动之前，他已判定自己“必为……而死”，这样才可“报智伯”，至于“报仇”与否，反倒不怎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死。
第一次行刺，豫让看中了厕所，更名改姓为“刑人”，在那臭烘烘的地方等着赵襄子如厕，谁知赵襄子心眼太多，识破了他的企图，这当口豫让只有死的份了，然而赵襄子偏偏没有成全这位刺客的美意，反而夸他为义人、贤人，“卒释之去”——把他放了。
不过，赵襄子的宽赦并未熄灭豫让复仇／赴死的欲念。有人劝他佯装归服赵襄子，骗取信任后再“为所欲”。可是豫让却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他不愿做一个“怀二心以事其君”的卑鄙小人，他要做个让“天下后世”那些“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感到羞愧的正人君子。天下——空间、后世——时间，难得豫让将复仇／死难之事思虑得如此阔大，再联系到他“漆身为厉（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的举动，直觉得豫让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行为艺术家，对他来说行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自残肉体，是他的拒绝和坚守。
很难想象豫让扮作乞丐会有接近赵襄子的机会，当然也很难想象他埋伏在赵襄子“所当过之桥下”会有什么奇迹，暴露是必然的，这次“行刺”的结果又是未曾出手便成囚。在赵襄子眼里，豫让的执迷不悟有些不可理喻了，所以他没有再一次予以表扬，而是不无嘲讽地提起了陈年旧事：想当年范氏、中行氏可都是被智伯灭掉的，你非但没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质”于仇人智伯，现在为什么单单非要为智伯报仇？假如这时豫让不开口，他的表演可能会更有深度，谁知他偏偏说出了理由，这一说不要紧，使得这位行为艺术家大大跌份了：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了他自己，看来如果智伯没有给他开小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委质于赵襄子。他的做人原则何尝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这也叫义？这也叫贤？说到底，不过私心而已。他的是非标准就是自己的荣辱得失，给他好处的就是好，对他好的就是好，不管那“好”有什么背景和缘由。在这点上，一千多年后的武松正是以豫让为榜样的，那“施恩”略施恩惠，就把这位打虎英雄收伏了，就能撺掇着他去打人行凶。这也叫“义举”？这种为一人计的报恩、报仇，岂不可悲、可怕？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施恩”，明摆着带有目的性、功利性，一方面是“施”，一方面是“恩”，施恩者在给予之前就已预算好了回报，只是为了获得加倍的偿还。
在我看来，赵襄子对豫让有过一次不杀之恩，并夸他为义人、贤人，也算得一位知己，他若杀了赵襄子，便是不义之人，若归属赵襄子，亦是不义之人，报恩与报仇拧在一起，可见，无论他怎么做都有悖于“士”的标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行刺？在赵襄子看来，豫让有一次行刺的表现就足够了，自己有了一次宽宏大量的表示也足够了：“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所以当豫让再次行刺时，赵襄子便有些不耐烦了，他当然不会想到豫让也有他的苦衷，他不知道正是他的所谓宽赦，把豫让推进了复仇的牛角尖，作为一名刺客，豫让只能把行刺进行到底。
豫让再次行刺的结果注定了要“失败”，且看他临终前的慷慨陈辞：“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顾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人是杀不了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杀人家的衣服，且是“拔剑三跃而击之”，在这一刻，行为艺术家豫让的行为艺术达到高潮，从形式上完成了他的“死士”之旅。即便这样，赵襄子还“大义之”。他自杀了，赵国志士还“皆为涕泣”。由此可见，豫让的行为艺术当时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要是拿到现在，他的这一表演肯定没有市场，不光引人发笑，还会有人骂他傻×。
豫让，可能是最早为行为艺术献身的人，这位行为艺术的先驱，以他的死完成了对“义”的诠释。
聂政：为杀而杀
豫让是“为知己者死”，聂政是“为知己者用”。豫让视智伯为知己，是因为智伯给他“国士”的待遇，那么聂政是因为什么引严仲子为知己的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金钱，因为素不相识的严仲子不远千里给他送来了“黄金百溢”。从这点看，这两位同时代的刺客倒有共通之处。
我这样说也许有点俗，也有点损，事实上人家聂政并没有收下严仲子送来的钱，单从这一点看，他的风格要比我们当代的某些漫天要价的杀手高多了，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既然聂政没被收买，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走上替人行刺的不归路呢？因为严仲子发掘并放大了他的人生价值。聂政本来就是一个在逃的杀人犯，一个“降志辱身”混迹于市井的屠夫，忽一日有人上门拜望／送礼，还夸他“义甚高”，怎么不令他受宠若惊？虽然聂政当时并未慷慨应允，而是以老母需奉养为由，推说“政身未敢许人也”，但是内心深处已被严仲子征服。所以，当老母辞世后，聂政立刻找到严仲子门上，主动要求“为知己者用”。原来严仲子是从两个方面打动了这位勇敢之士：一是严仲子乃“诸侯卿相”，却能礼贤下士，亲自拜会一个小小的屠夫；二是因为聂政“未有大功可以称者”，严仲子却能亲自送上黄金百溢，真乃“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聂政从精神上得到了极大满足，既然人家这样看得起他，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你的仇人是谁？让我去干掉他！不问缘由，不问善恶，只问是谁，只管去杀，这就是知己之用！
就因为人家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屠者聂政就豁出了身家性命，甘愿为之献身，这样的刺客与屠夫何异？人家明明就是冲着你是亡命之徒来找你的，人家明明就是来收买你的生命的，为什么你还感激涕零，把那不怀好意的人视为知己，视为恩人？难道这样的杀手脑子里都缺水？难道真的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杀手们只是为杀人活着？
荆轲：谁是英雄？
五刺客中，荆轲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出名的一位。虽然他失败了，却被看作失败的英雄，荣耀身后两千年。先前只知道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知道他与秦王拼死逐斗时的激烈，而读过《史记》之后，才知道了荆轲些许底细，才知道在未成英雄之前，荆轲不过是一个挂剑游荡的投机分子。在榆次，盖聂一瞪眼就把他吓跑了；在邯郸，鲁句践一声怒叱他就“嘿而逃去”；只是到了燕国，这位“逃跑大侠”才算找到了感觉，和杀狗的屠夫及乐手高渐离交上了朋友，成天和他们喝酒耍闹。“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就是荆卿，接着太史公话锋一转，又说他虽然爱喝酒，但为人“沈深好书”，有点像知识分子，在各诸侯国游历时，结交的都是些“贤豪长者”，燕国处士田光先生也对荆卿另眼相看（“善待之”），认为他“非庸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