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个女孩，给编辑部写来一封信，，写了二十年，却没有“成功”，没得到“重用”，没有成为“名家”，如果这次投稿还不能发表，她就不活了！“文学是最高尚的”，可是她却“工作不顺，学习不快，恋爱失败，这一切都与文学有关”。她这样说，可在信的末尾，还是对文学满怀期待：但愿她的作品能够获奖，那样或许能够改变她“不好的命运”。这封半是绝望半是威胁的信真把主编吓住了：就给她发一篇吧，免得出了人命。后来，我曾回了一封信，记不起说了什么，假如放到现在，也许我会说，文学不是自缚的绳索，而是灵动的杠杆，爱文学的人不该被它套住，应该与它相濡以沫才是。那女孩再也没了音信，不知那一次发表对她是福是祸，不过我情愿她早已把文学抛开，过上了平常日子。
还有一位退休教师，曾经多次来到我办公室，希望早日加入市作协。在托我转交的“申请书”上，他讲了三个理由：一是小学三年级日抒怀之类，严格说来离“文学”还很远。当然我不好打击他，只得说他写了这么多年真不容易，其实只要通过写作自我愉悦就够了，为什么非要入作协呢？最后他才说出了真实的想法，之所以要加入作家协会，是为了得到一个正当的“作家”名分，既能向亲朋好友证明自己，也不枉爱了文学一辈子。爱了一辈子文学，却没挣到有说服力的名分、证明，想来岂不太窝囊？所以老先生三番五次递交申请书，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可是他不知道那时作协正处于涣散状态，他的强烈意愿根本没得到正式的回应，最后我也不敢充当他的义务联络员了，只得故意躲开他，尽量不被他逮着。看着他颓丧的样子，我甚至想过设法弄个会员证给他，不管真的假的，至少可以给他点安慰呀。
我们不得不承认，多数人对文学的爱是一种病，如果抗得了它的侵害，或可获得足够的免疫力，使作品与人品相得益彰，透出凛然的风骨；如果抗不了，那么就遭罪吧，或被它折磨得没了人样，或者被它降伏，写出的东西也免不了带着阴风邪气。说起来作家都有可能是文学病毒的感染者或携带者，只是有的人因文学而重生；有的人被文学所异化；有的人嗜文学如饮酒，喝下的是佳酿，吐出来的是秽物；有的人好文学如抽烟，吸入的是毒气，呼出的是更浓重的毒气。像上面两位执著的文学爱好者，都只是把自己典押给了文学，其本质应该不算坏，他们并没有像一些人那样走火入魔，没有打着文学的幌子招摇撞骗，他们的行为即或可悲可笑，也仅止于在自己挖的坑里跳舞，就是有危险，也不会累及无辜。可怕的恰是这样一种人：他迷信文学但不会忠贞不渝地爱文学，他抬高文学只是为了抬高自己，一当抓住了话语权，他就可以黄袍加身荣登大宝了。
是不是作家、文学爱好者都要有一个放不下的梦想：用文学的登龙术，尽享浮世的尊荣？如今公益广告成天宣扬“知识改变命运”，其实老早以前，“文学改变命运”已是一条黄金定律，激励着一茬一茬的“文青”们前仆后继。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要自杀的女孩，虽然饱受挫折，仍想着创造奇迹，一夜成名天下知。在我认识的“业余作者”中，对文学怀有灰姑娘情结的大有人在，有的还没把句子写顺，就盘算着撞到慧眼识珠的王子，像谁谁那样走红全国。
曾有一位年轻人，拿了一大叠稿子来，问我看看能不能帮他出个专辑，因为工友们都说写得好，要是重点推一推，说不定能一炮打响。他的口音和我差不多，一问果然与我同乡。他激动得不得了，抓着我的手说这下可好了，没想到一开头就这么好，以后不愁写不出头了。我自嘲说我可没那么大能量，我自己写的还愁着发不出呢。翻了翻他的稿子，多数是诗歌，内容基本都是新近发生的“国家大事”，其中有一首写的是“热烈庆贺中央颁布《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他是一个农民工，在建筑队推小车，竟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着实让我惊讶。问他怎么不写点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打工经历，农村的事情。他说，那些有什么好写的？成天就是干活受累吃喝拉撒，有什么意义？“文以载道”，不就是要紧跟社会潮流，传播国家的大政方针？我说，你说得不错，写东西的确不能脱离现实，问题是像“干部条例”跟你有多大关系？它能帮你把拖欠的工钱要回来不？能让你老家的村干部多干点人事不？他说，你这个人，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你的观点有点狭隘，国家的事怎么能跟个人的事相提并论？虽然你可能一时得不到实惠，可是你想想，要是整个国家的领导干部都干好了，咱小老百姓的小日子不就好过了？搞文学就得有大胸襟，要突破小我，突出大我。我这么说你别笑啊，我也是自己瞎琢磨，不知对不对。我说，是是是，你说得都不错，但是，像你这样写下去也太吓人了，恐怕没几个人欣赏得了，至少我享受不了。他似乎很不解，怎么，和中央保持一致不对吗？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积极向上、鼓舞斗志的，对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害啊。我不得不直接告诉他，你的想法好是好，不过，诗歌不该是这样的，严格地说你写的这些不是文学。你应该有很多可写的啊，哪怕是写写打工日记，写写你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就算没什么文采，也比这些空洞的口号有意思。他挠了挠头皮，显得有点困惑，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写出来也没人看啊！再说，要是我照实写了，写农民工遭的难受的罪，那不是跟主旋律唱反调吗，谁敢发表那样的东西？我没想到他也会讲“主旋律”，竟被问得一愣，只得给他现场发挥，也不能把主旋律理解得太狭隘啊，你写的阳光灿烂干劲冲天当然是主旋律，但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真实想法就不属于主旋律吗？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写，你发出的声音不也是主旋律的一部分？我知道这样说有些牵强，未必得到他的认同，可是我也只能这样开导他，面对一个满脑子主旋律的文学爱好者，你总不能一下子毁了他的崇高信仰吧？
一个跟主旋律貌似不搭界的农民工，却具有那么强烈的主旋律意识，乍看起来很奇怪，想想也很正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主旋律就是无孔不入嘛，哪怕是最偏远地区的文（学）盲，肯定也能来两句主旋律——谁不会说几句好听的呢，像感谢感谢再感谢这样的话恐怕连三岁小孩都会张口就来。这种好听的话不就是主旋律？所以，主旋律根本不用专门学习，任何人都能无师自通。至于正版作家，就更不在话下了。不用专门强调，不用硬性要求，搞写作的大都能主动自觉地为主旋律鼓与呼，并且视之为神圣使命。
我认识一位农民作家，确是靠写作改变了命运——先是全家“农转非”，后又破格评为“国家二级作家”，公开场合他常把“感谢……”挂在嘴边，私下里却牢骚满腹，动不动就骂某些小官僚不是人玩意，骂单位头头给他小鞋穿，当然也骂他村里的土皇帝太过飞扬跋扈。不过他写的小说永远都是风清月明歌舞升平，永远都是甜甜蜜蜜其乐陶陶。我问他既然你满肚子不合时宜，为什么不说点真话，写写真相呢？他却反问我，你安的什么心？你当我傻，会往火坑里跳？真话谁不会说？真相谁不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不写，为什么？因为人家不需要真相，人家只需要你逗他玩。再说，我不写真相，人家都说我写得好，写得真实，还给我奖，给我饭吃，让我当专业作家，要是我写了真相，人家就会说我不会写，说我不了解社会现实，说我思想保守观念落后，说不定还会砸了我的饭碗，把我赶回乡下去。你说真相重要还是吃饭重要？作家不是铁打的，作家也要为稻粱谋，连五柳先生都不能免俗，何况我辈？所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人家需要主旋律我就主旋律，需要我蒙事我就蒙事，这就叫双赢，谁都不吃亏。
我嗒然。主旋律就是饭碗，你怎么忍心把吃饭的家伙砸了呢？不过我还是难以接受他的说法。主旋律就只能好好好是是是吗？主旋律只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样千篇一律的主旋律也太僵化太教条了吧？所谓主旋律，绝对不是那么单一那么浅陋，至少应该是鲜活的包容的，应该不限于一种节拍一个声调吧？然而我们的作家——尤其是“国”字号作家，往往把主旋律理解成描龙画凤的献礼工程，却懒得去丰富它提炼它深化它升华它，结果写出的作品总是喧嚣有余而底气不足，顶多热闹一番也就罢了。不仅如此，有时候“主旋律”又是某些作家“述而不作”的托辞，明明是自己写不出东西，却说不屑于写主旋律，好像是“主旋律”缴了他的枪，毙了他的才华。既然主旋律那么可怕，你可以离它远点呀，可以写点不主旋律的嘛，难道少了主旋律就什么也不能写了？所以，一听到有人把写不出、写不好归罪于主旋律，我就特别反胃，你的能力有限倒也罢了，何必再摆出一副洁身自好的架势呢，好像占了茅坑不拉屎也很高尚似的。
装大、装高尚是一种策略，装小、装庸俗也是一种策略。前面说的那位农民作家，则既会装大也会装小。在务虚空谈的时候，他们可以表现得像圣人；在涉及实际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不胜愉快地做小人。在台面上，他们是救世主、作家；关起门来，他们又说自己是普通人、俗人。他们把道德的咒语施于别人，用“人之常情”宽宥自己。一说“我们也是人，是平常人”，似乎一切都可通融，一切都可谅解，作家不也是一种职业吗，和掏大粪的、引车卖浆者流没有本质的区别，大家都要凭本事吃饭，所以作家也要接受现实，也要有一颗“平常心”。“咱们都是俗人，没办法。”我最烦听到这句话，你勇于自轻自贱倒也罢了，为何把别人“都”拉去为你垫背呢？要肮脏都肮脏，要堕落都堕落，这种喜欢以臭掩臭的人不也太可怕？尤为可怕的是，一些把人格操守、人格魅力挂在嘴边的道德操盘手，他们在纸上或公众场合谈起良知、灵魂来总是冲高上扬，一落到现实中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线，其龌龊程度绝不亚于某些无耻小人。更令人恶心的是，龌龊者不单以龌龊为荣，还要把龌龊的粪球抟得光滑可鉴，把一切都填到他的粪球里，并且教唆我们推崇它、追从它，甚至委身于它，真真是屎壳郎卖臭豆腐——甭指望它能干出什么香事来。
前不久又看到，一位已“封笔”的著名作家愤怒撰文，“无所畏惧”地“从文化上”讨伐了那些“向中华民族泼污”、“糟践中国，糟践中国人”的败类、“汉奸”、“利益集团”，为的是通过“发生在自己祖国的奇迹”，“说明中华民族在集体本性上具有非常优秀的潜质”，从而维护“中国人在全世界面前的集体形象”。看看，该作家多么会倒腾，明明是自己遭人诟病，他却转嫁给了全体有良心的中国人，反过来又充当了仗义执言的民族英雄。充便充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充了，好笑的是，这位惯于装大的国宝级人物，竟然一板正经地装起了“文弱书生”——“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独立文化人，居无定所，不交权贵，连作家协会和文联也没有参与，只是凭着我的亲眼所见和内心良知说话……”“文弱书生”这个词大概在戏文中能听到，现在乍一用在一位年过六旬的老男人身上着实地肉麻而滑稽，再加上那一串“无……”、“不……”、“没有……”的辩白，怎么看怎么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如果他那样的“成功人士”也文弱，如果当大师做明星也是弱势，如果满世界窜跶（行者无疆？）就叫“居无定所”，那么可怜的“屁民”们又该弱成啥样子？装小，装弱，装无能，装无辜，竟也成了显示低调、高姿态的必杀计，莫非只有这样才能给“内心良知”打高分不成？可是联系到他造出的那些拿撒谎当饭吃的噱头，我只能相信他的“内心良知”不过又是一个噱头，不过又是一粒“以小博大”的人工饵料。
写作，当作家，究竟为了什么？发表获奖，加入作协，成名成家，飞黄腾达，似乎都没错啊！文学不该是解放我们的心灵、为我们争取自由的吗？可是在文学的魅影里，为什么有人看到了灯塔，有人跌进了深渊？为什么用它照亮了自我，还有人用它迷糊了更多人？写作没有错，文学没有错，问题是如何写作？如何文学？如何让人成其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