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争夺激烈的社会中，其经济发展程度总能得到牢靠的保证。只要是有竞争力的商业集团，它都经历过很大程度的“充分竞争”。这是“竞争原则”的积极一面。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百分百地以“利益竞争”为立足之本，那它很快就会被金钱腐蚀掉。起码，这样会造成社会崩溃的系统危机。所以商业巨子并不都能成为控制政治权利的力量。而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管理者，政客们努力地控制所有的商业行为。因为利益斗争是有很大的风险性，充分竞争会导致社会道德和各种文化的衰落等等。因此，工业文明进行了40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商业巨子们是在社会上获得成功的，那他们就应该回馈社会，为社会做更多的“慈善活动”。
在这种呼声之下，西方国家首先发展起慈善事业，众多商业才子热情投入。早先有洛克菲勒家族，到现在有彼尔-盖茨。他们都积极地在全球展开慈善事业。但是，西方人标榜的“慈善事业”能等同于“社会正义”吗？其实回答是否定的。有时候，慈善事业是一种企业家追求荣誉的工具。他们渴望通过做“慈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或自己的经济占有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它是这样报道的：（某市）教育发展基金会联系市教委直属中小学对捐赠者给予些许回报：捐赠500万元以上的个人，其子女或直系亲属可优先联系直属重点中小学，免费入学；捐赠500万元以上的单位，其单位职工可优先入读直属重点中小学。虽然这是中国的一则新闻。但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世界慈善事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可能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发展得更成熟，但我们需要了解，当企业家的“金钱效应”达到顶点之后，他最渴望的就是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来实现更高远的价值取向。况且，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个人慈善并不能带来整个世界的安定。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经济能力极强的基金会。我们常常能在新闻媒体中看到富豪捐献大量资产给基金会做慈善事业。就表面来看，西方富豪的“慷慨行为”让我们感到肃然起敬，他们不给其继承人建造“金钱天堂”的确很让我们敬佩。但我们现在分析一下更深层面的原因，或许可以看到不为人知的慈善家的另一面。
在西方国家，商业行为都被国家严格控制。每一个商业活动几乎都与国家税收挂上钩。而最让商人们头疼的遗产税一直高得惊人，税率几乎超过了总财产的半数。商业巨子们为了寻找一个避税的好方法，于是就开始经营慈善事业。在当今世界，捐款是不纳税的。而商人们创建慈善基金会并不用捐现金，而是实物。所以说，商业家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更愿意多做慈善事业。因为他们做慈善的钱比交遗产税更划算。而纳税是法律行为，得不到任何社会声誉。而捐款救困会受到整个社会的盛赞。这无形中成为一种推销自己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只要公司股票上涨，那转让股票就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而献给基金会运作则可以避免此税。从运作方式的转变层面来说，西方商业巨头进行“慈善事业奉献”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税。例如，当初设立公司可能只投资了10万美元，以后股票价值10亿美金，这样的结果就是你的股票只要转让就基本是要纳税的纯收入了，而这些资产进入了基金会却是免税的，你的收益所得到的避税利益经常是超过你做各种慈善支出的。
拿盖茨基金会为例，从2000年建立到2006年，该基金会在全球卫生事业上的投入达到60亿美元，年支出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而微软公司的年收入都在11位数以上。如果要完全商业运作，6年时间里的纳税金额远远超过60亿美元。而在慈善事业上花钱，让盖茨的声望越飘越高远，形成无形的社会资本。
由于基金会章程保密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在基金会内部，各种利益斗争也不为人知。在私有制国家，基金会的管理者通常是捐款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大部分是富商出身。私有基金会的社会正义性非常难以保障。我们虽然在西方媒体的渠道中看到一些属于全社会所有的全公有型慈善基金会。但因为其运作的高度保密。普通民众、政治部门，甚至是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也无法知道其内部管理者的产生流程。最新的调查资料显示，西方的社会性基金会名义上是社会公有，但为了在资金上占优势。它们的实际控制者往往就是基金会的高层行政人员。而富豪们以捐献巨额资金为诱饵，使他们的后代成为公共基金会的实际拥有者。从这种角度说，公共基金会也没有全然的社会公益性，基本上是成为少数精英分子的“名利秀场”。这些富豪的子孙一开始是谋求控制基金会的核心利益，之后渐渐开始实现其家族在基金会中的长久威望。这就是西方风云人物们保持自己家族影响力的最好途径。到现在，西方国家历史上众多著名人物的名声，现在基本上都是通过他们创建的基金会而让后人记忆犹新。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西方传统的社会公益组织——基金会已经失去它本来的面目。在一定程度上，它更像一个家族内部的“小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名流的子孙们可以在基金会共同生活，并利用自己前辈的社会地位获得源源不断的慈善资金。而所谓的社会公益，也成为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根本没有道德上的约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基金不但会章程保密，而且拥有的财产数更受到高度保护。由于大量“企业帝国”将资产投入慈善机构，使当今的慈善机构资金的数量达到无法计算的地步。根据最新消息，欧美市场上价值上亿美元的极品艺术品和古董大部分都是慈善基金会拿出来拍卖的。单单中国价值百万的艺术品和古董就多达百万件。因为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有高危的社会地位，他们当年将资产以高等艺术品的形式保存起来。到多少代之后，这些本来就能值钱的古董更会价值连城。
在事业上，西方慈善基金会总是想方设法拿钱，然后像运作企业一样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并获得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慈善事业并不是主动的、真心真意的“为民众服务”的活动。事实上，谁在基金会捐款最多，谁就可以成为这个公益组织的占有者。是真正“有钱至上”规则。在拥有资产者和控制资产者之间，慈善基金会的运作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表面上的社会公益事业只是“慈善家”们施展个人抱负的遮脸布。有调查表明，在当前股权大分散的时代，一个富豪只要拥有一个经济体5%至10%的股份，那他会是集团内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慈善领域。为了显而易见地说明西方慈善基金会的性质，我们就拿美联储来说明。众所周知，美联储是美国国家领导的金融管理机关。但事实上，它却受制于美国几家巨型银行企业。很明显，美联储总是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运作，本质上已经是一家私有的中央银行。
看到慈善基金会这样的性质，其实也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运行的内因。政治方面，一些强有力的社会名流渴望创造“家族神话”，甚至想垄断政治权利。在经济领域，企业家则表现出更赤裸裸的“以钱换信”的迹象。早在2004年，世界网络搜索巨擎Google在上市之后欣然表示，公司将会将利润的1%拿出来做慈善事业。根据Google公司的规划，做慈善事业是一种投资，因为这样会大大提升其品牌价值水平。大型公司们纷纷做慈善事业，其目的就让公益家们感到怀疑。在美国，慈善事业本身已经越来越商业化。2005年10月20日出版的《商业周刊》就撰文表示，Google将在一年内花费9000万美元做慈善事业。被采访的谷歌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实际上，公益事业的捐赠也是Google的一项投资，这是我们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在的西方社会上，慈善也成为一种商业投资。
如果说西方世界现在有一个好行业叫慈善事业，那我们是否就能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进入了精神的天堂呢？其实相反，西方个人慈善事业像一针药剂，它在加剧其社会的道德损失速度。在以经济价值衡量一个人成败的今天，个人慈善并不能维护社会正义。
传媒帝国的阴影——
仰头看看我们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件大事不与媒体有关。尤其在西方世界，媒体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声音深入人心。从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到企业和个人的商业宣传，无不囊括在媒体宣传的范围之内。当科技发展到足可以让人类生活发展爆炸性变化时，信息传播成为一种最明显的社会进步现象。其实民间的、自发性信息交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系统性。此时，专业化的传媒公司就会产生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在这个空气中都充满“传播基因”的世界上，传媒帝国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西方传媒帝国的形成依靠的是技术的成熟，但传媒帝国却像一棵参天大树，庇荫着整个社会。
拿美国为例，现在的总统大选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计划就是媒体宣传战。二战之后，西方媒体行业加速发展，一些传统的报刊杂志开始脱离政党的资助，走上以投放广告市场为经营模式的独立商业运作时代。因此它们开始放弃为某一党派“说话”的局限。而是为了迎合大众胃口，不断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是表达报刊自己政治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地位得到有效提高，政治势力开始意识到，通过拥有民间话语权的媒体来为自己宣传，那将是非常必要的工作。上世纪后半叶，美国媒体为了实现表达民意走向的目的，在每次总统竞选进行期间，著名媒体集团都会对选民进行“投票后民调”。这种做法往往能很精准地预测到未来的选举大局。从前受到美国社会普遍看好的调查方式。但现在有人置疑。西海岸通常要比东海岸晚几个小时关闭投票窗口。而东海岸的“投票后民调”结果一旦出现，势必影响西海岸各州的投票走向。政治家开始发牢骚，而美国媒体却不愿放弃这个对大选产生巨大作用的民调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新媒体——电影进入政治宣传的行列中。在当时，一部记述布什总统在“911事件”前后活动的故事片在全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故事片以批评美国政府高层在实施恐怖政策失误的方式，企图将布什政府在民众面前否定。同年9月，全美电影院线又同步播映了另一部与《华氏911》针锋相对的电影。而这一斗，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即得政治利益集团的真实梦想。现在，在2004年，在大选中，美国的电影传媒的社会作用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