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娘夹了些鱼放到我饭头上，碎糟糟的，看着真像被人吃过呢！我又呕了一下，呕出一大口清水，眼泪刷一下就涌上了眼眶。窗户下一个老头开口说话了。妈妈哟了一声，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和妹妹说：“你们还没见过伯伯呢！快叫一声。”屋里的光线很暗，我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看去，好半天才看到坐在窗户下的伯伯。伯伯家的窗户很小很小，有一扇门的四分之一大，一束白色的太阳光从伯伯头顶上射进来，让我看到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帽子，帽檐软软地耷拉在伯伯的脑门上。回老家的前夜，妈妈对二姐说起过伯伯，妈妈说当年国民党来抓壮丁抓走的是伯伯，等回到驻地，他们才发现伯伯的一只眼睛是瞎的，而且是打枪要用的那只眼睛。这怎么行呢？第二天，伯伯被送了回来，爸爸当场被抓去做了顶替。想到这里，我挤到伯伯面前，好奇地去看他的眼睛。伯伯嘿嘿地笑了，并夹了一箸菜到我碗里。见我老盯着他看，伯伯弯腰冲我嘀咕了句什么，那又高又大的鼻子几乎碰到我的脸上了。把脸偏到一边，我还是那么一眼不眨地盯着伯伯的眼睛，发现他的左眼笑吟吟地在看我，右眼半睁半闭地盯在一边的门上。
我更近地凑了过去，见那只半睁半闭的眼睛里一片灰色，中间的黑眼仁像一颗炸开的包谷花。就是这只眼睛！如果它长在爸爸脸上，那爸爸就不会被抓去当国民党了，也不会被拉去游街。可惜呀！它长在伯伯的脸上，我羡慕地看着它，觉得黑眼仁上那颗包谷花漂亮极了。七吃完饭后，伯娘开始收碗。伯伯用手掌抹了把嘴，起身便带着我们去看住的地方，看我们的家。它就在伯伯家正对面，也就是进堂屋的左手边。眼前是扇油漆脱尽的小门，门槛中间出出进进已踏出一个月牙儿，门上满布大大小小的裂缝，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伯伯慢腾腾地掏出钥匙，可锁生锈了打不开，他试了几次后只得转身回去找锤子。我挤上去把眼睛凑到门缝上，里面黑糊糊的，一股带霉味的风儿凉凉地吹出来，阴阴冷冷。不敢再往下看了，我生怕里面有鬼一口咬在我的眼睛上，便退回来站到妈妈背后。伯伯提着铁锤走了过来，他把锁敲开，吱吱呀呀地推开门，浓浓的霉味一下就扑到脸上。伯伯放下铁锤，摸黑走进去打开窗户，太阳光从小小的窗口射进来，照到满屋的蜘蛛网上。伯伯转身回去拿来扫帚，一挥一挥地勾去蜘蛛网，然后走进去打开一道斜对着正门的小门，示意我们过去。
小门外面是关牛养猪的地方，爸爸讲故事的时候把这地方叫牛栏屋。进去后伯伯往左手边指了一下，妈妈哦了一声说：“我知道那地方是厕所。”我过去一看，见一个大坑上放着几块木板，人一走过去苍蝇就嗡地飞起来，很臭。赶快退回来，我往牛栏屋上张望，上面杂乱地堆着些东西，四面没有围墙，红叶子树像把伞似的撑在屋顶上，风儿吹到脸上凉凉的。忽然，我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仔细一看竟是口大棺材，就是昆明人装死人用的那种黑漆大棺材。我不相信地又看了一眼，几床破席子下真的放着一口黑漆大棺材呢！双腿一软，我一下就跪到地上，老半天才哆哆嗦嗦地说出话来：“棺……棺材，上面有口黑漆大棺材。”妈妈一把拎起我来，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那是你爷爷的棺材。”我的腿又发软了，紧紧抓住妈妈的手，颤抖地问：“爷爷就睡在里面吗？”妈妈看了伯伯一眼，压低嗓门说：“闭上你的乌鸦嘴，爷爷活得好好的，怎么会躺在里面呢？”我奇怪地问：“如果爷爷是活的，怎么会有棺材呢？”妈妈说：“这是老家的习俗，山里的老人到一定岁数后就会把棺材买好放着，对他们来说棺材就是他们以后的家了，有个棺材放着老人心里踏实。
”电影上也好，昆明人也好，都是死了以后才有棺材的，如果人还活着谁敢把棺材放到家里？有谁会把棺材当着自己的家？看着牛棚屋上的黑漆大棺材，我犯愁了，今天晚上怎么办？棺材里会不会跑出个鬼来？伯伯回到家里，打开进门右手边的一扇门，里面黑糊糊的没有窗户，就屋顶有四片亮瓦，妈妈说让二姐带着我和妹妹住。再往里走又有一间，妈妈说她和哥哥住。三间房子直通通的，墙脚一溜地长满了灰色的小菌，我伸手想摘，不料妈妈一把拉住我说：“快别动，没准这菌有毒！”我吓了一跳，再也不敢乱摸乱窜，也不敢在这个鬼气的家里待下去了。我转身出去，去找哥哥妹妹，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他们到哪里去了？吃晚饭的时候，伯伯家风儿似的刮进一个人来，妈妈拉住他要我们叫他堂哥。伯伯家有三个孩子，这事妈妈说过。两个堂姐远嫁了，家里就剩下最小的儿子，在山下的学校里教初中。堂哥身穿雪白的白衬衣，下穿一条黄裤子，脚穿一双白球鞋。他这身打扮不要说在山里，就是在昆明让人看了都格外的与众不同，我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堂哥了，欢天喜地地叫了声堂哥。他斜了我一眼，就像很难受似的嗯了一声，眉头紧紧地锁起。二姐哼了一声，扭头走进厨房。
哥哥摇晃着身子，拖长声音说：“这东西听不懂人话，倒省得我浪费口舌了。”吃饭的时候，堂哥依旧阴沉着脸，就连眼皮都不抬起来看人一下。饭桌上只有妈妈和伯伯在东拉西扯，伯伯说话哼来哼去的又没办法听懂，只一会儿我就觉得无聊了，便夹了点菜坐到堂屋门槛上。一眼望去，到处都绿油油的，心里想着堂哥，我根本无心去看，栗山岭的人怎么会那么古怪呢？吃完饭，二姐和伯娘去厨房收拾东西，妈妈在里屋铺床，堂哥阴沉着脸到家里来找妈妈。看了一眼跟在身后的我，堂哥皱了皱眉头，反手重重地关上门，我立马把眼睛贴到门缝上。堂哥和妈妈一排在坐在床上，他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妈妈就问他：“学校还是揪住那些事不放吗？”堂哥生硬地说：“一直都在扯这些说不清的事，我的入党申请几次提出来都没有通过。今天下午学校选举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市里开会，我被选中了，结果又是叔叔的历史问题把我淘汰下来。
”妈妈高声地说：“无聊，你叔叔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明摆着在吹灰找裂缝嘛！”堂哥问妈妈：“听爹爹说叔叔被抓起来了，怎么会这样呢？”妈妈摇着头说：“这事我也没想到，多少次运动他都顺顺当当的过去了，谁知这次他会抓顶帽子自己扣到头上。”顿了一下，妈妈接着说：“你叔叔是参加了国民党，但他一直在后勤工作从没拿过枪，最后又随部队起义，历史总的说来是清白的。自五一年他通过严格的政审后，五二年的三反五反和六零年的肃反就基本没有他的事了，加之他在部队立功无数，一直很受大家尊重，就是到地方都是如此……”堂哥哼了一声，说：“一个从没拿过枪的人怎么可能在部队立功？”妈妈淡淡地笑了一下，说：“那是对一般人而言，你叔叔在部队是一个有特殊贡献的人，不说他做的三项高压变压器和节能器这一类小发明，仅说他做的电动机在当时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知道吗？电动机的主要材料是镀锌钢片，这东西五五年那阵子靠进口，国内很难买到，电动机不能转动，后勤所有的机器包括汽车就得瘫痪。你叔叔当时是后勤部革新组副组长，他用淘汰下来的米格-15飞机的副油箱（镀锌铁板）制作了十台发动机，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这一大胆的创新，让他荣获华东军区后勤部特殊贡献奖，并立下一等功，这事在部队都引起很大的轰动。”堂哥问：“他真有这个本事，为什么会弄到转业的地步？”妈妈摇着头说：“转业是不得已啊！你叔叔经常出差，我拖着四个孩子，每个月家里至少有三个人生病，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才要转业的。为他转业的事，组织部长和副司令到家里来做思想工作，后勤部的新兵联名写信要求他再带他们一年，但我们真的拖不下去了。”堂哥不说话了，在那里阴阴地笑。妈妈自语道：“我们在部队的待遇可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生卿卿的时候部队有四个产妇临产，唯有我一个人被送进26野战医院，还是用部长的专车送去。
其他三个产妇住进了泉州医院，听说想吃个鸡蛋都没有，而我想吃什么就可以点什么。卿卿出生时错打了我的止血针当场昏死过去，部队立马接来泉州妇产科主任医生，硬叫她在医院守了十五天，直到卿卿完全脱离危险才离开，换个地方那一针下去卿卿可能就活不过来了。一个后勤修理工有这样的待遇，可见他在部队的重要性了，就是转业到了地方，你叔叔都没有中断自己的发明，像在部队一样晋级评先进他总是排在第一位。
”说到这里，妈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日子过得好好的，谁知去年秋天他突然爬到‘八二三’的宣传车上抢过别人的话筒，说，‘我们正处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初期，小到一颗螺丝钉都得用铁锤一下一下地敲出来，这种时候，学生不上课、工人不上班、农民不种地，我们国家怎么发展？你们口口声声地喊革命，请问你们在革谁的命？是不是想着喊喊口号天上就能掉馅饼下来了？’”堂哥恨恨地说：“他是不是疯了？这种话能到广播里去说啦？”妈妈摇着头说：“他真是疯了，那天他说这话的时候，大家正好晚上出来散步，不是疯子谁敢当众去说？我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回来后他也没有跟我说，直到第二天他被抓起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想劝他已经来不及了。
”堂哥难过地说：“他参加国民党的事已经说不清了，还当众说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他的嘴巴痛快了，我们怎么办？”堂哥说不下去了，妈妈安慰道：“你从小长在山里，连叔叔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生拉活扯地把他的事硬加到你身上呢？这些话你不会对他们说说吗？”堂哥没好气地说：“你不知道政审要查祖宗八代呀？他们可能对叔叔的行为视而不见吗？”妈妈还想说什么，堂哥突然站起身来，吓得我一转身就靠在一边的墙上。门开了，堂哥看到贴在墙上的我，一下瞪圆眼睛，牙齿咬得咯咯的响。我迎着他的目光，狠狠地盯着他，就像解放军盯住敌人那样。真是的！本来是伯伯去当国民党，爸爸顶替他去当了坏蛋，堂哥为什么要反过来恨我们？天下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