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汉禾说：“他就是宫家宝咧，平日里他像个城里人不像是疯子，春天一到他就发疯了，疯得连他屋里的人都认不出来，还会哭。”听卿汉禾这么说着，就像听伯娘说爷爷的棺材炸裂一样，我的汗毛嗖的一声就竖起来了。老家真可怕，就连疯子都怪怪的，他们写反动标语的时候脑子是清醒的，看到警察就疯了，听说要枪毙就赶快说反动标语是别人叫自己去写的。聪明啊！疯子居然比正常人聪明，如果昆明的坏蛋能学学宫家宝，那宣判大会也就枪毙不了那么多人了。回去后，我浑身开始发烫，头昏得坐都坐不住了。我想去睡觉，可妈妈说一会儿就吃饭了睡什么睡？勉强吃了几口东西我便不顾一切地躺到床上，整个人就像着火了一样，不等头挨到枕头我就开始做梦了。梦中，我回到昆明。那是一个大雾的早晨，我背着书包走在白雾之中。忽然，有人在后面叫我，回头一看是郝伟，他快步追上我问：“你家就住在这里吗？”我说：“是的。”郝伟笑着说：“我家住在你们隔壁的公路管理局里，以后放学我等你，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回家。”放学的时候，郝伟真的在门口等着我。
我俩慢慢地走着，郝伟把手里的弹弓甩来甩去，他指着远处的一个玻璃瓶问我：“你看那个瓶子，我保证能把它打得飞起来！”不等我回答，他拉开弹弓，叭的一声真把那瓶子打得飞了起来。郝伟得意地笑了，扭头对我说：“下午放学我带你到铁路边打梨吃去，你想吃多少我就给你打下多少。”我说：“我爸爸厂里的围墙后面就有铁路，我去过，从没见过哪里长着梨呀？”郝伟说：“梨树长在化机厂里面。”我惊讶地问：“是去偷梨呀？会不会被别人抓到？”郝伟两手一摊说：“我又不爬到树上去摘，是用弹弓打下来到地上去捡，捡东西你说算是偷吗？”说到这里，郝伟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弯腰捡起个烟头，撕下一小张课本纸把烟头里的烟丝放上去，然后卷成一个小喇叭叼在嘴上。从裤包里掏出火柴，郝伟擦了两下把烟点燃，扭过头来他问我：“你想不想抽一口？”我摇着头说：“不！我不想当二流子。”郝伟笑了，问我：“毛主席抽烟，解放军也抽烟，你敢说他们是二流子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垂下头说：“反正我爸爸说抽烟就是二流子！”郝伟问：“那你爸爸是什么人？”我争辩说：“我爸爸从来就不抽烟。
”郝伟说：“你的意思是说全中国只有你爸爸一个人是好人喽？”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爸爸的话错了，电影上的毛主席抽烟，解放军也抽烟，谁敢说他们是二流子？抽烟有什么不好我不知道，但小孩子不能抽烟这是肯定的。看了郝伟一眼，我打定主意不把他抽烟的事说出去，一旦老师知道肯定不让他当班长了，到时候郝伟就会骂我叛徒，难说还会打我呢！下午，郝伟真的带着我去打梨了，我们去到一个漫山遍野都长着梨的地方，仔细一看，竟是老家学校后面的小山头上，怎么过去没有发现这里长着这么多梨呢？梨树很高，像是长到天上去了，梨很大很大，水灵灵的，怪的是手很准的郝伟怎么打都打不下一个来。渴啊！我渴得要命，只得跑到井边去喝水，谁知黄泥堡的那口井莫名其妙地不见了。这时，嗓子已经渴得要冒烟了，没有办法，我只好跑回去看郝伟打下梨来了没有。去到那里，郝伟渴得像我一样，连拉弹弓的力气都没有了，软软地靠在树下。我拉着他的手说带他回去喝水，可转身一看黄泥堡不在了，栗山岭也不在了。回过头来山上的梨树全不在了，我和郝伟莫名其妙地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头上。
想着马上就要渴死了，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希望妈妈能来救我，于是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妈妈……”有人在摇我，是妈妈，我听到她说：“天哪！怎么会这么烫？赶快拧块湿毛巾过来。”一块冰凉的湿毛巾搭到脑门上，一激灵，我睁开了眼睛，发现家里人全穿着内衣内裤站在我面前。口依旧渴得要命，我沙哑着嗓子对妈妈说：“妈妈，我要喝水。”一大杯水喝下去，浇灭了那股要把我燃烧起来的烈火，几分钟后喝进去的水便从皮肤里冒了出来，只一会儿就把内衣浸湿了。妈妈一边给我擦汗一边问：“你现在哪里难过？”我怎么会难过呢？想想刚才的梦境，我不但见到妈妈，还躺在家里喝到一大杯水。我满足极了，便闭上眼睛说：“我哪里都不难过。”妈妈还在问什么，但声音遥远了，听着像蚊子嗡嗡地叫。我想避开这吵人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往前走，谁知竟走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上，很害怕，我知道睁开眼睛就能见到妈妈，可怎么努力眼睛都睁不开。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解放军，他们背着枪来到学校，用绳子捆起宫家宝就走。缨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伯娘扯住一个解放军哭着叫他放开堂哥，可那个解放军不放，伯娘就骂他土匪，还骂他是还乡团的狗腿子。
我想说被抓走的是宫家宝不是堂哥。可说不出话来。哥哥站在一边嘿嘿地笑，说解放军在为民除害。听他这么说我慌忙去看被解放军捆住的人，没想到竟是堂哥，宫家宝怎么会变成堂哥呢？翻了个身，我回到昆明的院子里，金铃带着一大群人在跳橡皮筋。忽然，大门外面传来口号声，是游行的队伍来了。我们忙跑出去看，原来是爸爸厂里拉反革命出来游行。一大窝反革命走在前面，有戴高帽子的，有剃光头的，有黑漆刷脸的，还有黑白相间刷成花脸的。我挤到前排，挨个去看，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抱过我呢！看着看着，我突然看到爸爸，他脸漆黑，脖子上挂着个大铁牌，两只手紧紧地捆在背上。我转身想跑，不料金铃一把抓住了我，所有人都伸手过来抓我，然后把我推进院子里。陈小小拿来墨把我的脸涂黑，有人用报纸做了顶高帽子戴到我头上，有人取下脖子上的红领巾准备捆我。
我拼命往后退，大声地说我没有反革命！我没有反革命！我的喊叫被口号声淹没了，有很多人冲上来打我，怪的是那拳头打在头上一点也不痛，舒服极了，人就像荡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就像仙女穿着白色的纱衣飞在天上，我不再乱喊乱叫了，幸福地闭上眼睛。忽然，我闻到医院的味道，就是那种消毒水的臭味。心头一紧，我清醒过来，一眼就看到妈妈黑黑的短发，妈妈一摇一晃地背着我走进卫生所。偏头看了一眼窗外，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我听到锅碗碰撞的声音，难道我一觉睡到了中午？妈妈抱着把我放下来，告诉医生我昨晚一直在发烧，早上烧退了现在又开始烧。医生拿起压舌板，我仰起软软的头，张大嘴巴，在压舌板压住舌头的瞬间，我啊了一声。医生转身拿起体温表，我又张开嘴抬起舌头，然后含住体温表，紧紧地闭上了嘴巴。
医生笑了起来，对妈妈说：“你屋里这妹子蛮灵气咧！”妈妈苦笑着说：“你不知道她这点灵气拖累了我多少年啊！这姑娘是抱着药罐长大，还不会吃奶她就先会吃药了，所以进医院看病从不需要你交代她该做什么。”说话间，医生把听诊器伸进我衣服里，一下按到我的胸口上。真冷啊！我想听医生表扬我不怕冷，便咬紧牙关，谁知身体不听使唤地哆嗦起来，牙齿开始打颤。妈妈帮我拢了拢衣服问：“很冷吗？”我说：“我不冷，是医生的手冷。”妈妈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医生开了些药，说要打针，妈妈让我趴在她的大腿上。裤子被拉下去，屁股凉凉的，是医生在擦酒精，我握紧拳头，死死地闭上眼睛。这时，针扎进了肉里，怪的是今天打针不像平时那么痛，就像我们玩小家家把削尖的木棍扎在肉上，于是我没哭。
妈妈拉起我的裤子，亲了我一下说：“你今天真乖！”软软地趴在妈妈背上，我们一摇一晃地回家，眼前浮现出昨天走进教室的一幕，满教室惊讶的眼神，毛金华拉着我的手，宫丽红眼睛睁得大大的说我差点死了。再往后去，我看到爷爷的黑漆大棺材，看到几个抬棺材的男人，还看到伯娘她们拉着棺材号丧。眼泪刷一下涌上眼眶，又一串一串地滚落到妈妈的后背上，只一会儿我就呜呜地哭出声来了。妈妈扭头问我：“好好的你哭什么？”我伤心地说：“妈妈，我一点也不想死，我不敢一个人睡在棺材里面。
”妈妈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屁股说：“你胡说什么呀！发发烧怎么会死呢？回去吃点药明天就好了。”妈妈说得很简单，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的声音空空荡荡的。也许明天我就会像爷爷那样说不出话来，后天就会被家里人装进棺材里去，再后天就该抬去埋了。这样一想我伤心了，眼睛一闭就没完没了地哭起来，妈妈也跟着我哭了，这样一来更证实了我要死的事，很害怕，我索性扯开嗓门放声大哭。哭啊哭啊，脑袋开始嗡嗡地叫，就像有千万只小虫子对着我唱歌。我止住哭声凝神去听，嗡——嗡嗡——嗡——嗡嗡，声音忽高忽低忽轻忽重，真是有小虫子在给我唱歌呢！我忘记了伤心的事，静静地去听，听着听着就睡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