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死后半个多月的一天，放学回去我突然看到大姐。前些天听说大姐要回来，没想到她真的回来了。大姐是从云南瑞丽一个傣族寨子转回老家的。大姐去的那地方是农村，栗山岭也是农村，农村去农村就像串门一样，妈妈没费多大劲就把她弄了回来，听说大姐身体不好是她转回老家的一个借口。只见大姐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腰扎军用皮带，外披一件没扣纽扣的黑棉袄，矮矮地站在堂屋门口神气得不得了。一看见我，大姐摸摸我的头又捏了一下我的脸，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跟我打了个招呼。大姐的亲昵举动一下把我拉回到过去，就像我们从来不曾分开过似的，不由自主地，我向大姐依偎过去。仰头看着身边的大姐，大姐还是过去的大姐，她脸色苍白嘴唇苍白，眼睛大大的，一口大马牙还是那么显眼地长在脸上。想起在昆明骂她“大马牙”，她伤心哭泣的样子，现在大姐是知青已经变成大人了，再说她的牙齿她还会哭吗？这样想着，我拐弯抹角地对大姐说：“大姐，我还以为你吃了芭蕉叶包糯米饭已经变成仙女了，没想到你的牙齿还是跟过去一模一样。”一听这话大姐的脸就阴沉下来，伸手就在我背上掐了一下。真疼啊！我打开她的手生气地说：“你掐我干什么呀？我又没有骂你大马牙。
”哥哥在一边嘿嘿地笑着说：“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牙齿是大姐忌讳提到的字眼吗？这种老虎嘴上拔毛的事你居然敢去做？”大姐瞪了哥哥一眼小声骂道：“你们这些狗东西！”正在这时，对面的叔叔娘娘们涌了过来，他们打量着大姐，都说她长得好看就是个子太小，妈妈说是她身体不好的缘故。大姐的确太矮，我看着她跟哥哥差不多高，感觉是她肩上的两条大辫子压得她长不高了。大姐的辫子很粗很粗，一根辫子我一只手都捏不住，而且很硬，刷子似的把肩头两边的衣服刷得毛茸茸的。妈妈说，大姐吃进去的营养全让两条辫子吸收了，所以长不高老生病。哥哥说原因不在辫子，贫瘠的荒山本来就杂草丛生，加之大姐心眼奇多，结果就让自己长得像颗小寸钉一样。可怜呀！听说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大姐就是因为个子太矮没能见到毛主席，急得在别人背后又哭又跳的。回昆明后，学校为赴京代表组织了汇报大会，要他们给同学们讲讲见到毛主席的感受。大姐在主席台上哭得稀里哗啦，她说她辜负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期望，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却没能看到毛主席，而且一眼都没有见到。看着她小小的个子，没有人责怪她，老师还为大姐擦去脸上的泪。
化悲痛为力量！大姐握起了手中笔，把天安门广场和北大清华的场面写出来，让同学们看了像是跟着她去了北京一样。是年龄的缘故吗？大姐离我总是那么遥远,跟我贴得近的是她那些变成故事的过去。听说大姐小时候胆子出奇的小，上一年级就要煮饭了，还要负责给弟妹早上穿衣服。因此，她常迟到，三天两头被班主任谢老师拖到教室外罚站。这个谢老师很坏，肚子胖胖的，同学们私底下给她取了个绰号“谢大肚”。那是一个冬天，大姐又迟到了，她不敢进教室，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便走了出去。天很冷，大姐见有几个逃学的人在农民的菜地里烤火，便走过去，谁知她刚把手伸出去，农民来了。点火的人跑了，被抓住的是大姐，她很快被扭送到校长办公室。下课后，谢大肚来了，她拉长脸冲大姐摆了下头说：“你先回去，放学后我会找你的父母谈的。”大姐不敢回家，一个人在街上走啊走啊，回过神来，十一点过了。想着爸爸妈妈中午要回来吃饭，大姐忘记了害怕，她不顾一切撒腿就往家跑。火刚生好，谢大肚来了。
看着生得旺旺的火，谢大肚说：“读书你天天迟到，放起火来倒怪内行的！”大姐吓坏了，打开门让谢大肚去家里坐着，自己一言不发地蹲在炉子旁发呆。妈妈下班回来，一推开门，谢大肚便扑了上来，她呼天唤地地拉住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道：“救救我啊！你姑娘在学校放火，我迟早要被她送进监狱里去。”大姐一头栽到地上。听到邻居的呼叫，妈妈冲出来，大姐早已人事不省，她裤子尿湿了，下嘴唇咬得血淋淋的。这天，妈妈没有打大姐，她带着脸色苍白的大姐去校长办公室论理，硬是叫谢大肚当众赔礼道歉。这个故事家里人说过很多次，他们一说就笑，怪的是我每听一次都想掉泪，觉得妈妈像地主婆，她为什么要叫小小的大姐做那么多事呢？真的很难过，我想啊，换了我是大姐怎么也笨不到别人想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横竖我会想办法逃脱那种苦难。从我记事起，大姐往家里拿的都是奖状，她一会儿当小队长，一会儿当大队长，最后当上“炮兵团”副司令。哥哥说时代造就英雄，凭大姐的自身条件她根本上不了这个台阶，这一点从她小学的历史可见一斑。
一个靠写大字报起家，在适当场合让自己当众昏倒的大姐，硬是凭借自己的执著和略施苦肉计当上了“炮兵团”副司令，由此可见当今的世道有多么混乱。大姐的故事我大多是听家里人说，但她昏倒的事却是我亲眼所见，而且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记得大姐第一次昏倒是红卫兵大队活动，她在台上讲话，不知是激动过头还是愤怒过头，大姐一头栽到地上，人中和虎口被人掐破了才缓过气来。老师怕她再昏过去，便叫几个男生把她抬回家。从那天起，大姐就三天两头地昏倒。有好几次我以为大姐已经死了，谁知一会儿她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姐就这样苍白着脸去当知青，又苍白着脸回到老家，让人看见她以为自己在做梦一样。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问起大姐知青点的事，大姐拉长脸说：“几次选代表去昆明开会我都被选中，而且次次名字都排在第一，结果政审这一关总是被刷下来。爸爸的历史问题是我身上抹不去的污点，继续待在那里可能得当一辈子的农民了，只看回到这里能不能找到一条生路。”妈妈说：“这里离省城远，也搞文化大革命，但没有昆明闹腾得厉害，去当工人的机会应该有。
”大姐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毛主席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一定能走出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二姐问大姐：“你们在知青点都做些什么？”大姐说：“我下乡的那地方闭塞，不可能像在昆明一样组织大型活动，我们就把寨子里的姑娘组建成铁姑娘队，小伙子们组建成青年突击队。我们两个队进行劳动竞赛，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生产劳动。作为典型我们得到省里的表扬，到处都请我们去交流经验。”二姐高兴地问：“你去交流经验了没有？”大姐苦笑了一下，说：“我不是说过吗？因为爸爸的历史问题我处处受限，所幸的是村里人对我好，生病什么的，个个都来关心，这样多少让我感到一点温暖，起码我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妈妈和姐姐们继续说着，我则在想大姐用芭蕉叶包糯米饭吃的事。趁大家没说话的一个空隙，我问大姐：“你去的那地方真的用芭蕉叶当碗？菜用火烧怎么个吃法？”大姐看了我一眼，嘀咕道：“你除了吃还关心什么？”大姐起早贪黑地忙，半个月不到她就组建起“铁姑娘”队，自己当上了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