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张之洞劝过康有为，可第二期《强学报》很快又这样出版了。张之洞虽然很不快，但没有和康有为闹僵，在表面上，他和维新派还是同路人。
上海强学会刚刚成立不久，北京强学会就因为屡屡批判李鸿章等后党卖国投降行为，而被后党分子杨崇伊以“结党营私”为由参劾。慈禧怒不可遏，立即查封了该强学会，并关闭了《中外纪闻》。
慈禧查封强学会，关闭《中外纪闻》轻而易举，因为强学会和报社及其记者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她根本用不着大老远地进京抓记者。
北京强学会及其所属报纸都被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还能办下去吗？肯定不能了！张之洞担心惹怒慈禧而引火烧身，于是立即停办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
康有为很郁闷，他因此抱怨张之洞：“江宁（南京的张之洞）处处掣肘，即使没有杨崇伊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办不下去。”张之洞没有回应，但俩人的矛盾第一次公开呈现。
幕后办报
不久，张之洞回到湖北。因为慈禧查封了北京强学会，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出面干这种冒险的事了，于是派心腹幕僚、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汪康年（1860—1911，浙江杭州人）同黄遵宪一起接管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他则退居幕后，坐观其变。
汪康年到上海后，依张之洞的指令，聘用原《中外纪闻》主笔梁启超改版《强学报》，改版后的强学报更名为《时务报》。汪康年任报馆总经理，主管财政人事大权，梁启超则任主笔，主管编辑撰稿工作。
光绪二十二（1896年）七月初一，《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此后每旬出版一期。《时务报》相当于政论性、评论性报刊，针砭时弊，激发士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之洞非常看好这份报纸，认为其“宗旨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他不仅捐了500两银办报经费，还带头在湖北搞摊派发行，规定湖北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学院、工厂等都要订阅《时务报》。
在张之洞的带动和影响下，湖南、山西、安徽、浙江、江苏、贵州、江西等省各级部门都纷纷订阅《时务报》。《时务报》一时间成为这几个省的官报，发行量飙升万余份，是晚清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另一个维新人
《时务报》办得好，全赖于主笔梁启超。梁启超在维新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康有为，他以文笔见长，其笔锋犀利辛辣，擅长讥讽时政、宣传变法、鼓吹民权、鞭挞专制，他简直就是维新派的一柄利剑。
张之洞非常爱惜梁启超的文才，他有一个想法：这么有才的一个人，如果一直当报纸主笔实在太可惜了，我要是能把拉拢过来，当我一个人的主笔，岂不是妙哉？我真的特别需要一个私人记者，我在湖北干了这么多大事，要是有一个人专门来宣传报道我该多好啊！
想到这里，他就给梁启超写信：“卓老，你来武昌待几天呗，我有事找你商量。”
“卓”是梁启超的字，梁启超还是一个23岁的毛头小伙子，年近六旬的张之洞竟称他为老先生，真是雷死人不要钱，但这足以表明张之洞对梁启超的器重与厚爱。
梁启超也有意思，他还没见过张之洞的面呢，就“吾师”长“吾师”短地叫上了。
说起来，梁启超和张之洞还颇有渊源。梁启超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编著的《书目答问》，这部书对他起到了启蒙教育作用，从这时起，他就把张之洞视作师长。不久，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在广东大力兴办洋务与教育事业，作为广东学子，梁启超是洋务教育的受益者，他自然更加敬重张之洞。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乡试中举，但次年他赴京参加会试却名落孙山。回到广东后，他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成了康有为的大弟子。
这时，张之洞已调任湖广总督，但梁启超一直是他的粉丝，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当张之洞争取到卢汉铁路的主修权后，梁启超就给他的好友、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写信：“张香帅，今世之大贤也，其权位虽然不及北宋名相王安石和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但论才能，他比这二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因为独撑败局，力争主权而众望所归、名声高涨。梁启超更加敬重他，另外，北京强学会全仗张之洞扶持资助，这么说来，张之洞也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因此，每每谈及张之洞，梁启超总是感触颇深地说：“当今海内大吏，论通达西学，深知精髓者，莫过于吾师；论博古中学，精研体要者，莫过于吾师……”还没见面呢，就称人家是“吾师”了，可见梁启超对张之洞有多么敬重。
收买未遂
既然吾师盛情相邀，那就得去拜见吾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腊月十六，梁启超从广东返回上海时，特意到武昌拜见张之洞。
梁启超清楚地记得，他拜见张之洞的日子，正是张之洞侄子大婚的日子。张之洞为了接见他，竟然撇下前来府上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开中门及暖阁迎接他。
他嫌这还不够档次，于是问随行幕僚：“要不要鸣炮相迎啊？”
幕僚回答道：“哎呀妈呀，这太骇人听闻了！只有朝廷钦差大臣和外国使臣来了，总督大人您才可开中门和暖阁以及鸣炮迎接啊，梁启超才几斤几两，他连一个七品芝麻官都不是，您怎能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呢？”
张之洞恍然大悟：哦，我的天，我真是太能搞了，太不讲究了，那就免了吧。
尽管张之洞没用最高礼遇迎接梁启超，但他却极其盛情地款待了梁启超。这天晚上，两人倾心交谈，直到深夜二更才分手。
张之洞找梁启超谈话的目的很直接：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时务院长，并进入他的幕府，成为他的幕僚。至于年薪则高得惊人：1200金。
梁启超只是一个举人，抑或是一个撰稿人，他没有任何名分，竟然得到天下第一总督的如此器重和礼遇，他真是受宠若惊，恐慌不安。惊恐之余，他正式和张之洞以师生相称。
面对张之洞的恳切邀请和高薪诱惑，梁启超要是没动心那是假的，没动心那是傻子，但通过这次深谈，梁启超深深地明白：他高价聘用我，其实就是买断我。买断了我，也就买断了我的维新思想和政治生命。我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我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只有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宣传维新思想。而我要是被他买断了，就无异于成了他的笼中鸟而任他摆布、听他使唤，甚至成了他的狗腿子。
还有，他和我们这帮维新人并非高度同心同德。尽管他力主的变革和我们推行的变法，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他毕竟是洋务派首领，他代表的是近代封建主义改革派；而我们则代表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维新改良派。他改革的是除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体制，而我们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体制，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他和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
当然，他比那些顽固守旧派要先进，而我们又比他要先进，新阶级总是要替代旧阶级。但这不会轻而易举，中间肯定会有政治斗争，甚至会有流血牺牲。因为历史无数次证明，新阶级取代旧阶级的过程，都是极其漫长、艰难和惨烈的过程。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他和我们会斗得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梁启超深有自知之明，于是他拒绝了张之洞的收买。张之洞也不便勉强，只好一声叹息。
冲突
然而，回到上海后，梁启超就和张之洞产生了冲突。因为梁启超的言论思想，严重违背了张之洞的意愿，并侵犯了他的个人名誉。
首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公开批评宋代学家倭仁误人误国，又批评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张之洞平生推崇宋学汉学，而纪晓岚的后人和他的家族多有通婚，他对其极为不满，并指示汪康年：“发表无益而有损的文章，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
梁启超非但没有检讨，反而效仿康有为大写孔子改制的文章，这更加惹怒了张之洞。直到这时，张之洞才明白，康有为和梁启超这帮人，真的和我不是一路人。
其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大力倡导民权，反对专制。在第四十期《知耻学会叙》的文章中，他无情地批判封建官场现状：不学军旅却敢于掌兵，不谙会计却敢于理财，不习法律却敢于司法……这帮人都是瞎子、聋子、跛子、残疾，还老不死（瞽聋跛疾，老而不死）！
更大胆的是，他还把慈禧比作暴君夏桀，并诅咒她多行不义，必然自毙！
梁启超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跟我作对倒也罢了，竟然诅咒慈禧姐姐，难道他不怕掉脑袋吗？他掉脑袋倒是小事，可这会连累我的啊，因为我才是《时务报》的幕后总编，慈禧要是知道我在操纵《时务报》，指使梁启超诅咒她的话，她还不得要了我的脑袋？
想到这层厉害关系，张之洞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他立即电令汪康年要严把审稿关，并警告梁启超不要因言获罪，误入迷途。随后，他又电令新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梁启超这人太二了，思想太悖谬，看了他的文章，人人惊骇，恐招大祸。因此你们要告诉送报人，千万不要再送《时务报》了。”
陈宝箴、黄遵宪是张之洞的属官和幕僚，张之洞的命令，他们不得不听。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对《时务报》进行封杀，可梁启超并没有知难而退。
不久，他又在《时务报》上直接抨击张之洞：江南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官，“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梁启超的意思是说张之洞昏庸无能，崇洋媚外，让洋教官挣走了我们国家大把大把的钱。张之洞看后非常不快，于是再下封杀令：从明年起，湖北不再订阅《时务报》！
在此之前，张之洞是《时务报》的第一发行人，他要是带头封杀的话，其他各省还能订吗？因此，《时务报》面临着生死存亡。
梁启超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的上司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而汪康年总是依照张之洞的指令，处处对他进行打压和限制，他很不爽，于是和汪康年也闹翻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一气之下辞职跑到湖南，接受黄遵宪的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
裂痕
梁启超离开后，汪康年接办《时务报》。他又依照张之洞指令对《时务报》进行了全新改版，改版后的《时务报》腔调大变：攻击康、梁的孔子改制说，推崇张之洞的明智思想和洋务实绩。这样一来，《时务报》就成了张之洞个人宣传报道的工具，他想不火都很难。
在张之洞的控制下，上海、湖北的维新运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狂澜，但湖南的维新运动，却因为有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带动，而呈星星点火之势，迅速燎原。
梁启超赶到湖南之前，陈宝箴、黄遵宪、学政江标、继任学政徐仁铸、维新骨干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就已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其学会和学报的性质与宗旨，同北京和上海的学会与学报是一样一样的。
起初，张之洞很支持湖南办学会和学报，并认为《湘学报》是讲求经济和时务的好报，但当梁启超加盟《湘学报》，再次宣传孔子改制时，他就立即对其封杀。在他的干预下，《湘学报》后来也停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湘学报停办之前，唐才常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湘报》和《湘学报》是一个腔调，张之洞看后又大加干涉。陈宝箴不敢抗令，而唐才常又是张之洞器重的门生，因此没过多久，《湘报》也停办了。
至此，张之洞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产生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只不过，双方并没有撕破脸皮，因为做官老到、处事机智的张之洞在静观其变。
